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城鄉一體化既有別于“城鎮化”，又有別于“新型城鎮化”，更區別于城市化。基于城鄉一體化的城鄉社會協同治理，實現城鄉社會平等性基礎上的差異性治理，客觀上要求在治理城市社會與鄉村社會進程中，盡可能做到優勢互補、協同治理。無論是城市社會還是鄉村社會，都要在城鄉社會一體化歷史進程中，接受政黨、國家和政府治理，亦即在“受治理”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城鄉社會從“分治”走向“協同”治理，直至未來城鄉社會的“相互”治理。在城鄉社會“互治”基礎上的“受治理”，從“分治”走向“協同”治理，并自覺順應城鄉社會本身的發展規律。
關鍵詞：社會治理/城鄉一體化/城鄉社會/協同治理/相互治理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大時空視閾中的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特色問題研究”(14AZZ001)；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研究”(13ZZA001)；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和江蘇省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政治學研究資助項目。
導言：
圖1
注：圖1在政府與社會關系上呈現出縱向的上下非平等的垂直型治理關系；在社會內部城鄉關系上呈現出橫向的平等的水平型治理關系。
本文探討的城鄉社會治理，主要指同一地域方位內相互聯系的城市社會與鄉村社會的治理關系。筆者寄希望于通過城鄉社會內部與外部治理因素，確保同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不同區域的城鄉社會協同治理，共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城鄉社會的共同發展。
二、城鄉社會治理：理論述評
基于社會治理原理，城鄉社會同樣存在“自治理”“他治理”“受治理”等三種狀態。既包括城鄉社會整體受到外界公權力，如國家、政府、政黨影響的“他治理”，也包括城鄉社會整體內部的“自治理”，還包括城鄉社會整體與外圍國家、政府、政黨的“受治理”以及“互治”。鑒于很長時期以來，我國社會主要處于前工業化時期與工業化時期，社會治理往往更多地寓于社會統治與社會管理之中。在政治實踐過程中，顯現的是外圍國家、政府乃至政黨的“治理社會”，社會更多地顯示被動“他治理”狀態。隨著社會發展，特別是以工業化為標志的生產力的社會發展，進入工業化后期，直至后工業化社會，城鄉社會治理才會更多地走向主動“自治理”狀態。由于我國作為公權力的國家、政府與政黨，其利益的總體一致性，政府作為國家、政黨利益的執行者，本質上亦體現國家與政黨的利益。為研究方便起見，筆者把城鄉社會的外圍環境主要以廣義上的政府為分析對象。
由于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十足的農業社會，故圍繞鄉村治理有較豐富的學術成果，特別是從鄉村治理模式、治理結構、治理主體、治理理論、治理困境與對策、治理機制等維度研究成果突出。從鄉村治理主體性維度而言，對鄉村治理“自治理”與“他治理”研究成果相對較多。
在鄉村治理“自治理”研究方面，國外學者馬克斯?韋伯認為傳統中國的宗族凝聚力，防止世襲君主行政權力入侵，有組織的村莊自治與宗族勢力，保證鄉村治理平衡。杜贊奇認為傳統中國的鄉村治理依賴于各種地方組織，關系網絡以及宗族觀念、民間宗教，共同形成“權力的文化網絡”。孔飛力認為近代太平天國等內亂導致的名流—紳士創辦的各種“民兵”團練組織深刻地影響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權力格局，名流—紳士的鄉村治理，深刻影響著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社會變遷。國內學者張仲禮認為中國傳統鄉村基層治理依賴于鄉紳，徐勇同時認為中國傳統鄉村自治理主體主要依賴土地、權力與聲望而運行。狄金華通過“黑地”現象探尋鄉村“自治理”邏輯，認為“黑地”是鄉土社會實踐空間、農戶自我拓寬生存資源以及村組干部擺平內部關系的重要自治空間[9]。張靜認為，村莊是一種權威性自治而非代表性自治[10]。
在鄉村治理“他治理”研究方面，賀雪峰認為，現代中國鄉村治理基本結構受村莊基本秩序狀況及其維系機制、村干部的角色與動力機制以及鄉村關系狀況等三個方面因素的影響，鄉村存在原生秩序型、次生秩序型、鄉村合謀型和無序型等四種鄉村治理模式。賀雪峰一方面強調農村治理的“他治理”狀態，同時通過涂爾干意義上的“社會關聯”引申，亦強調村民自治是對村莊秩序內生獲得的恰當表達[11]。徐勇認為，現代中國將“一盤散沙”的鄉土社會整合為高度組織化的政治社會，得益于政黨權力下鄉。政黨對鄉村政權的整合，引起的鄉村“他治理”狀態，是對鄉村社會傳統精英治理體制的替代。于建嶸認為，傳統鄉村是皇權、紳權、族權“自治理”與“他治理”共同作用的結果，傳統的保甲制度是維系皇權的體制內制度，宗族與士紳統治是族權和紳權所聯系的鄉村內生規則[12]。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家族制度是中國傳統農村在社區組織、結構、社會控制和農民社會關系等“自治理”的最重要特征。以功名類、富人類和能人類組成的士紳是地方自治權威的代表者，他們使國家的行政權“他治理”與鄉村自治權“自治理”融為一體。李懷印認為，傳統中國不僅是單向的服從支配關系，糧銀征收、契稅征收、黑地清查等鄉村微觀運作環節，還體現出村內精英與鄉民之間雙向互動過程。
在城市治理研究方面，學者對其關注主要集中于城市治理理論、治理模式、治理問題與挑戰、治理結構、治理體系、治理規劃、治理中的公民參與等方面。囿于傳統中國屬于農業社會，城市治理領域的研究相對于農村治理領域而言，實踐基礎上的理論相對滯后在某種程度上也存在。
從城市治理的主體性維度分析，城市治理研究理論亦可分為“自治理”與“他治理”。眾多學者在研究城市治理過程中，習慣把“自治理”與“他治理”過程相聯系。王佃利認為，城市治理是“自治理”與“他治理”共同運作的過程，必須基于政府部門、私營部門和非營利組織等三種利益主體的利益調整實現治理。政府通過行政組織系統整合利益，以確定性政治規則分配資源；私營部門基于價格組織供求分配資源；非營利組織通過價值與信念等協調利益與分配資源。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定位、利益關系和利益互動影響著城市治理[13]。黃國平認為，改革開放前后城市治理模式迥然各異。改革開放前，主要以單位制為主、以街居制為輔的“他治理”模式。國家通過單位組織控制社會，實現社會秩序與國家統治。改革開放后，隨著“單位制”逐步解體，以社區為形式的城市“自治理”逐步興起[14]。城市治理過程中依托于國家治理下的社區治理，以社區黨工委、行政事務管理中心和社區代表委員會為核心的三重權力共同構成城市基層“自治理”與“他治理”的治理架構[15]。契約式的城市治理，資源稀缺性基礎上的利益指向導致城市“自治理”主體間互動機制必須暢通無阻[16]。魯哲認為，現代市民社會的城市治理結構應是一個取代傳統權威統治的有機開放系統。“自治理”的民間組織與政府部門合作，共同承擔公共管理活動。市民社會的本身現代化將深刻影響城市治理結構，市民社會的自主參與將部分取代政府管理職能[17]。孫榮等人從城市治理的行業協會、公益性民間組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入手，揭示城市治理中的自治理組織運作，并認可城市政府、民間組織與企業多元主體上的互動是城市治理的未來趨勢。
目前，對城鄉社會治理的研究還相對較少，且主要集中于城鄉治理結構、治理發展趨勢等領域，對城鄉社會“受治理”基礎上的“互治”研究則更少。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鄉村治理與城市治理已然難以分割。城鄉社會的交融發展，傳統上單一的城市或者鄉村治理研究，難以適應城鄉總體共同發展的時代要求。筆者認為，在城鄉社會治理方面，決定中國城鄉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并不在我們理念之中，應當回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去，特別是回到多質態的中國社會中。我國的農村內部村情差異明顯：既有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農村，也有東部、中部、西部特大城市周圍近郊鄉村、遠郊鄉村，還有中、小城市、小城鎮周圍近、遠郊鄉村。由于不同地域自然條件、經濟基礎、社會文化狀況、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別，不同鄉村與鄉村之間治理矛盾的特殊性始終存在。同樣城市內部由于域情的差異也顯現出極大的差異性，先不看東、中、西地區城市差異，且看城市層級分為直轄市、副省級城市、地級市、縣級市，與可能在試點基礎上形成的鎮級市，城市內部差異也相當明顯。盡管鄉村與鄉村的“村情”差異，城市與城市的“城情”差異明顯，但也不能同時否認千奇百怪的鄉村與紛繁復雜的城市有共同的特點，即城市是由無數鄉村“眾星拱月”而形成。因此，我們暫時回避，不同鄉村與鄉村之間——鄉際或村際差異，城市與城市之間——城際差異，著重探討城鄉社會治理的共同性原理和原則。
三、城鄉社會治理：實踐探行
筆者認為要實現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必須首先從城鄉各自社會以及關系出發。城鄉社會治理，既由城鄉社會各自“自治理”發展程度以及二者“受治理”程度所決定，又受到外圍“他治理”的政府角色影響。“他治理”的公權力政府，深刻影響著城鄉社會治理的進程。
(一)城鄉社會治理的內部萌動
市場、政府、城市與鄉村等四者共同建構城鄉社會治理關系。自城市從鄉村孕育以來，鄉村與城市各自承擔不同職能，城市無法擺脫鄉村的“臍帶”，鄉村亦依靠城市而演進。假設排除城鄉社會總體的“他治理”外圍政府干擾，我們可以初步考察，市場條件下城鄉社會治理的理想關系。
對于城鄉社會治理的關系認知，我們試圖嘗試一種市場交換分析模型，利用社會發展“互治”原理，把鄉村與城市作為社會分工后的相互依賴主體進行分析。基于城鄉依賴關系，探尋城鄉社會優勢資源，通過優勢資源效用發揮，以表明城鄉社會治理關系的應然與實然。影響城鄉社會治理關系的城鄉兩大主體間，城市總體呈現工業型為主的社會風貌；鄉村總體呈現農業型為主的自然風貌。城市工業活動在資本、技術方面占據相對優勢，鄉村在農業產品、空間方面占據相對優勢。對于鄉村與城市社會優勢資源的選擇還有諸多，如勞動力資源差異、歷史資源差異等，但是總體上城鄉分別各自具備優勢資本資源、優勢技術資源與優勢農業資源、優勢空間資源。為探究鄉村與城市社會優勢資源及其關系，我們初步建構了城鄉社會優勢資源交換圖譜，見圖2。
圖2 城鄉社會優勢資源交換圖譜
注：→表示鄉村社會優勢資源對城市社會優勢資源的作用；表示城市社會優勢資源對鄉村社會優勢資源的反哺作用；表示城鄉各自社會優勢資源的其他方面。
如圖2所示，人類社會由城鄉兩部分組成。其中城市處于工業文明主體，體現出“有機團結”，抑或“生物團結”的態勢，其占據著技術資源與資本資源的資源優勢，且其兩大優勢社會資源可協調促進。資本聚集可為技術創新提供基礎，技術亦可使資本積聚加快。城市分別依賴鄉村的農業資源、空間資源為其工業發展提供原料與空間。城市優勢技術資源為鄉村農業資源提供技術支撐與保障；城市技術資源、資本資源的運作對鄉村空間產生依賴，促成鄉村空間資源價值提升。鄉村處于農業文明主體，鄉村更多地體現為“機械團結”或者說“物理團結”，鄉村占據優勢農業資源與空間資源。鄉村的優勢空間資源與農業資源分別為城市技術資源與資本資源發揮效用提供場所與原料。通過城鄉優勢社會資源基礎上的城鄉互為依賴，城鄉之間并不存在孰優孰劣。城市可通過技術與資本對鄉村制約，鄉村可通過農業資源與空間資源制約城市[18]。只要提供平等的市場平臺、市場機制、市場空間，城鄉之間優勢資源要素平等交換，城鄉各自優勢資源在市場上通過自由競爭與自由交換實現配置，城鄉社會治理關系就可以保證差異性基礎上的優勢互補、平等共存，城鄉社會“互治”基礎上的“受治理”就可以實現。然而，在一段時期內，城鄉由于各自內部的市場性差異，城鄉社會外圍公權力等因素的干擾，反映城鄉各自優勢社會資源的價值規律無法通過供給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特別是在城市與鄉村各自對對方的“他治理”方面，城市相對于鄉村更能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發揮自身優勢資源效用，導致城鄉社會治理關系，既非對稱也非平等、平衡，相對于城市對農村的“他治理”，農村對城市的“他治理”又顯得相對被動。
(二)城鄉社會治理的外部干擾
城鄉社會治理總體上屬于人類社會治理的一個領域，城鄉社會治理服從服務于人類社會治理發展規律。在城鄉社會治理關系方面，城市的市場程度較高，社會性基礎上的“生物團結”，相對于鄉村的自然性基礎上的“物理團結”，更有利于城市的優勢資源作用效用發揮。自人類社會工業化以來，城市社會的優勢社會資源效用更容易體現，導致城鄉社會治理關系與人類社會的工業化進程顯著相關，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不平衡的城鄉社會“他治理”關系，與處于被動狀態的城鄉社會各自優勢資源所發揮的市場效用有關。自文明產生以來，生產力的發展進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業化發展程度所體現，而社會工業化發展程度又深刻影響城鄉社會市場機制作用發揮。
筆者根據人類社會總體工業化發展進程，繪制了人類社會的城鄉關系的總體歷時態圖譜。人類社會城鄉治理關系總體呈現從“一元”共生向“二元”對立再向“一元”融合方面發展(更高社會發展階段)的趨勢。其中，在城鄉“二元”對立的私有制歷史階段，鄉村往往處于“主體”但處處“被動”的地位，而城市往往處于“主導”但處處“主動”的地位。筆者把在私有制的人類歷史發展階段、工業革命之前的緩慢工業化階段定性為工業化前期階段。把人類社會第一次工業化直至工業化成為整個社會國民經濟主導，且城鄉差距開始縮小某個歷史節點作為工業化中期來分析，把工業化中期階段之后直至城鄉對立趨于徹底消滅的歷史階段作為工業化后期階段。把工業化前期階段的社會階段定性為前工業化時期，把城鄉對立消滅，實現“一元”融合之后的歷史階段定性為后工業化時期。基于以上區分，從而繪制出城鄉關系歷時態發展態勢圖，如圖3所示。
圖3 城鄉關系歷時態發展態勢圖
注：代表城市 代表鄉村
按照圖3所示，前工業化時期，城鄉對立關系基本或幾乎不存在。工業化初期開始形成城鄉二元對立，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開始逐步顯現、拉大直至在工業化中期階段達到頂峰。城鄉“二元”矛盾對立在工業化中期進入高峰以后，開始逐步尋求緩解，直至城鄉“二元”對立矛盾在工業化后期階段逐步趨于消亡。人類社會后工業化時期，城鄉二元治理矛盾逐步消除。城鄉關系的這種歷時態發展態勢，充分說明，工業化時期城鄉“二元”結構有其歷史必然性與歷史階段性的特點。工業化階段，城市通過自身優勢資源效用發揮主導工業化進程，城市始終處于城鄉關系的強勢地位。這是人類社會發展階段過程中的“應然規律”。工業化進程的城鄉關系發展進程展示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根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社會發展規律，表征生產力發展特征的工業化決定了城鄉治理關系的發展態勢。城鄉關系的決定因素除了表征生產力發展程度的工業化之外，還取決于社會制度及其相聯系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價值取向。自從私有制產生以來，在城鄉治理中，由于政府棲居于城市，在城鄉不平衡的城鄉社會“他治理”關系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就是這個道理。且城市對鄉村的相對優勢，隨著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而不斷擴大，城鄉治理二元矛盾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達到頂峰。恩格斯曾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導致城鄉中產階層的破產。使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鴻溝更加加大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為社會的正常狀態”[19]。
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其深刻地體會到國內城鄉治理二元矛盾對資本主義的沖擊，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自我矛盾的解決緩和，采取了掠奪殖民地，轉移國內城鄉矛盾到海外殖民地的方式。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數百年殖民掠奪、商業欺詐、對國外弱小國家的壓榨等措施，換來的是其城鄉自身關系的相對和解，也弱化了其自身在資本主義階段本應劇烈顯現的城鄉二元矛盾。進入現代社會，資本主義國家仍然通過自身在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優勢，通過所掌控的跨國公司等組織，以控制國際市場各種資源的價格來尋求自身城鄉治理矛盾的進一步緩和。一般來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城鄉社會關系譜系途徑，不適用于后發國家，尤其是不適用于后發的以社會主義為價值定向發展的國家。
不平衡規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當部分國家在比較特殊的內外環境中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階段，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的緩解提供了可能與條件；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價值與制度取向也在尋求著優化城鄉治理關系的有效途徑，處理好鄉村與城市、市場與政府關系，逐步使城鄉社會協同治理成為可能。
四、城鄉社會治理趨勢：從“分治”走向“協同”
我國不同時期城鄉社會治理發展的歷時態規律，基本符合人類城鄉治理關系的普遍規律，即從“一元”共生向“二元”對立再向“一元”(更高社會發展階段)融合發展演進。且在私有制產生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城鄉關系的二元化狀態始終存在。城鄉關系發展的最終依賴力量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但我國城鄉關系的發展也有其歷史進程的特殊性。我國經歷過最長久繁榮的封建社會，封建社會處于外圍狀態的政府為平衡城鄉治理中的城市強勢地位，依照士農工商的政治原則，強調重本抑末，盡量壓低城市商人的政治地位[20]，以此達到政治身份與經濟身份分離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鄉二元差別，但同時這種主觀的壓制城市商業發展的方式，也導致我國近代生產力發展重要標志的工業化發展的相對滯后，反而延宕或推延了城鄉社會二元對立關系的歷史進程。
直到1840年以后突然遭遇西方資本主義的野蠻剝削與壓迫，被迫停滯在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階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穿越過資本主義社會歷史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自從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來，一方面，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表明，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也同時決定了我國還只能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對于我國當時生產力的狀況，毛澤東形象地說當時“90%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21]，還相當落后。由于在城鄉社會治理關系方面，起最終決定作用的是社會生產力，這就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城鄉二元對立歷史階段的必然性，而且這種歷史必然性也無法通過主觀意志直接跨越或取消。
囿于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處理國家內政外交方面的社會主義價值指向原則，決定了不能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采取對外轉移城鄉矛盾的方式實現城鄉社會治理矛盾的緩解。工業化中期進程中產生的城鄉社會治理二元矛盾加劇的必經階段，只能通過國內發展來消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鄉二元社會矛盾的強化，一方面，受制于工業化進程的“社會自發”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城鄉社會外圍“他治理”的政府治理政策失當因素有關。在某種程度上，在一定時期內公權力的政府，在城鄉社會治理矛盾中發揮了負面強化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府，急需擺脫國內外安全環境的壓力，要求必須迅速加快擺脫工業化進程的困境，于是采取了對鄉村農產品的價格管制(如擴大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方式為城市工業化進程讓路的思路。這一方面使國家通過畸形的快速工業化，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但也導致鄉村優勢社會資源價值的長期扭曲。由于城鄉差距的明顯，造成了城市人口迅猛增長的速度超過糧食的增長速度，為限制過多過快的人口進入城市，繼而又采取了以城鄉戶籍為核心、分配保障制度等一系列二元經濟社會分割體制。二元分割的經濟社會體制，進一步固化了城鄉二元的社會流動，影響了城鄉社會各自優勢社會資源平等的市場交換，影響了城鄉社會二元矛盾的緩解。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放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采取的城鄉二元固化政策，尤其在改革開放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階段，通過農民糧食增收擺脫貧困的方式，實現了城鄉二元矛盾的部分緩解。隨著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國家改革重心由農村向城市的逐步轉移，鑒于城鄉二元“分治”對社會秩序與社會發展的持續侵蝕，城鄉社會從“分治”走向“協同治理”②的時代呼之欲出。
城鄉一體化的過程是逐漸縮小城鄉差距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農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農民變市民的過程。其宗旨在于解決農村問題，途徑是以城帶鄉[22]。新世紀以來，國家加大了城鄉協同治理力度，從2004年開始，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側重于鄉村問題的主題關注，為城鄉協同治理的短板——鄉村發展尋找出路。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精神，多次提及城鄉社會治理。中央提出要把工農、城鄉作為整體統籌謀劃，促進城鄉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的相互融合與發展[23]。在推進城鄉社會治理過程中，“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遵循規律，因勢利導”。“要注意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既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在創造制度環境等方面的職能”[24]。
結合中央精神，筆者以為在城鄉社會協同治理方面，通過市場機制激發城鄉各自優勢資源實現城鄉互治是方向所在。政府既要確保市場在城鄉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立足于確保城鄉優勢社會資源公平的市場交換制度環境。城鄉社會協同治理的最終實現依賴于以工業化為標志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城鄉社會協同治理基礎上的城鄉一體化必須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在現有條件下“政府更好作用的發揮”應當主要基于構建城鄉優勢社會資源的平等交換，構建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公共服務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產業發展融合化等方面。在城鄉一體化中的城鄉社會協同治理方面，政府更多地應當補齊短板，確保鄉村優勢空間資源與優勢農業資源的效用得到充分的市場價值體現，實現政府行為的正當性與城鄉人民需求的合理性的有機結合。
城鄉一體化中的城鄉社會協同治理，要真正做到從“分治”走向“協同”，必須依托于我國現實社會國情。在實現城鄉社會資源優勢互補的“受治理”過程中，必須尊重城鄉社會平等性基礎上的差異性。城鄉社會的平等差異性客觀要求：治理城市社會與鄉村社會要盡可能做到優勢互補，協同治理；無論是治理城市社會還是鄉村社會，都要充分利用市場規律與發揮“政府自覺”。從“分治”走向“協同”治理，是順應城鄉本身發展規律的必由之路。
注釋：
①文中提到的“他治理”“受治理”“自治理”“互治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我們基于治理原理及原則提出的原創性學術觀點。
②本文所述協同治理與協作治理、合作治理、共同治理，甚至相互治理都有細微的區別，本文不在此贅述，皆把其視為一個層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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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喬耀章(1954- )，男，江蘇江都人，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從事政府理論與實踐研究。江蘇 蘇州 215021；鞏建青(1986- )，男，山西靜樂人，蘇州市職業大學教育與人文學院助教，博士研究生，從事社會治理理論研究。江蘇 蘇州 215104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行政論壇》201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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