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是中國現代化進入中后期以來提出來的重要戰略。鄉村振興旨在解決現代化初期城市優先現代化帶來的農村衰落等問題，振興鄉村，實現農村的現代化。鄉村振興的基點是當前融合度不高的城鄉關系，其實施必然也會影響和改變現有的城鄉關系并產生新的城鄉關系。以鄉村振興撬動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僅體現為單一的“農村的”現代化，而是要在與城市的互動融合中實現農村現代化。在現代化中后期，要把鄉村振興與城鄉關系結合起來認識和理解，才能準確理解鄉村振興和城鄉關系的內在聯系。鄉村振興以現代性的城鄉關系為支撐，現代性的城鄉關系是城鄉高度的有機融合。在實踐中推進鄉村振興必須重視建立現代性的有機融合型城鄉關系。只有在城鄉融合中推進鄉村振興，才可以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目標。
關鍵詞：現代化中后期；城鄉關系；城鄉融合；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是一個時代命題，也是一個備受學術界廣泛關注的理論命題。鄉村振興的對象是鄉村，旨在振興鄉村，提升農業農村的現代化水平。鄉村振興關系到在國家地域面積上占據大多數的農業農村的現代化，但對于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而言，農業農村的現代化與城市現代化并不是相分離的，而是緊密聯系的。由此，圍繞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城市現代化所形成的城鄉關系也成為國家現代化要布景和解決的重要問題，并成為國家現代化提質增速的制約要素。進入新時代，只有準確理解了城鄉關系轉型與鄉村振興的關系，才能更精準地認識鄉村振興戰略并指導實踐。本文嘗試從現代化視角，對城鄉關系與鄉村振興的關系進行學理性解釋和分析，以期為理解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的關系提供理論支撐。
一、問題提出
現代性是一個結果，而現代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具有時間過程性和空間部分性這一雙重屬性。時間過程性是指現代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可以分為初期和中后期；空間部分性是指現代化有農村現代化和城市現代化之分[1]。因此，現代化的本質也是城鄉關系的發展。近代以來，城鄉關系由“相成”轉變為分裂和對立的“相克”[2]。這種對立和分離的城鄉關系一直延續到現代化進程之中。在現代化初期，城市因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聚集度高和市場發達等多種因素而獲得優先發展的機會，并基本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但農村作為城市現代化的基礎支撐，其現代化明顯滯后和緩慢。因此，進入現代化中后期，農業農村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任務，農業農村也是現代化的重要陣地。黨的十九大之后，中國進入新時代，現代化進程正處于中后期階段[3]。在這一階段，黨中央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的目標在于解決現代化初期城市現代化和工業化優先于農村而產生的農村衰敗等突出性的“三農”問題，旨在振興鄉村，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既有農村現代化，也有城市現代化。但是，農村現代化與城市現代化并不是完全分離的、對立的和離散的關系。農村現代化與城市現代化也不是機械式地拼湊為一個完整的國家現代化，而是互為支撐、彼此聯系、互動共享的關系，并有機式聯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現代化。也正是因為此，在新時代，國家一方面強調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農村的現代化；但另一方面也強調城鄉融合，強調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在現代化中后期，國家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彌補農村現代化的短板，推進農村現代化，并通過建構新型城鄉關系，促進城鄉發展要素的互動和融合，建立一種城鄉互動共享、共同發展和持續前進的國家現代化體系。
自黨的十九大以來，學界關于鄉村振興與城鄉關系的研究非常多，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關于鄉村振興的研究。這方面的理論研究較為廣泛：一是集中于鄉村振興的作用、功能、定位、價值以及實踐路徑、現實困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將鄉村振興分解為“主體振興、組織振興、產業振興、教育振興、文化振興、服務振興”等方面。三是鄉村振興的體制機制研究。第二，關于城鄉關系的研究。這方面側重于論證城鄉關系的變遷及影響因素、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城鄉融合的條件或基礎以及制約因素、城鄉一體化的實踐路徑等方面。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城鄉關系總體趨于良好的發展態勢，“當前城鄉關系發展的難點是戶籍人口城鎮化水平偏低和縣域經濟不發達”[4]。在新時代，城鄉關系表現為一種以“還權賦能”為主要方式的城鄉融合關系和要素市場化階段[5]。城鄉融合發展的動力既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外在動力在于市場推進的產業振興和市場組織繁榮，以及國家或政府的政策推動和戰略牽引。內在動力在于農村內部的人力資本積累[6]，以及農村內部的經濟能人所推動的集體經濟發展和農村產業化發展。第三，鄉村振興與城鄉關系的研究。黃祖輝認為，把握鄉村振興戰略首先要把握好鄉村振興戰略與城市化戰略之間的關系[7]。學者們從多個學科視角側重于從理論角度論證二者之間的關系，但基本均認為“城市與鄉村是一個有機體，只有二者可持續發展，才能相互支撐”[8]。也即是說，“不能撇開城市發展鄉村，而是需要兩個方面發力，實現鄉村與城市齊飛，農業與工業一色”[9]。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必須處理好城鄉關系，城鄉關系也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為我們從政策、理論、實踐等三個層面認識和理解鄉村振興和城鄉關系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學術界將鄉村振興、城鄉關系作為兩個單獨的主題進行研究較多，但對“鄉村振興與城鄉關系的關系”這一主題研究較少。也即是說，在新時代，鄉村振興與工農城鄉融合有何種邏輯關系，沒有較好地進行闡釋和論述。二是鄉村振興和工農城鄉融合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的發展戰略，其目標在于助力國家現代化進程，而學界較少從歷史發展視角和現代化進程視角去認識和研究鄉村振興和城鄉關系變化之間的關聯性。
鄉村振興是在特定的歷史節點提出來的發展戰略。城鄉關系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表現出不同的狀態，鄉村振興也必然對城鄉關系產生影響并決定城鄉關系的變化趨勢。不同階段的現代化具有不同的歷史要求和條件。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均是在中國進入現代化中后期這一歷史背景下提出的發展戰略。因此，只有從現代化中后期這一歷史背景出發，才能準確和深入理解鄉村振興和城鄉關系之間的關系。基于此，本文在現代化發展的視角下去剖析城鄉關系變化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以準確把握鄉村振興的地位與走向。
二、從分到合：現代化過程中城鄉關系的結構轉型
從世界上各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來看，城鄉關系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也是重點要解決的問題。中國從現代化初期到中后期，城鄉關系也經歷了由分到合的過程。
（一）城鄉分治：現代化初期的城鄉關系
現代化以城鎮化、工業化為起點。在現代化初期，城市因生產要素的集聚程度高、勞動力的集中性程度高以及市場發展程度高等因素，而成為工業化的主陣地，優先開始現代化進程，并在現代化的發展速度上明顯高于農村。農村則為城市現代化提供了物質資料、生產要素等支撐，現代化進程緩慢于城市。這種現代化初期的部分性區分、功能性分工，不僅是現代化進程的一般性規律，也是一個國家現代化方式選擇的必然結果?，F代化初期城市現代化優先于農村現代化，這種城鄉分治的關系，也形成了明顯的城鄉差別。亨廷頓認為，現代化帶來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鄉差距[10]。
自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迅速開啟并加快了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國共產黨制定了“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方針。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sup>[11]為了保證城市工業化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在“統購統銷”制度和“國家和集體”兩種所有制的安排下，形成了“以農支工”的城鄉發展道路，并最終導致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制度化形成和存在[12]。改革開放后，農村改革首先啟動。伴隨著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以及村民自治的試行，農村改革基本完成，農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農村秩序趨于穩定，農民也實現了增收。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家改革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和沿海地區，在市場牽引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村生產要素向城市流動，在國家重點發展的支持下，城市的現代化發展迅速，農村發展緩慢。雖然某種程度上，改革開放促進了城鄉交流，促進了城鄉一體化和農村城市化進程，但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社會身份體系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13]，仍然存在較為明顯的城鄉差別。這種城鄉差別具體體現在城鄉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供給、居住環境、教育、醫療、養老、就業、文化服務等方面，體現為城鄉不均衡發展狀態。這種城鄉二元格局是國家為推進現代化而強力干預的結果，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總體上以城市中心主義為特質的價值取向[14]。
總之，無論是人民公社時期國家制度安排下形成的城鄉差別，還是改革開放后國家發展側重點差異以及市場發展帶來的城鄉不均衡，它們產生的直接原因是城市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的不同步性，是城鄉分治的必然結果。當然，這種城鄉分治也是由我國城鄉現代化的國情所決定的，也極大地推進了我國的現代化進程。
（二）城鄉融合：現代化中后期的城鄉關系
馬克思認為，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15]。在現代化初期，城市優先現代化，農村現代化較為緩慢，形成了城鄉差距。城鄉差別產生于現代化進程之中，但一個國家的現代性要求必須消除城鄉差別。如果不消除城鄉差距，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就不算完全實現，而且城鄉差別也會成為一個國家現代化向前邁進的制約因素。從馬克思辯證法角度看，城鄉差別產生于現代化初期，雖制約著現代化的階段性前進，但也構成現代化中后期的內在動力。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從城鄉分離、對立，再走向城鄉一體化的過程[16]。從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看，進入現代化中后期，國家總是致力于消除城鄉差別，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因此，進入現代化中后期，城鄉關系開始從分離、分散向融合、互動轉型。城鄉融合是現代化中后期城鄉關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現代化中后期的重要任務。對此，馬克思早有論斷：“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一?！?sup>[15]
新時代，我國的現代化進入中后期。黨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著力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劉守英教授認為，當前中國正在從“鄉土中國”進入“城鄉中國”階段，在這一階段，結構轉變最快、要素流動最活躍、城鄉關系變化也最大[17]?！俺青l中國”階段的主要特征是城與鄉之間的良性互動，縮小甚至消除城鄉差距，讓鄉村變成城里人向往之地，讓鄉村人口能夠享受與城里人一樣的、均等的公共服務，不再有“鄉里人”和“城里人”的差別。城鄉融合是現代化中后期城鄉關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現代化中后期的重要任務和目標。具體來說，城鄉融合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城鄉之間的明顯界限、分離以及差距，尤其是體制或制度造成的結構性差距，基本消除，城鄉之間在公共服務上基本無差別。城鄉之間在土地、戶籍、醫療、教育、住房、社會保障、養老、公共設施、公共服務等各方面不再有體制性的區分，更不會有文化、文明之間的差異。二是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呈現為一種雙向流動，既有城市向鄉村的流動，也有鄉村向城市的流動，在常態化的互動中“互通有無”，實現融合式、共享式發展。三是城鄉之間可以平等地共享現代化成果。城鄉融合要實現的是共享式的現代化。讓處于現代化短板的鄉村在與城市進行有效的互動、融合中實現農村現代化，讓農村人口可以共享現代化福利，激活內生性的、發展性的現代化。
（三）城鄉合治：建構均衡性的城鄉關系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既有城市的現代化，也有農村的現代化。城市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在現代化的時間序列和優先次序上雖有差異，但是，城鄉關系一直伴隨著一個國家的整個現代化進程。因而，城鄉關系處理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現代化進程是否順利[18]。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國家的城鄉關系也必然是現代化的。因為“城鄉融合是人類城鄉關系發展的最后一個階段”[19]?，F代化的城鄉關系集中體現為城鄉無差別、城鄉互動融合共享。農村處于現代化的短板，城鄉融合的目標在于補齊這一短板，建構現代化的城鄉關系。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也是城鄉關系的現代化進程?，F代化的城鄉關系以城鄉高度融合、有機互動、均衡發展為主要特征。亨廷頓認為，處于現代化之中的社會里政治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找到填補這一差距（城鄉差距）的方式，通過政治手段重新創造被現代化摧毀了的那種社會的統一性[10]。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光靠意志的力量、自然的力量以及市場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這些力量只是基礎性力量，關鍵性力量在于國家。國家是推進城鄉融合的制度性力量，其建構現代性城鄉關系的手段在于整合，在制度上確立城鄉合治的措施，以整合的方式建構均衡性的城鄉關系。這種均衡性的城鄉關系，也是具有現代性的城鄉關系，是城鄉關系發展的理想狀態。因此，進入現代化中后期，黨中央強調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通過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等多種戰略實現城鄉融合。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是一個相對離散的農村社會。為了加強和推進現代化進程，通過政黨下鄉、法律下鄉、政策下鄉、行政下鄉等對鄉村社會進行了整合。整合是現代國家的政治主體通過一系列的行為改造和改變傳統鄉村，將分散的、城鄉分割的鄉村社會與現代國家聯結為一體，使農民與國家呈現出不可分離的關系[20]。但是，進入現代化中后期，城鄉分割、城鄉不均衡的局面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且在不同的區域表現形式、表現程度也存在很大的差異。為了進一步對鄉村社會進行整合，國家提出了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等發展戰略。這些戰略的目的在于運用國家政治體制的力量對鄉村進行整合，改變城鄉分離、城鄉不均衡的狀態，在整合中構建現代性的城鄉關系生長的條件，并催生出現代性的城鄉關系。
具體來說，以城鄉合治建構現代化的城鄉關系，有五個方面。第一，將農村納入國家現代化的一體化框架下，重視農村的現代化，彌補農村現代化的短板，實現城鄉共同的現代化。第二，國家可以整合制度，破除阻礙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根據實際創新建構現代化的體制，為建構現代化的城鄉關系提供制度通道。當前農村“重行政、輕服務和自治”的農村基層治理體制必然不能適應于鄉村振興的需要，必須創新體制機制，建立重服務的農村基層治理體制[21]。也可以進一步“調整城鄉區劃建制，使之更有利于密切城鄉互動和聯系，使建制單元發揮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引導功能”[22]。第三，國家作為資源配置主體，在現代化發展資源的配置上，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在資源配置上向農村傾斜、向欠發達或落后的農村地域傾斜。第四，地方政府整合城鄉資源，根據城鄉差距現狀、區域地域差異以及城鄉互動程度，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城鄉融合，結合地域區域差異，有序、有效、有針對性地推進不同形式、不同內容、不同層次、不同程度的城鄉融合。第五，在城鄉之間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如“新型城郊”[23]、城市群或城鎮群等，以此為紐帶漸進推進城鄉的空間融合，使城鄉之間不再有非常明顯的區分和界限，從而以空間融合和互動推進其他方面的城鄉融合。
三、鄉村振興：城鄉融合中的農村現代化
鄉村振興是現代化中后期提出的重要戰略。對象是農業農村，主體是農民，目標是實現鄉村現代化。準確理解鄉村振興與城鄉發展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在實踐和理論上進一步推進二者之間的有機銜接。
（一）鄉村振興與城鄉關系轉型的雙重聯系
新時代，中國進入現代化中后期，一方面強調鄉村振興，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一方面強調城鄉融合，推進城鄉關系轉型。如何理解二者之間的關系呢？
首先，在國家現代化的構成性層面。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由城市和農村兩部分組成。雖然在現代化初期，一方面，城市現代化基本完成，但區域、地域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農村的現代化明顯滯后，城鄉差距較大。進入中后期，國家著力于消除初期形成的結構化或非結構化的城鄉差距，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水平。因此，在現代化中后期，國家提出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只是現代化重點由城到鄉，而不是把二者隔絕起來、對立起來。只有把農村現代化這一短板補齊，才能真正推進國家現代化的整體進程，也才有可能真正完全實現國家現代化。如果將鄉村振興僅僅看成是農村的現代化，而與城市現代化隔離起來，則會產生新的城鄉不均衡。
其次，在現代化的實踐性層面?，F代化初期，城市現代化的速度較快，在新時代之前基本實現現代化；但帶來的短板和差距有兩個方面：一是農村現代化的差距與滯后；二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域的城鎮現代化的差距與滯后。進入中后期，國家強調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著力提升農村現代化水平，但也要促進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城鎮現代化水平。城鎮是距離鄉村較近的地方，城鎮化則是鄉村振興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助推器[24]。現代化中后期的現代化一定是高質量的現代化，而不是優先農村現代化后又產生新的差距。因此，在現代化中后期的現代化實踐上，農村是重點，但要協調欠發達地區的城鎮現代化，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最后，在鄉村振興層面。鄉村振興戰略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立足于中國鄉村發展的歷史基礎，賦予了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更多的建構性、國家性和社會性[25]。鄉村振興著力于提升農村現代化水平，變“鄉村衰落”為“鄉村復興”。但是，農村現代化、城市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二者有機聯系、彼此互為支撐。也即是說，以鄉村振興推進農村現代化，離不開城市的支持。在現代化初期，城鄉分治，農村為支撐城市現代化提供所需要的各種基礎性要素。進入中后期，城鄉合治，城市為促進農村現代化提供急需的各種動力要素。從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程看，大多是這樣一個過程，前期城市工業化速度快，中后期重點發展農業農村，推動工農協調。
總之，在現代化中后期，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并不矛盾。作為助推國家現代化的兩大戰略動力，彼此是一種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有機關系。鄉村振興改變和發展當前不均衡的城鄉關系，并以城鄉有機融合為基礎；城鄉高度有機融合重塑現代性的城鄉關系，提高鄉村振興的實踐效應。
（二）鄉村振興以現代性城鄉關系為基礎
2013年11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農科院召開座談會時指出：“農業出路在現代化?！笔舜笠詠?，黨中央重視“三農”發展，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的重要目標在于補齊農業農村短板，促進和提高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兩個社會：一個是農村中為數極多從事農業的農民社會；一個是城市和市鎮比較流動的上層社會[26]。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兩個社會在發展上都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內容、特點和形式也有所不同。但是，城鄉的不均衡并不表示，彼此的發展之間是隔絕的、對立的、無聯系的。從歷史進程來看，城鄉之間雖不均衡但卻緊密聯系。1949年之前，城鄉之間集中表現為一種政治的不均衡，但農村是城市政治穩定的堅強堡壘，是城市政治資源的來源之地。新中國成立后，城鄉之間表現為一種現代化發展的不均衡，但農村支持城市工業化發展，為其提供源源不斷的基礎性要素?？梢哉f，在前現代化時期，沒有農村，就沒有城市的穩定。在進入現代化之后的初期，沒有農村，就沒有城市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在現代化初期，城鄉之間不均衡的現代化發展路徑形成了非現代性的城鄉關系。具體體現為城鄉差距、城鄉二元、城鄉分離。雖然改革開放后，國家也逐漸提出統籌城鄉一體化戰略，但是卻收效不大。城鄉統籌戰略的重心不是農村，不能實現城市現代化要素主動向農村流動，無法形成城鄉之間的良性互動。新時代，進入現代化中后期，將現代化的重點放在農村，振興鄉村，同時強調城鄉融合發展。其重要目標在于彌補農村短板，建構均衡的現代化的城鄉關系。因為現代化初期“以農支工”的現代化之路，導致農村要素大量流向城市，農村匱乏現代化發展的基礎要素和能力。因此，必須“工業反哺農業”才能為衰落的農業農村提供現代化的要素和能力，必須“以城哺農”才能激活和注入農村發展要素。振興鄉村，提高農村現代化水平，主體是農村，但不能僅僅靠農村，還要靠城市。這不僅因為城市和農村之間有機的緊密聯系，更在于農村現代化的要素和能力依賴于城市。城市要素流向農村，并生長出農村現代化的果實，靠外力（如市場、國家制度）是不夠的，關鍵還要靠內生性的力量。但源源不斷的城市要素是基礎，是持久動力。
鄉村振興，振興的是鄉村，但振興的主體不僅僅只是鄉村，還包括城市的參與。城市如何參與鄉村振興并發揮積極作用，其前提在于建構一種均衡的、現代化的城鄉關系，在城鄉融合中振興鄉村。在未來全面實現國家現代化，既不是“城市中心主義”的現代化，也不是“鄉村中心主義”的現代化，而是一種“城鄉對稱互惠共生”的城鄉發展關系[27]。因此，無論是理解還是實施鄉村振興，都不能單純從鄉村出發，而是要從城鄉關系出發。構建新型城鄉關系，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28]。鄉村振興的主陣地是鄉村，但鄉村振興的持久動力以現代性的城鄉關系為基礎。現代性的城鄉關系以“工農城鄉融合”為主要特征，具體體現為城市和鄉村、工業與農業是一個有機整體，不再是孤立的、分離的。更進一步說，現代性城鄉關系是一種城鄉之間的有機融合、互動共生、均衡發展的狀態。在這樣一種城鄉關系狀態下，鄉村振興不僅可以利用城市的各種發展要素并內化為自身的發展條件，同時也可以將鄉村振興中鄉村現代化的成果輸入到城市以換取和拓展更多的發展空間。
（三）鄉村振興是城鄉多元融合的必要條件
城鄉融合發展是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一環[29]，也是鄉村振興的根本途徑[30]，更是鄉村振興的可持續動力。鄉村振興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體現為經濟、社會、文化、治理等多方面的振興。鄉村振興以建構現代性的城鄉關系為基礎和動力。因此，在實踐上，就必須以城鄉融合促進鄉村振興。高度的城鄉有機融合下，鄉村振興可以“引入城市先進要素并將其內源化，將構成當前鄉村振興的動力結構”[31]。但是由于現代化初期形成的城鄉二元格局由來已久，且體現在多個方面。因此，建立在現代性城鄉關系基礎上的鄉村振興也必須要求從多個方面著手建立多元融合的城鄉關系。只有城鄉多元融合，才能真正構成鄉村振興的條件和動力，也才能真正推進鄉村的多元振興。
第一，城鄉體制的融合。
當前城鄉不均衡很大程度是由國家城鄉發展體制所造成的。城鄉在體制上的機械式融合狀態也是制約鄉村現代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城鄉發展體制機制的融合，是建立城鄉有機融合的基礎，也是鄉村振興的制度源動力。在國家頂層設計上，要逐漸消弭和融合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社保體系、醫療體系等二元化的制度體系。同時，地方政府作為鄉村振興的實踐主體，要進一步因地制宜，創新農村基層治理體制，以現代化的治理體制為鄉村振興提供體制保障。在鄉村振興中，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要進一步加快體制改革，創新建構積極性治理體制，以積極性治理處理好城鄉關系的轉型。城鄉體制融合關鍵在于建立城鄉融合型治理。治理與城鄉融合是一對互動的關系。以推進城鄉融合和鄉村振興為落腳點的有效治理是城鄉體制融合的治理保障；積極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也有助于將中國制度優勢及時有效地轉化為治理效能[32]。
第二，城鄉物質條件的融合。
現代化以經濟發展為先驅，鄉村振興也不例外。城鄉融合的根本目標應該是提高生產要素的收益率，加快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合理配置，促進農村產業振興[33]。當前，城鄉要素市場的二元性仍然是阻礙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因素[34]。因此，以鄉村振興推進城鄉融合，關鍵在于振興農村市場環境，使之與城市市場有效銜接，并形成常態化的互動聯系和要素交流機制。要創造良好的市場條件，促進城市生產要素、城市資本、城市工業、城市科技等逐漸向農村流動，工農融合，“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15]，促進農業農村的工業化、科技化；另一方面，以農業產業化提高質量，打造優勢、特色產業和品牌，并利用"微信、抖音"等現代信息技術載體，鼓勵和支持農村產業主動向城市流動。同時，結合農村實際，促進自身一二三產業的內源式融合，發展更加綠色、高效的現代產業。
第三，城鄉發展條件的融合。
鄉村振興需要一定的基礎條件，更需要一定的發展條件作為支撐。城鄉融合關鍵在于城鄉社會融合，消弭社會界限。應著力在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活條件與環境、教育、醫療、娛樂等方面實現農村與城市的接軌、并軌，不再有城鄉社會區分和界限。發展要素的融合，不僅可以為鄉村振興提供持續性的發展動力和保障，也可以讓鄉村成為“城里人”的向往之地。在城鄉發展條件的融合中，最關鍵的是基礎性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改革開放40年來，公共服務供給體制逐漸向定制式的供給模式轉變[35]。定制式的公共品供給模式平衡了農村發展條件的差異性與農村農民差異化的需求，可以在精準解決“需求與供給”之間有效對接問題的基礎上，以“需求性供給”逐漸消弭城鄉發展條件的差距。
第四，城鄉文化的融合。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城市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農村是落后生產力的代表，在傳統中國，城市往往是中國的政治統治中心，城市也是高貴的，而農村則是低賤的[36]。城市與鄉村的政治差距，除了源自于生產力的差距之外，更在于文化和文明的差距。相對城市而言，農村的“鄉土性”更強。新時代，農民群體是鄉村振興的主體。農民作為個體性和群體性的雙重存在，其獨特的和差異的思想觀念直接影響著鄉村振興。要在文化觀念、思想意識上促進城鄉融合，在文化產品、文化設施、文化活動、文化教育的供給上與城市融合，逐漸培育鄉村農民的現代性價值觀、現代公民精神，賦予鄉村生活以價值感、幸福感和快樂感，激發人們愿意在鄉村生活，并努力振興鄉村的活力和動力[37]。
四、結論與討論
統籌城鄉和城鄉現代化一直是黨中央關注的重點。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現代化道路。進入現代化中后期，只要處理好鄉村振興與城鄉關系轉型的關系，一定能順利實現城鄉同步現代化。
（一）推進鄉村振興不可忽視城鄉關系的轉型
鄉村振興是新農村建設的延續和延伸，是現代化中后期的農村現代化戰略，與城鄉關系轉型相呼應、相聯系。一方面，鄉村振興是為了補齊現代化初期“以鄉補城、城市優先現代化”帶來的城鄉差距以及農村現代化的短板，其落腳點是農村的現代化。但是，現代化不僅是一個過程，更有其必需的條件，既有物質條件，也有社會條件。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薄弱、要素欠缺、社會問題突出，不具備現代化的條件。這些條件均需要國家配置和城市供給。因而，鄉村振興不簡單是農村的現代化，其離不開城市現代化的支持。另一方面，現代化中后期的鄉村振興是一種有質量的甚至是高質量的現代化。質量首先取決于鄉村振興的全面性、深入性、徹底性和持久性。質量的源點在于鄉村自給，更在于城市它給。其次是鄉村振興實現農村現代化的同時，不能形成新的城鄉差距以及農村之間的地域差距，而是要縮小差距甚至消除差距。高質量的鄉村振興一定是城鄉互動中的共同現代化。因此，新時代，各地在結合實際情況，探索不同形式、不同內涵的振興路徑的時候，一定不能忽視城市、城鎮以及城鄉關系的轉型，要注意發揮城鎮、城市的輻射功能，以城帶鄉、以城促鄉，在建構現代化的城鄉關系、城鎮關系中推進鄉村振興的地方實踐。
具體來說，各地在實踐中推進鄉村振興要注意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不能就鄉村來實施鄉村振興，而是要結合城鄉關系的現況來看鄉村振興。城鄉關系實踐類型的區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定位的區域差異[38]。在實踐中，首先必須對本地域范圍內城鄉關系形態及狀態進行精準判定，再找到限制和制約城鄉互動的關鍵短板，并將鄉村振興的重點聚焦于補齊這一短板之上。第二，結合城市發展的特點、特色和未來發展規劃來制定本地區鄉村振興的規劃。無論是產業振興、文化振興，還是教育振興、旅游振興，都要與城市發展結合起來，這樣未來城鄉發展才能逐漸有機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協同式發展模式。任何忽視城市、忽視城鄉融合而單一性地推進鄉村振興，必然也是在制造新的城鄉分離和城鄉差距?；谶@兩點，地方政府（尤其是縣域政府）要著力打通城鄉互動的地理通道、市場通道、體制通道、物流通道、互聯網通道等，將城市和鄉村納入統一的區塊鏈規劃、市政規劃，以城市化眼光看待和實施鄉村振興。
（二）在實踐中要建立共同參與型的鄉村振興
作為進入現代化中后期提出的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旨在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消除城鄉差距，達到城鄉均衡的理想狀態。但是，城鄉中國的結構性落差是歷史形成的，也需要在歷史進程中努力克服，通過城鄉一體化獲得歷史的均衡[39]。認識到鄉村振興是實現城鄉均衡的重要戰略手段，更要認識到鄉村振興的持久動力在于建立現代性的城鄉關系，要在城鄉有機融合中推進鄉村振興。
但是，在實踐中還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去努力。一是在城鄉融合中推進鄉村振興，農民群眾始終是主體。沒有農民群眾的參與和合作，靠地方政府單方面推進各級各類農村改革政策和項目，很難提高改革效能。從實踐上看，既要創造條件和平臺，鼓勵和吸引農民群眾參與，發揮農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同時還要建立“既有參與又有合作”的“合作性參與”[40]機制，讓農民群眾成為推進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的主體力量。二是農村要營造更好更多的機會，讓城市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農村要積極走出去，廣泛吸引城市資本、城市人才、城市科技等向農村流動，為其提供便利的發展條件。三是政府作為鄉村振興的推動主體，但不是鄉村振興的主要力量。政府在鄉村振興的功能在于從體制上、政策上建立便于城鄉互動融合的體制機制，讓城市的企業、社會組織、公民都能參與到鄉村振興中去。政府行政主導型的鄉村振興、鄉村“獨角戲式”的鄉村振興忽視了城鄉關系與鄉村振興的關系及功能，必然不能產生一種均衡性的城鄉現代化。四是以體制整合激活城鄉合治的基層活力。在現代化中后期，城鄉關系從分治到合治是一個總體趨勢。而鄉村振興則是通過國家戰略的實施推進和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但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和形成的城鄉差距更多地是體制性的、結構性的差距。這種體制性的、結構性的差距要靠制度整合，在建構城鄉合治的治理體制的基礎上，推進鄉村振興。具體來說，可以“從國家、省域、城市、縣域、鄉鎮到社區，通過多尺度整合，激發基層治理活力，創新中國城鄉共治模式”[41]，建立城鄉融合式的體制，形成“城鄉共同發力和協調共治”的鄉村振興新路徑。總之，進入現代化中后期，建立在城鄉有機融合基礎上的鄉村振興是一種包括城市、鄉村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型的路徑。
（三）在城鄉融合中實現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
鄉村振興的地域空間是鄉村。鄉村是一個抽象的代稱，泛指廣袤的農村地域。但在鄉村振興的地方化實踐中，鄉村振興的地理空間則是無數個具象的“村”，可以是行政村、自然村落、村民小組等。中國幅員遼闊，因歷史文化、地理條件、經濟條件、社會關系等因素，在不同區域存在著巨大差異性。中國村落是異質性的，而非均質性的[42]。不僅如此，中國的城市、城鎮之間在工業基礎、經濟條件、資源稟賦等方面也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城鄉關系的表現也有所差異。因此，這兩個方面的差異性也決定了在城鄉融合中推進鄉村振興的路徑，必然是不能靠一個模式的，而是多元化路徑的。在具體路徑的選擇上，一是要考慮村莊的特點，根據村莊歷史條件、發展條件等因素來選擇振興路徑。同時，也要根據人文自然地理特點選擇有效的鄉村振興單元。二是要考慮城鎮、城市的特點，根據城鎮、城市的歷史條件、工業基礎、產業結構、輻射半徑或帶動能力等因素來選擇以城帶鄉的路徑。三是要將村莊與城鎮、城市聯系起來，根據城鄉關系狀況構建合適規模的“城鄉融合圈、村鎮圈、鄉鎮群、城鎮群”，在城鄉共同發展中推進鄉村振興。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要“結合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優點而避免兩者的偏頗和缺點，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棲息在里面的那種孤立和愚昧的狀態中掙脫出來”[43]，最終實現城鄉共同的、均衡的，而又各具特點的現代化。這才是現代化中后期城鄉關系轉型與鄉村振興真正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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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農村研究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安財經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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