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可以稱得上生態鄉村建設的元年。
不單是因為“十八大”的生態文明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得到了各級政府的響應；也不是因為“十九大”將振興鄉村作為國家戰略，鄉村一時成為引人注目的熱點，而是因為鄉村建設得到了社會的熱烈響應，涌現出一股新的民間力量，帶著生態的思想和理念投入到鄉村建設中。一百多年來，我們熟悉了解的多是知識分子和政府在不同的時期不斷推動鄉村建設，近年來在一些工業發達的地方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一些市民來到鄉村生活。比之于政府推動和知識分子的社會改造，這股力量也許代表更加持久、深刻的內在力量，因此將2017年稱為生態鄉村建設的元年。
一、在鄉村尋找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
在工業化帶來的綜合問題面前，人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成為鄉村建設的新動力，追求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讓新村民成為了鄉村的新主人、新主體。這一股新興的社會力量并不僅僅只是身份、態度的不同，而是決定了這股力量的性質具有一種內在的主體性，不是外在的客體。與知識分子不同的是，在他們身上，人們看到的不是義無反顧悲壯的激情、理想、犧牲的高尚，也不是政府推動容易出現的強勢、隔膜，他們將自己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與鄉村的空間自然融合，從容、輕松地來到鄉村生活。對于大家不斷糾結討論的鄉村建設的主體性問題，四川明月村新村民的回答輕描淡寫“我到鄉村就是來生活的，我自己的生活好了，鄉村自然就建設好了”。出于社會改造的理想，往往覺得農村需要什么，農民需要什么，不一定是農村自己真的需要，而是我們自己理解的“他們需要”，“他們應該需要”。如果說來自政府和知識分子的力量都是外部的推動力量，追求美好的生活可否被視為一種內生的動力？一種經原本外在的力量轉化而來的內生動力；數億民眾生活方式的轉變能否成為這一波鄉村建設運動成功的保證？雖然生活聽起來沒有改造社會的理想那么高尚。
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面臨多重問題的時候，被遺忘多年的鄉村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知識分子不斷呼吁鄉村復興，市民中則出現了鄉村旅游和鄉居的熱潮。文化意義上的鄉村復興是一種徒然無力的懷舊、烏托邦式的幻想還是基于理性思考的客觀認知？在應對現代性問題層面，如何重新思考定義鄉村的現代價值和意義？國家行政學院張孝德教授認為，有一件事需要清醒，鄉村的吸引力是什么？鄉村的吸引力不是生產，是生活，鄉村的生活方式是鄉村生命力的所在。
因為食品安全和空氣污染，我們常常見到一類市民群體來到近郊自己種糧種菜，由被動消費變為主動地參與到生態生產的實踐中，也有人漸漸看透了所謂的學歷精英競爭背后的焦慮或成功背后的無意義，認識到正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之間的隔膜疏離讓人們漸漸失去了幸福的感覺，“一種極為物質理性和短視的人生觀主導的城市文化正是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在思想和情感上越來越麻木，越來越因為身心的分離而陷于種種疾病困擾”。那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樣的空間還能夠重新找到這些聯系？有一群人找到了鄉村，祖先在幾千年前為我們創造的一群人的聚居地。
因此，這個新村民群體呈現出以下特征：他們是在精神和心靈上都有需求的自覺、覺悟的人群；他們在鄉村找尋、獲得了當今城市現代生活中缺失的部分，不同于資本追求快速套現的資源掠奪，他們帶著尊重、欣賞與鄉村良性互動，代表一股善意的建設性的力量；他們多半喜愛傳統文化，攜帶了鄉村文化鏈條上的能夠激活鄉村、為鄉村注入生機活力的技能；他們自帶城鄉間的聯系，能夠促進城鄉結合、互通有無的資源流動；最后也最重要的一點，他們自己成為鄉村的一員，生活在村里；他們不是“他們”，而是“我們”。
因此，在他們身上集合了傳統和現代、城市和鄉村的要素和文化融合，結合了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的優勢和聯系，在兩種文明的交融中，正在嘗試創造一種新文明形態下的新生活。這種生態的新生活，生活簡樸，卻精神充實，集成了既平民又貴族的生活方式，是鄉村激活、創新的源泉和力量——形成一種新的生活的方式，本身成為改變鄉村的動力，同時也是被工業化破壞之后的社會重新建構社會的努力。小到社區、村莊，大到民族、國家，如果缺乏一群人在一起和諧共處的文化和生活經驗，就沒有可能建設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樣的生活選擇本質上是一種自覺的自救：“當人們不再迷信城市所謂優良的醫療資源和教育資源，當越來越多在城市里受過理性啟蒙的知識青年和中年因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對更為合乎人性之需求及尊嚴的生活的向往，回到因為中國歷史上種種運動和分隔城鄉的政策陷于經濟及文化上的雙重貧困的鄉村當中去施展自己的創造力，去辦學校，去發展有機農業，去創造富有文化和藝術水準，人和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環境和社區，讓科學和藝術為富有精神性的傳統文化注入活力和生機，讓每一個偏遠的角落都因為其獨特的美和更大范圍的世界聯系在一起，也讓不堪人口和環境之重負的城市得以緩解壓力，并效仿鄉村去重建自己的生態，這將使中國社會迎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繁榮和興盛，也將使中國的文化真正向整個世界呈現出自己的獨特價值，并有力地推動這個世界的持久和平和繁榮。的確，當下的中國社會需要，也正在迎來一大波新的上山下鄉運動。只是這一次，它將不是因為某種片面的意識形態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專斷決策，而是出于人心的覺醒以及廣大受過良好教育，而又未喪失對于真正合乎人性之生活方式的覺知和想象的人們奮起自救的努力”。
生態文明本質上也是平民化的。建設生態文明的國家和世界一定是人人參與、人人貢獻的平民運動，同時又對個體的精神發展和修養高度有著較高的要求。生態文明需要的知識類型不是強勢的資本和權力主導的為大工業服務的知識和價值體系，而是惠及大多數人的多元、包容、互助的知識體系。而民眾創新生活方式、向生態文明轉化的身體力行的生活和踐行，會在深層次更加根本地促進社會的知識更新和轉型，產生新的有助于實現生態文明的知識。國際生態村運動在青年當中很有吸引力和影響力，表面看貌似是一群人離群索居、尋找遠離塵世的桃花源，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省思：世界七十億人口如何才能和平融洽、不破壞生態地共同安居在地球上。生態家園可以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環境，解放原有的固執的、人們視為當然的思考和生活模式，從重視生態環境、友善農法、蔬食低碳的生活觀、身心靈的喜悅與自由、互助合作，邁向自給自足的永續可能性，這是對于“我們這一代最光明的愿景”的描繪。在向生態文明的轉型中，民眾的覺醒和社區的參與會將人人參與、人人貢獻的平民性、在地化和普及性都將得到可能前所未有的彰顯。
二、生活方式可以改變生產方式和產業結構
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間，多是生產方式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一種文明形態對應一種生活方式，農耕文明的生活條件不太便利，但人們勤儉、節約，少數貴族的藝術審美、精神生活達到過很高的水準；工業文明的生活舒適、便利，但不生態，消耗、奢侈、炫富、浪費；我們期待的生態文明的生活一定是吸取了二者之長的兼容并包，既要兼顧舒適、便利，還要有藝術、精神意義上的自由的內在品質。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生產方式多是經濟和政治的產物。在這個日漸扁平、平民化的時代，可否由普通民眾改變思想觀念，自發、自覺地行動去推動改進生活方式，進而倒逼生產方式發生變化？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游購娛能否成為推動歷史變革的力量？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回到鄉村生活的人群能夠成為建設鄉村的直接力量，遠離鄉村的人們的生活也并未遠離鄉村，我們可以在衣食住行上主動向生態的生活方式轉變，——轉變生活方式也會有助于鄉村振興：
1、紡織品：化纖→棉、麻、絲、布鞋、繡花鞋；
2.農業生產：化肥、農藥→天然、有機肥料；
3.食品安全：綠色農副產品加工和手工釀造：酒、面粉、豆腐、醬油、醋、茶葉等；
4.日化洗滌：化學品→環保酵素；
5.護膚品：化學品→植物萃取純露、酵素；
6.日常器物：工業化產品→手工制品：“七藝”陶藝、泥藝、木藝、竹藝、鐵藝、蠶藝；
7.居所：水泥鋼筋→適合當地的環保的鄉居、山居、民宿；
8.教育：從注重知識、技能的教育→修德開慧的生命教育和靈性教育，注重開展鄉土教育、自然教育、環境教育、農耕體驗營，讓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的理念變成每個人的生活方式；
9.精神需求：禪修、冥想，促進精神成長，“以道家思想為根基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為全球性的生態村運動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通過消費者的自我教育和社會教育，如果大家都使用、購買這些生態產品，就有人為我們生產，它們就會回來，就能留住那些手工技藝。如果很多家庭都去做酵素，不僅會減少對于土壤和水的污染，從花草中提取的護膚品不僅純天然，對皮膚沒有傷害，還可以帶動鄉村的種植和小加工業。人們生活和消費方式的改變，起碼可以改變輕工業的產業結構和跨國公司的壟斷，這是從廣大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可以預見到的趨勢。
化學和工業產品的生產對應大規模的工業化，生態產品的生產則與手工業具有天然的聯系，而手工業天然地具有廣泛的參與性，具有包容、共享、共生的生態特征，不是大工業所向披靡的靠規模稱霸的壟斷獨大。工業和農業產品之間的價格差距、城鄉收入分配的差距能否彌平？西方手工的大牌奢侈品能夠賣到幾萬、十幾萬、幾十萬一件，鄉村的手工制品為什么就不能呢？
振興鄉村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國際市場、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要素流動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改變農產品處于市場價值鏈條末端的被動局面，讓鄉村擁有商品和服務價格的自主權，與城市的關系變成各取所需的平等、交換、良性的互助、互動，才能夠讓鄉村重新煥發活力——而改變生活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人人行動，就可以創造新文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建設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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