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經濟轉型？現在有一些標準，但最主要的標準還是要依靠內生的而不是外部的動力，即以擴大內需提升居民的消費水平而不是以擴大投資來促進經濟發展。但遺憾的是，這些年來我們在擴大內需上進展緩慢，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依靠不斷增加投資。
比如，今年全國預期固定資產投資額為67萬億元人民幣，而計劃中的經濟增長率僅為6.5%。按照2016年中國74萬億元GDP計，今年擬增加GDP約為4.8萬億。這就是說，中國今年增加的這4.8萬億GDP是通過投資67萬億元人民幣來獲得的，而這意味著今年我們的每1元錢投資僅能得到約7分錢的GDP而不是利潤回報。而前一年，即2016年，將相關數據計算后得知，中國每1元錢的投資GDP回報約為8分錢。而在2005年，這個GDP投資回報是1角3分錢。這表明，10年來中國經濟靠投資拉動的發展模式已經陷入了困境，效益已經低下到了驚人的無法持續的程度。
那么，為什么會如此呢？說白了，原因很簡單，也就是我們的居民消費水平太低，根本拉動不了龐大而粗放的經濟發展。但有人可能會問了：政府有關部門不是說2016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64.6%嗎？怎么會是這樣？這個數據沒錯，但它卻掩藏了一個巨大的問題，即這里所說的消費并非全部是老百姓花的錢，即居民消費，而是將龐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公共消費也包括了進去。而在中國，所謂的政府公共消費其實很多都是直接或間接用于投資了。即便是比較靠譜的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3.2萬億元的數據也不盡是居民消費，各級政府各部門以及各種國企從零售市場所購買的各種消費品也包括了在內。
我沒有查到去年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的各自比例，但如將政府公共消費這一大塊去除，去年中國的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沒有所說的那么高，可能僅在40%左右吧？相比之下，2003年時世界平均消費貢獻率就已經達到79%了。
我國的居民消費為何會如此低下呢？原因也很簡單。那就是我們的人口占比三分之二的廣大農民階層的普遍性的長期貧困。
據官方公布的數據，2016年全國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城鄉差距繼續縮小。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比上年縮小0.01。這是什么概念呢？也是官方數據，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854元，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210元，前者是后者的2.6倍。這就是說，最近十七年來，雖然各自的收入都增加了，但是中國農民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居然還增大了。
而且，按照這個每年縮小百分之一的速度，還要再過八十多年才能恢復到歷史上的最小城鄉差距，即1985年的1:1.85上去。當然，所有這些都還不包括城鄉在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社會福利上的更大差距。如果包括進去，我們時下的城鄉差距可能余以前一樣，還是大于5-6倍。
而在基尼系數方面，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說，我國2016年為0.465，比2015年略高0.003。這個指標在增加是說，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就是社會公平態勢不是向好而是變差了。另一個數據就讓人看不懂了，即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和社科文獻出版社在京發布《農村綠皮書：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6-2017》中說，2016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比上年減少1240萬人。人們會問：既然貧困人口減少了，那為何貧富差距還增大了呢？
從消費上來看也是如此。在同一份報告中還說，“2016年，鄉村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達到46503億元，比上年增長10.9%，比城鎮消費品零售額增速高0.5個百分點；在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所占比重為14.0%，比上年提高0.1個百分點；對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量的貢獻率為14.6%。”這個數據表明，人口占比約65%以上（按戶籍計）的農村人實際上還很窮，其消費水平僅為城市居民的七分之一。
分析了這些數據后，讀者也許就明白了造成我國近些年產能過剩、內需不振和消費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了。簡單一句話，那就是在于廣大農民階層的普遍性的長期貧困。也正是由于廣大農民階層的普遍性貧困遲遲得不到緩解，才致使我們推進了多年的人的城市化始終踏步不前。
那么，造成我國廣大農民之所以如此貧困的原因又在哪里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多人喜歡顧左右而言他或者裝作不知道，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我們中國到目前還普遍存在著的一個巨大的社會不公：城里人可以擁有所從事產業的資產所有權及自有房產的抵押融資和交易權，而人口數量占比多達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卻沒有。
眾所周知，土地是第一產業農業的最主要資產，也應該是第一產業的從業者——農民的最主要的財產。但長期以來，我們堅持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卻從根本上割裂了農民的財產權。現有的土地制度試圖通過賦予農民土地的承包經營權來掩飾或緩沖該制度對農民土地財產權的實際上的剝奪。但是，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自有宅基地住房的不能抵押融資也不能交易的歷史和現實卻將我國農民長期以來遭受巨大的經濟剝奪和社會歧視的狀況暴露無疑。
其實，賦予農民有保障的土地所有權（含宅基地住房的商品交易權），就如同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從業者擁有自有資產的所有權一樣，本來就是第一產業農業的從業者——農民天然應該享有的合法權益的題中之意。可我們卻為了一個烏托邦意識形態將其否定了足有六十年之久。
最近幾年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我們試圖在不改變現有土地集體所有制度的基礎上，通過允許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方式來達致提振和擴大內需的目的。這種做法比起原有的只能由政府征用土地才能導致土地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使用權）轉移的規定是要進步一些。因為它終于承認了土地承包人所擁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僅僅有使用價值，也還有一定的市場商品價值。但是，土地所有權的市場商品價值又在哪里呢？這種回避了土地所有權的土地使用權流轉政策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在實踐中仍然存在許多重大的難以克服的問題。
比如，無視所謂土地集體所有權人權益卻允許土地使用權流轉或入股合作社（原來也包括入股公司，后被停止）的政策做法是違背法理的。倘將來合法化后了的土地所有權人對這種土地經營權流轉交易或入股協議提出異議并依據《物權法》去主張自身對所流轉土地的所有權益時，我國的現有民法體系必將出現難以想象的也是難以修復的混亂。
再如，在政府主導的土地市場上，飽受詬病的政府既是土地流轉市場的交易方又是土地流轉市場的監管方的雙重身份并沒有得以改變。這不僅違背了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改革宗旨，也違背了土地流轉交易的市場公正性原則。
還有，政府不是通過對土地市場加以監管并征收土地交易稅的方式來保障國家利益，而是通過改變土地用途和采用所謂招拍掛方式直接從所介入的土地流轉交易中來獲取巨額級差地租（土地出讓金）。這種稅外獲取巨量的預算外收入的做法似乎也涉嫌違背了憲法原則。此類問題很多，不一一足。但在上述所有問題中還存在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否認農民土地所有權的土地使用權流轉仍然損害了農民應有的土地權益。
在現有土地集體所有制下，即便允許土地使用權流轉，但由于土地承包經營權市場價值的有限性，承包農戶也只能從中獲得約等同于土地年收的平均每畝數百元的流轉費用。我在前些年發表的一些文章中將這種允許土地經營權流轉租賃政策稱之為又一次輕徭薄賦而已，并將流轉出去的土地承包權稱之為“一塊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緊緊地勾住那這些希望移居城鎮的農民，使之無法脫離土地的羈絆而最終融入城市”，“遠不足以解決人的城鎮化問題”。現在看來這都是對的，因為事實證明，現行農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既無助于城鎮化，也無助于減少城鄉差距。
其實，我國的農村人口并不應該貧窮，因為他們其實天然擁有著異常巨大的存量資產，只不過在現有土地制度下這些巨量資產的市場價值一直處于一種沉睡狀態而始終未被承認和開發罷了。如果我們通過推行真正的地權還農改革，使這些資產具有了商品價值，那么會出現一個什么樣的人結果呢？
根據已有數據，時下中國歸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總面積約66.9億畝，除了約25億畝耕地和可耕地外，大約還有包括近2億畝宅基地在內的2.5億畝集體建設用地。其余部分為集體山林、草原和養殖水面（不包括近海養殖水面）。我們且不說其他類型的面積更為廣大的農村土地，就說這近2億畝的農村宅基地，平均到每個農戶頭上約半畝宅基地（2005年平均每農戶宅基地為361平方米）。如果這半畝（330平方米）宅基地及其建筑其上的約350億平方米的農民房產均可以商品化和市場化了，這對于8億農民來說又意味著什么呢？
這個賬我相信誰都會算出來的。而且算出來以后就會發現，廣大農民如果擁有了這部分可以在公開市場上抵押或買賣的土地財產權，現在仍然那么大的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還會繼續那么大下去嗎？為讓各位又一個大概的印象，我想提供兩個基本數據，即目前鄉鎮及以下的鄉村帶普遍性的建筑成本——每平方米1500元人民幣和縣級政府土地出讓金的三類地價每平方米1250元。然后再以這兩個較為低廉的平均價格分別乘以350億平方米住房和上千億平方米的宅基地。得數約有180萬億人民幣了吧？
相比之下，2016年中國城鎮住宅存量面積240億平方米，按同年商品房均價7500元/平方米計，也是一個180萬億。這就是說，如果允許中國農民居住和使用的宅基地及其建筑其上的住宅實現資產化和市場化的話，他們還會繼續貧困下去嗎？顯然不會了。不僅如此，困擾我國數十年的城鄉差距也將很快煙消云散。
可我們呢？這些年來，我們一直緊緊抱著這么一個巨大的聚寶盆去討飯吃，還天天冥思苦想，看如何才能擴大內需以實現所謂供給側的去產能改革。真有意思。由此可見，即使拋開政治和社會意義不說，僅從增加國民財富的角度來說，我們也應該把土地所有權歸還農民，讓廣大農民與所有工商業從業者擁有自有資產的所有權一樣，也能擁有所從事農業的土地資產和所住宅基地房產的所有權。這一土地制度上的改革必將從根本上提高人口占比65%或以上的廣大農民社會地位，提升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消費水平，實現農村消費的升級和擴張，從而達致擴大內需的目的。
對此，有些人可能擔心，如果實行農民土地個人所有制后會否出現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所謂土地兼并等問題。我覺得，那是大可放心的。因為這在現代法治社會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說得不好聽，那些危言聳聽的說法不過是國內某些既得利益集團及其學界代言人用于驚嚇別人和自我驚嚇的一種由頭罷了。
在政府作為監管者而不再作為參與者超脫于土地市場交易之外后，我國完全可以像這個世界上許多先進國家那樣，通過頒行新的土地管理法，以法制約非農用土地的交易，并對某些符合相關法律和規劃的土地非農用途交易征收相對高額的土地交易稅以保障國家利益。這些做法屬于政府治理方式的改革范疇，做起來我想并非很難。
在地權歸農后，通過政策鼓勵的低稅率市場交易，有序的農用土地的集中也將大量出現。但這種土地集中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因為農用土地的逐步集中和產業化耕種正是我國現代化農業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必由之路。
農村的土地資產和宅基地房產倘可以抵押融資或交易，廣大農民就不會再停留在傳統的自力更生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時代了。他們可能以個人或以合作社名義，像城里人一樣歷史性地擁有自己名下的可以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值的資產性財產。他們也將因此而成為一個不再遭受歧視并擁有足夠自尊的富足的資產所有者。
農民有了這些活起來的資產，也就有了極大的再生產選擇權，或加大農業投入或興辦工商企業，或就地創業或異地遷徙，體面地攜家帶口移居城市。這時，夢魘一般籠罩在農民頭上數十年的城鄉分割體制也將被徹底打破。
或許，還會有人說，農民在抵押了土地或宅基地住房拿到錢后可能會胡亂花錢，吃喝嫖賭，然后又一貧如洗。這種說法更是一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無端臆測。對此，建議這些人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因為把房產賣掉了去吃喝嫖賭而流落街頭？如果不是，那又有什么權利惡意誹謗他人呢？
應該說，農村土地資產以及農民宅基地房產的民有化和市場化將是二十一世紀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一個巨大的發動機，但現在卻是一個迄今深埋地下未被開發的巨大的資源。如果我們通過制度改革將這些巨量資產的完整產權按照《物權法》的按份共有原則還給農民，我國將一舉解決困擾中國數十年的“三農”問題和城鄉差距，并將成倍地增加我國社會的財富總量，大幅度地提高國內消費水平，從而將徹底地改變目前的那種陳舊而危險的依靠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而走向健康的以消費驅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道路。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