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因重點研究涉農信息化，與新農人圈有了一些深度接觸。應邀赴西安參加陜西新農人舉辦的農產品電子商務論壇，在會上發言時，談了自己對“新農人現象”的初步觀察和思考。
新農人：多元主體中的一支生力軍
新農人，正成為我國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一支新的生力軍。
什么是新農人？在演講中，我提出，應該從以下三個“新”，來認識和定義新農人，即：農民的新群體、農業的新業態、農村的新細胞。
“農民的新群體”，是說新農人是現今農民中的一個新興群體，他們從事農產品的生產經營活動并以此為業；“農業的新業態”，是指他們在自己所從事的生產經營活動中，采用了明顯區別于傳統的農產品生產經營方式，對新的生產經營方式，他們并非偶爾為之，而是使之成為新的業態；“農村的新細胞”，是指他們以農村為自己生產、生活的主要場所，從而事實上成為農村社會經濟“肌體”的新“細胞”。
新農人作為當前“三農”發展條件下的一個新現象，雖然其概念的內涵外延還有待通過進一步研究清晰化，但人們已經可以明顯認識實踐中新農人的客觀存在。
新農人的構成是多樣化的。其中，有本地農村人口，有外出一段時間的返鄉者，也有大量的外來者，他們或來自外鄉，或來自城市，其中較多的人具有其他職業背景，尤其包括了一批新知青，等。
在當前條件下，新農人從事農產品生產經營活動，主要依托種養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企業、協會等為組織載體。反之，并非所有這些組織形式都可以稱之為新農人，區分的標準在于他們從事農產品生產經營活動的方式。需要指出，在農村從事農產品電子商務經營的網商，就是新農人群體的一個組成部分。
目前，中國新農人群體的規模到底有多大，尚不清晰。比如，據2013年6月，農業部官方披露的數據，我國有家庭農場87.7萬個，這個數據的口徑是僅統計了擁有農村戶籍的人興辦的家庭農場，城鎮居民通過種種方式來農村興辦的家庭農場未包括在內；再如，我國現有專業合作社73萬戶，其中有多少符合上述新農人的標準，人們也無從得知。據阿里中心的數據，2012年淘寶與天貓上注冊地在農村（村及鄉鎮）的網店數為59.57萬個，其中經營農產品類目的網店26萬個。[1]至于其他平臺上的情況如何，尚待進一步的數據披露。然而，通過這些零散的數據、媒體的報道和對實際生活的大量觀察，我們有理由推測這個群體至少應該已達幾十萬、乃至上百萬量級，更重要的是，人們可以確定無疑地感覺到，新農人正在越來越多地涌現。
“新農人現象”
新農人正在成為“現象”。
這邊，全國有兩億多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堪稱最優的農村人口離開了土地、離開了鄉村，留守人口成了由婦女、兒童和老人為主構成的所謂“386199部隊”；那邊，卻有越來越多的新農人反向回流，來到農村、以新的方式從事農業生產與經營。值得我們觀察的是：新農人有沒有可能繼屯墾戍邊、知青下鄉后，形成農民群體受外來人口注入而結構顯著變化的“第三次浪潮”？對此，我個人持積極看法。在“誰來種地？”成為嚴峻社會問題的當今中國，“新農人現象”不能不令人矚目。
今天產生“新農人現象”的社會歷史條件與此前已有了巨大變化，從而，比較而言，今天的新農人理所當然與當時的軍墾人和老知青也有許多不同。
自主擇業
當年，無論軍墾人轉業，還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都是聽從別人的安排。今年6月，我實地訪問過黑龍江農墾牡丹江管局的“北大荒紀念館”。那里的展品告訴世人，北大荒人從上世紀50年代10萬復轉官兵發展至今的歷史。上面一聲令下，他們沒有回到親人身邊，而是開進了荒無人煙、冰天雪地、野獸出沒的北大荒，開荒種田，守衛邊疆。從此，他們在那里扎下根來，“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文革”期間，大批初、高中學生在城市無法繼續升學或就業，毛主席要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于是數以千萬計的知青離別城市、上山下鄉。到“文革”結束后，絕大多數知青選擇返回城市。比較起來，今天的新農人以農為業，是他們自主的選擇，這是他們與當年軍墾人、老知青最重要的區別之一。
事業動機
在個人擇業空間已大大拓寬的今天，新農人之所以自主選擇從事農產品生產經營為業，往往帶有自己的事業動機。他們無論是選擇自主創業、還是選擇加入某個創業團隊，只要能穩定下來，不改行、不放棄，一般都契合了自己的事業追求和事業規劃。有了事業動機為基礎，會讓他們面對從業過程的跌宕起伏時，能擁有不同于其前輩和傳統農人的心理支柱和實際表現。知識文化 這里指的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文化，更是指新農人以新的方式從事農產品生產經營，具有區別于傳統的新理念、新看法和轉化為行動的新能力，這是讓他們之所以成其為新農人的文化根據。據此，他們標新立異，繼往開來，以自己之“新”去面對傳統，用行動去改變傳統。
回歸自然
他們中的城里人和返鄉者自主選擇以農為業，其行為動機中還往往伴隨著回歸自然的追求。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負面作用，讓他們憧憬親近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活，并以實際行動將自己的這種生活追求與事業結為一體。
藍海市場
新農人生活在市場化的今天，擁有當年軍墾人和知青不可比擬的市場意識。他們明白自己新農人事業的成功，必須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他們希望在自己的農業生產和經營領域，去找到一片藍海市場。他們往往是想用有別于傳統的農業生產與經營，在市場活動中去打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政策扶持
國家扶持“三農”的政策，是新農人選擇以農為業的重要的外部條件，有時甚至是令他們最后下定決心的那塊關鍵性的砝碼。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國情，意味著縮小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不可能一蹴而就，國家對“三農”的政策扶持不可能僅僅是短期的權宜之計；農村留守人口的現狀、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制約須經一個長期的過程才可改變，在這種國情條件下，“新農人現象”應運而生，也將成為一個相對長期的現象存在下去。
新農人：新的行為特征
對新農人現象，目前人們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在演講中，我列舉了以下幾個比較典型的分歧如下：
退守VS進取—“短暫的逃離”？
“短暫的逃離”，是“百度百科”對新農人的解釋中出現的一個說法：“新農人則是一種逃離情緒，逃離污染，逃離喧囂，逃離做作，逃離拘束，逃離繁瑣…… 新農人在小資之后產生，是因為厭倦。新農人有別與傳統農人，不是徹底的鄉土氣，只是短暫的逃離，是農人生活的都市版”。
而我國社區支持農業（CSA）的旗幟性人物石嫣，在她題為《俺在村里住》的一篇博客中，特意用醒目的黑體字，開篇銘志這樣抒懷她的25人的新知青團隊：“他們對幸福生活的定義不再是別人看起來的好和壞，不是追逐短期的目標，而是能夠專心地做一份事業。”[2]
所以，在別人看來是“短暫的逃離”，可他們自己并不認可。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不是“短暫”，而是他們這些年輕人今后長久的事業追求；不是被動無奈的“逃離”，而是他們對自己新生活方式的主動擁抱，對改變這個世界的不懈堅持。
出世VS入世—“當代陶淵明”？
新農人的生活既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浪漫，也可能遇上類似“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的困境，甚至不排除有人選擇以農為業也有陶公“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的因素，但就新農人群體而言，卻不宜用“當代陶淵明”稱謂之。
新農人不是當代陶淵明，根本原因在于其以農為業不是簡單的度日，而是事業的追求。新農人好友唐俊，新浪微博名為 @四川狼哥X9，他“不當記者當農人”，在四川南充興辦了大唐開心農場。今年農歷七月十五，他以詩銘志：“人說七月半，孤魂鬼亂竄，狼哥卻不然，奔波為發展，未燃香與燭，舍離親和眷，仰望明月淚，愧對祖與先，潛心做農業，生活我所愿，坎坷一路闖，顛簸亦平凡，如若成功時，把酒謝青天”。他明白，新農人事業的發展，離不開周遭現實世界，必須入世，才能爭取更好的發展環境。他在微博上曬出鄉黨政發給的獎狀、列入省級示范社的文件、應邀參加官方舉辦的活動的照片等，并為之自豪。這種入世，其實正是事業驅動的結果。
自給VS市場—“有錢人的游戲”？
有人稱新農人是“有錢人的游戲”，恐怕也失之偏頗。新農人中有一些有錢人，前兩天，在甘肅成縣調研時，我見到了新農人楊建國。老楊56歲，是當年在成縣插隊的老知青。去年，他拿著多年在新疆開汽車4S店掙的錢，投入生態養殖，在成縣紅川鎮楊河村興辦了匯豐生態養殖有限公司。為養巴馬香豬和特種野豬，自己已投入1680萬元，流轉租用土地120畝。
但更多的新農人與老楊不同，他們在從事農產品生產經營之初，并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杜千里，2011年全球百佳網商，返鄉新知青，河南輝縣第一個農村網商，2008年開始在淘寶網上注冊自己的網店“山之孕”，做電子商務，幫助山民將山里的山楂、核桃、中藥賣到城市千家萬戶。他當時是背負著6萬元欠債，在自己的家中，靠一臺二手電腦和一根網線起步發展的，目前他的網店已做到三皇冠。[3]像小杜這樣的青年人創業，特別是在互聯網上創業，白手起家的例子不勝枚舉。
他們做的，不是為了自己或特定的群體解決“特供”，而是通過滿足市場需求獲得事業發展。進入市場，遠比有沒有錢重要得多。
單打VS抱團—“當代愚公”？
新農人以新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面對傳統、改變傳統，二者力量對比懸殊，被人比作“當代愚公”。對此說法，唐俊“斷然反對”。他說，“愚公僅僅是精神可以讓我們學習，做法不可取，完全靠自己一手一腳而不借助社會力量、有效整合社會資源干事就是‘愚’、是蠢！現代農人要用‘愚’的精神執著發展農業，更要突出‘公’的理念拓展市場，不僅有社會公德公知，還要有效利用社會公共資源，借助政府公開涉農優惠政策，借助現代公眾信息公布途徑，發揮現代公共營銷理念，研究現代公眾生活需求。”[4]
我在當時跟帖中評論道，“唐俊引出的是個大話題：現代農人現代性是什么？在我看來，組織化、信息化是必不可少的兩點。這其實也正是在實踐中制約三農的重要問題所在，現代農人不能不去改變農人單打獨斗和信息劣勢的現狀。”
在實際生活中，沒有“有關方面”的號召和組織，新農人和熱心新農人事業的各界人士通過自組織，已經搭建起一些旨在為新農人交流互助、資源對接的平臺。我本人就曾多次參加知名博主@畢慧芳農業、@熱愛農業的老趙、以及阿里研究中心陳亮、張瑞東等組織的新農人聚會，親身體驗到新農人渴望抱團發展的熱情。CSA團體之間的聯系和活動已經存在，一些新農人開始組成聯盟。唐俊的@南充大唐開心農場就和@浪跡天涯kunlun、@成都納雅山莊組建了“四川三豬生態農業聯盟”。他們以豬自比，稱“三個愚笨的可愛的但實在的農人甘愿做豬，用良心做事的豬，抱團發展，為新農業奮起，加油！”
簡單歸結新農人的主要行為特點如下：他們一是重信息，尤其關注自己周圍的環境；二是重資源，較之其他農人群體，他們更加善用外部資源；三是重互利，他們明白以分享得收獲的道理，更愿意開放共享資源；四是重創新，新農人在今天傳統依然強大的環境下，走一條與舊農人不同的道路，只能摸索前行。
通過近年大量的農村調研，我越來越確信，組織化和信息化是我國“三農”發展不可避免的選擇，當然，這也是新農人的必然選擇。令人高興的是，新農人的行為特征表明，他們是天然“親電子商務”的群體，反過來，電子商務也成為越來越多的新農人的發展方式。
今年6月，我應邀參加農業部在時隔9年后舉辦的“全國農業信息化工作會議”。陳曉華副部長在大會上有一段講話令我印象深刻。他說，現在誰來種地都成了問題，農業信息化還不成問題？！他寄厚望于農業新型主體的涌現，希望新型主體來引領農業信息化的發展。
是的，新農人，人們有理由給予你們更高的期待！
對新農人的建議
在西安新農人聚會的發言中，面對在場的新農人朋友，我給出了幾點建議：
用好政策
我對國家全面的“三農”政策了解不夠，更多關心涉農信息化、涉農電子商務方面的政策趨勢。中央新一屆領導對涉農信息化、涉農電子商務更加重視。在“新四化”戰略的背景下，主管部委和地方政府的相關理念有新的調整。在互聯網時代的當今，沒有農業電子商務就沒有農業現代化。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不僅要落實在生產和技術領域，也必須落實在流通和經營領域。從而，扭轉當前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滯后的局面，將從原來農業—一個產業的局部任務，轉變為取得全局突破的關鍵任務。戰略理念的調整，當然會落在政策的調整上，這是順理成章的。新農人好在比較有政策意識，但政策變化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特別在新政策出臺的密集期，無論是否新農人，相關主體都需要了解政策及其變動，以用好政策，助力自身的發展。
探索創新
新農人之所以成其為“新”，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必然會遇到諸多新問題、新挑戰，既然選擇了非比傳統的新農人的發展方式，那么，探索創新則注定就是新農人的宿命。期待新農人對未來探索創新道路上的困難有足夠的準備，期待新農人的創新對未來我國農產品電子商務的發展起到引領作用。
開放合作
既然探索創新前路艱辛，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新農人的確更需要開放合作，相互攙扶前行，抱團發展。新農人既需要相互間的交流合作，也需要與其他主體的交流合作，而現有的交流和資源對接平臺與活動組織方式，是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的。值得強調的是，有效的開放合作，首先應該是市場的自組織過程，這本身也是探索創新的內容。
保持敏感
環境的快速變化是這個時代的特點，互聯網、電子商務讓許多過去無法實現的“神話”變成了現實。誰能保持足夠的敏感，及時準確地調整自身，做出有效響應，用好內外部資源，誰就有望發展得更好、更快、更健康。始終保持足夠的敏感，應該成為新農人安身立命、成功發展的基本能力，而信息化則是題中應有之義。
社會責任
中國是個轉型中的國家，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國情條件下，沒有農村社會的成功轉型，就沒有中國整體的成功轉型。前者的廣度、深度、速度，決定著后者的狀況。中國農村的成功轉型，不是回歸過去，而是面向未來，因此，就需要在傳統的農村“肌體”中注入新的“基因”。在中國農村轉型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涌現出的新農人，實際上肩負著傳播新文明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而新農人履行這種使命和責任的最好方式，是將自己連同新文明的基因融入“三農”，通過融入，實現“三農”發展基因層的轉變，以更好地實現農村社會的成功轉型。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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