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江蘇S縣的分析
摘要:隨著現代性不斷滲入鄉村場域，傳統村落面臨著不斷衰敗的厄運，而這恰恰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實踐可能空間。通過理順傳統村落在鄉村振興過程中的利益主體，辨識利益主體的價值取向，并基于生態學意義上的共生理論，構建出傳統村落共生發展系統，以及厘清其共生格局的具體形態。同時借助于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建構出傳統村落的共生度模型，并基于江蘇省S縣的調研數據，測度出5個典型村落的共生度。研究發現，5個典型傳統村落的共生系統呈現非穩定性并兼具共性。為此，要通過提高共生單元的質參量、完善共生界面、促成共生新增能量的產生等，實現傳統村落的共生性發展，進一步推動鄉村振興。
關鍵詞:鄉村振興；傳統村落；共生性發展；利益相關者；灰色關聯分析
一、引言
轉型期的中國已然進入到現代農業和工業發展的重要階段，信息技術和大數據技術蓬勃發展，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對傳統農耕文明的傳承與發展。近年來，隨著中國城鄉經濟一體化及“工業反哺農業”進程的不斷加快，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與“美麗鄉村”建設，農村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與傳統村落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現代化進程中自然引申出“傳統村落”的發展與轉型問題（徐勇，2013）。傳統村落作為當下現代化過程中中華文明所遺留的文化與歷史寶藏，它亦是農村物質文明與非物質文明之間的現實載體。需要正視的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滲入，傳統村落正不斷消亡。傳統村落的消亡不僅僅表征出農村文化的消解，同時還昭示出農村非物質文明的不斷流失。
李克強總理指出，要快速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更加注重保護我國農業文明和農村文化特色。因而，在面臨城鎮化以及工商資本下鄉所帶來的沖擊時，探討保護與發展傳統村落的有效途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而如何把握好傳統村落的共生性發展，已成為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現實命題。在本文的研究中，筆者借助田野調查法與文獻資料法，選取不同的村落，通過利益相關者的理論視角，對傳統村落發展過程中的利益主體及其價值取向進行有效辨識。與此同時，基于江蘇S縣調研的基礎數據，選取5個典型村落，對其進行了全面的田野調查與數據資料統計，建構出灰色關聯度的共生模型，以此來探求傳統村落發展過程中的共生度差異，旨在為我國傳統村落的共生性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路徑，從而推動傳統村落的長效性發展。
二、 傳統村落共生性發展的利益相關者分析
利益主體的概念與內涵緣起于公司治理的理論范疇之中，后被其他行為科學研究所借用和引用，例如，在以科層制為特色的公共事務管理中也開始對利益相關者進行分析。一言以蔽之，在任務性組織中可以影響組織目標以及能被該目標所影響的群體抑或是個人都可以歸屬為利益主體的范疇（Pardo J M F，Guerrero I C,2006）。利益主體存在于具體的事務與實踐之中，但其主體形式不是單一的，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共存在一個復雜的社會生態中也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在當下我國轉型期的農村社會發展進程中，當傳統村落從緩慢且自然變遷的發展模式過渡到工業文明不斷滲透傳統農業、農村與農民的發展模式，從單一的居住模式發展到兼具多元功能供給的模式之時，其不僅表現為審美文化的變化，而且各方利益主體充斥于發展與生產的各環節，利益主體的共生與共處成為傳統村落發展中必須要面對的現實命題。隨著市場經濟與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傳統村落內部結構中的利益主體與其主體關系發生了結構性轉換。在傳統村落場域中，各方利益主體的利益驅動與價值取向發生了異質性轉化，而作為理性選擇主體的一方，其追求必然的是自身主體的利益最大化，對集體行動采取漠然甚至是行動惰性（桂華、賀雪峰，2013）。最終的結果是自私利益觀念的加劇，社會關聯度的降低，甚至引致社會群體利益沖突和村落矛盾，既包括了村莊集體利益與內生性的個體利益的矛盾，亦囊括了政治與經濟利益的多樣化矛盾。此外，矛盾主體還包括了村落居民、旅游開發商以及游客等。由此可見，傳統村落的共生性發展，需要探尋出利益共生的主體，而這共生主體的利益博弈是建立在共生性合作的基礎之上的（溫鐵軍、楊帥，2012）。因此，為了有效建構出傳統村落中利益主體間的共生性發展系統，必然需要厘清利益主體間的關聯以及價值取向。
（一）利益相關者及其關系的基本分析框架
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具有特色或者說具有旅游價值的傳統村落，毫無疑問也成了稀缺的文化資源和旅游資源，在某種程度上，是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發現和挖掘了傳統村落的潛在價值，然而，對傳統村落的保護又是通過政府的相關法規來進行的。就利益相關者而言，傳統村落所涉及的幾個行動者主體——村民（個體性的村落物質與精神文明的保護與傳承者）、基層政府（組織性的村落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規制者與保護者）、開發商（以營利為首要導向的市場主體）和游客（以分享價值為導向的市場主體），他們通過相互的作用構成利益相關者的行動框架（見圖1）。
一是村民，即傳統村落古民居（古民宅）的主體。村民以個體保護及“自我關懷的情結”參與地方政府的文物古建筑的保護工作以及政府基建規劃等，同時也參與開發商所引導的旅游開發活動中，增加了旅游開發企業的人力資源，對旅游文化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二是基層政府?；鶎诱鳛閭鹘y古村落保護工作的法定執行方，有義務和責任承擔起文物保護規劃、建筑規劃與開發、村民保障等公共性服務，此外，還為旅游開發商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與優惠性政策。三是開發商。通過增加資金投入，開發商發揮著強化傳統古村落內生性發展的作用，對當地的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做出了貢獻。四是游客。游客既是古村落開發活動的直接行動者與享受主體，亦是其他利益主體的公共服務對象。游客為傳統古村落的發展帶來了文化與信息，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起到外部嵌入式的促進作用。
四方利益主體在發展過程中建構出各自的行為驅動與利益動機，各方利益之間形成強弱程度不等的銜接，一方對多方的利益行動伴隨著利益動機與行動圖景的延伸。為此，可有效區分各方利益主體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及其自身主體的預期收益，見表1。
（二）利益主體價值取向的辨識與測評
隨著中國城鎮化發展步伐的不斷加快，傳統村落面臨著諸多轉型與價值摒棄。如何把握好當下利益主體在對傳統古村落保護過程中的價值取向，已成為鄉村治理的現實命題。價值取向是指人們的價值評價和選擇的傾向性，也是人們以什么樣的態度來對待事物并做出選擇的過程（Wickramasingle D, Hopper T,2005）。因此，在傳統村落共生性發展過程中，不同的利益主體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可以將其分為經濟、文物保護、文化、社會等四個維度。
一是經濟價值。傳統村落在發展過程中格外注重對其經濟價值的開發，現存的傳統古村落在特色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上發生了異化效應。此外，傳統村落所流傳下來的遺產承載了村莊變遷的時代感與歷史文化的厚重感，在旅游產業化浪潮中催生出文化旅游開發，助推了傳統村落的人文、歷史文化與自然景觀的相互統一。二是文物保護價值。隨著歷史與時代的進步，城市文明的興起昭示了精英文化的誕生，與此同時，代表民間文化抑或是社會民眾的精神則深深植根于鄉野村莊中。傳統村落是長期農耕文明的產物，承載著村莊歷史與鄉土文化的集體記憶，直接反映了鄉土文明。三是文化價值。傳統村落的民居建筑、道路建設、農田修正等自然文化景觀都是物質文化形態的文化遺產，村民在社會生產、生活實踐過程中所創造出的方言、習俗、民俗、宗族文化以及村落集體記憶等都屬于非物質形態的文化范疇。隨著時代的更替與社會發展方式的變遷，傳統村落的基層群體組織及其村莊政治文明仍然保存完好，也成為當前農村現實樣態的“活化石”，這一文化屬性標志著其必然要嵌入到傳統歷史長河與時代發展的協調中。四是社會價值。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是以族群聚居的形態，并以血緣關系為交往紐帶，親疏遠近之分比較明顯，這不僅是為了保護村落居民的生存安全，還是為了更好地繁衍生息。在傳統社會宗法制度的影響下，以家族乃至宗族概念為特征的等級秩序充斥于村落生活之中。而這些傳統文化觀念、家訓、鄉規民約等有助于美麗鄉村的文化建設，對農村村民自治以及農村社會治理也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本課題組在江蘇S縣通過問卷和訪談的形式，分別對基層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旅游局、文化局、統計局等）基層管理人員、傳統村落居民、開發商企業內部管理人員、游客等群體進行了相關的調研和數據采集。與此同時，對各部分主體分發問卷，針對傳統村落發展和演化過程中所涉及到經濟、文物保護、文化以及社會等價值，進行5級量表式的測評，各項指標的選項分別為“很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并對其以賦分值“5、4、3、2、1”的方法，從而求得各方共生利益主體的得分均值，見表2。
表2的數據結果所反饋出的實際狀況是：首先，無論從利益主體維度還是價值向度，各項評分均值都在3.40分以上，這說明各方利益主體的價值取向在整體層面上較強；換言之，無論是從經濟、文物保護文化以及社會的價值維度，其評分整體都挺高，可見這四個維度的因素具有現實的探討意義。其次，從經濟價值維度來看，四個利益主體的價值取向差異性比較明顯。旅游開發企業的管理人員對傳統古村落的經濟價值重視度最高，得分為4.67，依次為基層政府、游客、村民。從文物保護維度來看，利益主體的重視分數都在4.0以上。在文化價值維度上，開發商和游客的重視程度在4.0以上，其他主體在4.0以下，很明顯，開發商和游客主要基于旅游服務的供需匹配滿意度來權衡。最后，從社會價值維度，各方利益主體的差異性很明顯。
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對傳統村落發展中的利益主體進行有效辨識與價值分析，從而為傳統村落共生性發展模式奠定了實踐基礎，同時理順了各方利益主體在共生性發展中的邏輯關系，從而探尋出各方主體之間的利益一致及其不協調性。就此，筆者在下文中著力探討村落共生性的共生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實現傳統村落的共生，并探求其共生界面，最終找尋到村落共生的契合點與平衡度。
三、傳統村落發展的共生性系統
（一）共生系統的構建
傳統村落在發展過程中不是一味地只有靜態式的成長軌跡，而是以共生態勢著眼于未來的動態演化，從而形成一種持續性發展路徑（Zimmermann R C,2006）。鄉村旅游及其產業開發是重要的環節，并通過鄉村旅游產業的各相關環節來集中展示。由此，傳統村落的共生發展與開發需要資源整合，并嵌入到鄉村社會結構中從而形成一種共生關系。旅游開發是一種整合性過程，亦是一個要求組織專業化與分工明確的演化過程。在此基礎上，通過共生鏈條與共生界面上的共生單元向外拓展與演變，從而增大共生界面的面積，實現傳統村落共生發展模式從“點——線——面”的演化過程，最終形成一種對稱性互惠共生發展格局（Michae l E,2002）。從生態學的角度看，一個共生系統所內生的共生環節囊括了共生要素、共生關系和共生環境。
筆者在本文中所界定的傳統村落的共生系統及其異質處在于傳統村落共生系統的特色，其兼具了共生互惠性、自組織性、共演化性、共協同性。此外，筆者認為還應當對傳統共生系統內部的共生單元、共生要素以及共生界面進行合理性剖析，以求厘清傳統村落共生系統的具體內容。
首先，共生單元。生物學視角下的“共生”著力刻畫的是不同物種以及種群依據某種物質聯系而相互緊密聯系在一起。對于傳統古村落而言，共生即為在共同體的村落之內的利益主體之間所存在的持續的物質聯系。為此，筆者在后面的研究中主要探討主質參量。共生系統之所以能夠有效運轉，除基礎性條件使然之外，共生單元之間存在的前提是至少有一組質參量能實現有效兼容，見表3。
其次，共生關系。共生發展作為一種多元化主體參與到營造村落共同體的戰略，同時又是一種外部嵌入式的行動，因而共生發展的過程及其效應發揮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穩態性要素充斥于系統運轉之中（Winchester H P M, Rofe M W,2005）。在“現代性”“工商資本下鄉”等政策與經濟要素的沖擊下，傳統村落正走向“漸進式消亡”，眾多傳統古村落處于“非對稱性互惠”的共生關系。
最后，共生環境。所謂共生環境是在共生系統之外所有關系與要素的總和。傳統村落共生環境的有效性觸點在當下面臨著諸多局限，如城鄉二元格局、農村教育的滯后、城鄉偏差性發展政策等（李伯華等，2015）。傳統古村落的共生環境，抑或是共生系統所處的宏觀圖景，都表現出復雜多樣性和不確定性，而這往往是通過一系列的環境變量集聚效應的發揮，從而影響了共生系統，造成了內外部作用的加重（劉大均、胡靜等，2014）。傳統村落共生集合體的共生單元、共生關系以及其共生環境都有賴于共生界面的建立。本文在傳統共同體中理清了上述共生主質參量，具體見表4。
（二）傳統村落的共生格局
依據共生理論以及生態共生學的邏輯關系與基本原理，可以建構出傳統村落共生系統的4個子系統。通過以上相關條件分析，共生系統由三個層級構成，即一級系統、二級子系統和三級子系統，每個子系統又由若干個因素組成（Jenkins T N, 2000），見圖2。
四、共生度的江蘇S縣個案：灰色關聯性分析
（一）共生度的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上述關于指標設計的原則，傳統古村落共生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可詳見表5，具體由一、二級指標構成。
（二）灰色關聯評價模型
灰色關聯分析模型是當前統計學內比較常用的系統性分析方法，具體是以灰色系統形式來呈現?；疑到y具體是指場域內部信息呈現出區域化不明或是“貧信息”狀況，使得系統充斥諸多不確定性，進而通過獲取的有限可知信息，并對其進行有機再生和再開發，從而實現對現行及未來世界的可測描述與認知（Cronk L,1995）?；谏衔牡姆治隹芍?，傳統村落的共生系統是以基層政府、村民、開發商以及游客等四項子系統所構成的一個綜合性系統，這些子系統又由一系列的主質參量所組成（Hisler A D, Eisler H, Yoshida M,2003）。共生度的測度是建立在灰色關聯評價模型及其外延拓展數據分析之上。對于灰色關聯評價模型而言，其測度的具體步驟：
一是收集調研樣本的初始數據，從而建構出指標特征值的矩陣。確立共生系統中存在著i個可測度的傳統村落數，同時還有個評價指標，最終形成了階的指標特征值的矩陣，具體形式如下：
在上式中，可以看出：
Xij（i=1,2,…，n；j=1,2,…，m）為具體村落在特定指標下的特征值。
二是囿于初始指標的單位以及數值尚未一致，有必要對上述特征值進行必要的數據處理，主要借助于“無量綱化”方法。具體是將Xij轉化為[0，1]的相對單一向度的數據，便于區別原先指標特征值，將其設置為X1ij。但由于指標是有正、負之分，兩
作者：詹國輝，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張新文，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求實》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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