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農村內部不斷分化為家庭農場的產生提供了土壤,規模經濟成為家庭農場發展的動力,政府推動加速了家庭農場的形成,農村剩余人口與食物消費結構的轉變,為家庭農場的產生提供了機遇。當前的現實是小規模家庭經營將長期存在,導致家庭農場農地流轉困難,"資本下鄉"形成對家庭農場的沖擊,融資困難是家庭農場成長的瓶頸性制約因素,農業社會化服務不健全,難以滿足家庭農場生產需要。應通過"家庭農場+小農戶""家庭農場+合作社""家庭農場+工商企業"等模式,實現家庭農場與其他經營主體的有效對接,構建一個以家庭農場為基礎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中國農業正在經歷巨大的轉型, 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推進農業經營方式創新”以來, 關于中國農業轉型的取向問題, 成為學界討論的一大熱點。黃宗智 (2015) 認為, 中國農業一個基本的現實就是“人多地少”, 決定了農業發展應該走“小而精”的“勞動資本雙密集”道路[1]。賀雪峰 (2015) 指出, 小農經濟是中國農業的現實選擇, 小農經濟能夠實現國家的糧食安全, 為2億多農戶提供就業與收入, 為中國現代化提供農村穩定器[2]。有學者指出, 小農經濟正在走向分化, 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和農民的無產化都已非常明顯[3], 無論是在流通領域還是生產領域, 小農都已經處于“半無產化”的從屬地位[4]。
本文認為, 發展家庭農場, 促進這一新的農業經營主體發展, 是對上述研究的一個理論擴展, 是破解小農經營困境的現實選擇。家庭農場在農業領域已經顯露出它的優越性和發展潛力。文章試圖對中國家庭農場生成機制進行分析, 對其發展條件進行探討, 構建符合我國農業的經營體系。
1、家庭農場何以形成
我國家庭農場是以家庭經營為主要特征, 依靠勞動者家庭自身力量, 在逐步流轉農戶土地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農業部把“家庭農場”具體定義為經營土地超過100畝的農場。本文認為, 農地經營面積只是農業經營規模的一個重要指標, 更應該按照投入資本的大小, 以及經營農作物的種類來定義家庭農場, 限于篇幅, 本文接受學界對家庭農場的一般性定義。
1.1 農村內部分化, 為家庭農場產生提供土壤
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大量農民流出農業從事非農活動。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 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外出務工經商。隨之而來的就是農業經營主體的改變, 農村普遍出現“老人農業”“留守農業”, 即家中老年人或婦女留守農村, 從事農業活動, 保障家庭成員基本的糧食供給, 而年輕人則外出務工經商賺取貨幣收入。村莊中另一部分家庭由于其家庭經營承包土地較多, 外出務工經商意愿不強, 對農業依戀程度較深等原因, 逐步擴大土地經營規模。不僅耕作自家土地, 而且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等形式租種他人土地。這一群體之所以能夠流轉到較多土地, 是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農村, 關心農村發展, 維護村莊秩序, 是農村社會的中堅力量, 同時也與他們豐富的種田經驗, 較高的經營能力有關[3]。
農戶一般在權衡比較經營土地與其機會成本后, 決定是否流轉土地。對于戶均不足10畝的農戶而言, 即便每畝收入700元, 一年種田收入也不足萬元, 這樣的收入是無法滿足一家生活所需的。因此, 對于一般農戶而言, 流出土地, 外出打工是可取選擇。另外, 對于“老人農業”“留守農業”而言, 這樣的現狀也是難以為繼的。2010年我國農村種植者年紀在60歲以上的占14.8%, 在60歲以上的老年人中, 還在種田的有76.6%[5]。新一代年輕人, 幾乎不涉足農業, 他們寧愿在外打工維持基本的生存, 也毫無興趣從事農業活動, 這就迫使現在依舊在種田的農戶在不久之后主動轉出土地[4]。
1.2 規模經濟, 成為家庭農場產生的動力源泉
第一, 當農民融入市場, 由于其所掌握的資源不同, 所從事的行業各異, 原來同質性的農民開始走向分化, 由此帶來對其所承包的土地的價值的不同認識。由此帶來經營農業的農戶走向分化, 尤其是2006年后, 國家對農業的政策支持, 經營農業發家致富成為可能, 不同農戶在農地上的收益差距越來越大, 土地開始向部分人手中轉移[6]。
第二, 農業技術、農機裝備日新月異, 規模經營提高效率成為可能。家庭農場得以生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農業技術進步, 特別是農業機械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農業機械化過程伴隨著土地經營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 家庭農場通過購買農業機械, 一方面減少對勞動力的雇傭, 應對不斷上升的雇工成本,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因雇工而產生的監督費用。另外, 農業專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的出現, 降低了家庭農場資金投入, 使得規模較大農戶更加快速地演化為家庭農場。
第三, 各類資本流入農業領域成為家庭農場產生的重要推手。市場經濟規律, 決定了資本在各個產業之間的流動。當前, 政府政策支持, 農業投資環境得以改善, 農業投資成為一個誘人的投資領域, 因此, 各類資本開始紛紛向農業領域流入, 出現“資本下鄉”現象。表現在:一是外來工商業資本下鄉圈地, 這些資本憑借其資本優勢流轉大量土地, 成為推動農業經營轉型的一大因素。這些資本雄厚的企業, 通過“轉租代包”“訂單農業”等形式, 在資金上扶持部分農戶, 促進其擴大經營規模。如果沒有公司的支持, 單單資金問題就成為單個農戶無法逾越的障礙。二是外出打工經商農戶, 經過艱苦努力, 積累了一定量的資本, 開始投資于農業, 成立家庭農場。這類農場具有多重意義, 一方面促進了現代農業發展, 能使其獲得較高的家庭收入以及生活的幸福感。另一方面, 這類家庭農場生產、生活、社會關系都在農村, 他們關心村莊發展, 是農村社會秩序的維護者, 是村組干部和農民的代言人。三是農戶通過農業內資本積累, 而發展為家庭農場。農村種田能手、專業戶通過不斷艱苦努力, 逐步積累資本, 擴大經營規模, 同時依靠其長期在農村積累的社會關系, 獲得各方支持, 逐步演化為家庭農場[7]。
1.3 行政力量的推動, 加速了家庭農場的形成
1978年以來, 中國農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82年、1983年中央分別提出培養“專業戶”“自營專業戶”“承包專業戶”。到1984年、1985中央提出“鼓勵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2011年提倡“引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黨的十八大提出“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隨后的2013年、2014年、2015年都強調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構建。農村社會和農業生產方式發生深刻變化。截至2014年底, 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4.03億畝, 流轉面積占家庭承包經營耕地面積的30.4%[8]4。
國家的農業政策, 在微觀層面得到了各級政府官員, 相關部門的認真執行。特別是縣級和縣級以下政府涉農部門都積極響應, 扶持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投資于農業的主體而言, 可以獲得國家的資金、政策支持, 何樂而不為。對基層政府及其代理人而言, 農業的發展是其自身職責, 也與其自身發展相關。即便是村組干部也在通過鄉土方式推進土地流轉, 其往往通過“說人情”“算筆賬”等方式說服農戶流轉出土地[4]。
1.4 農村剩余人口與食物消費結構的轉變, 為家庭農場的產生提供了機遇
正如黃宗智 (2016) 所指出的, 中國農業正處于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處, 即中國的食物中糧食、蔬菜、肉食消費比正在從傳統的8:1:1的結構, 轉向4:3:3模式[9]。這一轉化, 契合了中國人多地少、家庭農場可以進行“精細化”作業的要求。谷物種植面積所占比例為總播種面積的56%, 而其產值只占農業總產值的15%, 與此相對應, 高值農產品產值增加到85%[10]。陳柏峰 (2012) 調研發現, 種植100株臍橙 (2畝) , 一個壯年勞動力就能完全就業[11], 經營蔬菜30畝以下規模就可以使得家庭農場與城市家庭的平均水平相當[12]。
農村剩余人口, 為家庭農場雇工提供靈活、廉價的勞動力。我國城市化率已達50%以上, 農村勞動力流轉了一半, 但農村土地流轉比重很低, 2012年底為21.2%, 這說明農村尚有大量勞動力需要轉移。家庭農場可以根據經營需要, 靈活、廉價地雇傭到適量雇工。因為, 這些雇工往往是一些經營少量土地, 未能充分就業的農民, 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選擇出賣勞動力。還有一些是沒有土地, 在家無事可做的老年人或婦女。這些人生活在村莊, 為家庭農場提供了一個可以隨時雇傭到雇工的勞動力市場[3]。
2、家庭農場生成的制約因素
2.1 小農經濟長期存在, 導致家庭農場農地流轉困難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 有7億農民生活在農村, 2億農民進城打工, 由此形成的“半工半耕”結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當中將會一直存在。由此也就決定了農村經濟和政治社會生態[13], 表現在:
一是對于難以走出農村, 進入城市, 過上城里人生活的農戶而言, 自家承包的土地具有非常重要的生存價值, 是他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社會保障, 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和流轉出去。這就使得希望通過土地流轉, 獲得規模經營的農戶難以獲得發展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
二是盡管農戶社會分化越來越顯著, 但由于僅有不到10%的農戶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經營活動, 其余90%以上的農戶要么屬于“半工半耕”家庭, 要么屬于純農戶家庭。這也就是說對土地流入的需求大于土地流出的供給。現實的情況是, 一方面農戶分化后, 土地流轉成為現實要求, 另一發面每戶所承包的地塊是分散的, 這就給土地集中統一流轉, 實現規模化經營帶來極大困難。
三是我國尚未建立起一個規范化的農地流轉市場, 因此, 土地流轉交易費用較高, 即便部分農戶希望通過市場價格流入土地, 但農民“生存理性”邏輯, 也使得這樣的流轉成為不可能。
2.2“資本下鄉”對家庭農場的沖擊
政府積極推進農業新型經營主體過程中, 大量工商企業下鄉流轉土地的熱潮逐漸升溫。這些資本不僅僅集中在農業生產的產前、產后環節, 也開始進入農業生產領域。截止2012年年底, 工商企業流轉土地達2800萬多畝, 占全國流轉總量的10.3%, 至2013年底, 工商企業流轉面積又增長了40%[3]。
“資本下鄉”給成長中的家庭農場帶來諸多不利, 表現在:
一是部分小農難以為繼。由于工商業資本較大, 在土地流入時需要一定的土地面積和一個長期的流轉合同。我國農村農戶土地的分散性以及農戶的分化, 這就使得工商業資本流入的土地不僅僅為外出務工農戶的土地, 而且要將“半工半耕”農戶、純農戶以及貧弱戶的耕地流入。這就使得部分農戶失去農地, 迫使部分農戶離開土地, 外出尋求出路。
二是隨著資本在農業領域的不斷延伸, 獨立的農戶也越來越失去自由, 他們被吸納到商業資本的控制之下, 小農戶越來越處于不利地位, 從而失去獨立性, 利潤隨之流向商業資本。小農戶兼具小資產者和無產者的雙重身份, 事實上具有“半無產者”的特征[14]。
三是在政府的助推作用下, 資本擠出了成長中的家庭農場。一方面, 家庭農場在與工商業資本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工商業資本往往通過村委會來獲得大規模的土地, 而家庭農場往往沒有實力做到這一點。同時, 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領域提高了土地流轉價格, 2014年家庭農場流轉土地每畝租金501.1元, 比2013年上漲5.3元[8]7。在利益的驅動下, 親戚鄰里之間流轉土地減少, 這也使得家庭農場發展受到阻礙。
2.3 融資困難, 是家庭農場成長的一個瓶頸性制約因素
作為市場的參與者, 成長中的家庭農場都有進一步擴大經營規模, 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內在動力。而土地流轉、地塊整理、添置農機設備、改善生產設備等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但對于家庭農場而言, 僅僅依靠自身資本, 往往是不足以應付的。如河北省9162個家庭農場中僅有767家家庭農場獲得貸款支持, 這樣的力度是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的[8]4。
之所以出現農業融資困難, 一是與家庭農場作為一個新生事物的法律地位不明確有關;二是與我國農地使用權抵押制度性困難有關;三是家庭農場屬于農戶家庭經營, 內部管理不符合銀行對其貸款要求;四是從銀行角度看, 農村金融服務不足現象突出, 這與農村金融業務分散、業務繁瑣、監管難度大等有關。
2.4 農業基礎設施落后, 農業社會化服務不健全, 難以滿足家庭農場生產需要
進入新世紀以來, 政府對農業基礎設施資金投入不斷增加, 但畢竟我國農業基礎設施落后, 需要解決的問題太多, 有限的財政資金在短時間內不能滿足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要求。農業基礎設施年久失修, 設計標準落后, 配套不完善, 特別是農田水利設施、土地平整, 耕地道路硬化等問題突出。
家庭農場在農業經營過程中, 處于分工的一個環節, 其前后項規模過小, 需要建立一個健全高效的社會服務體系來保障。從目前我國社會化服務體系看, 農業技術推廣、動植物疫病防控和產品質量監控等與現代農業要求還有很大差距。
3、家庭農場成長的途徑選擇
3.1 處理好家庭農場與小農戶之間的關系
土地規模對于家庭農場的發展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同時, 土地對于絕大多數農戶而言, 既是資源資產, 也是社會保障。為了分析方便, 文章對家庭經營農業進行了大致分類 (見表1) 。
表1:家庭經營農業主體及其特征
對接一:將純農戶Ⅰ、兼業戶的土地流轉到家庭農場, 家庭農場為純農戶Ⅰ、兼業戶提供必要的就業機會。對于純農戶Ⅰ、兼業戶而言, 由于其經營土地規模不足10畝, 處于“糊口經濟”狀態。純農戶Ⅰ不僅在資金、技術等方面資源匱乏, 而且勞動力不足, 多為體弱多病家庭。而兼業戶往往表現為“老人農業”“留守農業”, 家庭農場如果能夠為其家庭中的老人、婦女提供農業就業機會, 也能夠改善純農戶Ⅰ、兼業戶的生活條件。基于這樣的實際, 政府應該積極引導這部分農戶流出土地, 通過土地流轉獲得養老保障, 保證其流轉出土地后的生活質量得到提升, 同時也為家庭農場擴大經營規模提供支持。
對接二:加強家庭農場與純農戶Ⅱ的交流合作, 實現雙贏。對于純農戶Ⅱ而言, 他們大多處于家庭農場的萌芽期, 依靠農業收入獲得生活資本。他們是農村中的“中堅力量”, 是保障糧食安全的可靠主體。但由于其自身規模的限制, 在新技術、新品種等的引進上有很大的局限。通過純農戶Ⅱ與家庭農場的對接, 一方面家庭農場通過與純農戶Ⅱ在生產資料的購買和使用、市場信息的共享上實現規模經濟效應, 間接地提供效率;另一方面, 純農戶Ⅱ也在和家庭農場的合作中, 得到生產經營上的進步, 節約了各種交易費用。同時通過這種形式的合作也可能促進純農戶Ⅱ轉化為新的家庭農場。另外, 這種合作的擴大, 市場影響力的增強, 就能夠實現范圍經濟效應。
對接三:通過土地入股等形式將離農戶的土地轉移到家庭農場。離農戶往往是村莊當中的富裕階層, 他們已經不再從事農業生產活動, 土地對他們而言成為一種資源資產, 因此可以通過土地入股等形式, 將他們的土地集中起來, 讓那些想種地、會種地、愿意種地的農業經營者來耕種, 促使這些耕種者發展成為家庭農場, 同時也保障了離農戶應得的權益。應該講, 土地股份合作將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制度選擇[15]。
3.2 構建家庭農場與合作社的有效對接
對接一:通過“家庭農場+合作社+市場”降低交易費用, 提高交易效率。在農業產業化分工體系中, 家庭農場專注于農產品生產, 而合作社專注于市場需求、市場貿易。通過家庭農場之間的合作建立自己的合作組織, 一方面實現合作社對家庭農場在產前、產中、產后各個環節的指導, 節約家庭農場市場信息搜集、市場決策費用。另一方面避免單個家庭農場勢單力薄, 實現生產要素采購、產品營銷等規模經濟效應的發揮。
對接二:通過“家庭農場+合作社+自辦加工企業”, 進行產品深加工, 將利潤留在家庭農場內部。這種模式是在同類家庭農場之間, 聯袂合作社、自辦加工企業, 延伸產業鏈, 盡可能多地將利潤留給家庭農場。
3.3 正確定位家庭農場與工商企業之間的分工合作關系
家庭農場與工商企業之間同為農業產業鏈上的不同主體, 聯系緊密。處理好家庭農場與工商企業之間的關系, 明確各自的市場定位, 對于整個農業的發展都是重要的。
家庭農場的優勢在于農業生產環節, 這是由農作物生產的特性所決定的, 同時與我國人多地少的實際狀況有關。而工商企業的優勢在于農業生產的產前、產后等與生產服務、市場對接有關的環節。工商企業涉足農業生產尤其是大田作物的產中環節不利于土地產出的提高, 進而威脅到糧食安全。從已有經驗看, 工商企業單純遵循雇傭制管理模式來經營企業, 尤其是農業的上游, 往往會損害農戶利益。在規范工商企業行為與經營領域的前提下, 鼓勵工商企業進入家庭農場干不了、不會干、干不好的經營環節, 如農產品深加工、現代儲運與物流、品牌打造等領域。
建立家庭農場與工商企業之間的分工合作機制, 進行制度創新, 將農產品契約建立各類經營主體之間的聯系, 轉化為各類主體通過要素契約建立更為緊密的利益聯結。各類主體要素的相互滲透, 可以增強互信, 消減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 進一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7]。
3.4 構建社會服務組織對家庭農場的支撐
農業產業化、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支撐就是社會服務組織系統建設。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家庭農場要發展, 就必須要有一個與之相耦合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主要包括政府的涉農部門、行業協會、合作組織和其他服務實體組織。農業作為弱質性產業, 需要政府涉農部門的支持, 政府在服務上重點應放在那些市場服務主體不愿涉入的領域, 如疫病防控、新品種新技術示范推廣、土壤環境監測等領域。經營性服務組織應該更多地從家庭農場的實際需要出發, 為家庭農場提供生產資料的供給、農機服務、農產品儲蓄、加工、營銷等。
在服務模式上, 結合家庭農場經營內容, 創新多種服務模式。如“公共服務機構+農資農貿服務公司+家庭農場”“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服務模式。這樣, 一方面降低家庭農場雇工費用, 節約購置部分農機設備的費用。另一方面, 節約產供銷等環節的交易費用, 縮短交易時間, 提高交易效率。
4、結語
中國農業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轉型,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將會不斷涌現。家庭農場應該成為未來中國農業生產經營的主體形式。本文從中國農業現實出發, 在探討家庭農場發展時, 首先考慮的是廣大農民的利益, 考慮的是2億多農戶的生存與發展。其次, 中國家庭農場是在農村“空心化”、農業“老齡化”、農民“分層化”背景下展開的。因此, 它的成長必然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建立什么樣的家庭農場才能夠真正適合中國的基本國情, 通過什么樣的政策措施為家庭農場的成長創造條件, 從而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以及實現農業現代化, 都是政府部門和學界所需要嚴肅認識、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最后, 促進家庭農場成長問題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 需要一定的社會環境, 不僅是農業內部經營主體之間的對接問題, 也與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同步發展問題密切相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理論月刊2017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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