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以來，隨著現代性的不斷深入，中國鄉村首次出現真正意義的分離與斷裂，鄉村被建構為落后的他者被加以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鄉村在革命話語與階級斗爭意識形態下，以一種“另類”方式被重新整合進國家的革命與建設中；改革開放開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現代性實踐重新占據主導地位，卻不期然地造成廣大鄉村的再次分離，“三農”問題隨之凸顯；21世紀以來，新農村與新型城鎮化建設成為實現鄉村發展的重要路徑。然而將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二元對立的思維仍然存在。由此，跳出二元對立陷阱，進行以鄉村本土為根基的現代化實踐，對于當今鄉村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關鍵詞:分離；回歸；現代性；反思
一、他者：從根基到問題的中國鄉村
鄉村并不是一開始就作為問題或改造對象出現的。某種意義上，中華帝國時代的鄉村，從組織設置到意識形態，無不與上層帝國有著高度自洽性。例如，鄭振滿將家庭結構及宗族組織視為明清時期社會的基本組織，家族組織的發展進程，正好呼應了傳統社會的演變趨勢，也導致了傳統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全面家族化。①麻國慶對構成整個社會結構基礎的家庭與家戶加以研究，即，從血緣關系來說，是從家庭到分家到宗族，再到各種擬制血緣的宗族聯合、行會、秘密社會等組織；從地緣關系來說，則是從家戶到村落再到鄉鎮、城市、都會乃至經濟區域的脈絡；從而，作為家庭/家族基本坐落單位的鄉村，構成了中華帝國時期整個社會的根基。②科大衛(David Faure)更將宗族組織視作一種制度，于16～18世紀隨著帝國國家意識形態滲透到廣大鄉村并擴散開來，③從而在觀念上完成了鄉村與帝國之間的統合。芮瑪丁(EmilyMartinAhern)、華生(James Watso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國外學者對民間宗教的研究，則看到大小傳統相互模仿吸納的情形。④換句話說，在帝制的傳統中國社會，鄉村本就構不成一個問題，根本的問題應該是如何恢復原有的鄉村社會秩序。⑤
但是，隨著20世紀初帝制的終結，鄉村的情形卻發生了根本變化。正如科大衛指出的，宗族還是那個宗族，但國家卻不再是那個國家了。皇帝沒有了，隨之而來的是君主立憲、革命共和以及來自西洋文化的各種激進理論、民族主義、進步、國家等概念。于是，曾經作為帝制國家主要舞臺和根基的鄉村與宗族，此時卻成了現代國家的對立面，不但不能被有效整合進現代國家，反而成為封建的殘余與落后的代名詞，“原本作為宗族及鄉村成員的人，現在成了‘農民’，‘農民’據說是封建社會的殘余。……從此，鄉村社會就要靠邊站了。即使天子腳下的北京也不自安(safe)，因為據說，必須由上海的尺度來衡量中國，這樣才是現代性”。①科大衛敏銳指出了20世紀的中國鄉村與帝制時代下的鄉村問題的根本不同：即現代性植入之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根本改變。眾所周知，工業革命帶來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變遷。而且，在現代、科學、理性等為內容的啟蒙思潮等因素影響下，這種變遷遠非經濟層面，而是全方位的根本變革。也正因為如此，現代因素對傳統社會的全方位植入與改造及其引發的變遷，被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視作“現代性”并將之作為社會學的基本問題。②在此邏輯下，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村、乃至西方與非西方均成了截然不同的對立物與“他者”的互構。③
回到中國社會，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從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到維新變法對西方政治觀念的學習，再到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批判，這一系列救亡圖存的背后，實則是現代性從器物而制度、再到思想乃至社會風尚各個領域的快速擴張。
在此背景下，中國鄉村經歷了第一次真正意義的分離。這種分離首先表現在現實層面，即鄉村與國家全方位的分離與斷裂：政治上，隨著帝制的推翻以及向現代政治觀念與體制的邁進，鄉村原有的組織體系，如宗族已然無法契合進新的政治國家；經濟上，城市與農村也日益發生周期性的經濟分離，在城市得不到農村及時的糧食供給的同時，農業蕭條與農村凋敝的情形也急速加重；④教育與社會流動上，隨著科舉制的廢除和新學的興起，鄉村原有的傳統教育愈發無用武之地；甚至于在國家的財政及政策導向上，鄉村和農業也不再是現代的民國政府的施政重心，而被更具現代性的城市與工業所取代；⑤再加上戰爭匪亂、外國侵略、自然災難以及政治上的分裂，由此，“中國近百年史，也可以說是一部鄉村破壞史”，這種破壞不僅僅來自于外國侵略，中國人一切的民族自救也都在破壞鄉村。⑥上述分離與斷裂也呈現在學者的研究中。費孝通洞察到鄉村自治團體的崩潰與傳統雙軌政治的瓦解，鄉村生計中農業與手工業有機協調的傳統機制的脫節，以及在教育文化上不再回家的鄉村子弟，最終造成了鄉土社區的社會侵蝕。⑦杜贊奇(Pra-senjitDuara)指出，極具現代性意義的國家政權的向下擴張，逐漸打破了鄉村社會原有的文化網絡，并使其發生不期然的變化，從而由保護型經紀轉為贏利型與掠奪型經紀，最終導致了國家政權的內卷化。⑧
現代性的植入不僅造成了鄉村的分離與凋敝，同時也為解決鄉村問題提供了一條解決路徑。即，現代觀念的社會精英從認識層面對鄉村作為“他者”的發明與建構。孔邁隆(MyronCohen)即指出，中性意義的“農夫”(farmer)被現代性所賦予的充滿貶義的“農民”(peasant)一詞所替代，一個與現代性相對的、知識上與文化上充滿迷信、無知、愚昧與保守的中國“農民”的概念及其形象被發明與重新定義，并且作為現代文化上的異類與“他者”，被社會精英廣泛表達。⑨這也正是晏陽初等知識分子將農村問題歸結為農民的愚、窮、弱、私，從而加以改造教育背后的認知邏輯。當然，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內容極其豐富，不僅類型多樣，特點也各不相同。換言之，不能將整個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均視為晏陽初式的將農民建構成他者的認知類型，例如梁漱溟就明確反對將農村問題視為“貧愚弱私”的做法，主張從農村固有的組織與文化入手，全面復興農村。
對于當時鄉村問題的解決與探索，除了鄉村建設學派的實踐外，至少還有另外兩種有影響力的實踐：民國中央政府主導的鄉村自治實踐，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鄉村實踐。瑏瑡20世紀上半葉的鄉村危機，也引起了民國政府的正視，在20世紀30年代，南京政府以江蘇江寧、浙江蘭溪為試驗點，開展以自治與發展為主要內容的鄉村治理實踐，包括戶口調查、土地呈報、行政制度改組，以及救濟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復興農村經濟的措施。①同時，中國共產黨政權獨辟蹊徑，在解放區開創出一條獨具特色的道路與實踐。重要的是，隨著1949年革命的勝利，這條在民國時期并不占主流的革命道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得以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使得中國的鄉村實踐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革命的階段。
二、革命：鄉村的另類回歸
共產黨的實踐是從農村開始的，號召采用階級斗爭、對立統一的方法，分析農村中各階級及其生活概況，從而對農村有正確全面的了解；②在此基礎上開展階級斗爭，旨在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對地權及生產資料進行重新分配，從而解決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的問題。③那么，共產黨的革命實踐道路究竟是一條什么道路?對此，可以從梁漱溟的論述中初見端倪。梁漱溟以歐戰為分界點，將世界潮流分為兩個階段：近代都市文明之景仰與都市文明之反動，后者即以俄國革命的爆發為代表；④艾凱(Guy Salvatore Alitto)更將梁漱溟與毛澤東主義相比較，指出兩者的共同之處，即都是反都市主義的、立足于農民，要農民自覺解決其自身問題。⑤某種意義上，以蘇俄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走的是一條反對現代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里，農村成為革命實踐的主要舞臺，農民反而成了“先進”的革命者和所倚靠的主要力量之一。更重要的是，這條反現代資本主義的革命道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30年的鄉村實踐打下了鮮明烙印：鄉村以一種另類的方式“回歸”到整個國家的革命與建設實踐之中。
首先，新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高舉革命與階級大旗，不論是城市還是鄉村、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均被裹挾進革命話語與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之中。1949年以來，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對于農村與城市的影響基本上是同步的。在廣大農村，農村社會原有的社會結構被瓦解，代之以由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這些新術語所組成的全新社會結構。雖然各地情況有所不同，但是剝奪地主及富農的土地、房產與其他生產生活資料進行重新分配，并對“四類分子”進行控訴與批斗，乃是全國的大致情形。城市的社會結構也被根本改造，原有的同業公會、同鄉會、街坊協會均被取消，代之以由居民委員會與工作單位為基礎的新的社會結構。階級分析也同樣席卷城市人群，從而造成等級結構的根本變化。工人、技術人員以及與工業生產有關系的勞動者地位上升，階級敵人與其他階級成分有問題的群體則被社會遺棄，落入社會底層。⑥隨后的一系列運動，雖然具體內容可能有所側重，但城市與鄉村均占有同樣的地位。換句話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廣袤大地上呈現出來的并不是現代性大都市與落后鄉村之間的對立，而是不分城鄉、民族、地域的階級對立與斗爭。在此背景下，鄉村不僅沒有被社會主義國家視為現代的對立面而拋棄，反而作為階級斗爭意識形態的主要陣地，重新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由此，清末以來鄉村作為現代國家的對立面的現象得到了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國家以革命的方式將鄉村整合進國家體系，從而實現了鄉村的另類回歸。
其次，鄉村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主要舞臺。在五年計劃報告中，能夠清晰地看到國家對于農村和農業之于國民經濟建設重要意義的重視。從“一五”到“五五”計劃，雖然一直強調重工業建設，但同時也在不同層面上強調農業發展的重要意義，并對農業合作、農業生產的領導以及農業增產的各項具體措施有詳細的規定。⑦中華人民共和國前30年，雖然國家在宏觀層面上推動農業發展是為了更好地配合工業建設，雖然農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根本改善，⑧但是農村作為國家建設的重要舞臺，也是不爭的事實：廣大農村在國家建設中也得到了實在的利益，包括大型農田水利設施的大量興建、集體化農業生產的組織與管理、化肥農藥種子等農業技術的推廣、人民公社體制穩定之后社隊企業的興起等。⑨
再次，鄉村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也同樣是國家的重心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農村教育領域，開展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培訓鄉村教師等措施。1958年以后，鄉村成了教育大躍進的主要陣地。在全國鄉村廣泛興辦初中、高中甚至農業大學，而且，鄉村中學與大學具有鮮明的“面向農村”的意味：以農業勞動為主、學習文化知識為輔。醫療衛生事業在20世紀60年代也逐漸向鄉村傾斜，表現在以社辦、隊辦、社隊聯辦為主要形式的“合作醫療”，醫生來源除了公社醫療診所的醫生外，更多是通過參加半農半醫短期培訓班而產生的“赤腳醫生”，縣衛生部門多次組織業務培訓提高其醫療水平。①不可否認，“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切實解決了當時農民看病難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到今天，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當初這些赤腳醫生仍然是廣大農村醫療的重要力量。
最后，鄉村不僅不再是現代性鄙視的對象，在某些特定的時期，還作為榜樣反過來改造城市青年和知識分子群體。正如學者指出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30年里，共產黨的政策即便不能簡單說是“反城市”的，也是對城市抱著一種雙重態度。因此對城市發展，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長期以來采取限制與控制的政策。②此消彼長，農村和農民(特別是貧下中農)在國家革命與建設中的重要性驟然上升。擇其大者：其一，在厲行節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背景下，一系列農村被建構成全國的典型和模范，成為全國各行各業爭相學習的榜樣，特別是山西昔陽的大寨大隊，更是掀起了全國“農業學大寨”的熱潮，“大寨精神”成了六七十年代全國人民學習的重要內容。其二，廣大普通農村也成了城市青年及知識分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圣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數規模龐大的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雖然“上山下鄉”運動帶來了種種后果，但這一運動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反襯出農村與農民在整個國家革命建設中的重要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此時鄉村雖然重新回到國家體系并成為國家經濟、政治、文教衛生等事業的重要舞臺，但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回歸。在這種另類回歸的背后，除了革命與階級斗爭之外，鄉村實際上承擔著為國家工業建設提供資本積累的重任。統購統銷、一平二調等政策，以及較為嚴格的戶籍制度，造成農業生產效率的長期停滯甚至后退，③并最終導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終結以及改革開放的啟動。
三、三農：現代性下的再次分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革命道路，開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實現現代化為內容的新時期。從現代性的視角看，改革開放的過程可以說是前一階段所拋棄與反對的現代性話語與實踐又重新獲得正當性(legiti-macy)，并在各級政府部門日益占據主要地位的過程。特別是這一時期所緊緊圍繞的經濟建設與現代化建設，以及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行講話中關于姓社姓資及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討論，更是從官方意識形態的高度將現代性實踐深入到社會各個領域。
就廣大農村來說，改革開放首先表現為家庭承包責任制與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20世紀70年代末，人民公社制度日益陷入各種困頓，對于包產到戶的新趨勢，中央在否定、爭議與默許的短期搖擺之后，以家庭承包制為主線的農村經濟改革在全國范圍內迅速開展。中央連續5年出臺的一號文件，成了這一經濟改革推行、鞏固與完善的重要文件。農村政治體制改革也同時展開。廢除原有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建立鄉政府與村民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進一步明確了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地位。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將廣大農民從長期的集體束縛中解放出來，極大激發了農民的自主性與生產熱情。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農業總產值與農民的生活水平，均呈現逐年提高的態勢。
然而，隨著現代性實踐的日益深入，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廣大鄉村日益呈現出再次分離的趨勢。最為明顯的表現，就是國家權力從農村領域的不斷收縮，城市又重新成了追求現代化與市場經濟建設現代國家的重心所在。家庭承包責任制所實行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一家一戶分散生產、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以及村民委員會制度所實行的村民自治，無不體現著國家權力從經濟到政治從農村領域的不斷收縮與淡化的事實。有學者指出，家庭承包制被國家認可后的相當長時間里，中央的政策僅僅是穩定這一制度，而不是更多關心如何完善與創新。而且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效果之后，國家迅速把注意力放到城市，很長一段時間只顧城市而忽視農村；僅以財政支出為例，國家各級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①隨著國家重心的轉移，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相當一段時期，國家對于廣大農村的農田水利建設、道路建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機制等等公共產品供給均出現嚴重滯后甚至缺失。在此背景下，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弊端開始顯現。例如，個體農戶需要單獨直面國家與市場而難于抵御各類風險，土地不斷分割細分影響多年作物的種植，難以獲得規模效應從而造成生產效率的不斷降低。于是，伴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農民收入卻增長緩慢，城鄉差距持續擴大。②
與此同時，農民負擔卻日益加重。在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原則下，除了上繳“皇糧國稅”外，上繳村集體的各種統籌與提留由于缺乏明確標準而出現大量可操作空間，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等“三亂”現象成為當時鄉村的普遍現象；再除去購買農藥、化肥、種子等生產成本，種田收益幾乎所剩不多甚至無利可圖。于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國農村出現了大量耕地拋荒的現象。村民自治實踐也遇到了若干挑戰，特別是國家權力從農村收縮后所出現的權力真空，以及高額稅費的征收與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實施，惡人治村、村霸橫行的現象日益增多，官民矛盾與沖突日趨嚴重。③在此背景下，李昌平發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聲，從此“三農”問題日益進入學界與政府的視野，引發廣泛討論與思考。當然，“三農”問題的出現有著極為復雜的歷史與現實等各種原因。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改革開放以來日益占據主導地位的現代性話語與實踐及其所造成的鄉村再次分離，不啻為其中的關鍵性因素。
同時，現代性再次將鄉村建構為落后的“他者”與亟待接受先進的現代文化改造的對象。其一，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撥亂反正、糾錯糾偏之后，鄉村教育已與集體化時帶有明顯“面向農村”意味的鄉村教育有了根本不同。即日益強調以面向城市、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的正規化、專業化教育為導向，由此造成了鄉村教育資源分配與教育機會的不平等與短缺，④以城市為導向的農村教育使得教育內容與鄉村發展嚴重脫節，不僅無法為鄉村社會發展培養技能人才，更加造成了鄉村的異質化與他者的地位。⑤其二，改革開放后，廣大農村再一次成了社會主義思想與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陣地。從1982年開始連續頒布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均明確指出要不斷對農民貫徹社會主義思想，促進整個農村的思想政治與文化知識的不斷提高，增強農民對落后封建思想的抵御能力。于是從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文明村鎮及五好家庭評選活動、四有教育活動、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在廣大農村轟轟烈烈展開。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活動在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中具有重要意義，但在一系列活動的背后，其實蘊含著現代性固有的將鄉村與城市相割裂，并分別賦予其落后愚昧與先進科學的二元對立的劃分，從而順理成章地將農村建構為亟待用先進科學文化予以改造的他者，在農村現代化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民間傳統所固有的積極意義。⑥
四、回歸：新農村與城鎮化的迷思
進入21世紀，“三農”問題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從2003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注農村稅費改革開始，農村再次成為中央一號文件的政策實施對象，至今持續13年之久，內容更是涉及農村稅費改革、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快水利建設、推動農業科技創新、發展現代農業等各個方面。其歷時之長、涵蓋面之廣，國家對于農村的再度重視可見一斑。特別是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及取消農業稅并給予種田補貼、以工業反哺農業等一系列向農村傾斜的政策，以及十八大和“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僅使世紀之交極為嚴重的“三農”問題得到極大緩解，更為重要的是，在新農村建設與新型城鎮化建設戰略的推動下，之前被嚴重分離的農村又一次成為整個國家的重心所在。國家試圖通過推動農村的現代化與城鎮化最終達到鄉村新的回歸，實現鄉村與城市在高度現代化意義下的新的整合與一致。
然而，由于中國社會的復雜性，新農村與城鎮化建設也遇到了種種挑戰。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當前學界對此問題的討論，可粗略歸納為城鎮化建設中所存在問題的研究，以及相應對策建議的研究。其中的一個共識是，農村城鎮化并不僅是農村土地的城鎮化，還包括人的城鎮化。即農民及其家屬的城鎮化，即在土地集中、“農民上樓”，農村原有社區結構瓦解之后，如何促使農民身份的轉換、促使農民適應城鎮化的新生活。①針對這些問題，學者們從各個層面提出對策建議。例如，要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知識水平，幫助農民形成一整套現代市民的理念，包括社會公德教育、普法教育、公民意識教育、城市生活方式教育等。②
某種意義上，在當下對新農村及城鎮化建設的理解上，仍然存在著或多或少再次落入現代性陷阱的傾向。在不同程度上均出現把城鎮與鄉村、市民與農民以及現代與傳統二元對立起來的傾向。如何跳出這種現代性的陷阱、打破二元對立的認識誤區，對于城鎮化建設的順利開展則顯得尤為重要。③換言之，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應該采用將城市與鄉村、市民與農民統合起來的視角，在充分尊重村民主體性與民間傳統、挖掘鄉村各種內生性因素，以及鄉土文化豐富智慧的基礎上，推進農村的現代化事業。惟有如此，才可稱作廣大鄉村在現代性意義上的真正回歸，才能確保城鎮化建設取得真正的預期效果。在此意義上，新近出現的，諸如碧山村計劃等逆城鎮化實驗，以及“望得見山、看得見水、留得住鄉愁”的表述中所蘊含的以鄉村本土為根基的現代性，可能是未來鄉村實踐的一個新的方向。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思想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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