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鄂西南N村產業個案的分析
摘要：產業的興旺是一個地區發展的靈魂所在，亦是貧困地區探索發展內生動力的主要舉措之一。產業的發展作為精準扶貧的重要策略，事關減貧實效，事關脫貧成效的鞏固。但是如何基于自身實際情況，找到一條能夠最大化促進本地區脫貧致富的扶貧產業興旺之路，仍是一個擺在面前的難題。本文通過行動----過程這一視角，對鄂西南N村的產業個案發展過程進行分析，從選擇與確定、運營與管理、實施與效益、扶持與調整四個行動----過程縱向了解了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針對在產業興旺之路中衍生的實踐困境，從基礎遴選、規劃引領、主體培育、多元升級方面提出了一些可以參考的意見，以期為農村的發展、農民的增收、農業的振興提供現實遵循。
關鍵詞：產業興旺；因地制宜；行動-過程
一、問題的提出
貧困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面對的現實難題和發展困境。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發展產業是實現脫貧的根本之策，是推動脫貧攻堅的根本出路。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推進貧困地區開展扶貧開發工作，更加有效的深度的解決貧困地區的貧困問題，是一個重大且具有意義的現實課題。而“精準扶貧”、“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戰略的提出為中國消除鄉村貧困供給了現實可行的方案，但是隨著而來的問題就是如何采取更為有效、更為合理的扶貧方式，這成為許多學者的探索研究的視角。
總的來看，目前關于貧困地區的扶貧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扶貧思路：一是參與性的多元扶貧。這一思路在于多元，構建政府、企業、農民的多元參與；二是資源整合的社會扶貧。這一模式主要指在精準扶貧實施過程中，廣泛調動整合教育、社保、交通、衛生等各個領域的資源配置到鄉村一級，如N村落實的衛生部門“五位一體”，水利項目的“兩免一補”，就是最好的印證;三是行業類專項扶貧。這一研究側重于認為以某一行業為著力點，比如金融類，僅僅突出該行業在扶貧開發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無意對所有有效的扶貧開發模式進行研究，僅僅通過實地調研、個案分析，重點論述產業扶貧這一扶貧模式在精準扶貧、鄉村振興中所帶來的輻射效應。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學術界已有了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兩點：一是發展階段。黃國勤（2020）認為，中國鄉村產業發展的歷程經歷了4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1949-1977年傳統產業發展緩慢發展；第二階段，1978-2000年，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第三階段，2001-2011年，新型產業不斷涌現；第四階段，2012年至今，鄉村產業“綠色”轉型。二是存在問題。李東慧、喬陸印（2019）認為,精準扶貧發展框架下產業扶貧存在許多問題，主要包括政府的選擇上、隱性配套帶來的地方社會壓力、責任連帶關系、產業同質化等四方面降低了產業扶貧的實際成效。劉芳、徐興文（2019）也從四個方面分析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產業扶貧的困境，資源配置陷阱、產業發展“雙低”難題、幫扶企業的“三高”困境，面臨的多重矛盾。三是解決對策。蔣輝、劉兆陽（2020），認為亟需從優化結構、完善發展平臺、健全動力機制、培育發展主體等方面構建完善的鄉村產業政策體系。 事實上，產業發展理論層面的研究成果已經較為成熟系統，為本文的從行動-過程視角的研究提供可鑒的理論基礎。
本文的材料來源于鄂西N村產業發展的多個實際個案。N村是一個2017年市級層面脫貧的行政村，由750余戶家庭及2700余人組成（其中，貧困戶285戶915人，未脫貧4戶7人，貧困發生率0.26%），在為實現脫貧的過程中逐漸發展了三大合作社（分別為：蔬菜合作社、小水果合作社、茶葉專業合作社），形成了“主體產業”發展與“貧困戶帶動”效益的雙促進，產業發展取得了實際成效。2018年N村正式步入脫貧成效的鞏固提升階段，擬打算與A集團合作，利用N村的水上旅游資源，建設水上運動公園，但這一項目在歷經接近兩年的積淀之后，暫且尚處于停滯階段；另外N村正在規劃扶貧車間的建立，但是目前也處在征地剛完成階段，離修建完成到真實受益仍需一定時間。在這個N村扶貧事業發展的鞏固提升階段，該村的產業項目發展從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后扶貧時代產業發展的現實困境，本文試圖通過N村的產業實踐，透視扶貧產業發展的方向，以期為貧困地區通過產業實現致富同步邁進提供可行的借鑒與路徑經驗。
二、架構邏輯：N村產業發展的過程分析
產業發展所存在困境是從現實社會生活中呈現出來的，因而也需要從生活世界的視角，以實地調研為基礎，把握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現狀，而不是僅將貧困地區產業要發展局限于理論和方案的制度化。因此全面地、深入地認識與理解N村的產業發展邏輯過程，是本文行文開展有效的論述的基礎。
（一）清晰化和簡單化的產業發展
N村在實施精準扶貧戰略初期，利用已有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成績，即發展起來的柚子和柑橘，以及獨特的氣候、土壤條件，發展了低山茶葉、應季蔬菜，應用而生了三個農業型的合作社。
蔬菜合作社。該合作社自2013年發展至今，為了實現轉型發展，轉移當地老弱婦女等勞動力，大幅增加農民收入。具體做法為：充分發揮土地優勢，按照“合作社+基地+農戶”等形式，耕種西紅柿、辣椒、馬鈴薯、白菜、茄子等農作物；并流轉土地800畝，建設蔬菜基地500畝（流轉土地300畝），馬鈴薯種繁基地300；發展散戶120余戶，修建田間機耕地路3公里。目前該合作社以輻射了4個行政村約300戶農戶入社，其中包括建檔立卡貧困戶43戶118人。
茶葉合作社、水果種植合專業合作社。這兩個合作社的負責人屬同一人，是一個專門的運營機構，這兩個合作社的經營模式為：合作社免費統一向農戶提供種苗、化肥、農藥、技術指導等，農戶負責茶葉、柑橘柚的種植管理，生產成熟之后合作社負責包銷。這種合作化社公司＋合作社＋農戶模式的組建是一種共同承擔經營風險的特色產業形式，既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政策和資金，也改善了產業發展條件，是一種當下許多農村產業發展的主要模式，也是N村產業發展至關重要的一個發展形式。
（二）擱淺的環節
已有的三個合作社在N村發展規模算是數一數二的，但是這種以農產品為主要經營對象的模式就很容易受客觀條件的限制。比如茶葉合作社在2019年，就出現了茶葉供大于求，導致許多農戶采摘的茶葉無銷售出路的現象。2020年因疫情影響和茶葉合作社負責人的更換，導致茶葉種植戶茶葉無法銷售，不得不將茶葉販賣給其他村的專業合作社，本村居民私下有怨言。因此，要想從產業上帶動貧困戶增收致富不僅需要大規模生產、廣闊的銷路、科學的管理，還需要從其他途徑想辦法，比如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應對措施和機制。
（三）轉變中的視野
前期的三個傳統合作社的模式雖說帶動了絕大部分貧困戶與非貧困戶在傳統農業的基礎上有所增益，但是并沒有形成一種穩定的增收模式。因此，N村近年來一直打算尋找其他出路。2018年當地政府招商引資一個企業入駐，打算利用N村天然的水資源以及交通便利的區位優勢，打造水上運動公園，該項目得到了各級的大力支持，但是由于后期一些土地利用的制衡和生態紅線、天然林的影響，該項目一度擱置，甚至有傳言“不搞了”，但好在各個責任主體的積極溝通，2020該項目就會正式的投入建設。這是N村在轉變中尋求發展的一條旅游發展之路。據悉該旅游項目的大概可以輻射兩個自然小組。
另外，企業的深加工是一個地方吸引人才的、留下人才的必由之路，N村在多方建議下決定采取“公司+扶貧車間+貧困戶”的模式。目前通過招商引資引進湖北里仁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在道灣集中安置點投資450萬建設土豆精深加工扶貧車間，已完成征地和設計等前期工作，一旦這個企業修建成功，那么受益的將會是整個鎮以及鄰鎮。
三、 貧困地區產業興旺發展的實踐困境
近年來，一些貧困地區通過政策的扶持以及自身獨特的區位優勢，利用本地的產業發展基礎條件培育發展了不少特色產業項目，短期內輻射帶動了貧困戶擁有穩定的收入。然而部分地區在產業規劃選址上、部分貧困戶在參與產業過程存在諸多問題，比如“理所當然”“先入為主”等消極發展信念，嚴重的制約了產業扶貧項目實施的初衷，也間接影響了貧困地區的長遠增收渠道和產業興旺目標的早日實現.
（一）選擇與確定:資源供給配套完善客觀加重企業的機會成本
產業的落地生根不能僅僅局限于一個空想的架構，還需要一些現實的資源供給的保障。產業發展的基本資源供給包括:土地、技術、勞動力、資源以及資本類，這些要素的配置對一個產業的發展來講往往缺一不可。但從當前現實來看，貧困地區的產業扶貧亟待解決資源供給保障問題。對于貧困地區的發展而言，儲備及擁有的資源豐富完善程度是產業發展的最初一步。但是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卻不容樂觀：一方面地理自然條件的惡劣，氣候、溫度、土壤等會影響產業的選擇，尤其是對一些以第一產業為主要經營模式的合作社、廠房而言；另一方面是因為自然的限制，基礎設施，比如水電路網等方面尚未達標存在“短板”的現象，再加上農戶本身的思想文化水平不如富足之地，無形之中思維的固化模式與自身條件的顯性差距造成了整個貧困地區資源要素配備、基礎設施建設的相對滯后，客觀上對企業主體的擴散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加重了企業在選擇確定產業地址、規模以及方位上的機會成本。
以N村的茶葉合作社為例，初為一個企業下面分化的合作社之一。成立之初的區位優勢就很明顯，國道旁、村委會毗鄰。附屬在這個企業下面的還有一個農家樂，就位于合作社100米處，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產業鏈接，“在這兒，能吃飯、能買特產”，管理人說道。真實情況也是這樣，2019年之前，合作社進行的如火如荼，但是2019年開始，農家樂被封了，原因則為：用地不規范。至此之后來往散客就少了，合作社的茶葉零售額也日漸下滑，成本與產出不匹配了，一年除了茶葉旺季有專人負責，其他時間都為茶葉管理人負責管護、村委會負責下發肥料等，初步估計每年營業時間為4到5個月。這樣缺乏配套服務支撐的合作社收益就會大打折扣。
（二） 運營與管理：參與主體內卷化無形擴增產業發展變動成本
按照阿列克謝.漢密爾頓等人的觀點，政府治理越趨向基層，其公共資源越容易為記得利益者所“俘獲”，少數族裔和窮人收到的保護與獲利則越少。這類現象在學術界被稱為“精英俘獲”，意味著大部分資源的使用與收益被少數精英掌控，到貧困群體的部分就大為消減。在扶貧項目的推進過程中，產業項目委托方、實施主體和客體之間按流程與形式來互動，管理運營成本就會存在很多可變因素，而實際成效還不能完全得到保證。
在貧困地區，如果政府給予的外部援助有限，那么在多維度的貧困因素影響下，貧困地區無法建成一個穩固的產業，也就無法擺脫貧困。因此面對這種情形，政府必須綜合考慮以促進貧困地區有可持續的增收渠道，要遴選可靠地企業入駐本地區，在招商的過程難免不會加入一些運營管理成本。而后在企業籌建之初充足的自由資金這一缺口就由金融扶貧主體填補了，但是歸其根本這種銀行也具有商業性質，在向企業主體提供金融扶貧幫扶時也必然會追求自身利益，這實際上就是企業在享受政策福利的同時，承擔了絕大部分市場風險。另外從長遠規劃來看，致富龍頭企業在“費心費勁”的建設規劃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獲得某種支持占有市場。但是這種利益聯結機制會受到市場不穩定因素的影響，因此企業就會將大部分希望寄托于當地政府，以至于缺乏自我發展的動力，間接就會導致農戶在與企業合作的時候缺乏足夠應變能力，長此以往，農戶的資本與資產性投入就會有所損益。復雜的“四方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會使企業在運營與管理中存在許多難以協調的困境。
（三）實施與效應：產業聯貧帶貧弱化導致產業發展缺乏競爭
通俗來講，合作社+農戶的生產方式目前被認為是最大程度利用資源的最合宜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農戶所占有的基本生產要素得到了市場化的最大利用，而合作社或者企業也能以較低市場交易成本來實現經營目的。因而這種模式能被廣泛的應用在各地的基層扶貧實踐中。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在這種典型的合作社+農戶的模式下，政府行政主體會為了最快的實現農戶增收而將資金或者用貸款的紅利來激勵企業在本土進行發展，而農戶則將部分土地、勞力流轉給市場主體。事實上，基于這種政策目標，無論市場主體的收益如何，農戶尤其是貧困會一定會獲得股權收益分紅以及必要的使用租金或者勞務輸出帶來的按勞收入。這種貧困參與產業價值鏈的最終目的就是提高群眾的自我發展能力。
盡管現在倡導的這種合作社帶領下“造血”式的扶貧，但是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當前貧困人口的脫貧形式主要靠“政府注入”式扶貧，客觀上忽視了長效的產業規劃設計以及體系的進程，造成產業發展基礎和未來不明確，返貧風險較大。另一方面在這種模式下，農戶的參與度實屬有限，可獲得的收益也微不足道。以N村茶葉合作社為例，N村2018年共到位股權收益扶貧資金23萬元，根據實際按年6%固定回報率投資市場主體，這個市場主體在N村而言就是23萬全部注入茶葉合作社，村與貧困戶再按2：8的比例分配股權總收入。具體而言就是股權收益分紅農戶23戶，每戶40元/月，480元/年，而村集體經濟1380元/月，這就意味著合作社每年需支付22320元。但是實際上，40元的收入對個人或家庭來說，現金收入甚微，對改善生活狀況并不能起著實際性的作用，致使生活陷入困境。
（四）扶持與調整：產業持續效應漏出造成產業陷入路徑依賴
基于資金、勞力等基礎性資源與績效考核理念的制約，最初的產業選擇總會傾向于見效快、投資小或已初具規模的企業進行資本的注入，但是貧困地區以農業這一類第一產業為主，二三產業的發展是其存在的短板，很難依靠自身的不斷努力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以及一二三產業的生產要素融合，縱使資本的注入，規模不大、銷路不夠，也難以長期得到持續的投資。隨著城鎮化的加快建設，單一傳統的產業模式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現實發展需求，造成產業發展的不能提質增速，這就要求及時對產業發展實踐項目進行驗收與評估，對不符合實際的產業扶貧項目進行后續的扶持與調整，使適合貧困地區發展的產業能夠持續以高速度高質量的方式運行，擺脫現有產業發展條件的桎梏，繼續發揮其對貧困地區、貧困群眾致富增收的帶動作用。
N村的幾個合作社每年都會在政策的扶持下有去東部沿海地區--浙江進行一次關于先進農業技術管理或者電商類的培訓。據統計，N村的合作社基本上實現了不低于一次的集中專業課程培訓。N村蔬菜合作社管理人曾道：經過培訓，大概對我們合作社的發展方向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了，還是不能讓現有的電商大渠道停留在擺設階段。但是這訴諸實施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合作社業務繁忙無專業負責電商的工作人員、程序復雜讓人望而生怯等都是目前擺在解決之路上的現實困境。
四、產業興旺發展的創新整合與突破選擇
實施鄉村振興站戰略，重點在產業興旺。產業扶貧就是通過盤活當地扶貧資金，助推扶貧項目的開發，幫助貧困戶擺脫貧困，也能隔絕返貧現象的發生，從根本上實現振興大計。因此農村振興發展需要可持續產業的支撐，而產業興旺發展的創新整合需要一些符合現實需求的突破選擇。
（一） 基礎遴選：根據要素稟賦結構發展產業，增強布局的合理性
農村基本資源要素的存在是有差異性，并不是所有的鄉村都有條件能夠實現振興持久性發展。因此新結構經濟學主張經濟結構決定于要素稟賦結構，要根據要素稟賦發展產業，這樣的產業是比較有優勢的。在貧困地區實施產業扶貧戰略，需要綜考量各地區的發展基礎，依據本土特色注重產業發展的第一步，切勿隨大流片面強調產業而忽視了產業實際，造成產品“同質化”現象，出現產業“落地不見效”的困境，產生“典型很好，但我們學不來”的態度。
因此，最能實現的產業發展初衷的方式，就是在產業選址、遴選布局之初，充分了解該地的資源優勢，明確什么能發展什么不能發展，進而挑選出資源能最大化利用，投入成本低，能符合市場波動的優勢產業。這樣有選擇性的產業發展構想，是很合理的投資選擇，也是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的。因此，要想擺脫產業“水土不服”“質效不匹配”的現實困境，理應進一步依托資源要素，規范扶貧產業的遴選、布局等，破除基礎壁壘，給所有能發展的貧困地區一個可以脫貧致富的現實選擇。
（二） 規劃引領：整體謀劃適宜的產業扶貧項目發展路徑，提高產業的可持續性
整體謀劃適宜的扶貧產業是扶貧項目實施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一個真正有效且具有市場活躍度的產業必須是從申請、選擇、確定、經營到調整的完成產業行動過程。
因此，在特色產業的建設發展過程中，要有一個明確的發展路徑，要考慮以下幾點：一是因地制宜，即該產業項目實施的具體區域的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與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條件，不能盲目引入其他地域的成功經驗；二是當地群眾的發展意愿。并不是所有的項目都能得到百姓的接受，符合實際且可持續的項目才能成為鄉村振興的經濟增長點；三是市場潛力，即選擇有市場發展前景的項目。縱觀一個成功的項目在規劃制定之前，都離不開參觀學習，組織的重視，也離不開產量的支撐和可靠銷路的保障。由此可見，較好的扶貧項目是在已有的發展基礎上，有特定的規劃并確保執行的保障。
另一方面，社會大背景下的各種風險隨處可見，隨時可能爆發，提高對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的應對能力是實施可持續戰略的根本方式。因此，追求產業興旺的目標，就需要從農民的實際需求出發，不能單單局限于“數字脫貧”，既要將土生土長的種植業、養殖業考慮在內，也需要發展現代社會成型的鄉村休閑旅游等新型農業；既要以農民為主要經營主體，也離不開其他媒介的介入，比如“黨建+合作社”、“小作坊”、“扶貧車間”等基本形式。這樣多業并舉、互促互進的鄉村產業才能符合產業興旺的要求。
（三） 主體培育：拓寬能力建設渠道，激發產業發展自立性
國家政策的扶持導向下，將大量的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到貧困鄉村，輻射帶動鄉村發展和鄉村產業振興。但鄉村產業的振興與興旺并不是一盤散沙，需要加強各方主體之間的合作，用共建共享共促進的發展理念搞好政府、金融主體、市場主體、農戶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政府和職能主體要招商引資，積極引導國家財政資金、先進科技技術的投入，充當“調和劑”和“工作隊”，引導和組織市場主體、農戶之間的產業經營平衡，在規劃制定、政策支持、項目審核、資金兌現等方面履職盡責，在促銷增產方面為企業想辦法，實現資金、項目、人才、技術的落地開花，到村到戶到人；市場主體根據鄉村獨特的地域條件，借助優惠的發展生態環境，深化改革、整合資源，盤活鄉村產業發展的要素，進而實現在鄉村發展產業的獨特價值，帶動鄉村產業的興旺和鄉村貧困人口的致富增收；農民通過各類勞動力職業培訓，增強自身掌握新技術新方法的感知能力和接受能力，逐步提高在鄉村產業興旺發展中的應對水平和參與度，有效解決企業的人才、技術供應不足的現實瓶頸。
（四） 多元升級：全面探索協調發展之路，提升產業空間效應
產業興旺的重要內容就包括產業的融合發展，融合發展是解決新時代“三農”問題的重要手段。但是對于什么是融合，怎么融合？仍是未來一段時間內必須要認真研究的難題。
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 “健全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利益聯結機制”。從N村的發展實際來看，必須繼續整合資源，通過融合實現產業的興旺。一是發展基礎化的特色養殖業、種植業。貧困地區的產業除了政府等大力扶持的形式之外，以農民為主題、農村基本生產環境為依托的現代農業才是產業興旺的理想選擇。因此，可利用太陽光照足、土壤結構一半屬紫色紅沙土這些獨特的氣候、溫度、土質，繼續擴大規模性的發展茶樹、桔柚種植；生豬、山雞等畜牧養殖都具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一年下來也可以創造幾萬到幾十萬不等得經濟收益。二是已有產業的升級優化。發揮N村的鎮級窗口優勢和交通條件，在特色養殖業、種植業的基礎上，繼續謀求與加工企業的等的合作，發展果蔬深加工，打造電商貿易平臺，增加產業的知名度與資源利用的最大化。三是發展休閑旅游類的第三產業。充分利用N村的渡口以及自然河道景觀，繼續做好旅游發展，河邊垂釣、民宿都是一個很好的出路，可以逐步打造成一個“網紅景點”。
五、結語
所謂的鄉村發展，不單單是指一排排整齊劃一的房子，也不僅僅局限于條條寬闊的道路，而是鄉村建設的本質：更能符合老百姓的實際需要。但是如何基于自身的實際情況，找到一條“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鄉村發展空間，是當前乃至之后很長一個時間內需要考慮的問題。一些鄉村發展之所以成效不在，很大的原因在于沒有，就算發展了個別產業，但是前期規劃不到位，后期管理欠佳都削弱了產業的帶動效益，反而使農村發展陷入了新的困境。盡管在產業項目實施中期試圖扭轉局面，但是面對大部分成功典型案例，“學不好，學不會”的現象也不乏少數。究根結底就在于沒有找到可持續、可復制的產業發展模式。
產業興旺是產業發展的期望目標，定會存在較長的歷史周期。客觀的講，對于基礎條件較差的、資本投入較少的貧困地區發展的限制將會更多，必須從產業發展的過程中予以及時有效的調整。N村的產業發展現狀及走向實際上代表了現有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常態，基于發展帶動的目標，第一步要根據要素稟賦結構，選取優勢企業入駐開發；其次則需要整體規劃各種項目的可發展性；同時，利用現有契機，大力培育產業相關主體；最后在產業發展中隨時調整。協調同步發展，提升產業的空間效應。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譚佳，1992年8月，湖北恩施人，湖北省恩施州2018屆選調生，現就工作與湖北省崔家壩鎮人民政府，從事扶貧、黨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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