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國小麥主產區的經驗證據（2005~2015）
文章分為六個部分。除引言外，第二部分基于農戶層面闡明農業分工與市場容量互動的邏輯線索；第三部分描述農業機械與小麥種植的空間布局特征及其匹配格局；第四部分是模型估計，基于“緯度—經度—生態高度”的比較分析框架，分別考察小麥種植與農機服務的互動關系及空間溢出效應；第五部分是穩健性檢驗；最后是結論與討論。
關鍵詞：農業分工 農機服務 連片種植 空間溢出效應
新古典經濟學將規模經濟視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但經由楊格等人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認為分工經濟才是規模報酬遞增和經濟增長的動因。然而，有關中國農業家庭經營制度的探討仍主要局限于土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農業分工問題未能受到應有重視。已有理論嚴重滯后于現實實踐。
分工理論中，斯密早在1776年就提出“勞動分工受市場容量所限”命題（即“斯密定理”），但其主要關注企業內分工，對整個社會的產業分工及二者相互關系則很少論及。楊格的重要貢獻在于，將企業內分工與產業分工聯系起來，并由此發現了分工與市場容量的相互性（即“楊格定理”）。雖然楊格在斯密的基礎上闡明了分工與市場容量的關系，但卻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同質化市場為分析背景。
受制于生命節律、地域分散經營等固有特征，農業的分工與交易具有更為復雜的理論內涵。將分工理論應用于農業領域，能夠發現已有理論的不足。第一，未重視分工所隱含的交易成本問題。企業的規模經濟由企業外部（市場）交易費用與企業內部管理成本共同決定。對于農業領域的分工所內含的交易費用是如何生成和表達的尚未厘清。第二，產業組織與企業理論主要關注于縱向分工，而區域經濟學與國際貿易領域則更多關注于橫向分工，但兩類分工理論是相互分離的。具體到農業情景，農業橫向分工與區域專業化所決定的市場容量，與農業生產環節的縱向分工深化，其相互關系如何仍有待探索。
本文分析表明，在農業家庭經營逐步卷入分工經濟的實踐中，作物連片種植所形成的橫向專業化會衍生出服務外包需求，當服務外包需求累積到一定的市場容量，即會觸發農業縱向分工。而生產環節縱向分工所形成的農業機械跨區作業服務，則能夠對農業的時空布局產生溢出效應，既擴展市場容量，又深化農業分工，并降低交易費用。
本研究以小麥為例，利用全國小麥主產區134個地級市2005-2015年的面板數據，分析了農業機械與小麥種植的互動關系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研究結果表明：（1）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市場容量（小麥種植面積）決定著農業分工水平（農業機械化水平），但對區域外的農機投資不產生激勵效果；（2）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不僅直接導致區域內小麥種植面積的擴大，而且會誘導相鄰區域小麥種植面積的擴展，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3）由農業機械化水平所表達的縱向分工深化，通過跨區作業而拓展社會化服務半徑，并因區域的季節性差異而沿緯度將更大區域范圍內的農戶卷入橫向分工（農戶專業化），繼而反過來誘導市場容量的擴大。因此，必須重視時空特性對農業分工的制度含義。沿緯度擴展農作物的連片種植，既能夠增加市場容量，又有助于降低交易費用，進而能夠形成跨區域和具有輻射性的農業分工網絡經濟。
本文的理論意義在于：（1）農業的橫向分工與區域專業化及其所決定的交易容量，與農業生產環節服務外包所表達的縱向分工深化，具有相互關聯性；（2）沿緯度布局小麥種植帶，并與農業機械的跨區服務相匹配，能夠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從而表達了農業布局與要素匹配所隱含的經濟學含義；（3）將“斯密定理”“楊格定理”與交易成本理論（科斯理論）結合，將縱向分工理論與橫向分工理論進行整合，能夠深化對市場容量、分工深化、交易成本及其相互關聯性的理解。
本文的現實意義在于：利用全國層面的經驗數據梳理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與農業種植結構的空間互動關系，有助于進一步明確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的發展思路和方向。當前中國的農業種植結構已經出現沿緯度布局的發展趨勢，這與核心區域農機服務的空間溢出效應密切相關。它表明，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并不是一個局限于空間概念的市場，也具有時間維度的內涵，從而揭示了農業生產特性所決定的市場特殊性與分工特殊性。
本研究還表明，農業機械與小麥種植不僅具有相互關聯性，其空間溢出效應還具有明顯的時滯性。鑒于由農業的橫向分工及區域專業化所表達的市場容量，是眾多分散農戶種植決策對外包服務可得性的行為響應，因此，優先投資農機裝備，著力培育外包服務市場，構建農機跨區作業服務的綠色通道，以此促進農業生產布局的連片化與組織化，能夠有效誘導小農卷入分工經濟，從而將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的發展軌道。
作者簡介：張露：華南農業大學經管學院博士后，華中農業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 羅必良：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發表于《經濟研究》2018年第12期 (此文為精簡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研究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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