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績。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末的9899萬人減少至3046萬人，累計減少6853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累計下降7.1個百分點。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又將視野投向了鄉村振興，此次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
那么，新時代的鄉村振興制度體系如何形成、鄉村振興路徑是什么、鄉村振興與城市發展如何平衡，就成為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三個重要抓手。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的三句新提法給出了答案。
首先，“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做到脫真貧、真脫貧”。這是為鄉村振興制度體系的建立規定了底線。隨著中央的扶貧力度日益加大，扶貧資金的投入逐漸增多，扶貧領域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數字脫貧等問題也日益突出，為扶貧工作乃至我國農村的長遠發展帶來一系列不利影響。
在某些地區，扶貧工作存在“群眾不敢管、上級顧不上管、法律管不著”的監督盲區。在扶貧對象、扶貧資金都較為龐大的扶貧領域，如果權力缺少監督和約束，就必然滋生腐敗。
在不發達地區的鄉村，村民對扶貧開發項目及資金不能監督，也不敢監督。這是由于在我國城鄉發展不均衡的大背景下，大量精英和勞動力外出，鄉村的公共生活嚴重不足、村民自治參與程度較低，同時又由于基層鄉村政府掌握著大量資源，就導致村民對于農村正式組織的依賴度越來越高，村莊“能人政治”的發揮空間越來越大，產生了基層政權與村莊能人的“灰色交易”空間，而其他村民卻因為缺少參與和監督渠道只能選擇依附于政府和能人，從而出現了“群眾不敢管、不能管”的惡性循環，從而使得扶貧資金的使用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還會滋生數字脫貧等腐敗問題。
為此，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制度，加大基層小微權力腐敗懲處力度。嚴厲整治惠農補貼、集體資產管理、土地征收等領域侵害農民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其次，“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拓寬增收渠道”。這是為實現鄉村振興指明了發展路徑。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要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促進農民持續增收，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農業部統計顯示，2017年中國糧食種植面積穩定，糧食播種面積與上年持平略減，單產繼續保持穩定，預計小麥、稻谷產量略增，玉米繼續減少，雜糧雜豆等增加。今年中國糧食生產更加突出優化種植結構，無效供給減少，有效供給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未來我國農業的發展趨勢會始終抓住增量和提質兩個方面。增量突出的是有效保障我國糧食安全，這關系到我國的長治久安；提質突出的是繼續優化產品結構、調順產業體系，通過經濟杠桿和政策杠桿吸引農業向縱深發展，同時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支持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拓寬增收渠道。
第三，“鼓勵引導人才向邊遠貧困地區流動”。這是打破城鄉壁壘的重要手段。農民之所以貧困，從其自身的角度講主要是由于能力欠缺，這個能力既包括專業技術也包括盤活資源的能力。
邊遠貧困地區資源稟賦差，農業經營收益越來越不能負擔快速增長的生活需求，導致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特別是有一定知識和技術能力的勞動力外出，導致貧困地區農村社會結構嚴重失衡，帶來了諸如養老、未成年人教育、農村家庭穩定等一系列問題，同時導致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嚴重缺乏技術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多數村莊處于“空殼化”狀態，加上土地分散、小戶經營的現實，為以產業發展為主要內容、以規?；l展為主要推進方式的扶貧開發工作帶來了重大挑戰。
面對農村和農業發展的嚴峻形勢，迫切需要吸引更多人才投身現代農業，培養造就新農民，推動農民由身份向職業轉變，挖掘新型農業的帶頭人，形成一支高素質農業生產經營者隊伍。
還要加大對鄉村智力扶持的力度，有序引導各類人才向鄉村流動。實施好邊遠貧困地區、邊疆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人才支持計劃，繼續實施“三支一扶”、特崗教師計劃等，組織實施高校畢業生基層成長計劃。
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從長期來看，鄉村振興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是人力、物力、財力的有機結合，是人才、資源、戰略的有效統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把制度建設作為主線，把人才建設作為支撐，把城鄉共進作為目標，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真正做到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著力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