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字面意思上理解，農業規模化經營并不難，就是把原本分散的農田集中到一起經營，——集中在一起就行了；從理論上來講，學術界也已討論了很久，即它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尤其是在東部城市化、工業化發達地區，更需要規模化經營，這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從田間地頭的實踐入手來看呢？
答案是：農業規模化的工作極其富有挑戰性，它不僅和田租相關，也相關于補貼，以及糧價波動。
進一步說，它的挑戰性在于，田租、補貼與糧價，同時作為可變因素在影響著規模化經營，如果處理不好它們之間的關系，規模化更無從談起。以田租為例，《環球財經》記者了解到，近幾年，由于資本下鄉推高地價等因素影響，東部發達地區田租甚至成倍增長，這也使得——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給予高額土地流轉補貼，方才可以推動土地的規模化，昂貴的田租，更在吞噬著糧食生產原本已很微薄的利潤，經營者生產糧食的積極性由此受挫，這意味著，即便規模化經營，寄望于穩定糧食生產、提高中國糧食勞動生產率和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預期仍難以達到。
更具體一點，田租、補貼與糧價究竟和農業規模化是一個如何相互影響的關系呢？5月底，就相關問題，本刊記者專訪上海松江區農委前主任，現區委副巡視員封堅強以求解答。
田間地頭看規模化經營
【規模化經營需要農村大量的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需要農村勞動力水平不斷提高，需要土地適度、規范流轉，需要農業服務體系不斷完善】
《環球財經》：最近幾年，無論是中央政策還是民間熱議，農業規模化經營都討論得比較熱烈，而松江區早在10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改革，到現在已經半數以上進化至機農一體家庭農場，作為當時在田間地頭推動改革的松江區農委主任，結合全國和松江的情況，您如何來理解規模化經營？
封堅強：從最近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看，農業現代化一直被提及，這是認識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出發點，它不僅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惟一路徑，同時也是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必須要走的一步，城市化和工業化，也是農業現代化和規模經營的前提，農業現代化也是目前國民經濟的短板。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30多年，我們很清楚地看到，農村大量的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直至今天，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不僅就地消化，同時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也在向東部等城市化、工業化地區轉移。這也意味著，全國層面上規模化經營的基礎條件是具備的。
作為規模化經營的基礎條件，也可以說，富余勞動力離開農村土地這一條件如果不滿足，那農業就無法實現現代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雖然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但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家庭經營規模太小，仍使得以農業機械化為標志的農業現代化大生產無從談起，并制約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從松江實際情況看，2007年松江全區非農就業農民占農村總勞動力達到了90%，直接從事農業的農民減少到了1.25萬人，僅占6.6%，這為農業擴大規模經營，實行專業化生產提供了現實條件。
但僅僅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是不夠的，規模化經營要見到效益，尤其是糧食生產，那就意味著農村勞動力水平同時也要不斷提高，從播種到收割全程機械化生產取代傳統的人力，這樣才會用更少的人種更多的地，這樣才會產生規模效益，繼續擴大規模，提高效益才會成為可能。
規模化經營還有個前提，那就是土地流轉程度，原本分散的土地不能順利流轉，規模化經營也無從談起。早在2004年，松江就已經采取以承包農戶委托村委會的流轉方式，將農戶分散承包的土地流轉到村集體經濟組織，2006年，松江更通過發文件的形式，對流轉到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予以規范，當年全區土地流轉總面積超過25萬畝，占全區耕地面積的99.4%，這為家庭農場改革進一步鋪平了道路。
此外，規模化經營還離不開農業服務體系的不斷完善，比如農業基礎設施和物質裝備水平要提高，農技、農機、農資、氣象、農業金融等農業配套服務體系也要完善，同時，政策也要增減農業生產及農田基本設施建設投入，農機購置、種子補貼等制度應不斷完善，以為有可持續發展動力的規模化經營保駕護航。
田租飆升：代價高昂
【“據了解，目前中國的田租價格，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了，它的過快上漲，不僅不利于農田的規模化流轉，更不利于糧食生產的穩定，更不必說對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負面影響了”】
《環球財經》：說到土地流轉了，我們之前在長三角地區的其他地方了解到，土地流轉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農地所有權是集體的，承包權在農戶手中，這幾年，國家提倡規模化經營之下，田租價格也上漲得飛快，一些地方甚至達到了每年2000元/畝，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推動農田規模化經營，甚至不得不用財政補貼已經高漲的田租，才使得農戶愿意將農田流轉出去，您怎么看這個現象呢？
封堅強：據我了解，目前中國的田租價格，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了，它的過快上漲，不僅不利于農田的規模化流轉，更不利于糧食生產的穩定，更不必說對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負面影響了。
一畝農田每年所產出的糧食產量是固定的，以水稻為例，按照今年稻谷的最低收購價計算，每畝水稻產值在1500元左右，更不必說糧食生產中還有化肥、農藥、種子等農資成本，以及人力成本，動輒上千元的田租，很顯然，單純的糧食生產者是無法從種糧食中獲益的，那寄望于規模化經營提高糧食勞動生產率，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實現農業現代化也就更僅僅是憧憬了。
撇開基本的成本收益賬，這么高的田租成本，也會造成農田流轉的不穩定，擁有承包權的農戶坐地起價，真正通過經營權流轉的種糧食者，由于目前國家還未對經營權立法保障，勢必造成糧食生產的不穩定。而更可能的事實是，過高的田租成本，由于經營者無法從糧食生產中獲得可觀收益，轉而種植非糧食類的農作物。
反過來說，這么高的田租成本，也是在市場中形成的，這與工商資本下鄉圈地，推高農田成本；基層干部單純從提高農民收入，意識不到田租過高對糧食生產的影響；農民進城保障不足，仍寄望于農田提供一部分收入都有關系。其中更需提防資本下鄉圈地，如此高企的成本，注定著工商資本無法從農業生產中獲益，那它們圈地又是為什么呢？未來它們又如何獲益呢？這將對農業生產和國家糧食安全產生極大的損害。
我2014年去美國一個兩萬多畝的大農場考察，每畝地每年田租成本150多元人民幣，而在日本，他們當地的農業人士給我提供了一份日本全國的田租成本情況，最低200多元人民幣，最高也不過700多元。
田租成本上漲過快，也會驅動著糧食價格的上漲，問題是目前中國的糧食市場并不是一個封閉的國內市場，而是全球市場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國內生產的糧食價格，即便在去年下跌的情況，仍遠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國際糧食市場價格為什么那么低，是因為用家庭農場的方式規模化經營，糧食勞動生產率到了一個非常高的地步。
田租成本過高，也形成了一個逆向的惡性循環，尤其是東部地區，它阻礙了農田的進一步規模化，無法規模化，也就無法提高勞動生產率，國內糧價繼續居高不下，生產者賣不出糧食，或者按照市場價無法獲益，更沒有種田的積極性，工商資本圈的農田，也任由荒蕪，等待未來轉性賣地升值，這對中國糧食安全是極大的隱患。
《環球財經》：在東部發達地區，田租成本更高，松江也處于東部發達地區，難道就沒有這個問題嗎？這個問題又該怎么解決呢？
封堅強：你說的是目前的情況，松江的土地流轉比較早，抓住了先機，當時的田租成本還沒這么高，我記得早在2000年后，我們就已經想得比較清楚了，當時一直擔心農業邊緣化，辦法就是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那個時候農田也是無序流轉的狀態，承包給外地人經營，種西瓜什么的都有，我們花了幾年的時間重新對農田做了整理，流轉到了村集體經濟組織，當時我們就規定，全區田租不能超過600元。
到2006年，我們搞了農田統一的管理平臺，出臺了具體的規范管理辦法，由村民和村委會簽訂標準的合同，大規模搞農田的有序流轉，當時田租還在400元到500元之間，但糧食價格已經開始漲了，當時我在松江張澤鎮看到，有農戶按照每畝500斤稻谷，按照每年的市場價折算田租，覺得這個辦法好，于是就馬上總結，后來在全區范圍推廣了。
之所以能實現大規模的流轉，與我們另一個政策也有關系，那就是提高浦南地區老年農民的保障。當時搞土地流轉，最不愿意流轉土地的，就是浦南老年農民，相比于浦北農民，他們已經享受到了工業化、城市化的好處，但浦南農保當時每個月只有90多元，我們就想如何要讓他們享受到改革成果，辦法就是提高他們的保障，給他們每個月150元的退休補貼，一下子農民流轉土地的積極性就變得非常高，一位老年農民流轉出土地了，一家人的也就流轉出來了，而現在，浦南農民的保障，已經提高到和浦北鎮保一樣了。
松江為什么到現在，田租還是這么穩定，還是按照500斤稻谷根據當年市場價折算，這是因為我們是把規模化經營和解決老年農民養老問題放在一起解決的。改革的時間拖不起，如果任由地租上漲，拖到現在才開始做規模化經營，那一樣也很難做下去，至少改革的成本越來越高了，而我們搶占了先機，理順了土地流轉的關系，2007年搞家庭農場也就水到渠成了。現在在松江種田是有準入門檻的，不是憑租金高低拿田。
現在東部地區田租成本已經上去了，價格上去就很難再下來，但這方面，作為基層政府還是應該有責任應給予一定規范的，具體的辦法一定是有的，但這是個很棘手的問題，目前也應當注意到，中、西部地區的田租還沒上去，這個時候做規范的規模化流轉，還是有機會的，但它的前提，一定是要先解決老年農民的保障問題，而非強制性流轉。
糧價與補貼：不對稱的負面影響
【提高農民收入的正途，不是提升糧價或增加補貼，而應該是提升農業現代化，使種糧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同樣的，想要補貼更有效率，就應該補在根子上，即以提高農業生產能力為標準的補貼】
《環球財經》：但也會有人說，田租提高、糧食價格上漲才對農民有好處，農民收入才能提高，現在搞規模化經營，又不允許田租太高，還認為現在與國際糧價比，國內糧食價格還有下降的空間，那農民利益又如何保障呢？
封堅強：這樣來理解會看得更清楚——農民耕種的土地可以成倍地增加，但糧價不可能成倍地上漲，按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每戶承包的農田規模，即便糧價成倍增加，對他們的收入增加也不多，過去農村即便取消了農業稅，棄荒或者隨意流轉一樣嚴重。而田租，雖然和十年前比翻倍了，一樣因為規模小，一戶農民甚至只有三四畝地，還不及他們打工一個月的收入，但這對規模化經營和農業生產卻影響巨大。
糧價上漲同樣有著不對稱的負面影響，它不僅使國內糧食沒有競爭力，市場主體更愿意買價格更低的進口糧食，進口糧食一年比一年多，而國家糧庫的糧食，也一年比一年多，不僅增加了國家糧食存儲的負擔，農民糧食賣不出去，同樣也會極大地挫傷糧食生產者的積極性。
提高農民收入，只有走規模化經營這條路，通過土地流轉，用更少的人耕種更多的地來提升規模效益，直至他的收入與在城市打工獲得的收入持平甚至高于打工收入，農民收入才能真正提高，種糧才會真正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那這就要求田租成本不能太高，否則種糧成本高企，種糧就難有積極性，這也是規模化經營的前提條件，而非結果。
提高農民收入，也應該放在工業化、城市化的語境中來思考，即農村人口仍處于不斷減少的這個歷史進程中，在通過規模化經營，提高種糧農民收入同時，更需要是讓進城農民更為公平地享受到城市化的好處，給予教育、養老、職業培訓等更為公平的保障，多數農民沒有進城的后顧之憂，才會更為放心的告別土地變成市民，而農田通過規模化經營，種田農民變為會開拖拉機、播種機等農業機械的職業農民，中國農業才會有希望。
中國農業的希望是什么呢？這就回到了規模化經營的起點，即提高糧食生產勞動生產率，它的標志，就是通過機器對人力替代，更少的農民種更多的地，規模產出增加，人均產出增加，即便糧價下跌，一樣有利可圖。國際糧價那么低還有競爭力，道理也在于這個地方。糧食生產勞動生產率提升了，種糧人有更多的積極性了，糧食生產產量穩中有升，還能和海外糧食市場競爭，國家糧食安全也就有了進一步的保證。
《環球財經》：那對于農業補貼呢？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東部發達地區的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都是補貼補出來的，而農業補貼的種類越多越好，您怎么看這個觀點？補貼怎么才能對農業現代化最有效和最有利？
封堅強：我覺得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說法，對農業生產也缺乏第一線的了解。
作為一種財政轉移支付，不可否認，農業補貼在農業支持與保護體系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以及它是必不可少的政策工具，而發展現代農業，也需要農業補貼等方面的支持，但我不認同東部發達地區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都是補貼補出來的說法。
以松江的家庭農場補貼為例，在2007年農產品(000061,股吧)價格比較低，每畝地凈收入只有400元左右的時候，我們補貼了200元的土地流轉費，后來糧食價格提高了，這個補貼也取消了，變為秸稈還田、科技推廣等分別50元的獎勵，而其他補貼與與國家和上海市的一致。
農業現代化和補貼有一定關系，但并不意味著補貼越多，就越利于農業現代化和規模經營。相反，田租成本的上升，某種程度上和補貼也有關系——補貼給獲得農地經營權的經營者，已不種地卻擁有農田承包權的農民，完全可以因補貼提高而向經營者要求提高田租，補貼給農民，固然增加了農民流轉土地的積極性，但真正種地者，卻得不到有效的激勵，一樣不利于農業現代化和規模經營。
在規模經營步入正軌后，隨著規模的不斷擴大，由于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即便補貼減少，農田經營者同樣可以獲得可觀收入，松江的家庭農場我測算過，最合理的規模就是350畝，沒有補貼農民也可以獲得可觀的收入。
從松江的實踐來看，如果想要補貼更有效率，就應該補在根子上，即以提高農業生產能力為標準的補貼，這也是農業現代化最需要的。
其中有三個方面的補貼是應該考慮加強的，一是為提高機械利用率的補貼，旨在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先進機械補貼應該提高；二是科技補貼，即先進的技術和農資，也應該補貼；第三個是有機肥補貼，農民懂得保護土壤了，土壤可持續生產能力提高了，這才是補貼。
《環球財經》記者 郭濤濤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環球財經 201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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