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與鄉村之間基于自然互惠關系而構成的城鄉互依互賴的城鄉連續體，因為近現代以來種種的人為的制度性因素而被相互分離開來，形成了城鄉之間固有的循環關系的斷裂。此種局面有必要在新型城鄉關系下加以重構，實現一種理想樣態的城鄉關系，實現一種新的城鄉連續體的構建。鄉村作為基礎，而城市作為其補充的城鄉關系格局在新的全球意義下的轉型背景下在經歷著一種新的扭轉，鄉村文化原有的堅韌的硬性正在被逐漸打破，但一邊倒的極端城市化發展路徑顯然也沒有什么出路可言，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農業文明傳統的國家而言，一種真正合理的城鄉關系的建立，恰又是未來理想中國得以構建的根基所在。
關鍵詞:城鄉連續體；城鄉關系；理想中國
人類自從發明了基于土地產出而有的農業生產以來，一群人依賴于土地而世代維系并傳遞下來的鄉村生活，便成為了人類文明諸多形態中不可多得的一種社會與文化景觀或形態，并與其他各種不同的、并有其自身生命力的社會與文化形態共存于這個世界之中。其中最為主要的關系形態便是相互之間形成一種彼此對照的城鄉關系形態，且對于中國的城鄉關系而言，二者從來都不是完全分離的，很多時候二者恰恰相互聯系在一起，是作為城鄉連續的一體而存在著。而所有城鄉關系的討論也都離不開這個城鄉連續體的存在。
一、城鄉連續體
到目前為止，人們無法找到足夠證據用以說明，人類社會究竟是先有城市抑或先有鄉村，或者二者有著某種共同的起源。不過有一點可以明確，那就是城鄉之間是難于真正相互分離開來，即費孝通所言，“鄉村和都市本是相關的一體”[1]（P16）。換言之，遠古便共同存在著城市與鄉村，二者之間構成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城鄉連續體。因此，鄉村和城市之間盡管有著各種經濟、社會以及制度意義上的分野，但二者之間亦不缺乏某種文化上的連續性和相互依賴性的存在。
就農業生產本身而言，顯然不同于三五成群、四處游蕩的采集狩獵社會，其基礎在于可耕作的土地以及可帶來與土地豐產相關聯的種種自然條件。除此之外，還會有一整套的對于土地及其生產力的信仰和文化體系。對于農業文明而言，自然的存在本身便是人們生產、生活賴以維系的基礎，而基于自然發展出來的信仰則是使得此種生活不會發生斷裂和扭曲的信心保障，它根本是文化意義上的。此種信仰體系在鄉村社會中的構建和維持，使得被稱之為“農民”的一群人可以心甘情愿地依附于土地之上，難于割舍和離開，而生活本身也因此而不會被變化無常的自然所擊倒，由此而遠離了可以去過一種穩定生活且可世代居住于此的鄉村故里。鄉村生活在此意義上便很自然地離不開一種在意識觀念上的型構，即塑造出一種對于土地的依戀感，由此而使得基于土地而生活的人們不會輕易地離開土地，這種土地依戀感背后的觀念營造，猶如磁石具有一種強大的吸附力，由此而把四處分散開來的依賴土地而生活的家戶吸引并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村落生活共同體。
相對于鄉村而言，城市則有著另外一套信仰體系的構建，這種構建向來都試圖與更為廣大的鄉村之間保持有一種互通有無的依賴性關系。城市基于人口的自然聚合而創造著種種理想的生活模式，并通過可以勾連起來的城鄉之間的精英人物而將其創造并熟練掌握的種種文化符號、價值以及意義都灌輸并融入到一種鄉民的信仰文化體系之中；而反過來，鄉村自身基于土地物產為基礎的人口生育和價值體系也在支撐著城市里的文化及其種種觀念價值的再生產及消費，而中國的城鄉關系也自然離不開此種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互動交流模式的存在。
在此意義上，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連續體是一種建立在彼此相互需求之上的相對穩定的依賴關系，但在某一方因某種特殊的原因而過度膨脹時，此種互依的平衡關系便被打破。由此，所帶來的便是一種社會秩序的積極意義上的重構或者消極意義上的崩潰。可以這樣說，當更多的人離開土地之時，城市便會成為一個根本無法掌控的超載空間，它也必然會到更大的范圍內去構建起新的城鄉之間關系的平衡，尋求在一種更大范圍內的城鄉依賴關系的締造與成熟，這樣做的結果自然會使得鄉村的范圍在逐步縮小。
很顯然，對于農民生活而言，其自身本質上有著一種自由自在的屬性，古詩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種子一旦種下去，每天的勞作便無須再去看著他人的臉色，便會有一種可能性的豐腴收成，這根底里也只端賴一種自然“天”的“恩賜”，由此而對于“天”的風調雨順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期待，這同時也是由農民所構成的社會中真正能夠感受此種恩賜的信仰上的保障，借此農家的生活便可以有一種衣食無憂的幸福感。殊為可惜的是，農民的生活在一種穩定性的追求基礎之上卻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這便使得在野的鄉民很難去完全依賴土地而生活，特別是在土地生產未能獲得一種持續性保障時，離開土地的流民討一種可以活命的生活，也便成為一種非常態的常態了。這中間，人們會通過選擇諸多信仰的方式去避開種種災難的發生，諸如通過巫術形式的試驗來使得一種相對而言平穩的生活保障成為可能。再有便是，借助于到城市之中出賣勞動力和農產品的方式去積累一般等價物的財富來換取未來不確定生活的種種保障，特別是在土地出產不足，或者全部土地的出產無以養活足夠多的人口之時。
除此之外，尚有城鄉整體對于金錢交換關系更多需求和依賴的因素，所有這些都造成了鄉村對城市的依賴，盡管并非是完全的、徹底的，但它總會發生，由此而對農業生產形成一種補充，同時也保證了鄉村生活自身的可持續性。特別是現代性觀念逐漸在世界范圍內被認可和接受之后，城鄉之間原本平衡對稱的權力關系發生了一種失衡的偏差性的扭轉，農民更多地向資本中心的城市靠攏，形成了對城市生活的過度依賴。
另外，對于鄉村生活而言，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在人口生育上的不確定性的存在。農業是一種基于體力的生產活動，在田地里干活的勞動力的保有和儲備，往往是鄉村生活鏈條得到維持以及獲得家庭可靠收入的根本。但與之相應的人口控制，又是一種必然的用以調節人口過度增長的方式，有限的土地能夠養活人口的數量往往都有一個定數，太多的人口，土地承受力便會很快失去一種可以維持的平衡。因此，在很多鄉村社會，節制生育就成為其不得已的一種自然選擇。例如1930年代，在王同惠、費孝通所研究過的廣西金秀花籃瑤族社會中，人們都非常熟悉用以節制生育的地方性知識，以此來人為地去平衡人多地少的矛盾[2]（P1—2）。很顯然，對一個鄉村而言，因為有著一種天然的對于土地的直接依賴，而與此同時，土地的產出從來都有一個限度，即每畝土地上的產出不可能會無限度的增長，因而鑄就的文化邏輯就促使人們通過一種人為的選擇并控制生育而保持了人地之間關系的平衡。
基于土地而生活的鄉村，往往是一種家園意識構建的基礎和來源，并使人有可能經常不斷地返回到此一基礎和來源上來。在中國的鄉村，世代聚族而居的鄉民生活造就了一種“家園”共同體的意識，并借此而塑造出了一種彼此認同的共同價值、基本規范以及可以去追隨的權威領袖，一種地方自治的秩序是由其內部自發地生長出來的。而且，一種地方性的信仰也必然會被創造出來，以此去應對種種不確定性的生活現實。對于這種信仰本身，它可以通過外部引入的方式，亦可以通過本土發明的方式去加以實現，由此而塑造出來一種對當地人的社區凝聚力極為重要的神靈存在的神話和信念。但這種塑造和發明，又都是會借由某一種富有卡里斯瑪特質的人物神啟性地予以告知，并付諸社會生活的構造和發明的實踐之中去。
由此，某一個鄉村便成為了一個相對封閉有著某種邊界的自成一體的存在，它成為了一個具體而微的社會單元或模型，由此你可以看到一種基于多元權威的世俗生活與神圣生活之間的種種分野，這些分野反過來又在強化著鄉村社會中作為一種日常世俗生活以及作為與日常相對的非常神圣生活的各負其責并相互支撐的圖景。當然，這也并不排除二者之間相互沖突局面的出現，那往往屬于是社會混亂開始的一種明顯標記。
二、鄉村的硬性及其文化
由鄉民為主體所構成的鄉村社會有其堅硬的內核存在，這種內核是建立在一種基于地緣和血緣共同性基礎之上的。就地緣而言，他們所生活的場所往往都是其祖先居留之所，他們大多熟悉這里的一草一木、這里的每一個人；而就血緣而言，他們親屬制度的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網絡是這個內核得以存在的基礎保障。并且，通過一種外婚的聯姻制度，這個網絡會被編織得極為細密，使得某種外部力量難以輕而易舉地滲透進來，這便是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說得再清楚不過了的鄉村的硬性及其文化[3]。除此之外，這個內核堅硬的根基還在于大家相互之間對于某種外部力量干預鄉村生活的一致性抵抗，而這種外部力量往往可能就是來自于城市，來自于一種基于現代性觀念而興起的城市意識形態在基層的種種中介者或者干涉者的引入和實踐，此時介入者往往都會把鄉村作為“有問題的鄉村”而試圖予以改造[4]。
但從對于當地社會的了解而言，這些祖祖輩輩就生活在某一村落的村民，他們可能是最為了解這個地方的一群人，也許并無那些城市社會空間里所發明、創造以及實施的諸多抽象性的概念，但他們實實在在地知道，自身的需求是基于這片土地的供給；他們顯然不是用一種涇渭分明意義上的美和丑的觀念來看待自己身邊的一切，而是更在乎于它們跟自身實際生活之間究竟有多少直接的關聯。他們并非沒有一種美的觀念，只是無法共享在城市中所制造出來的那種對于生活美的觀念和理解。在這一點上，他們往往會固守著自己有關美的獨特標準，諸如家戶的尊嚴，一旦有人觸犯了這個美的底線，他們的美也就會變成為一種最具有原始性暴力的抵抗。也許，在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化的進程之中，在城鄉結合部這個邊緣地帶，基于土地的利益爭奪，這種抵抗的表達會來得更為直接和慘烈。近些年來，在中國城鄉發生的諸多暴力性強拆以及對于這種強拆的極端性反抗都毋庸置疑地說明了這一點。也由此證明，鄉村自身存在的權利恰恰就是對于自己世代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一種頑強堅守，如果不能有一種在雙方看來是合理的置換或者基于相互承認的互惠交換，讓世代居住在這里的鄉民輕而易舉地離開這片土地，顯然并非是一件特別容易做到的事情。此時，資本絕不是萬能的，它會面臨極端的不合作。
可以明確地說，一個村莊之所以有某一個名字的存在，它必然是有著自己獨特的來歷或歷史，而伴隨著現代城市理性的強行拆遷和占用，自然是要對這種鄉村來歷和歷史的一種徹底的否定，這是猶如在使一個人失去記憶力一般的一次沉重打擊，由此而產生的反抗和抵制也必然是巨大的，這種強拆觸及了農民生活的對于尊嚴追求的底線。因此，所有在村落以外空間生存之人，似乎也都不大可能把自己的觀念、做法以及理想透過一種位居高位或者權力中心的強勢性做法來使鄉村那里的人屈服、接受和發生改變。
在現當今這個時代中，伴隨著遍布城鄉的民權意識的高漲，伴隨著信息交流的發達，恐怕沒有人再敢隨隨便便地通過這種直接的觸碰鄉村生活的底線，而去做一種敲碎鄉村社會硬殼的事情。在觸及生命中被認為是最為根本性的東西——土地之時，他們的反抗和不合作也一定是最為強烈、最為極端的，土地是他們的“命根子”，也是他們獲得生存性尊嚴的基石。過去，鄉村里的地主在大肆占有土地，并把土地收成的絕大部分占為己有之時，農民的暴動和對土地的渴望也最為強烈。他們從心底里也許并非反對甚至厭惡那些可能就是他們家族一員的地主，只是憎恨這些人沒有能夠讓雙方都感受到有一種公平、合理的各得其所。這種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很顯然會帶來如星火燎原一般的反抗情緒，并逐漸造就成為一種革命與“翻身”的欲望，人們因此時時期盼著社會中的變革甚至革命，借此而有機會去改變自己無處安家的痛苦命運，這也就是中國歷代很多次的農民運動最后都會跟“土地”這兩個字聯系在一起的原因所在。即便是在1949年以后中國農民的土地開始逐漸轉變成為集體所有之后，國家政策中分給農民的“自留地”仍舊是農民眼中最為寶貴的資源和獲得一些生活改善的基本保障。
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現在還是既往，鄉村自身都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命運共同體，盡管其內部存在著種種差異分殊，但作為一個整體，以及基于對土地的頑強認同，它塑造出了一種共同性的外殼將其自身包裹得嚴嚴實實，外來者實際上難于真正插足其中。這也是鄉村社會的核心特征，更為重要的，它還是理解中國鄉村社會最為基礎性的認識出發點。
三、循環與斷裂
盡管城鄉之間是一連續體，但鄉村正因為有其獨特而明顯地與城市之間構成了一個事物的兩端，并在很多的事物之上都屬于是相互對照性的存在。比如在人際關系的熟悉性上、在人口的流動性上以及在權威的構成性上，都一一地體現出這種對照性來。這顯然是由兩種生計形態來決定和影響的：一種是基于自然土地的生產而有的消費；一種是基于消費而有的或者被拉動的生產。前者是鄉村社會屬性，后者則屬于城市社會特征。傳統與現代的分野似乎也是建立在這樣的一種對照之上。
在鄉村社會中，生計的自然屬性有其獨特性的存在，此種獨特性明顯體現在基于自然循環的生活形態上。由于農業生產根基對于土地的依賴性，同時又由于土地生產的非積累性，或者說是一種以太陽公轉為周期的循環性，由此而使得其社會的形態也都有著這樣一種依循于自然的持續不斷、周而復始的可循環性生產與再生產形態的存在[5]。這同時也意味著一種長期、持續、不間斷的財富積累成為了不可能，這不僅體現在年度性生產的徹底的消耗性轉化上，也同樣體現在家庭人口構成與家庭財產在子輩之間均等性分配而至無以實現真正的財富聚集上。而真正可以使得此種財富有可能積累起來的機制在于各種社會繼替形態的發明，諸如家族財產制、長子繼承制以及幼子繼承制之類。但即便如此，財產的社會周期性地消費都是此一社會維持其生存的常態機制。通過建房、舉辦盛大的節慶儀式以及家家戶戶必須貢獻于此的用于公共事務的支出，另外還有一種人情往來上的不確定性的消耗等等，此一社會年度性所積累起來的財富，也便會在此以年度來計算的各類事務中幾乎被消耗殆盡了。而這實際又意味著由此而開始的新的一年的生產和積累的從頭開始。“小富即安”，可謂是這樣的一種鄉土社會中最為普遍存在的信仰和生活理想，鄉民實際的生活自然也是建立在此種生活的觀念之上。土地在緊緊地約束著鄉民過一種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的生活，由此而形成了一種看似完滿，實則充斥著各種艱辛的“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真正依賴于自然土地供給產出的生命循環。
因此，留存于鄉村里的財富本意上并非是用來積累的，而是用以在家戶之內和之外的空間中來進行一種更多帶有公共性意味的徹底性消耗的，這種徹底性的消耗實際又是對于接下來的土地豐收和積累的一種期盼。很顯然，村落共同體的此種共同意識是帶有一種根基性的，無人可以真正對此去加以抗拒，但無人又不在其中，無人不對其予以一種自己勞作上的貢獻。此種交互性的作用，真正強化了此一共同體存在的堅韌性以及不易侵入性。因此在鄉村，基于地緣和血緣的相互聯合與合作是一種常態，華北的會社組織以及江南的宗族、公祭公會之類，都屬于是此種鄉村合作的基本形態。
不過，此種堅韌結構的潛在危險性在于，一旦此一表面硬殼的堅硬性被打破或者受到蛀蝕，那它在結構上的崩解也就會變成是一瞬間的事情。這因此而被稱為鄉村社會生活的高風險性。其特征便是村落共同體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很多事情彼此相連，難于分離開來，包括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物之間，彼此都是相互連接在一起，相互支撐，相互拉扯，難于有真正意義上的分離。費孝通曾經借用“采礦”的比喻來說明這種鄉土社會的瓦解，作為礦產的資源被從土里挖掘出來運輸出去，土地因為沒有了營養的循環回來而變得荒蕪了，這是一種去掉了鄉土社會之根的發展途徑，營養從土地里流走了，匯聚到了浩浩蕩蕩的大江大河之中去，但“經過這樣沖洗過的土地，由肥田而成瘠土，由農地而成荒區”[1]（P65）。
因此，城鄉之間也必然有一種彼此之間分野的存在，它造就了相互在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念上的諸多差異。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而言，鄉村所強調的是基于土地和血緣之上的一種共同體的存在，而城市則會更為強調個體化的財富、身份、地位以及彼此之間在社會關系上的紐帶性的連接。由于鄉村基于土地而存在的前提，使其自身具有相對穩定并依賴于自然節律的一種周期性可循環的生活，而城市則更多帶有依賴于鄉村土地生產的供應和交換的不確定性。在城市之中，一份賴以維持生活的工作自然可以使生活變得穩定和有節律，但工作的存在并不是必然可以有這種穩定性存在的，它自身會受到勞動力市場的波動而產生一種并非穩定的起伏變化。還有在城市的居所之中，也不大可能會有真正意義的空間去容納祖先的靈魂，這個空間往往只是為了能夠第二天可以繼續去工作而必須在此駐足休息之所。當然，伴隨著城市之中每個人收入、地位以及生活觀念上的差異，會有居所優劣之別，但在結構關系的意義上而言，這是帶有共同性的，即它并非用以進行直接的生產和消費，而是借此來恢復勞動和體力的一種抽象的生存空間而已。因此，對于一座城市以及居住在那里的人們而言，只可能存在有所謂“故居”的概念，而無真正意義上的“故鄉”觀念。對許多人而言，故鄉往往就是祖先及其后代長久居住之地，并依賴于此一土地的供給而經營著自己的生活，它的基礎大多也是根基于農業生產的，即是基于一種土地供給的穩定性之上的。并且，世代祖先在其亡故之后，都會被認為要魂歸故里的。在此意義上，祖先與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后代之間的距離，從象征的意義上就變得并不會太過遙遠，由此而對于亡故的親人而言，他們似乎永久地存在于這個基于親屬關系而構建起來的社會網絡之中。這種處理生死的觀念形態，無疑是鄉村自身穩固性的一種文化的表達，借此而在鞏固著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以及繁衍后代的人們，他們可以在一起并世世代代長久延綿地住在這里，享受著自然土地所給予的一種生存上的正當性。因此，“故鄉”不僅是活著的子孫的故鄉，更是已故祖先的故鄉，它是一群人的起源地，也是這群人的歸宿之地。在當地人的觀念中，“祖先之靈”是永久地活在這個空間之中，并對后代的實際生活造成一種直接的關聯性的影響，農業社會中存在的許多祭祖儀式都向活著的人暗示了這種關聯性的存在。這無疑是屬于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無數次重返回來的一個地方，是無論走開多遠都可以將其認作是一個起點或出發地的地方。
當然，鄉村的自成一體并非意味著它自身是完全封閉起來的，它可以有眾多的孔道而與不同距離和范圍的外部世界相互聯系在一起，諸如跨越村落之間的聯姻、互助、水利灌溉以及各種形式的宗教信仰之類。日常往來的商貿活動是這種村落社區自成一體的封閉性自我敞開的一個最為直接的途徑。除此之外，更為重要的是，盡管有諸多外在力量的干預和侵擾，但鄉村自身堅硬內核的存在以及持久性的柔韌性，使其不會因為諸多的外部變化而變得脆弱以及被徹底的瓦解。甚至可以說，恰是由于此一鄉村自身內核的堅固性的存在，才真正支撐起了其多種形式的開放或者敞開性的可能。基于一種血緣和地緣的自我認同構成，從結構關系而言，它保證了關系結構的核心性的凝聚力，同時也成就了一種可以不斷向核心以外做開放性延展的差序性結構關系。而此種堅硬的內核之所以堅硬，恰可能集中體現在一種濃郁的文化偽裝下的一次盛大的集體歡騰。一次祭龍的祈雨節慶，其構造社會秩序的功能可能遠勝于由上而下的來自帝國權力中心的強制命令，村落共同體的認同在一種基于神圣性表達的強勢權威的影響之下而堅固地聚合在了一起。這里應指出的是，龍作為一種象征，它從來都不會是局限于某一個村落、某一場儀式之中的，它是作為村落內外、左右以及上下之間聯系的紐帶而在發揮其獨特的作用。由此，一個日常封閉的村落便借一種非常的節慶而與更為廣闊的世界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而村落的封閉性也在此時被徹底地打開了。
在此意義上，村落的此種封閉與開放的節律多多少少有些像鮮活的蚌殼的伸展一樣，其雖有堅硬的外表，卻時時會被張開其外殼時的柔軟所否定掉。而鄉村的內外關系結構可謂是其核心結構，并且諸多曾經以及正在發生的現象都可由此結構而得到一種解釋。而且，也只有借助于此一結構，鄉村存在的自足性才可以得到加強和固化，而鄉村存在的不足性才可能有機會得到充實、補充和完善。鄉村自足性的話語，作為某種研究上的浪漫主義的想象是可以存在的，但作為一種現實的生活則是無法為繼的，因為根基于土地的循著一種自然周期而運轉的鄉村生活，往往會有著明顯的平常與非常之分。鄉村生活的“青黃不接”并非是一種偶然的發生，它甚至直接會進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去做一種年度性的循環，“春買秋賣”的俗語在一定意義上真實反映了農民生活的市場依賴性。此種市場依賴性又進一步確保了鄉村自身自成一體的封閉性的非完整性[6]。這是鄉村生活否定邏輯的一種自我呈現，即它自身所追求的封閉性為其自身存在的不完備性所否定，進而與外部世界敞開式的交流才變得有了一種可能。但引導這種開放式交流的力量并非來自于鄉村外部，而是來自于其內核本身。它的基礎便在于一種超越村落的文化建構，由此而在小小的村落之中生長出來種種不同的，彼此之間可以構成競爭關系的權威類型，它的形態往往是多元并存的，且在使得鄉村充斥著活力的同時，亦使其自身有了一種更為強烈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認同，而一旦此種權威衰落，便意味著鄉村自身一體性的崩解。但可以這樣說，此種事件發生的幾率實在是微乎其微，即便有著暫時性的權威旁落，取而代之的新權威的競爭性構建和恢復便會瞬間出現，甚至有比之前的傳統權威更為強勁的影響力和引導力的出現[7]。
四、城鄉一體與城鄉分離
從一種城鄉關系的視角來看中國，鄉村便是中國文化得以形成的基石和根源，而城市則是這種文化最為集中和突出的體現，二者相互依賴形成一體，難以有彼此之間的分離。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城市文化的根基便是落腳在鄉村之中的。“葉落歸根”的含義最為核心的便是回歸故土，嚴格意義上在故土那里便是指一種根基于土地的鄉村回歸。在傳統時代當中，城鄉之間的關系是可以有一種往來互動的，且此種互動不論是從社會關系抑或從文化觀念上而言，都必然是相互順暢的。因為在每個城市之人的背后，當其往回追溯之時，都會有一條清晰可尋的鄉村背景線索的存在。從鄉村流動到城市的痕跡向來并不缺乏，而反過來的回流到鄉村的趨向也是同樣的強烈，特別是在應對理性化所帶來的城市化生活趨同的社會現實中。從一種文化觀念的意義上而言，他們會有一種回歸故土的自我意識，而在實際生活當中，因為年齡、體力以及種種政治、經濟上的因素而無法在城市中再繼續生活下去時，或許他們寧愿去過一種閑云野鶴般的悠閑生活，“告老還鄉”就被認為是一種比較明智的選擇，很多人實際也是按照此種理想去做的。
在傳統時代，從城市生存空間獲得功名利祿的士大夫榮歸故里，被看成是一件很讓鄉村之人感到榮耀的事情，由此而可以體現光宗耀祖、彰顯門庭的理想，而之所以有此種榮耀和彰顯之事的發生，根本也是長期存在的對于一脈相傳的故土觀念的強調和灌輸。而從文化觀念的意義上，這也同時是在強化著祖先故土的觀念。在那里生活的人因此才真正有可能牢固地被束縛于土地之上，形成一種對于鄉土社會的依附。而與此同時，土地的價值便不再僅僅是出產各種作物的農業經濟，更為重要的還是一種文化意義的符號，即人活在了由基于土地而有的種種符號象征之中，同時他們的生活自然也會為其所塑造。因此，在傳統時代之中，城鄉之間并非是現代意義上的一種城與鄉相互分離的二元結構，而屬于是文化一體性的，彼此之間所具有的差別也只是某種功能上的區分而已。城離不開鄉，鄉亦離不開城，二者的相互依賴關系構成了一個連續體，至少在中國傳統城鄉關系中，這種連續體在晚清之前都尚未真正出現帶有根本性的斷裂，但隨著晚清新政向中國基層社會的下移，這種中央核心權力對于基層的攫取變得愈發突出，它明顯地在造就出城鄉之間的相互分離，城市在聚集著大量持續上升的人口，政府機構膨脹性的擴張，但一種支撐性的力量得以實現的根本還是來自于鄉村，由此而造成農民負擔的持續加重，城鄉分離的局面進一步加強。犧牲鄉村的利益以成就一個現代國家的城市化建設，成為一種不言而喻的政策導向。
在這方面，相對于國家而言，鄉村從來都是一個禮物的送出者，但它由此而得到的禮物回饋卻又是微乎其微。這種在中國近代極為突出的單向度的攫取型政治模式，使得傳統時代城鄉一體的關系模式被徹底打破了。越來越多的鄉村社會中的農民，通過各種方式選擇逃離農村，與此同時，這種逃離成為了一種單向度的不歸之路，即只有從鄉村向城市的大量流動，而再難見到傳統中國城鄉關系中的周期性循環往復擺動的城鄉人口流動模式。鄉村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了一個可以提供廉價勞動力的、想當然的人口市場，而不再是每一個人要去保持一種強烈認同的故鄉或者自己的歸處。隨著這種單向度的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鄉村自身的可以自我循環的水土資源也遭到了一種蛀蝕性的侵害。水土流失不僅表現在土地的養分上，也表現在文化意義的資源流失上。鄉村日常建設的人才資源，因此而漸漸地被吸引到了吸附力較強的城市空間中去，鄉村也就再難看到有所謂真實落地的人才的匯聚和功能發揮，他們成為“回不了家的鄉村子弟”。
比較現代城市而言，鄉村不僅被看成是一種距離上的遙遠，更為重要的乃是一種文化上的遙遠。傳統意義上的鄉村，乃是遠離此地的人們要不斷返回去并可以返回去的故鄉，而今天的人們到鄉村，其所真正想到的乃是一種時間上“遙遠的過去”的現實版，是無法追溯的過去的一種幻化空間上的虛擬呈現或再現。一個人到了鄉村，“在那里”，也便是象征意義上回到了過去，回到了城市人勉力要去追尋的“過往”——當生活的當下成為了城市人厭倦之所。在此意義上，諸多變換花樣的鄉村建設形態，最后都無法真正逃離此一時空轉換模式的藩籬而自陷其中，即總以一種現代城市人的姿態去期待鄉村的改變。但不論是觀念上的還是物質上的，不論是政治經濟抑或是美學意義上的改變，所有這些，其本身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回歸鄉村，成為被時空隔離開來的城市人所不加思考的一種論斷，這可謂是從過去到現在鄉村被看成有問題的根本，即我們首先是從頭腦上帶有一種問題的去看待真實存在的鄉村，鄉村便命中注定地成為了一個問題[4]。然而可惜的是，沒有人會真正去關注那種來自于鄉村的自我力量的成長和培育，更談不上在那里所蘊含著的一種自我創造性轉化的能力。
很顯然，鄉村無一例外地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最基層，但應指出的是，它從來也不會成為現代都市社會意義上而言的最底層。換言之，城市空間基于階層分化而有的社會最底層的分層觀念并無法直接平移到對于鄉村生活的標注和理解上去。鄉村自身自成一體的封閉性，使其內部有著更多同質化的一體性，因此，它更像是一個社區而非社會，而其自身所擁有的隨時都在向外敞開的開放性能力，又會使其賦有一種向外并向上延展的社會流動性，通過祭祖、續寫家譜、認祖歸宗以及各種地方性節慶等方式，那些可能已經在不同時間段流動出去的村落精英，又會有機會和可能性重新流回到鄉村共同體的構造中來。而基于村落而展開的各種形式的節慶表演，同樣也會使得持續不斷流動出去的在各類村落以外世界成就一番事業的村中某一姓氏或家族的名人重新回流到村落中來，成為村落之中新的權威構建的又一個重要的基礎、來源或契機。
村落在此意義上就像是一臺永不停歇的發動機，一種來自于村莊內部的推動力，使得生活、歸屬以及認同某一村落之人必須尋找機會到此一村落外面去打拼，憑借種種外部的機遇和社會流動渠道而成為外部世界中的高端人才、英雄人物或者行業精英，他們持續不斷地流出了作為自己故鄉的村落；而在這種村落精英向外流動的同時，那些流動出去并事業有成之人，又會借助基于血緣和地緣的強烈的自我認同，而被強力地吸引回村落之中來，成為村落中一種新的發動性的力量，由此而使得村落自身有了新的發展生機。從一定意義上而言，這些人完全可能選擇回到鄉村里來居住，因為他們的祖屋依舊存在在那里。他們當然也可以擺動式地從長久居住的城市日常生活空間，轉換到并非長期居住的鄉村的儀式性空間中來，因此，他們并非一定生活在村落日常的生活之中，但一定會存在于當地人的儀式空間之中，因為他們在外面的名望而被鄉村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所召喚。
鄉村在此意義上便是由土地以及那里的人民所構成的一個獨特空間，土地和人民這兩個要素是至關重要的，離開了其中的任何一項，村落共同體意義上的鄉村都是不大可能真正存在的。因此，在此空間之上的土地生產力的持續不斷以及社會與道德秩序穩固性的存在，使得世代生活在這里的人口可以持久地生存下來，且同樣可以得到一種生生不息繁衍子孫的生育力，這種生育力借助對于子嗣后代的宗教信仰般的祈盼而得到一種綿延久遠的持續。村莊因此而變成為是一個傳統，一個從土地生產到人口生產的持久綿延下來的傳統，并通過血脈上的一代又一代人無可質疑的持守和堅信而得到了一種完整而全面的傳承，即便是中間因為特殊的原因，諸如戰亂等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一度中斷，傳統的恢復以及自我的再創造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很顯然，每一代人都會有自己這一代人所能夠流動出去并在未來又會以各種方式而流動回來的精英人物的存在，他們使得鄉村成為了一處有別于現代城市不安定空間的避風港。
五、由陌生的城市而回歸熟悉的鄉村之本
很顯然，從城市人生活的視角而言，在鄉村中一個人可以尋求沉靜下來，思考既往，放松心情，可以使得一種復雜問題簡單化，也可以使得近乎絕路的令許多人越來越陌生的城市生態空間有著一種敞開式的生命之路的想象和延展。換言之，鄉村也許是現代城市之人可以逃往的一個空間，那里的一切可讓人感受到寧靜和安心。鄉村在此意義上只要是有土地的存在，它也就會從中醞釀千般變化的諸多可能性出來，因此，鄉村可以因為某種原因而變得凋敝，但它絕不會徹底的歸于死亡。死亡對鄉村而言只意味著一種連根拔起的鏟除，但只要是人還要去日常性地進食自然生長的食品，那么，依賴自然而生產的鄉村就不會徹底地被連根鏟除掉。
誠然，今日世界過度發展的城市化讓鄉村空間日漸萎縮，但可惜，離開了鄉村而孤立存在的城市也將會面臨諸多的不可持續性。當一種都市化發展主義的想象力試圖將全部的生活空間都轉換成城市整齊劃一的規劃出來的空間，當然，在很多人看來并覺知到，這是一件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發展的趨勢不會真正蔓延開來，如果真是那樣，人類就再無可能去接觸自然中存在的一切了，人將因此而走向自我否定的另一面，即一種并非人的生活樣態的出現，那樣的事情似乎很容易見到。但萬幸的是，這似乎還沒有成為所有人的一種選擇，因為那將會使人類自一種有別于其他生靈的智人時代便開啟的自我文化構建的歷程，被推向一個斷崖式發展的絕壁，人必須因此而做一種凌空的跳躍才能實現自救。但很顯然，人并沒有這種可以越過或者忽視自身的文化而過一種純粹生物性生活的能力，人從來都是生活在某種文化觀念和價值之中的。對于城鄉關系而言，城可謂是一種文化，鄉也必然是一種文化，城鄉一體更是一種帶有綜合性意義的文化互動的結果，但就是這樣一種文化在被我們自己所悄然的蛀蝕，使我們處處感覺到了生活上的不自在。
甚至可以說，城鄉關系的一體性的存在，使得人們有了思考人類不同生存方式的可能。城市也許代表著一種文明發展的極致，而鄉村則意味著人對于自然本身的熟悉性的親近。兩種生活形態自古有之，并延綿久遠。而在此一過程之中，城鄉一體的連續也從來未真正被打破過。在幾乎帶有一種必然性的城鄉互惠的關系之中，人類似乎領悟到了城鄉彼此之間所存在的互補性以及在物質生活上的相互依賴性，這是一種連續性的互惠關系，在城市的周邊必然圍繞著鄉村，而在鄉村的外面可以連通并達至城市。在這種連續性的互惠關系之中，人類成就了自己獨特的整體性意義的城鄉關系的生命體。不論是勞動力的供給，更不論是日常農產品消費的來源，鄉村都是城市所不可隨隨便便棄之的歷史存在。
城市的馬達盡管可以帶動著鄉村卷入其發展的快軌道之中，但卻無法使鄉村生活全部依照城市模樣去進行改造，鄉村共同性地有著本身內核的不可改變性，鄉民生活不是建立在虛無，而是依托堅實的土地之上。在鄉村共同體之中，鄉民往往就是土地的主人，每一個人同時也就是自身命運的主宰；而基于一種人造意義的城市生活，則使得沒有一個人可以真正將其自身根基于其腳下的土地之上，每人都如浮萍一般，在城市的空間之中猶如一匆匆過客，在內心世界之中，他們更為需要一種來自鄉村的生活圖景作為日常生活之外想象力的來源，他們走出城市的每一種努力都可能是由這種想象力所造就——走出戶外，進入鄉野，離開再熟悉不過的工作場所，尋找城市所不能給予的生活意義，而這些對他們而言即便是花費高價也無法真正購買得到；他們從一種相比城市而言的意義獲取當中感受到了自己生命需求的另一面，鄉村因此便是城市之人想象另外一種生活圖景的試驗田，人們在這帶有鄉愁意味的田地之中播散下自己對未來生活希望的種子，而在城市之中，這種播撒變得極為奢侈，且變得越來越不大可能。
最后，應該明確指出的是，從帶有結論性的意義而言，城鄉中國是一個城鄉連續體的中國。盡管從一種支配性的意義說，中國城市包容了鄉村，但內涵于城市支配范圍之內的鄉村則從農產品的供應上滋養了城市。因此，城鄉彼此之間從其一開端便是相互連續地存在在一起的。而一種過于極端和短視的現代都市化的城鄉分離的主張，在使歷史上以及文化連續的城鄉中國變成是一種斷裂開來的作為城市的中國與作為鄉村的中國的二元分立。城市有一套做法，而鄉村則有另外的一套做法，甚至那種試圖用城市化完全去取代鄉村的做法不僅霸道，而且也缺乏一種真正的人文關懷。毋庸置疑，對于現代人而言，更需要在冷靜思考中去重新回歸到城鄉一體的理想中國的軌道上來，并需要為此而做一種共同性價值的文化追求和努力。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北學刊》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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