摘要：鄉村振興戰略中的產業興旺需要制度創新。要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高度上認識農業供給側改革, 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的社會化生態農業, 只有把這種多功能現代農業作為目標, 以集體經濟為載體創新生態資源價值化實現形式, 才能實現產業興旺。要在推進“市民下鄉”、深化“三變改革”, 培養“一懂兩愛”人才、發展綜合合作社、培育社會組織等方面創新制度。
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的戰略決策, 并要求“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鎖定“鄉村振興”這一主題, 使“三農”發展有了新的機遇。
然而, 近年來農業形勢相當復雜。一方面, 經過20年農業產業化追求數量型增長造成一產化農業的過剩及占絕對比重的面源污染, 中央針對性地提出了“農業供給側改革”。另一方面, 我國農業基本要素因長期被外部市場定價而發生“資本替代勞動”導致的成本上推, 再度造成20年前發生過的“地板高于天花板”現象——越是商品化程度高的農產品, 其生產成本就越是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由此, 在擴大農產品對外開放的壓力下, 農民很難獲得市場化的收益。
農業長期深陷如此多重不利困境中, 如何實現產業興旺已經成為困擾各地對鄉村振興承擔決策責任的一把手的難題。
本文認為, 在按照中央要求堅決摒棄數量型粗放增長的同時, 也要摒棄造成上述教訓的粗放市場化, 同時相應地提升把握現代市場運作機制的能力。只有根據國家生態文明轉型和鄉村振興的戰略需求, 按照XXX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新三農思想”讓農民成為財產性增收主體, 才能因地制宜深化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 才能轉向兩型農業、一二三產融合的綠色生產方式, 才能走出過去一產化農業不可能擺脫的困境。
一、鄉村振興的時代意義與新背景
“三農”問題本是工業資本向城市集中的時代產物, 是內外條件發生變化并形成復雜矛盾的客觀結果, 因而也是黨的十九大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直接體現。相對應的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 則是新時代中國向生態文明轉型變革的需要, 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一) 時代意義
中國鄉村因其獨特的習俗文化、經濟制度、生產生活形態、治理方式等, 對于社會的存續發展具有特殊的價值, 進而使得鄉村振興具有以下時代意義:
1. 有利于化解經濟危機
我們在既往的研究中提出:相對于風險集中于城市“資本池”而言, 生態化的鄉村社會客觀上發揮了“勞動力蓄水池”作用, 遂使國家得以借助“三農”為載體多次實現經濟危機“軟著陸”, 也使得鄉土中國支撐的國家現代化進程幾乎不間斷地延續了60多年。
2. 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
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8.52%, 然而仍有數億人生活在鄉村, 農戶擴大再生產的生活成本包括養老等, 主要由具有均田制性質的家庭承包地給予保障, 同時鄉村有著患難互助的禮俗文化, 因而能夠應對城市失業或經濟蕭條期帶來的風險。這也是中國能夠在勞動力資源都很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中靠沿海勞動密集產業崛起的內因。
3. 有利于維護生態平衡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我們祖先耕作了五千年以上, 創造了燦爛并可持續的農耕文明, 主要是因為鄉土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保持與維系著人與自然的總體平衡。今天承載著大多數居民的鄉村依然是整個中國社會存續發展的最后屏障, 因而維護并優化生態環境需要鄉村振興。
(二) 新背景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時一定要看到背景、條件跟過去不同, 進而據此設計出新的政策與制度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1. 新型大國崛起面臨重重阻力
2018年美國挑起貿易戰, 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鏈條之路因中美關系趨緊受阻, 我們需積極應對這種局勢, 一方面加強與“一帶一路”國家的產業聯系, 但風險和成本巨大。另一方面重塑內部有效的城鄉產業循環。因此, 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發揮鄉村在中國經濟社會穩定中的保障作用更加重要。
2. 不可持續的問題日益顯現
生態危機是當前人類遭遇的共同問題, 中國因為人均資源量少的國情則更加嚴重。我國不僅“城市病”越來越普遍, 而且鄉村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也日益嚴重, 因農藥、化肥、飼料添加劑等引發的環境污染與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突出。整個社會都需要遵從生態文明戰略轉變發展方式, 推動走向可持續的生態轉型。因此, 鄉村振興戰略需要與生態文明建設結合起來, 改變已經不可持續的一產化農業發展方式。
3. 三大資本過剩與政府債務加重
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普遍過剩。從縣級銀行普遍存差的現象看, 金融資本在中國也開始過剩。過剩資本在尋找新的投資領域、追捧新題材。在今天的中國, 資本已經不再是稀缺的生產要素, 進而導致資本價格和談判地位雙雙下跌。
由于金融資本具有流動性、短期性和集中性的“新三性”, 必然會脫離實體產業流向虛擬經濟部門追求短時間的流動獲利。在中國國家管控金融資本的體制下, 卻大有可能被強調“財政金融向農村傾斜”的政策利用為鄉村振興追加投入。同時, 也利于緩解其加速走向虛擬化的趨勢。
然而, 隨著在基礎設施建設與民生保障上投資 (包括拉動經濟增長所擴大的投資) 的加大, 政府負債加重, 能夠有財政盈余的地方越來越少, 因此繼續靠財政投資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越來越捉襟見肘。
4. 中產階層崛起釋放經濟增長新動力
在理論界討論中產階級崛起十幾年之后, 中央在2017年12月的經濟工作會議文件中予以明確認可。文件指出“我國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根據中國社科院2016年10月的報告, 中國已經進入中等偏高收入的國家行列。中國社科院2017年《社會藍皮書》則認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家庭人口占比達到37.4%。
崛起的中產階層有下鄉需求。他們主要集中于城市, 擁有較高的收入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 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質, 具有多樣化、個性化的消費需求。在環境污染、交通擁擠、精神壓力等“大城市病”面前, 鄉村由于其生態文化多樣性和親自然特征, 成為與城市互補的生活場域、投資空間, 提供了與城市不同的生活方式, 因而鄉村振興對中產階層或市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二、在鄉村振興中實現產業興旺需要產業創新
我們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自覺、積極地貫徹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中, 毫無疑問, 最為重要最為基礎的便是推進并實現鄉村的產業興旺。小農村社內部百業共存本來就是鄉土中國的基礎, 是鄉村之所以為鄉村的體現與證明, 因而需要以百業為題材去構思與設計產業興旺的方針對策。本文認為應該有如下新認識、新思路與新舉措, 以此實現鄉村的產業創新。
(一) 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從產業業態上看, 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已經不能就一產化農業來論產業, 應該按照“延長產業鏈, 提升價值鏈, 完善利益鏈”的理念思路, 打破產業及價值與利益鏈接中的藩籬, 推動農村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實現一二三產業在鄉村區域中的融合發展與一二三產業在企業 (合作社) 中的一體化存在。
這意味著不僅要拓展農業本身的產業領域, 農業內部產業重組型融合, 比如種植與養殖業相結合, 而且要與工業、物流、電子商務、金融保險、房地產業, 以及旅游餐飲養生養老等多種服務業結合起來, 增加與豐富鄉村產業的多元化業態。擴展并利用現代綠色農業的多種價值與功能, 提升農村經濟綜合協調的附加值。
總之, 不僅縣域經濟中的農業要“接二連三”, 工業企業也要前伸后延, 服務業要發揮自身對農業的在地引領與對接作用, 通過組織與制度的創新培育利益共同體, 整合并優化配置鄉村的資源資產。
為此, 要從基礎設施建設、政策法規、人才技術上頒布優惠政策, 放開進入限制, 放活監管機制, 正確積極高效地利用政府資源特別是要發揮好政府的統籌協調作用, 因地制宜、循序漸進推動鄉村的產業融合發展。
(二) 發揮農業的多功能性 (創意農業)
在鄉村振興承載生態文明轉型的新時代, 實現產業興旺特別是要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客觀上就要求發展多功能農業, 或者說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關鍵點、創新點與基礎都在于各地結合本地資源環境條件推動農業多功能的開發、多價值的實現。要充分展現其在政治、文化、教育、生態、社會、休閑娛樂等方面的功能, 特別是在養生、養老、養病 (或稱康養、壽養、醫養) 等方面的價值。
要因地制宜貫徹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農村經濟多元化業態調整, 就要重視現實各種資源的多元化價值, 具體包括對鄉村中歷史文化資源與自然生態資源進行開發利用, 開展多元化的社會活動, 征集或豐富鄉村創意題材, 發展創意農業, 發揮農業多方面的價值功能,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滿足中產階級引領社會消費趨勢帶來的多方面需要。
這應該是各地貫徹農業供給側改革、服務鄉村振興的統籌安排, 為過去農業產業化中簡單理解的二產化 (加工業) 與三產化 (服務業) 提供了新的轉型路徑與調整內容。
(三) 發展社會化農業 (城鄉融合)
隨著中央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要求摒棄GDP考核, 生態文明的多樣性內涵也要求社會的單向度價值發生轉變, 即從產業資本化向社會生態化的轉型。只有通過農業的社會化才能實現生態化。生態資源多樣性與人文社會多樣性的對立統一, 是生態文明多樣性內涵的本源。在不同氣候帶之下的淺表地理資源的顯著差異性, 本來就是人類漫長歷史中以多元化農業和多樣化社會為主的客觀條件。
社會化農業是農業生產要素的配置提供、日常的經營管理、前提的規劃設計、產品價值的實現應該有多方力量共同參與, 優勢互補, 彌補個體經營的局限性或不足, 增強、優化農業發展的條件, 拓展農業的潛力與功能, 包括為農業生產提供更穩定的保障, 共擔農業發展的成本與風險, 共享收益與價值。
社會化農業可概括為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各個環節的活動包括其產業鏈的延長與附加值的擴展需要社會的廣泛參與。在發展社會化農業的過程中需要合理健全的制度設計、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同時需要市民下鄉參與, 共同推進生態文明時代社會化農業的發展。
社會化農業, 不僅意味著人與自然復合的生態系統全面修復, 也是構建城鄉融合的共享經濟的新領域, 有利于形成多元社會群體互動的良性治理體系。
(四) 發展“兩型農業” (立體循環農業)
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農業不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 而且具有原料供給、就業增收、生態保護、觀光休閑、文化傳承等功能。”在這個對現代農業六大功能的歸納中, 最高層次的是農業的文化傳承功能。農耕文化中的許多理念、思想和對自然規律的認知, 比如應時、取宜、守則、和諧, 構成了華夏文明的主要哲學內涵, 維持中華民族繁衍至今。
然而, 現實中的農業是工業化特別是化學化的農業, 是工業文明的產物, 規模大、品種單一, 不利于保持生物多樣性。同時農藥、獸藥、飼料添加劑和化肥的濫用, 成為造成農業面源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的主要原因, 直接破壞了生態平衡。例如, 山東大棚下面的土, 已經沒有任何有機質, 因此就挖地三尺, 買東北的土來填。這種農業發展方式曾經被當做現代化典型, 盡管其既不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特別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要求, 也不利于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特別是發展多功能農業的客觀需要。
因而, 要傳承中華文明歷史, 就要促進農業的生態轉型, 發展中央要求在2020年實現的“資源節約型, 環境友好型”農業, 即兩型農業, 發展立體循環農業。不僅傳承歷史, 還能保留、維護優美、清潔、干凈與物種多樣化的自然環境, 滿足人們對休閑養生農業的需要, 進而確保鄉村滿足“四洗三慢”的要求, 即在鄉村中以新鮮空氣洗肺、山溪清泉洗血、有機食物洗胃、鄉土文化洗心, 實現慢食、慢村、慢生活, 使歷史傳承于幸福生活之中。
(五) 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鄉村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 看似阻礙著鄉村的改造發展特別是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 但小農經濟將長期存在, 這種家庭經營的形態能適應不同水平的農業生產力要求。中國即使加快城市化, 達到70%的城市化率, 仍然有約4億人口生活在農村。總之, 大國小農,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國情農情之一。
我國不可能通過消滅“三農”來解決“三農”。關鍵問題在于怎么將小農經濟與現代化結合起來, 對此XXXXXX強調“小農經濟長期化”與重構集體經濟, 就是只能通過發展集體經濟的辦法引導小農經濟走向現代化。這也符合鄧小平針對農業現代化問題提出的“兩個飛躍”的理論。 同時, 鄉村是以集體為基本單元進行資源配置、生產協作、社會交往與習俗活動的, 自古以來都是集體在給成員提供著最后的社會保障。現在我國是以集體為基本單位擁有土地所有權、分配土地承包權、維護或整合土地經營權, 因而堅持并發展集體所有制經濟, 有利于鞏固鄉村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有利于鄉村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有利于為農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與福利保障, 有利于打造或穩固鄉村生活共同體。總之, 在鄉村振興時代, 唯有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才能克服小農經濟的局限性, 增強鄉村自我建設與發展的能力, 同時為城鄉融合發展, 建設生態文明提供經濟保障與對接的制度環境。
三、產業興旺需要制度創新
實際上,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 發展何種產業, 怎樣實現產業興旺, 人們并不缺乏相關的思路與想法, 甚至不缺乏相關的政策支持。但是產業興旺在現實中遭遇著一些瓶頸, 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制度問題, 這些瓶頸已經開始累積成制度性的束縛了。應該通過先行先試, 創新制度, 培育與創造實現產業興旺的環境條件與動力機制, 把實現鄉村振興特別是產業興旺本身, 作為一個制度創新的過程與結果。因此, 實現產業興旺需要鄉村開展繼土地改革、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家庭承包責任制之后的第四次制度革命。本文認為關鍵的制度創新有以下五項:
(一) 制定新政策推動“市民下鄉”參與鄉村振興
城市中產階層群體崛起, 帶來了更加多元化的消費需求, 尤其是對休閑旅游、文化品牌、安全與健康、生態環境、生活品質等具有以文化與安全為內在屬性的消費品需求。農村地區的生態環境資源、文化資源、社會資源等, 客觀上恰恰都屬于中產階級的消費范疇, 潛在的增值空間巨大。比如, 過去不作為要素的空氣、田園風光、風俗人情等被中產階級視作精神產品、文化產品。除了一般性的旅游、休閑、養生等, 中產階級下鄉居住和親子教育、體驗式教育、參與式教育、傳統文化傳承等結合。離開這些需求與條件, 就談不上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也談不上發展多功能現代農業與社會化農業。
因此, 應該鼓勵和引導城市居民以及社會資本進入鄉村, 在鄉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 參與合作社及中小企業創辦, 推進各種鄉村與農業創意題材的創造、開發與經營, 或在鄉村長期居住、生活。如城市家庭租入農戶土地經營權開辟家庭菜園;租入農戶多余房屋或房間用于療養度假或者開展農家樂、民宿等經營活動。
(二) 深化“三變改革”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
在長期去組織化條件下, 農村集體經濟的重建是一個難題。農村集體資產, 一方面所有權非常不清晰, 大多數資產僅以資源的方式存在著。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經營管理和公平的利益分配。因而, 很多地方通過借鑒貴州六盤水“三變 (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 ”的改革經驗, 推進本地集體經濟發展與農民受益。但是現實中的“三變”改革還屬于“一級市場”的制度創新, 作用相對有限, 有待向資本市場深化。本文認為, 有三種方式與步驟可以重建集體經濟:
1. 與村社可持續生存相關的資源性資產, 在確權時應該被明確為集體所有。比如山林、水塘、廟宇等, 這些資源性資產和村社可持續發展相關, 可稱為生存性資源性資產。和生存有關的這些資源應該確權給集體, 整個集體資產的產權邊界是以村社的地緣邊界為邊界。從這個角度來說, 資源性資產確權是促使資源形成集體經濟資產的第一步。
2. 資源內部化定價使之成為可交易的資產。首先, 借鑒股市發行人制度在村內發育“一級市場”, 由村級組織發動本村農戶參與協商, 通過內部化的原初定價, 來實現村域內的資源變資產。其次, 開放外部投資形成“二級市場”, 也就是從內部化完成原初定價過渡到吸引外部投資人, 促進要素再定價產生增值。即在這些村級集體資產形成過程中, 完成原初定價的資源要素如何通過集體組織提高農民的對外談判地位、吸納外部投資人進入鄉村資產交易的“二級市場”, 實現鄉村資產要素再定價或稱要素重新定價。最后, 村集體建章立制只做資產管理和收益分配——集體一般不搞經營, 而是把完成定價的資產入股到綜合性合作社或村內私人企業, 集體負責改善經營環境。
3.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為界, 請上級政府把各類下達資金捆綁用作鄉村組織創新的“杠桿”, 作為建立集體經濟組織的啟動股本金, 使集體經濟組織坐擁成規模的資金, 成為吸納農戶資源配比入股的做市商。在有條件的地方, 此做法應該是第一步。
通過以上三個步驟不僅實現了資源變資產, 而且完成了資產的定價直至交易與投資, 保證了資產的保值增值。進而在對接市民下鄉與城鄉融合的過程中保障集體與村民的利益。
(三) 培養重用“一懂兩愛”人才
筆者在調研與實踐中發現, 人才不足特別是“一懂兩愛”人才的缺乏是最終制約鄉村振興特別是產業興旺的關鍵問題。為此, 應培養重用“一懂兩愛”人才。
1.教育要回歸社會公益事業的屬性, 國家要加大公共財政對教育特別是農林院校的支持, 限制規模化特別是產業化的教育發展, 保證教育是教書育人的神圣事業而不是某些人借機盈利發財的商業活動, 同時要保證教育是培養德智美體全面發展的人才而不是制造人力資源特別是商業機器的工具, 保證教育特別是農林院校能夠給鄉村輸出合格的“一懂兩愛”人才。
2.改革完善大學生村官乃至基層公務員的選拔與培養機制, 加大選聘大學生村官的力度, 放寬大學生參加選聘的條件, 但在選拔上明確“一懂兩愛”的要求, 將“一懂兩愛”要求落實到大學生村官乃至基層公務員的選拔考試特別是面試環節上, 并在上任后的試用期內做“一懂兩愛”的考察評估。更要在大學生村官任職期間內培養并增強他們“一懂兩愛”的素養與能力, 圍繞“一懂兩愛”增加并優化大學生村官的培訓培養機制, 與合作社管理培訓、鄉村治理革新、農業技術推廣、農民培訓、鄉村精神文明建設、項目發展等工作或活動結合起來, 促使大學生村官深入全面精準地認識農業與農村, 熱愛農民與農村。
3.引導青年返鄉創業, 鄉村離不開青年人, 青年人也需要鄉村, 特別是在鄉村振興與生態文明時代, 在外的青年人特別是青年大學生返鄉創業將會成為一支充滿希望的新生力量, 他們有文化、有熱情、有視野, 因而應該被培養成“一懂兩愛”的人才并服務于鄉村振興事業。政府應該采取措施, 制定優惠政策鼓勵與扶持青年人返鄉創業, 支撐鄉村的可持續發展, 最終形成鄉村振興的主體力量。
(四) 創新體制機制發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社
創新農業專業合作社的組織方式、制度規范與管理模式, 擴展與充實合作社的功能與業務內容, 特別是要推進合作社的規范化建設, 形成“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綜合合作社, 作為發展集體經濟的主要途徑與載體, 承接集體資產的經營。吸收社會組織與城市市民參與合作社, 建立合作社多方參與、共擔風險與成本、共享收益與價值的機制, 保持與維護合作社的準公共品屬性, 發揮社區服務的功能, 也讓合作社成為社會農業、多功能農業、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主要載體與基本組織方式。
為此, 政府要在政策、人才、技術、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上為其提供扶持, 包括下派縣級供銷社工作人員給合作社配備“經理人”, 其工資待遇由公共財政支付, 人才由合作社使用, 負責管理合作社的日常事務。
(五) 轉變思維與導向培育發展社會組織
制定政策促進、引導本地的人財物參與鄉村振興特別是社會農業、多功能農業、兩型農業、一二三產業融合與集體經濟的發展。鼓勵與支持本地各行各業人士特別是專業人才、鄉村賢達與知識分子乃至熱心人士等成立專業協會或民間組織, 推動他們加強溝通與協調, 整合統一鄉村振興的資源與力量。倡導、鼓勵與支持農民工、大學生等返鄉創業, 成立相應的組織團體, 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技術、理念、文化創意、熱情與干勁。
總之, 引導各種社會力量形成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體力量, 支持社會組織積極參與鄉村振興事業, 發揮其連接鄉村居民與城市市民的橋梁、紐帶、媒介的作用, 使鄉村振興成為全社會的共同事業。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行政管理改革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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