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1978~2015年31省市（區）面板數據，運用空間計量和增長核算方法測算了農村勞動力省際轉移特征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發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對非農業部門產出貢獻率和社會總產出貢獻率分別為11.64%和10.21%，勞動力轉移使自身生產率提高4.49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7.93%，其中貢獻率主要來源于“胡煥庸線”以東地區（11.74%）和農村勞動力轉入地（16.11%）。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機理，一方面是產業效率差異帶來產出差額從而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即增長效應；另一方面是聚集效應和干中學等學習效應導致勞動力素質和技能提升，帶來勞動者生產效率提升，即效率效應。本研究既論證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也為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推進導致的資源優化配置的重要性提供實證結論。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經濟增長貢獻率空間因素
一、研究背景與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猛增長，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跡”，其中生產要素優化配置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蓋慶恩等，2015）。作為最具能動性的生產要素，勞動力的優化配置、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在產業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優化配置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可忽視（袁志剛、謝棟棟，2011；周國富、李靜，2013；徐建國、張勛，2016；程名望等，2016）。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力會從第一產業轉移至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也進一步表明，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農業部門向生產率高的非農部門流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機制（Lewis，1954）。就中國事實看，農業部門勞動力占比從1978年的70.5%降至2015年的28.3%，年均降速0.7%（中國統計年鑒，2016），表明農村勞動力快速向城市和非農部門轉移，并在中國獨特的戶籍制度下，形成數以億計的龐大農民工群體。那么，如此大規模的勞動力城鄉流動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如何？或者說，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到底有多大？回答該問題，對于認識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鎮化戰略乃至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主要內容
本文在分析勞動力省際轉移特征的基礎上，基于空間視角，采用空間計量和增長核算方法，分析了1978~2015年中國農村勞動力省際轉移的時空特征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首先，本文在考慮農村轉出勞動力與城鎮戶籍勞動力異質性的基礎上，建立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理論模型并進行推導，闡釋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機理。其次，基于《新中國農業60年統計資料》、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市區統計年鑒、《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9~2015）和第三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等，推算并獲得1978~2015年除港、澳、臺以外的中國31省區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及其轉移方向數據。進一步地據此做農村勞動力省際轉移時空特征分析，可概括為“一線兩區三地”：以“胡煥庸線”為界，線東為勞動力轉移集聚區，線西為稀薄區；以勞動力凈轉入比-1%和1%為標準，可將31省區劃分為三大地區：凈轉入地、凈轉出地和轉入轉出平衡地。最后，本文從全國和“一線兩區三地”層面，基于空間計量和增長核算方法（Growth Accounting）測算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三、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主要結論有：（1）1978~2015年間，隨著改革開放日益深化，中國非農經濟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呈上升趨勢。在大國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背景下，農村勞動力省際轉移表現出整體上向“胡煥庸線”東部集聚、局部地區呈“核心-邊緣”結構、省際轉入轉出不均衡等顯著特征。（2）1978~2015年間，勞動力對社會總產出的貢獻率達31.46%，表明勞動力是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生產要素。充分利用中國在勞動力資源稟賦上的比較優勢，是中國實現快速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之一。其次，勞動力對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的產出貢獻率分別為31.47%和30.73%，表明農業對勞動力的依賴性更強。在規模經營沒有完全實現的情況下，基于家庭經營的小農經濟依舊是中國農業的重要特征，其對勞動力的依賴性更強。（3）農村勞動力轉移對非農業部門產出貢獻率和社會總產出貢獻率分別為11.64%和10.21%。勞動力轉移使其自身生產率提高4.4887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93%，其中貢獻率主要來源于線東地區（11.74%）；轉入地勞動力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最大（16.11%），平衡地次之，轉出地最低。該結論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一方面，市場化的推進促進了城鄉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農村勞動力在非農產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轉入非農部門就業主要從事“臟而重”的工種，且和市民存在“同工不同酬”現象（程名望等，2016），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做出的貢獻具有歷史性和獨特性。（4）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機理，是勞動力資源在產業之間和城鄉之間的的優化配置，一方面由于產業效率差異帶來產出差額從而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即增長效應；另一方面由于聚集效應和干中學等學習效應導致勞動力素質和技能提升，帶來勞動者生產效率提升從而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即效率效應。
總的來看，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部門就業的根本原因是非農部門生產率高于農業部門，只要兩部門的生產率差異存在，農村勞動力轉移至非農部門就業的動力就存在。目前，中國非農部門生產率依舊大于農業部門，故非農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吸力”仍然存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2015年全國總就業人口為77451萬人，第一產業就業人員21919萬人，占比28.3%。相比發達國家，以美國為例，2015年農業就業人員為265.9463萬人，占比1.65%；相比亞洲其它高水平發展國家，以韓國為例，2015年農業從業138.2523萬人，占比5.13%。比較可見，中國一產就業占比依舊較高，勞動力存在繼續轉移的空間。因此，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依舊是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一方面，要繼續推進城鎮化，通過擴大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數量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另一方面，要提升農村勞動力素質，通過勞動力質量提升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四、邊際貢獻與未來拓展
就已有文獻看，一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是從全國層面解釋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省際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少研究。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均基于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等假設，將研究對象視為均質和獨立的，忽視了空間因素的影響。本文的邊際貢獻和創新在于：一是基于現有可得數據，對1978~2015年勞動力省際轉移方向及轉移量進行推算，并據此揭示勞動力省際轉移的時空特征，創新性的把農村勞動力省際轉移特征概括為“一線兩區三地”。二是考慮空間影響，即承認勞動力流動具有顯著的空間相關性，創新性的采用空間通用模型，分整體、兩區（胡煥庸線東區、西區）、三地（轉入地、轉出地和平衡地）3個層面測算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其區域差異。三是考慮農村轉出勞動力與城鎮戶籍勞動力的異質性，使得測算結果更符合中國實際和精確。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改革開放以來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推進導致的資源在城鄉和產業之間的優化配置，是中國實現“增長奇跡”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在持續推進制度改革和市場化的假設下，基于劉易斯拐點，考慮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完全轉移的情景，測算其還能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多大貢獻，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課題。事實上，作者也正在進行這一延續研究。
五、寫作、投稿、修改的過程與心得體會
圍繞公平和效率這兩個經濟學永恒的主題，從資源優化配置視角解釋中國經濟增長（效率問題）和公共政策（公平問題），是作者及其學術團隊擬完成的研究架構和學術夢想。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勞動力資源在城鄉和產業之間的優化配置，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到底有多大，一直是作者想研究的核心問題。對于這一問題，作者采取“圍而不攻”的戰略，首先聚焦于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但作者知道，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本身僅僅是一個手段，目的是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和影響。在持續10多年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專注研究后，2015年開始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該文算是水到渠成的研究成果，但寫作持續近2年，并反復修改。稿件于2018年暑假期間投給了《管理世界》，沒想到不到4個月就采稿。在此對各位專家學者提出的寶貴意見深表感謝，對《管理世界》編輯及工作人員道聲辛苦。
作者簡介：程名望（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賈曉佳（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俞寧（斯坦福大學Freeman Spogli國際問題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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