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還是破解深度貧困難題，扶貧“三最”——盯住最困難的地方，瞄準最困難的群體，扭住最急需解決的問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扶貧“三最”的演進
不同的時期，農村扶貧都有不各同的方略及其路徑。扶貧“三最”這一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破解深度貧困難題的根本路徑，經歷了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從筆者初步掌握的情況看：
（一）個人層面。2005年5月13日，筆者帶隊在深度貧困地方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調研結束時的講話中，結合多地多次調研及平常掌握的情況提出了“選定最困難的村，扶持最貧困的戶，辦好群眾最急需辦的事”的觀點。①次年6月，在給一位省領導撰寫講話稿時，用了這個“三最”觀點。那位省領導說：“思鐵，我給你改一字，把‘定’改為‘準’。你看怎么樣？”我當時就覺得改得很好。所以，就改為“選準最困難的村”了。這可能是扶貧人第一次提出扶貧“三最”的概念。
（二）系統層面。2011年12月9日，全國定點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出席并講話，他強調新階段定點扶貧將做好“五個注重”，其中之一就是“注重幫扶的瞄準性，定點扶貧向‘最貧困地區、最貧困群體、最迫切解決的問題’傾斜”。②以后，他在河南、四川等地考察時又多次強調扶貧“三最”。譬如2012年9月17日，他到河南信陽市大別山片區的潢川縣、光山縣、新縣等縣考察時就強調：“一定要瞄準最貧困的地區、最貧困的群體、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來積極開展扶貧開發工作。”③這是扶貧開發系統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講到扶貧“三最”。
（三）省級層面。2011年12月31日，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印發的《四川省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明確提出：“選準最困難的村，扶持最貧困的戶，辦好群眾最急需辦的事。”④這是扶貧“三最”第一次上升到省級黨政層面。
2016年2月22日，云南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明確提出，瞄準“最困難的地方、最貧困的群體、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把解決深度貧困擺在優先位置，集中力量打攻堅戰。”⑤
2017年5月25日，山西省十一屆省委24次常委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聚焦深度貧困集中力量攻堅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緊盯最困難的地方、瞄準最困難的人群、扭住最急需解決的問題。”⑥
（四）國家層面。2017年9月28日，全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汪洋出席會議并講話，他強調：“各地要擔負起本區域深度貧困攻堅的總體責任，盯住最困難的地方，瞄準最困難的群體，扭住最急需解決的問題，逐一研究本區域深度貧困縣、鄉、村的攻堅方案，因地制宜細化政策舉措，讓深度貧困地區發生實實在在的變化。”⑦這是扶貧“三最”第一次上升到國家層面。
二、扶貧“三最”的表述
扶貧“三最”的表述雖然大同小異，但是，汪洋副總理強調的是第一次科學、全面、準確的表述，可謂切中肯綮。體現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認識辯證發展的觀點。
（一）“三最”的相同點。一是核心：“最”。這個漢語詞匯，本義為犯而取之，從曰，從取。作副詞用時，假借為“絕”，表示程度，相當于“極”“尤”；作名詞用時，表示首位。這是扶貧“三最”的核心之處。二是范圍：“困難”“貧困”的“村”“地區”“地方”。三是對象：“困難”“貧困”的“戶”“人群”“群體”。四是事件：“急需”“迫切”的“事”“問題”。五是手段：“辦”“解決”。綜述來看，筆者認為，可以理解為一是“扶持誰”，即：“村”“地區”“地方”與“戶”“人群”“群體”；二是“扶什么”，即：“事”“問題”；三是“怎么扶”，即：“辦”“解決”。
（二）“三最”的不同點。一是從時間上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明確提出以前，扶貧“三最”不盡完善且過于前衛，缺乏普遍實施的前提和基礎，因為那時扶貧開發的特點，一言以蔽之：粗放。新的扶貧方略提出之初，從粗放扶貧轉移到精準扶貧，客觀上人們都有一個學習、理解、消化和吸收的過程。因此，扶貧“三最”實施的時間，不可能與新方略同步且一蹴而就，只能在認識與實踐中逐漸形成。
二是從條件上看，2017年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今后幾年，我國脫貧攻堅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要把深度貧困地區作為區域攻堅重點，確保在既定時間節點完成脫貧攻堅任務。”⑧特別是同年在“6·23”全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破解深度貧困問題的新思想，為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提供了根本遵循。這之后，扶貧“三最”才具備了轉化為實踐的充足條件。
三是從內容上看，汪洋副總理講的“三最”，是第一次科學、全面、準確的表述。主要體現在用了三個動詞“盯住”“瞄準”“扭住”。也許有人會問，“盯住”與“緊盯”有啥區別？“盯住”指逼近某人（事），緊盯某人（事）；形容集中或顯著地注意。“緊盯”指目不轉睛，眼珠不轉地盯著看，形容注意力高度集中。顯然，“緊盯”比之“盯住”的詞義過重，在實踐中操作起來有一定困難，缺少應有的余地、彈性。
三、扶貧“三最”的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攻堅本來就是一場硬仗，而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是這場硬仗中的硬仗。”汪洋副總理強調的扶貧“三最”，對打贏“這場硬仗中的硬仗”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全面小康之所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更重要、更難做到的是“全面”。“小康”講的是發展水平，“全面”講的是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這就要求，全面小康覆蓋領域要全面，是“五位一體”全面進步的小康；覆蓋區域要全面，是城鄉區域共同發展的小康；覆蓋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體人民的小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如果到2020年我們在總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標，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更加嚴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實現了目標。因此，可以說扶貧“三最”正是平衡、協調、可持續所需的妙方良藥。
（二）攻堅形勢之所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處于“四個全面”戰略之首。脫貧攻堅，消除絕對貧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率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打響了脫貧攻堅戰。脫貧攻堅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并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深度貧困是脫貧攻堅的主要難點，而現在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又僅有三年多點時間。時不我待，形勢逼人，我們須得乘勢而上、只爭朝夕，突出扶貧“三最”，擼起袖子攻克深度貧困堡壘，才能確保實現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既定目標。
（三）精準扶貧之所至。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并強調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精準扶貧是粗放扶貧的對稱。是指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一般來說，精準扶貧主要是就貧困居民而言的，誰貧困就扶持誰，誰的貧困程度深對誰的扶持就應多。”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區域、一個是人口。扶貧“三最”既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內在要求、必然選擇，也是破解深度貧困的根本路徑。
（四）貧困群體之所愿。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人民跟著共產黨干什么？一求翻身解放，二求富裕幸福。”消除貧困，全面小康，是我們黨對全國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新中國成立快70年了，我們的一些地區還很落后、群眾生活還很艱苦。我到過的一些深度貧困村，那里的老百姓行路難、飲水難、住房難、就醫難、上學難等七難八難問題就比較地突出，尤其是通路的問題。我住宿過的一家貧困戶，茅廁裸露山坡上，實可謂“上通天、下通地、四面八方通空氣。”貧困群眾脫貧致富過上好日子的企盼強烈。民之所愿，政之所為。我們務必按照扶貧“三最”路徑實施好精準扶貧方略，幫助他們盡快擺脫貧困，走向致富。
（五）扶貧資源之所限。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扶貧開發，扶貧資源越來越多。今年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已達871億元，明年可望突破千億大關，還有地方投入、社會捐贈等。但與脫貧攻堅的繁重任務相比較，畢竟還是有限，加之深度貧困問題還很突出。所以，扶貧資源特別是資金“天女散花”的做法必須進一步調整，以利于集中力量攻堅。扶貧“三最”就較好地體現了這個思路。只有把好鋼用在刀刃上，才能增強貧困群眾的“獲得感”， 也才能切實避免“打著扶貧牌子，戴頂扶貧帽子，扶貧多年還是老樣子”的尷尬。
（本文作者系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省扶貧移民局項目中心主任）
注解：
①王思鐵：《[原創]突出整體推進建新村_王思鐵_新浪博客》
②《范小建:我國新階段扶貧開發任務面臨 四大挑戰 _網易財經》
③《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蒞臨信陽調研扶貧開發工作_重要活動》
④《四川省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四川新聞》
⑤《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強調 精準再精準、落實..._云南網》
⑥《山西省委召開常委會議 駱惠寧主持--新聞報道-人民網》
⑦《汪洋出席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電視電話會議并講話_國務院副總理...》
⑧《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_滾動新聞_中國政府網》
⑨王思鐵：《精準扶貧:改“漫灌”為“滴灌”-四川黨的建設(農村版)201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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