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路徑和模式研究
摘要：在一個新時代, 人類學的中國鄉村研究正在面臨一種新的知識探究的處境, 即種種源于城市的鄉愁意識對鄉村的影響和改造, 這些影響和改造基于一種現代性追求而發生, 其內含著一種正向的與負向的鄉愁, 與此相對應的是建設本能和破壞本能所支配的加法與減法的鄉愁。理解這種鄉愁中國的最佳途徑和模式便是能夠切實有一種基于土地制度和家庭制度的變遷而來的農民參與的鄉村文化振興, 同時還要真正回歸到農民的自主性之中去。
關鍵詞：新時代; 鄉愁中國; 文化轉型; 鄉村文化振興; 農民的自主性;
鄉愁說到底是一種表達, 是現代離鄉之人對于自己祖輩曾經生活于此的鄉村衰落的一種發自內心的評判和情感的表達, 這種表達本身并沒有什么可以直接指責的地方, 它在性質上屬于一種個人的情感, 但是, 一旦這種鄉愁轉化成為了必然付諸行動的鄉村重建以及鄉村社會的改造, 它也就必然會帶來見仁見智的路徑和模式的選擇。對于這些路徑和模式的選擇, 如果沒有一種真正知識論意義上的歸納、總結和分析, 那么未來如何能夠對于鄉村社會與文化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這都是值得深思的。在此意義上, 我們實在是有必要在基于個人情感的鄉愁和實際的鄉村社會改造運動之間構建起一種學術分辨和批評的關聯性出來。
人類學的鄉村研究
伴隨著新時代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鄉村文化得到恢復、受到關注以及強勢振興的潮流正在蓬勃興起與發展之中, 包括各種形式的民間傳統的恢復、鄉村旅游的開展、鄉村規劃的基礎設施建設, 以及通過多種渠道城市人走進鄉村和藝術家憑借自己的藝術技能實地參與鄉村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重建等等。所有這些都屬于中國當下最新遭遇到的, 并在鄉村之中突出表現出來的一種文化轉型, 同時也是處在世界后發展時代里傳統的鄉村所共同面臨的新的文化語境, 可謂是其文化的創新機遇的來臨。
在這中間, 一方面是包括自媒體在內的互聯網高科技由城市快速而全面地向鄉村社會持續無障礙地滲透和傳播, 另一方面卻是鄉村自身文化認同的再造, 鄉愁意識成為了人們共同的關懷, 一時間似乎無人不在談鄉村, 無人不在抒發自己的鄉愁, 也無人不在以敘說鄉愁為樂事、為能事。
這些基于鄉村而出現的新現象, 在一個新的時代里為人類學的中國鄉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間, 同時由各種觀察視角激發出來一種新的學術知識的生長點, 借此可以使得下鄉去做鄉村調查的人們更加深入其中, 見微知著, 由點及線, 從種種線索開展之中洞悉這些新現象背后的相互聯系, 發現新時代中的新農村其諸多文化事項構成的新功能、新結構與新解釋。換言之, 這恰恰需要各類研究者能夠沉潛于此, 借助一種參與觀察的基本研究方法, 從基層研究的發現和綜合之中能夠總體性地把握中國鄉村發展的一種整體走向。
就方法論的意義而言, 人類學極為擅長一種長時間的田野研究和文化比較研究, 基于此種研究的開展, 研究者可以對正在發生的中國鄉村的新文化振興之路有一個深中肯綮的理解, 由此也可以為中國鄉村振興的發展以及可能的模式和路徑提供一種最為基礎可靠的真實發生的數據依據, 這樣的研究, 也就是真正在田野之中的研究。如今尚且不見其有真正的大興之勢, 很多研究更多的是一種走馬觀花式的“一人眼中一天之內的所觀所想”, 諸如那些喜歡抓人眼球的“返鄉體”, 微信刷屏之后, 也就不值得再去多看一眼了。
而只有一種基于長期觀察、反復比較以及深度反省的人類學田野觀察的知識積累和理論分析, 才能夠真正有利于未來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進一步完善、經驗積累和政策推進。這樣的研究的開展, 應該有這樣一種學術抱負上的追求, 即一方面了解中國當代發展的進行時, 了解正在研究者眼前和當下所發生的事實;另一方面則是為中國鄉村振興戰略而做出一種人類學者的獨特貢獻, 為這個新時代提供一份詳盡的現場記錄, 為未來必然要成為過去的歷史留下一份比較完備的真實檔案, 這些樸素的認識對中國鄉村人類學的真正學科發展而言, 應該是有一種極為重要的前瞻意義的。借助于在這三方面的努力, 可以推進中國人類學鄉村研究的新視野的開展, 通過基于細節的微觀觀察, 通過追蹤一些經典的田野調查點, 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接續一種中國人類學的鄉村研究的傳統, 并且這種傳統接續, 也將會有助于我們透過中國鄉村的興盛轉承而看出一種文化發展在其中的變與不變, 甚至還可以從一種人類學應用的維度上為未來國家的政策執行提供一些可能的補充性的以及發展性的建議。
鄉愁意識與現代性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起步的, 經過了四十多年的發展, 一個不爭的事實便是城鄉之間的距離不是在持續地縮小而是在不斷地擴大。1這種彼此之間所形成的距離絕不僅僅是在經濟發展的意義上, 更為重要的還是在文化發展的意義上。而這里所謂的文化意義, 它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觀念, 即一種整體性的人的生活的體現, 借此可以涵蓋在經濟、社會, 乃至政治維度上所發生的種種改變。
沒有人會否認文化在一種人類學的鄉村研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因為有文化的存在, 鄉村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才可以相互關聯在一起, 用一種文化功能論的視角來分析, 那便是文化的各要件之間是相互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單單孤立地去談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宗教之類, 實際上都不是不可以的, 但卻是做不到的。它們自身作為可以從文化之中抽離出來的制度, 都是可以相互作為補充的方面而聚攏在文化這一名義之下。在此一點上, 對于任何鄉村文化的分析, 我們都不應該輕易放棄這樣極具包容性的文化概念, 而應該更多地注意到, 在人實際的生活場景之中, 文化都是最為根本的, 是人可以介入這個自然與社會世界之中去的媒介, 而文化的各構成要素之間的關聯方式及其轉變, 我們自然亦可以稱之為一種轉型, 即文化轉型。
但在文化的問題上, 令人類學家最為遺憾的是, 很多人不自覺地就成為了文化保守主義陣營中的一員, 因為他們不加思考地或者先入為主地接受了一種所謂文化不曾改變, 文化即使是成為了“化石”也不曾改變自身的頑固看法, 這樣的一種看法在人類學家看來不僅幼稚, 而且真正忽視了在現實之中存在著的文化及其在實際發展軌跡上的一種改變。這種改變顯然是一種真實的發生, 因為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環境, 不論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 都是處在持續不斷的改變之中的, 特別是在今日高速發展的科技引領和對社會生活的浸入之下, 依賴于這種環境而存在并有一種展現自身能力的文化便必然是處在不斷適應以及改變的進程之中。
而在一種中國鄉村文化的轉變生成之中, 有一點是很明顯的, 那就是一種莫名其妙的鄉愁意識成為了這種基于農業的文化發生、轉變或轉型的主基調。在其與城市文化相聯系而得以表現之時, 這種鄉愁意識便會得到更為突出的表達。對于現代人眼中的鄉村, 一種刻板印象便會認為, 似乎一切的不幸都必然是要從鄉村中出現, 他們因此而患上了一種鄉愁之疾。因為村落以外的人們面對一種現代影子之下的鄉村生活, 其所能夠被喚醒的從來都是一種憂愁或鄉愁的情感。但很顯然, 這種針對于個人而言的憂愁或者鄉愁, 再或者一種越來越突出的鄉愁意識, 卻并非是真實存在于鄉村自身的情境之中, 而是要由所謂外來者不斷地予以發現、揭示并清晰表達的。這樣一種表達, 又必然是建立在彼此的文明進步的距離之上, 因為那些外來者所擁有的一切, 可能都是鄉村社會中所沒有, 當然也是其文化屬性中并非第一需求的要務, 但卻因此而無形之中構建出來了一種彼此的距離感或隔離感。比如先進的器具, 相比別人更多的識字能力, 高新技術的掌握, 還有超乎當地人禮尚往來需求之外的那些所謂現代人的禮儀文明的風尚, 比如不吐痰、不抽煙喝酒以及節食、吃素和鍛煉身體之類。當然, 再多的金錢對于傳統的農民而言都是不及有更多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實際產出更為重要。如果是鄉村之人, 他們必然會有自己的時間意義上的季節性循環和與之相應的空間安排, 也有自己播種和收獲的喜悅, 但所有的這些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在了一種作為鄉村的外來者所擅用的簡單化、對象化以及理性化口吻的思維和判斷上, 由此而將之加蓋上了“貧弱病私”的烙印, 鄉村里的農民作為一個類別似乎也就永遠不再可能為自己洗去身上的種種被外來者所一再命名的那種污名了。[1]
現代文明在向前拼命地奔跑之時, 鄉村文化作為一種傳統文明也在外部世界轉型的大潮之中被迫跟隨著去拼命追趕這一種現代文明的發展, 并借用其不斷追趕出來的結果來改造其自身, 無數次的鄉村改造與重建運動也必然是這種追趕的直接效應, 所謂鄉村面貌的改觀也必然是在此種效應的激勵之下而發生的。這雖是一種兔子與烏龜賽跑意義上的游戲, 但敘說的版本卻前后大為不同, 現代文明是那只兔子, 而且還是一只可能永遠停歇不下來奔跑的兔子, 而農業文明卻也是那只慢慢爬行的烏龜, 它只有在兔子打盹之時才可以有時間追趕上兔子, 如果兔子不打盹, 那么即便再勤奮的一只烏龜恐怕也是一樣追趕不上那只現代意義上的不知休息和疲倦為何物的兔子的。在此意義上, 一種向著日漸褪去身影的農業文明發出現代文明人哀嘆和惋惜的鄉愁, 實際上將會成為一種永遠的鄉愁, 且使人無法忘記, 更無法使之真正消失, 它內化為現代人情感結構中的一部分。當人們試圖尋求一種改變之時, 便勾起了這份鄉愁, 特別是當人們從意識上尋求逃離城市之時, 這份鄉愁顯得更加悠遠、醇厚, 當人們從日夜工作的勞苦之中做出一種現代人的掙扎之時, 也自然會憶念這份鄉愁并試圖要消除這種鄉愁的內在沖動。
最為重要的是, 當握有現代權力且衣食無憂者, 在他們嘗試著一種奮發有為的生活之時, 也會想起鄉村, 并以找到了他們眼里荒涼破敗的鄉村為其全部憂愁和哀嘆的印象來源, 他們講故事的方式從來都是這樣的:“由于某日見到了一片美麗的村莊, 但一走進去卻發現, 那里竟然是那樣的貧窮和荒涼, 因此我決心要做些什么來改變這種局面”。這樣一種神話一般的結構, 在鄉愁論者的心中從來也不會尋求有所意識方向上的改變。而那些懷揣著種種夢想, 攜帶著大量金錢或資本的現代慈善家們, 首當其沖想到的一樣是鄉村里的那些在他們眼中原本再純樸厚道不過的農民, 在稱謂他們的生活為“貧弱病私”之后, 便也嘗試著要努力去為他們做點什么事情, 以此來改變他們生活上的那種在外人看來真正貧苦的面貌。如果這種貧困破敗的狀況無法經由他們之手加以改善, 他們便一定是寢食難安的, 一定是充滿著濃郁鄉愁的。
正如我們所分析的那樣, 那只有著現代性追求的兔子如果不想著辦法停下來打個盹, 那么, 是不可能有所謂烏龜追趕上兔子那一天的。由此, 一種無可避免的追趕的結構便成為了傳統農業文明與現代工商業文明之間的一種命定的關系結構, 而所謂的鄉愁, 也便成為了這種結構關系存在的一件外衣和修飾品。外衣和修飾品可以多種多樣, 但它一定不能沒有, 即不能空缺, 或將一絲不掛, 赤膊上陣。換言之, 只有在現代人的靈魂之中人為地鑄就了一種看似發自內心的鄉愁的情感結構, 現代人的不歸之路的結構性偏離的關系才能夠有所平衡, 現代人內在的焦慮緊張之心才能夠有所釋放、平復和安定。因此也可以說, 現代人自帶一種鄉愁意識, 它們全部都從鄉村生活的文化基因之中脫胎而來, 這種“田園將無法回歸”的鄉愁意識, 在離開鄉村的那些人的頭腦之中似乎更占據了一種支配性的地位, 就像一種人的強迫性觀念, 隨時涌現, 無法抑制, 揮之不去。
現代人如何能夠真正面對這樣一種嵌入其內心世界的鄉愁的存在, 同時又會做出怎樣的一種行為反應, 也便成為當下時代文化轉型得以發生的根本。一般而言, 有怎樣的一種鄉愁表達, 便意味著有怎樣一種鄉愁意識下的文化轉型。而今天的人類學家確實也有責任去挖掘這些特殊的鄉愁類型在我們真實生活之中的存在語境, 并能夠分析歸納出它們在我們生活之中所處的位置和功能, 另外還有就個人生活史而言的一種鄉愁意識成長的軌跡。換言之, 恰恰因為有不同類型的鄉愁的存在, 才導致了人們在觀念之中所形成的種種鄉村印象的涌出和固化, 進而才有跟這種鄉村印象似乎越長越像的一種鄉村文化發展的路徑和模式。
正向的與負向的鄉愁
實際上, 如果能夠具體地作一分析, 從鄉愁結構的意義上而言, 現代人所能表達出來的鄉愁意識可以區分為正向和負向這樣兩種鄉愁。所謂正向的鄉愁, 即一種積極的鄉愁。這種鄉愁意識的擁有者往往會對鄉村的未來抱著一種樂觀其成, 盼望其有所發展的預期, 因此將鄉愁轉變為一種實際去做事的愉悅, 借此去做諸多更像是將工業化轉入鄉村的那種實際的努力和作為, 這些人大約在其理想主義的頭腦之中從來也不會認為鄉村將在現代文明面前迫不得已地一路衰落下去。能夠讓傳統的農業文明這只烏龜可以持續不斷地追趕快速躍進的現代文明這只兔子, 那便是他們所有行動的核心目的之所在, 因此把希望化做了一種行動的力量, 使之轉化成為頭等重要的方針和政策, 然后再下大力氣進入鄉村, 用自己的行動和作為去影響鄉村、干預鄉村以及改造鄉村。鄉村里的一切似乎都是沒有什么抵抗能力可言, 同時也沒有什么抵抗的必要和可能的, 進而可以任由他們頭腦中所構想出來的一把規劃之剪去裁剪, 由此而使得那些近乎靜態卻無疑顯露出一種衰敗跡象的城市化背景下的鄉村, 成為他們眼中最為理想的鄉村規劃藍圖的實施之所。
因此, “下鄉”就是這些人最樂于去做的一件事, 他們此類人的心靈結構也便是全部寫在了“下鄉”這兩個字的上面。這同時也是很多關注于鄉村研究的人士最喜歡使用的一個語匯, “下鄉”既顯示出他們的研究對象, 也體現了他們做研究的一種姿態。“上”對他們而言便意味著自己所握有的文明話語權, 與“下”相對, 在這里, 是中心;而“鄉”則是他們眼中的不發達以及貧困, 在那里, 是邊緣。一種人類學家所討論的時間與他者的關系, 在此處完成了一次明顯的拉開彼此距離的結構性映射, 且極為清晰。[2]而所有那些鄉村發展主義者, 所有那些用“下鄉”的概念試圖來包裹其自身顏面的, 無論是以文化的形式還是以赤裸裸的資本的形式, 都可以歸類到此種樂天派的正向鄉愁意識的人士一邊。他們骨子里或者身體上都屬于一種遠離鄉村之人, 卻千方百計要使自己變成似乎既懂得鄉村, 又懂得農業, 更懂得農民之人, 他們最喜歡用“苦”這個普通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描述生活之艱辛的術語來為自己喬裝打扮, 結果他們滿眼所看到的就全部是老百姓的苦痛之處。最后使人感覺到, 似乎也只有這些人才能夠替最為普通的農民喊出他們心中之“苦”, 但農民自身從根本上而言似乎并不理解這種由外來鄉愁論者所強加的, 遠距離觀察而得到的苦痛意識的同感, 他們照舊去過自己早出晚歸的尋常日子, 只是由此所導致的政策的改變讓他們一時有不知所措之感。
曾經一個階段, 由于取消了農業稅, 也沒有真正可以替代的正式鄉村組織的動員機制, 這對于有著土地并在一年的辛苦勞作之后如果能夠真正換來豐衣足食的實質性的糧食豐產, 進而憑此來滋養自己以及家人的農民而言, 那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便不復存在了。而當他們一旦沒有了這種對于國家制度性約束的責任, 自然也就沒有了非要去辛苦種地的義務和欲望, 與此同時, 悖論也在發生, 因為即便是他們一年辛苦種地所得, 最后可能竟連城市豪客們一頓飯的花費都不及, 這種社會財富的分配機制的極度偏差又如何能夠讓農民真正以一種安寧之心去過普通農家生活?如果不能對根本的城鄉分配體制不均衡有所作為, 光是靠著“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一刀切地減掉農業的稅收又有何用呢?況且, 如果國家最為基本的跟農民之間建立起一種直接聯系紐帶的稅收關系, 怎么就能因為有幾個喊苦之人而將此一筆勾銷了呢?也許這種一有人喊苦, 便走極端地徹底減除稅務的做法, 經過實踐之后不僅沒有起到真正安撫農民于土地上去耕種土地的作用, 反倒使得鄉村的糧食更為便宜;而同時由于城市人口的稅收加重以及城市空間的改造升級, 餐館里的飯菜卻是比作為原材料的農產品要貴上幾十倍都不止, 這恐怕就是那些持有著正向鄉愁的樂天派們在其最初吶喊農民之苦時所未曾預料到的一種鄉村社會發展的結果, 在人類學家的細致觀察之后, 會發現這樣的一種政策實施有如鬧劇一般令人唏噓不已。
還有一種鄉愁可謂是負向的, 或者說是消極的鄉愁。有這種鄉愁意識的人大約也清楚地知道, 自己或者自己祖上在脫離了傳統農業文明后所得到的一種城市生活樣態的福利和舒適, 并逐漸努力地適應此種生活的種種制度安排和利益的供給, 而不肯再回頭去多看一眼自己曾經熟悉的鄉村。他們對于鄉村發展的悲觀主義的鄉愁真可謂是一種無病呻吟, 他們只不過更多地是借此去哀嘆現代生活的來之不易, 他們已經從身體上遠離了鄉村, 當然也從心靈上疏遠了鄉村, 最后則是從一種價值觀念上深刻固化了自己與他們的那種城鄉文明之間的分離。可以說, 他們是現代城市之中真正的理性人, 為現代城市如何更好地有利于他們自身而精打細算、規劃籌謀, 因此也會使自己有一種身心俱疲之感。
在他們的眼中, 鄉村盡管是自己或自己的祖先從中生長而來之所, 但只要有機會離開了那里, 那里自然就可以被任意地丟棄而毫無一種眷戀之情, 可以任其荒蕪衰敗下去。他們大概從來也不會去想一些更好的法子讓留存在那里的人們有一種自由自在的自然生活。他們甚至連跟鄉親們一起圍爐夜話的時機都不曾給予, 他們向鄉村里的親人們留下來的最為決絕卻經常要說的話便是:“除非這里跟城市里一樣, 有了衛生間、馬桶, 洗澡淋浴設備;有暖氣、空調和洗衣機, 還有廣闊平坦的街道, 否則將絕不回返”。
作為少數留守村莊之人, 又如何能真正抵抗住這樣絕情的豪言壯語, 因此所有可能的金錢都一下子轉化成為原來只有城市里才會有供應的水泥、馬桶以及空調之類的現代生活用具, 在這樣的一番改造之后, 人們期待著這些情緒低落心存悲觀鄉愁意識的城市之人的歸來, 但結果卻是這些人寧可在城市的邊緣夾縫之中憂愁、哭泣與悲傷, 也不肯回來故土一次。他們的鄉愁跟鄉村之間實際上已經沒有一絲一毫的關系。他們那種不時表現出來的鄉愁可謂是一種癔病性的, 面對鄉村凋敝而愈來愈深的憂心忡忡。他們深知面對現代文明的傳統農業文明的末路, 甚至從心底里也盼望著其早日到來, 盡管他們自己對于未來原本也不抱過大的希望。顯然, 沒有什么是他們不可特別舍棄的, 也沒有什么是他們所不愿真正舍棄的, 源于人的潛意識里的破壞本能的宣泄和瓦解作用使得他們可以目空一切。對他們而言, 鄉村的存在實在是一種“累贅”, 他們好像從來也弄不明白這樣一個問題, 既然有了繁華的都市, 何必還要荒涼的鄉村呢?因此在他們的內心之中, 隨時可以將這些沒落的鄉村拋棄。
加法與減法的鄉愁
可以說, 上面這兩種人大約包攬了現代意義上的鄉愁內涵的全部, 而這樣的鄉愁合在一起便又會顯露出全部文化轉型的整體樣貌。而在這些鄉愁意識支配下的鄉村重建造就了諸多鄉村振興的模式和路徑, 人們在其中各行其道, 將生活的余力都盡可能地運用到了鄉村這個“乖巧的”任由他們“打扮裝點的”存在物上去。基于一種作為外來者的鄉愁意識的分別, 鄉村也不再是遵循著傳統農業文明的文化同質性樣貌的存在, 而是出現了一種內部異質化要素的分野, 種種新的鄉村發展的模式和路徑也在不斷地從中涌現出來。在此種涌現之中, 由于鄉愁者意識的正向心態和負向心態的兩分而有一種基于其上的建設本能和破壞本能之間的分野。
概略言之, 建設本能支配下的鄉愁者會更加樂天派地去積極從事一種加法的運算策略, 在原來寧靜也不大受外力影響的鄉村發展路徑之上, 添加各種全新的跟城市更為直接關聯在一起的那些用以激勵鄉村自身發展的掛件、配件或者專門的生產要素, 比如由此開發了旅游、餐廳、房地產之類的增加資本收入的項目, 有的還會實踐貌似傳統實則現代的讀經、推選鄉賢的所謂鄉村道德重建。總之, 鄉村的發展在人的構建本能的意義上成為了諸多理想主義者的試驗場, 由此而可以任意地把城市里大家熟練而不肯再去做的事情轉由“下鄉”重來一遍, 相比之前的送法下鄉, 尚有資本下鄉、醫療以及務實的家電之類的商品下鄉, 而更為最近的則可能是樓市下鄉。在有的鄉村里, 高樓林立的景觀已經并非罕見, 這些應該都屬于一種城市空間向著鄉村的大挪移。
而與此相反的情形則是一種建立在人的破壞本能基礎之上的消極負向意義上的鄉愁者受無意識支配而樂于去做的一種減法運算的策略。這樣一類人也不在少數, 他們在鄉村建設的問題上常規的做法就是能減去的事情絕不增加,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從減稅到土地流轉, 再到鄉村手工業以及信仰文化之類, 凡是能減少的發現項目絕不會再行去蓄意增加設置。在此意義上, 鄉村在物質性的表達上越來越像現代城市發展的套路, 只不過此時現代與傳統文明的主角一下子轉換成為了獅子和兔子, 在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競爭和博弈的關系。很顯然, 兔子跑得再快, 但如果一旦被追上, 必然會被獅子咬死而成為獅子的盤中美食。而今日鄉村的變化之快, 實在是令人有一種有朝一日這只兔子總會被兇殘的獅子吃掉一般的感覺。
作為曾經是鄉土社會的鄉村在中國近代化的歷程之中也發生了一種天翻地覆的改變或稱巨變, 如果有時間去費孝通曾經去過的田野點訪問, 就會很容易地發現, 相比80幾年前費孝通筆下的江村確實可謂已經發生真正的巨變[3]。那艘借由緩慢的搖櫓而可以經由一條名叫開弦弓的小河劃出到村外去跟外面的世界進行貿易的小船, 早已經不見了蹤跡。當今村里這條河流上仍舊有緩緩搖櫓滑動的小船, 不過其功用已經大為改變, 它不再是聯系江村內外的交通工具, 而是成為了村里負責垃圾清理之人用來撿拾河道垃圾的運輸工具, 或者偶爾還可以作為一些老人家閑來打些水草摸些河魚的臨時性的運輸工具, 而舊時的那種船只往來運輸的繁忙景象可以說消失得近乎無影無蹤。自從通往蘇州市吳江區的現代道路修筑完成以來, 河道上船只遠距離貿易運輸的功能就已經在逐漸消亡了, 取而代之的自然是一些更新、更快的陸上交通工具, 包括三輪車、卡車以及小汽車之類。它們增長的速度與改革開放的速度恰好保持著一種同步甚至是超前的加速度。
對于做加法運算的樂天派的鄉愁論者而言, 鄉村是經由人為發展而來, 并非是什么自然發展的結果, 因此人定勝天, 人的主觀能動性會被發揮到一種極致。基于此, 一種外力干預之下的鄉村發展就成為了一種理所當然;反之, 悲觀消極的鄉愁論者則是采取一種近乎文化退卻的論調, 在他們的眼中, 但凡鄉村便是一片凋敝, 這成為他們在評判鄉村生活時的一種執念, 另外還有一種不信任鄉村有自我再生產以及創造性轉化能力的偏見, 一并存在于這些人的頭腦之中。結果, 任由鄉村日益衰落下去, 不去深思一種城鄉之間改善扶助之道, 甚至干脆動用權力移出生活在鄉村里的剩余留守人口, 拆掉那里的祖庭舊屋, 占用那里的良田耕地, 使得昔日有著田園風光的鄉村被強行納入到了一種擴張性的強勢城市規劃與治理的范圍之內。這種做法的一個共同性策略便是采用改名換姓的做法, 使得曾經可以稱為“縣”的地方更名為一個更大城市的一個“區”, 曾經是“鄉”的則被更名為“鎮”, 甚至有的直接將拆遷后的村落更名換姓并入城市社區管理的范圍之內, 由某村而一改名稱為某一街道或社區。這樣的城市化進城便一定先由城鄉結合部擴大到近郊, 而隨著一種政府管制力量的加強以及城市建設資本的強盛, 再進一步擴展到相對城市中心而言更為遠距離的遠郊, 通過高速道路、橋梁、隧道等現代交通設施以及班車、地鐵或者快軌之類的交通工具而使得城鄉彼此連接, 在這方面的發展各地的路徑和模式大略相似, 大同而小異。還有就是通過在鄉村集體土地上開發高層樓房的方式而使得村里的年輕人一結婚便住到新式的高層住宅之中去。
一旦人們的居住空間發生改變, 他們作為農民的生活方式也就自然而然隨之改變, 可以說沒有哪一種傳統可以真正去抵抗這種物質環境的改變。而那些高聲吶喊“三農”問題的專家們似乎也一夜之間偃旗息鼓, 不再能聽到有什么真正的吶喊之聲了, 這里的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他們所說的那些鄉村之“苦”所賴以依靠的物質性基礎或根源都已經不再存在, 所謂的“三農之苦”, 也就無從談起了。過去那些持悲觀姿態的鄉愁論者的吶喊, 曾經使得一種本來可能穩固且有其自身制度結構的鄉村文化就像給孩子洗澡連同洗澡水一并潑掉一樣, 似乎借著減稅之類的舉措而能夠一了百了地使鄉村問題消失了。但殊不知, 這些悲觀論者對于鄉村生活究竟是怎樣的認識本來就很膚淺, 又不能夠身體力行地甘作鄉村生活的實踐者, 頭腦一熱, 憑著一股子的蠻橫激情, 在自己所臆想出來的那些“群氓”之中作了一回有似跟大風車較量的堂吉柯德式的英雄。結果, 表面上舊的問題似乎一筆勾銷, 不存在了, 但實際新的問題卻又層出不窮, 因為真實的生活本來就是如此, 酸甜苦辣, 各種滋味都會包裹于其中, 人們要用長期積累和發揮作用的文化去解決生活之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 這種種的問題又大多數是跟人們日常生活之中最為簡單不過的需求相互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顯然, 文化被人類發明出來, 乃是更為便于人們去滿足自身的那些需求而存在的。但于悲觀心態的鄉愁論者而言, 他們大約只會哭喊吵鬧, 發太多無端的感慨, 并只會從外面去看世界, 見到有人勞作便遠距離地生發出一種有似菩薩或上帝一般的悲天憫人之心, 但若能真正體貼那些勞作者的內心, 更為深入地帶著一種異文化欣賞的姿態去看這一問題, 那么, 一種基于安定生活的勤苦勞作, 不也是作為農業文明的祖先自我選擇以及當下的實踐者樂于有所作為的快樂生活的來源嗎?如果能有機會去在田野之中多聽聽各種勞動時人們彼此通力合作所喊出來的勞動號子或者在田間地頭、紅磚青瓦的屋檐下所飄蕩出來的悠揚小曲, 還有, 在一年到頭的辛苦勞作之后, 全家人匯聚在祖屋的廳堂之中或者一家核心的火塘旁邊, 有說有笑, 吃吃喝喝地在一起迎接新春到來的歡樂場面, 那我們從哪些方面非要給這原本平靜安寧的日子添加上一個外來人所謂的“苦”字呢?而其中的“愁”又是從何說起呢?而這種被一再敘述的“愁”和“苦”究竟又是屬于誰的“愁”和“苦”呢?
自己舒適地生活在城市之中, 或者身負著一種無法丟棄的城市之人的傲慢姿態, 同時自己對于城市生活種種的不滿心態, 卻直接映射到了他們眼中所看到的并非一般城市人生活的農民生活之上。那種悲觀鄉愁論者眼中的世界, 也自然永遠是一種悲觀的鄉愁腔調, 不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城市, 情形都是一樣。反過來的情形, 也不過是大同小異, 你沒聽說過在城市之中的那種城愁嗎?顯然, 不論是在城市還是在鄉村, 苦樂參半才可能是一種生活的常態, 在人們忍受痛苦, 滿足需求, 獲得歡樂的過程中, 是一種文化在發揮其應有的調節和使人達至生活目的的作用, 與此同時, 文化也在這種成長和成熟的過程中完成了其自身的鳳凰涅槃, 實現了一種有新意的創造性轉化。
今日所見之鄉村文化發展模式及路徑的轉型, 顯然是建立在正向和負向這樣兩種外來的影響鄉村的鄉愁意識和觀念之上。由于二者之間特征的背反性, 其所產生的鄉村文化構建的后果也是不一樣的。在一種正向鄉愁的發展路徑和模式上, 我們所見到的是在鄉村這個公共符號上所附加上來的種種原來只能是在城市之中才會有的一些名目, 諸如旅游、度假、生態觀光以及最新的藝術介入鄉村之類。附加上這些名詞的后綴之后, 人們便會認為真正變化之中的鄉村文化必然是真實地如此這般發生的, 但在實際社會的運行之中, 硬塞進來的這些項目要素是否真正適合于當下的鄉村, 或者表面適合了, 實際是否適合, 那都還是一個未知數, 甚至可以去做一種預測, 無論怎么去做, 結果也都是村里、村外人的兩種主張的兩張皮, 相互并無法能夠貼合在一起, 也就是農民之所思所想和那些懷揣鄉愁意識的城市外來者之所思所想并不能真正地搭上界, 形成一種彼此觀念上的交叉, 也自然不能產生一種相互磨合之后的有機性的發展。
農民參與的鄉村振興
但在這里, 有一個例外便是農民自己發自內心表示認同并積極主動參與其中的那些發展項目, 這些項目在農民積極主動參與之中往往會有很大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是在此過程之中, 鄉村內部的要素和外部的要素之間能夠結合在一起, 相互擰成一股繩, 此時, 這種鄉村項目的發展就會變得順暢以及完善很多。這是一種有機結合型而非機械結合型的發展模式和路徑, 這里所謂的機械結合型的發展模式和路徑, 即是指面對同一個尋求改變對象的行走在兩股道上的行路者和改變者, 相互之間由于只能各行其道, 平行而無交叉, 結果也就沒有什么真正的鄉村作為。這種機械結合型的發展, 也大多會造就出一種鄉村文化轉型的失敗案例, 比如那些跟鄉村真實生活無實質性聯系的民俗旅游以及生態觀光之類的發展項目, 表面看似有一種濃厚的鄉土味道, 但是實際上一些過度豪華奢侈的民俗酒店, 還有通過收門票的村落旅游發展項目都遠離了人們心底對未來應該有的生活的想象, 更與當地人真實的鄉村生活隔絕著千山萬水。這種做法在滿足了那些沒有城市的設施便不回農村居住的悲觀鄉愁論者的奇怪欲望之時, 卻把更多的在村子里依照傳統而生活的農民拒之于門外, 這些在鄉村所開展的內容跟那里百姓的生活也無實際的瓜葛, 各辦各的事, 各走各的路, 形式上仍舊還是里外兩張皮, 無論如何也貼合不到一起去。
而真正能夠結合在一起產生一種鄉村發展創造力的便是內外之間的一種有機性結合, 也就是鄉村的內與外之間彼此相互作用成為一體, 產生一種合力。而那種持鄉村發展悲觀論調并意圖要鄉村盡早地發生一種徹底的朝向現代性的轉型, 并對農業本身予以完全取代的負向鄉愁論者, 似乎他們的主張也并非全面的沒有光明, 他們的主張在一定意義上能夠給有能力從大眾之中脫穎而出的那一部分人提供一種真正自由發展的機遇, 鄉村里最先富裕起來的那一批人, 首先便是因為有能力脫離農業而富裕起來的那一批人。從蘇南模式到溫州模式, 乃至于席卷整個中國的鄉鎮企業發展之風, 必然又都是跟這種有意識地去脫離鄉村的那種現代文化成長的轉變之間極為密切地關聯在一起的, 由此也才能夠在鄉村之中涌現新的樓房建筑、大量的資本、財富以及利用自有土地開辦工廠乃至于最近越來越熱鬧起來的返鄉創業, 其中所創之業必然更多地是跟“非農”的項目聯系在一起的。在這里, 表面看起來一種意欲打破傳統農業作為的消極負面的鄉愁論者的那種現代工業文明的作為和拉力, 使得無意之中在地的非農經濟及其相應的文化創造得以顯現, 一種傳統鄉村生活的工農相輔的模式雖未全部得以復興, 但基于鄉村的土地利用而有的真正的鄉村文化的變革卻又在悄然出現。
人們在此時只要能夠重新回歸到鄉村故土, 他便要應對在那里仍在運行著的鄉村文化的場景, 必須為這種屬于自己真正地方性認同的文化做出一定的貢獻, 這也便帶動了工商業者在自己家鄉當地的發展和開拓。農業在此意義上僅僅是一種輔助的手段而已, 或者說只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象征和認同, 跟傳統的以農為本, 以工輔之的文化模式相比顯然是完全顛倒了, 成為了“工為主, 農為輔, 商為助”或者“商為主, 農為輔, 工為助”的新鄉村發展模式。而一種順帶地被強化起來的村落文化認同, 也恰恰是在此一過程之中得到了特別的加強以及在方式方法上的新拓展。比如村里的人開始因為家庭生活的富裕而有余力去重新修訂家譜、恢復祭祖以及相關的集體性公共活動, 以家戶為單位, 為村落道路平整或修建而給予實際的人、財、物上的支持和捐獻。在這里, 村落之中的企業, 其最為核心的社會責任便是能夠有機會去回報或者回饋自己的鄉村故土, 由此鄉村振興也便順理成章, 而如果沒有這一前提的存在, 那么作為結果的鄉村振興將不會這么容易出現。換言之, 對鄉村的發展而言, 如果能夠給當地人以充分的自由發展權, 那么回報給這個社會的必然是每個人或每個家庭的獨特而巨大的貢獻。
顯然, 在這樣一個人為事務的世界之中, 同時在今天人們的整體性認識之中, 人們已經極為清楚地意識到, 沒有什么東西是一種絕對的正確, 也沒有什么東西是一種絕對的錯誤, “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 一種積極的生活可能會向消極的生活轉化, 而消極的生活也有向積極的生活轉變的機會, 所有這些都是可能發生且必然會發生的社會原則。可想而知, 在一個沒有村落領頭人出來為大家干事的村落之中, 看起來經濟上似乎沒有那么發展強勁, 但卻無形之中保留下來了他們自己的生活傳統和慣例性的生活, 基于此而保持了一種相對恒久的社會秩序;而在村落有特殊能人出現并能夠引領著大家一起向前大踏步地邁進之時, 村落也必然會風光無限,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而一旦這領袖式的村落精英不在其位, 或“撒手人寰”, 直接結果就是在無真正能人牽頭做村落之事的情況下, 由其他人來接替的不知所措, 或無經驗去予以應對的局面。由此, 村落“非農”的工商經濟便會隨之一蹶不振, 這種情況的發生也是有其極大的可能性的。任何事物從來都是具有兩面性的, 好壞之間可以相互轉化, 鄉村的事情也沒有什么例外可言, 因此任何急迫地要用一種辦法和一條原則去改造鄉村的努力最后也都只能是以失敗而告終。
不論是一種積極心態的鄉愁論者, 抑或是消極心態之下的悲觀而放棄希望的鄉愁論者, 實際上都可能是在走向一種鄉村發展路徑和模式上的極端化, 而一旦極端, 也便少了一種包容, 少了一種對于自己行為的克制之心, 因此便會盲目地向自己所預設為真理和正確的方向上持續地邁進, 但這樣做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一旦用力過頭、過猛之后, 就如過度去拉皮筋一樣, 使勁拉開的皮筋便會因為斷裂而從一端縮回到了另一端之中來。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 一種極端的想法往往并不令人可信, 特別是對于由多種多樣心靈所組成的, 自身可以變動且不確定的社會而言, 情形更是如此。而中國傳統智慧的那種居兩端之中的“中庸之道”反倒可能會真正把握住一種文化邏輯的真理本質。這里所謂的居兩端之中的“中庸之道”, 并非是指固定于某一兩端之間的中間點, 而是包含著從一端向另一端慢慢滑動轉化的不斷自我調適的過程, 在此過程之中, 也便意味著一種不期而遇的創造性改變或者創造性轉化的可能發生。
應該清楚,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一種“撥亂反正”的時代背景下所發生的并給億萬人民帶來極大福祉的大變革。它自然不是一種純粹的從左向右的大逆轉, 而是居于左右其間或其中的一種包容性發展和社會改變。而如果離開了此種包容性且居于左右之間的道路選擇, 改革開放的成就也就自然不會有今天這么大。擱置“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 就是一種放棄了走向極端的道路選擇, 而“兩手都要硬”的社會治理策略的隱喻性表達, 也是不走極端的一種內在的文化自覺或智慧呈現。鄉村的改革同樣在走或者至少在改革之初是堅定地走了一條中間之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擲地有聲的政策性的口號, 激發起了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的行動熱情以及自身潛在能力的發揮, 而與之相對應的“共同富裕”的口號從來也沒有因為實實在在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予以放棄。在種種的政策調整之中, 人們都在試圖去選擇一條適合于自己的發展道路, 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 就是在這樣的不斷選擇之中走出來了一條不偏不倚的中間道路。
回歸農民的自主性
在這中間道路的選擇之中, 農民的自主性參與和發揮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這種自主性實際上是跟一種帶來改變和轉型的創造性之間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人們真正地參與其中, 自己去尋找跟外力的合作互惠的可能, 從中發現自己的長處和優勢, 而非一種外力的直接介入、大包大攬, 在這中間, 交往雙方的任何一方如果失去了自主行動的動力, 那么所謂的良性發展都必然是不會成功的。回想一下那些當年創辦鄉鎮企業的第一代的先富起來的創業者, 有誰不是窮則思變, 困境中求得一種突破, 由此而沖出村落社會的封閉, 到外面世界去尋找種種可能的發展機會, 在城市工商業的夾縫和邊緣地帶, 在城市人的不屑一顧和白眼排擠之中獲得了自己日漸長足的一個生長空間;反過來, 那些第一時間未曾參與其中, 未曾主動到外面環境中去尋找資源以及解決自身問題的, 便被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潮流迅速地拋在了前行隊伍的后面。在這方面, 所謂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落后地區的機遇把握能力的差異是可以形成一種鮮明對照的, 后者往往就是因為不去主動自覺地參與改革發展, 而失去了其最佳的發展機遇, 經濟上落后也就在所難免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開去, 那么, 一種農民自主的創造性才可謂是鄉村振興的根本, 只有這種不斷涌現的創造性, 才是真正可以帶動傳統鄉村文化有一種面向新時代的新轉變的前提, 否則, 不論是正向還是負向的鄉愁意識, 其所引導的鄉村改變都只可能是一種外加上來的力量, 是農民不自覺其因何而要有所改變的一種差強人意的硬性改變, 而非真正意義上的變革。顯然, 這些做法都只可能是作為旁觀者的一廂情愿, 各持己說, 卻又要強力去推行此說的一種盲目的行動而已, 跟在地的鄉村里的農民的所思所想難于搭上一個真正可以有彼此交流的邊界。
或者也可以說, 找尋到農村發展之中的真正行動者而不是旁觀者才可謂是全部問題的關鍵。而以行動者主體為中心的發展路徑和模式, 才是鄉村在未來發展上最為重要的關鍵所在。因此, 文化轉型便是一種基于行動者主體而言的制度轉型, 它包括了人們實際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引發的也是整體性的制度模式的轉型。其中最核心的是要看到鄉村在自身發展上的主體性的參與程度的高低, 積極的參與相比消極被動的參與要意味著有更大可能的轉變與轉型的發生。而且更為重要的是, 鄉村文化轉型上的真正挑戰顯然主要不是來自于一種傳統的人地矛盾的那種挑戰, 這種挑戰實際上是可以不斷地激發起以種田為生的農民的積極性而加以克服的, 諸如農工相輔、農商相輔的種種應戰之后的鄉村問題的解決辦法和途徑。在此意義上, 對鄉村的農民而言, 挑戰恰恰意味著是一種機遇, 由此機遇而去行動起來, 使所處的局面發生真正的改變, 實現自身對于當下困境生活的超越。
或許一種真正無解的挑戰是來自于城市化浪潮對鄉村生活世界的吞沒, 它實際上是將鄉村文化生活的脈絡徹底予以鏟除, 生活因此便沒有了一種根基, 這根基對于鄉村之人而言, 那就是賴以為生或者借以作為自身生活存在象征的土地, 而一旦土地沒有了, 那任何的挑戰帶來的只能是絕望, 而不可能是其他。也許, 在鄉村文化的發展中, 土地才是所有問題的關鍵, 也是所有問題的底線, 所有的文化要素都是借由土地的存在和擁有而被生產出來的。因此, 沒有了猶如“命根子”一般的土地作為保障, 鄉村的振興也就將變成一種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的問題追求了。由此全部文化要素發揮作用的場景都不復存在, 那么鄉村的振興, 或者更多意義上的一種文化振興, 也就只可能是一句無的放矢的自言自語, 沒有了具體予以落實的真實的振興空間存在。土地才可謂是農業文明的一個生態場景, 一切文化的運行都會因為土地的存在和擁有及其耕作收獲才會有可能真正發生, 否則便只可能是一種由概念到概念的空洞的討論和說教。而改革開放之初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 也是基于一種困擾中國發展的土地制度的重新調整, 之后才有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躋身世界的經濟騰飛以及對于其他行業發展而言的動力刺激, 這是真正啟動了“中國富起來”進而“中國強起來”的一部大馬力的發動機, 是帶來中國鄉村文化轉型的第一步, 也可謂是最為關鍵的一步。
但這根本還是一種文化上的轉變, 也就是因應中國家庭乃至家族文化的轉變, 人們在親緣關系的基礎上重新創造和再分配資源, 人們也因此而得到了實惠, 既有“改革紅利”分享, 也吃飽了飯, 同時而有了在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改觀。換言之, 對中國農業文明而言, 其文化的根基恰恰是在于親屬制度中的“家”觀念對于人倫關系的建構和維持, 同時也是一種差序性互惠互助體系的構建。如果能夠切實理解此一文化上的獨特特征, 自然也就理解了一種文化變化和轉型所可能來自于的方向和源頭, 那就是土地制度和家庭制度的相互配合而生發出來的一種強大的合力, 由此才會有作為副產品的經濟生活的真正繁榮, 甚至可以說, 根本就是一種由此而來的文化上的大繁榮。因為, 純粹的經濟要素是無法從整體性的文化之中專門分離出去的。文化的這一基礎及其自覺的轉變才有可能帶來其他各方面的改變, 也才能成為其他要素改變其功用的動力基礎或來源。
因此可以概括地說, 對于中國鄉村社會而言, 土地和家庭這兩個文化構成的要素必然是至為重要和關鍵的。顯然, 沒有了土地, 村將不村;而一旦沒有了家庭, 村亦將不村。在傳統的時代之中, 我們的文化近乎用盡了其全部的意識形態功能建構起家庭以及由此而延伸出來的家族觀念的至上性、至尊性和無可取代性。包括父系繼承、“孝道”觀念以及“三從四德”之類的社會道德教化的觀念與實踐, 其核心的目的無一例外地是要將種地的農民真正能夠安撫在廣袤的土地上, 能夠安撫住守護土地過日子的農民, 也便是守住了真正能夠維護鄉村文化和鄉村秩序的一批人。即便是在此一過程中有人偶然離開了此一文化的氛圍, 但只要是有機會回返, 那回返的目的地一定是自己在故土的家庭, 所謂“衣錦還鄉”, 所謂“葉落歸根”, 這些對每一個農家子弟而言都屬于其內心之中最具有崇高的社會與文化價值的追求和滿足, 而對此的推崇, 也無形之中造就了中國鄉村社會秩序的長期穩定, 即基于一種家庭社會結構的穩定和對于土地的依賴。而在這種穩固的家庭觀念之上, 其他方面的制度文化也完全是為著家庭制度而服務的, 由此而使得鄉村的家庭既充滿了一種生產的張力, 也充斥著一種再生產的活力。由此, 從一種家庭結構的改變而發生的鄉村文化的轉型, 也就真正成為了鄉愁中國最可能會去表達的一個向度。與此同時, 家的觀念便又和國家的觀念之間自然的聯系在了一起, 形成一種“家國一體”的聯動模式, 使其必然成為了整個中國社會發生一種文化大轉型的根本和樞紐。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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