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召開期間，鄉村振興戰略作為熱點話題備受關注。2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2018年一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文件貫徹黨的十九大相關決策部署，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的重大意義，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堅持鄉村全面振興、堅持城鄉融合發展等基本原則以及鄉村振興“三步走”的規劃和目標，核心內容是制定一整套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制度和政策方案。
鄉村振興戰略的世界史意義
鄉村振興戰略針對的是我國農村當前突出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但其實施卻有著深遠的世界史意義。如許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在最近百余年里，世界范圍內伴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是鄉村的極速衰落：農業人口大幅減少，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從事低端產業和淪為城市里的次等公民。這種發展趨勢的背后潛藏著一種主導性經濟學理念，即主張勞動力和資源從傳統部門向高生產能力部門流動是國家發展的最佳路徑。應對世界范圍內的發展困境，必須從反思這種主流經濟學理念開始。
早期的英國現代史研究者所描述的那種英國邁向工業強國的經驗為主流經濟學提供了歷史依據：由于自由貿易政策和剝奪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的雙重作用，資源和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激發了英國工業化的率先突破。但是，如同黃宗智教授總結的近二十余年經濟史研究成果所顯示的，早期研究至少忽略了兩個重要歷史證據：一個是英國在17—18世紀發生的農業革命，這是無意中出現的農業的革命性重組，如圈地運動形成的私有化大地產使生產者有條件采取新的種植-養殖交替的生產方式，幫助農業生產率成倍增長；另一個是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即大量非農勞動力進入城市手工業，帶來中小城市的大規模崛起，中小城市的迅速發展又轉過來為消化更多的富余勞動力提供了可能性。
正是地理條件適合于土地整合后的大規模經營、農業生產技術發生變革、城鄉消費結構產生變化等等偶然因素，共同促成城鄉之間的良性交換，推動有利于從手工業向工業發展的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規模效益。從這個方面來看，英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無法為其他國家所復制。而世界其他發達國家或地區并不因為沒有走上英國道路而發展受阻，Colin Heywood研究19世紀初法國工業化進程的文章就指出，長期維持農業生產系統以小農經營為主體的經濟政策和自然條件，與其說阻礙了法國快速走上工業化道路，不如說正好避免了法國城市無法轉化和吸收傳統部門釋放出來的多余勞動力的難題。
有意思的是，根據Bernard Elbaum和William Lazonick的研究，相反是英國從獨特的工業化道路開始形成的原子化競爭的市場社會格局，使英國無法調整其產業關系和產業組織結構，無法建立為創新型企業服務的教育和金融制度，最終在新經濟發展中被多個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所超越。
然而，那種以英國道路的早期認識為依據的經濟學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主導理念，小農被認為必然會為大的資本家農場所替代，農村釋放出來的非農勞動力被認為會自然地消化在城市中。但實際上，Michael P. Todaro在1969年發表的經典論文已經論證，工業化中心城市崛起產生城鄉遷徙，而城市雇用新居民的能力是有限度的。以消滅農村為代價的城市化往往與極端的貧富不均、發展失衡、城市貧困人群生活質量低下等嚴重問題緊密相伴。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在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在十八大提出“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十八大以來提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直到十九大首次布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具有超越此前那種世界范圍內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學理念，為世界未來發展探索新的道路的重大意義。
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度創新意義
按照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署人口司2014年發布的《世界城鎮化前景報告》所預測的數據，到2050年，即使中國城鎮化水平獲得了大幅提升，仍有農村人口約6.32億，在世界上僅次于印度的8.57億。且不論這個預測的準確性，就其指出的發展趨勢而言，已說明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會在相當長時期內仍是我黨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十九大報告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首先提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任務，這是為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意見》規劃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所展現的制度創新意義，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從戰略高度上確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根本重要地位，從戰術層面夯實農村現代化與城市現代化同步發展的基礎。《意見》貫徹十九大精神，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并且在戰術層面，貫徹落實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對應不同戰略階段的特點提出了“三步走”的目標任務，為落實戰略布局指明路徑、設定時間表。
一方面，這個大的戰略布局并沒有浪漫主義地否認城市與農村二者的不同，更不是站在其中一個立場上否定另一個，而是提供一種集體行動的努力方向，即通過堅持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原則，幫助農村現代化可以與城市現代化同步，農村人口能夠與城市人口共享現代化進程的成果；另一方面，這個戰略布局也沒有僅從經濟主義的角度看待三農問題，而是強調了農村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提升。
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原則在戰術層面的具體政策設計中得以貫徹和體現，例如，即使在規劃農村產業發展的舉措中，也明確提出構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體系和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措施。這一系列戰略規劃及政策舉措的制度創新意義在于，它們挑戰了長久以來人們對工業化道路簡單而片面的認識，使鄉土中國那種“農耕與農村工業相結合”的傳統有機會在新的歷史時期、在新的科學技術條件輔助下、在與城市現代化的同步發展中得以復興和壯大。
其二，通過扶貧脫困的“授之以魚”與培養發展能力的“授之以漁”相結合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意見》規劃的一系列重大舉措中，既提出通過系統完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政策措施，確保實現黨中央在此前做出的有關“確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的莊嚴承諾；又提出“提升農村發展質量，培育鄉村發展新動能”的產業發展措施和“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的體制機制創新措施，旨在生產能力與制度能力上提升農村集體和農民個人，增強其應對不確定性未來的發展能力。
就授之以魚的扶貧脫貧工作而言，體現的是黨和國家救助貧困、緩解危難的保底責任，是推動農業農村農民邁向現代化進程的第一步，因而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前提。這個前提與進一步的發展能力的培養同等重要。
這是因為，只有分別推動建立健全外力幫扶與內力培育這兩個方面的政策及制度，并且促使二者緊密結合，使內外兼修同步取得顯著成效，才有望建成農村社會普遍的權能原則：農村可以集體的方式理性參與城鄉融合發展的規劃討論，農民可以獨立自主主體的形象參與村集體公共事務的協商。這些舉措的制度創新意義正在于它們挑戰了古典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關于農業農村農民的定位，以國家賦權（Empowering State）的方式，保證農業不再成為政策上受貶損的對象，農村不再作為城市發展的附屬品，農民不再淪為主流社會邊緣的蟻民。
有數據顯示，受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的影響，從2012年起，國際市場的糧價開始持續下跌，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糧農與發展中國家農民同樣處于備受煎熬的狀態。無論如何，農民問題是當前世界的普遍性難題，任何國家都無法提出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案，只能在發展進程中逐步地、漸進地予以處理。鄉村振興戰略突破了此前那種主導性發展經濟學理念，為破解這個世界性難題指出了努力方向，這是絕無僅有的偉大實踐。具體措施的實施落實必定是一個艱辛的過程，需要在黨的領導的政治保障下，激發億萬農民創造熱情，以不斷煥發的創新活力，首先堅持科學正確的前進方向不動搖，其次保持足夠的耐心和勇氣不氣餒，最終實現中國鄉村的全面振興。
作者簡介：蔣余浩，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
本文部分內容發表于《21世紀經濟報道》2018年3月3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IPP評論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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