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確權背景下的IV-Tobit模型的實證分析
內容提要：農戶對其土地承包經營權所普遍存在的稟賦效應，將導致農地流轉市場效率低下。對此，本文基于稟賦效應中“ 人對物” 、“ 物對人” 及“ 人對人” 的3類互動關系，構建“ 農地確權—農地特性—交易對象—稟賦效應” 的分析框架，揭示農地稟賦效應的成因及其對象歧視性根源。利用全國4105個農戶樣本構建IV-Tobit模型，實證結果表明，農戶的稟賦效應具有對象選擇性與歧視性。特別是當農地流轉對象是規模經營主體時，農地確權是顯著增加農戶的稟賦效應的重要因素，即使強化外出就業政策的扶持力度以化解農戶對農地保障價值的依賴性，亦無法降低其農地稟賦效應 由農戶與農地的情感關聯所決定的農地心理價值的不可替代性，是誘發農地稟賦效應的重要根源。本文有助于深化對我國農地流轉市場特殊性的認識。
關鍵詞：農地確權；農地流轉；稟賦效應；流轉對象歧視
一、問題的提出
通過農地的流轉集中以實現規模經濟，被視為是化解我國農地“ 均包制”及其小規模、分散化和低效率經營格局的重要策略(周其仁，2003；何秀榮，2009；韓長賦，2015)。早在1984年，中央 “一號文件”就開始鼓勵農地向種田能手集中；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鼓勵承包經營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進行流轉 發展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為了以產權明晰與穩定來加快推進農地流轉市場發育，中央政府于2013年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行農地確權政策。
然而，多項政策的實施并未有效緩解我國農地流轉市場的低效率問題。3個方面現象尤其值得重視：第一，2005—2015年，盡管中國農地流轉率以每年20.53%的速度提升，但明顯低于農地租金每年24.60%的上升速度。第二，盡管農地流轉率逐年提升，但實際發生的農地流轉總體上并非是由價格誘導的市場型流轉。農戶的農地流轉對象一般包括親友鄰居、其他普通農戶、家庭農場、種養大戶、龍頭企業，而發生于親友鄰居、其他普通農戶之間的農地流轉占全部農地流轉合約的比例高達88.48%。第三，2010年中國耕地經營規模在10畝以下的農戶占總農戶數的85.79％，到2015年，這一比例依然高達,85.74%。可見，在農地流轉價格上升的背景下，農地流轉仍多數發生在農地生產效率差距不明顯的熟人網絡之間，而具有較高生產效率的規模經營農戶則形成緩慢，農業小規模經營格局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價格機制是市場中最敏感、最有效的調節機制，價格的變動對整個市場的運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農地流轉市場的失效，與農地流轉的價格生成關系密切。
農戶對轉出農地的最低意愿租金（Willing to Accept，WTA）可表達農戶對自有承包農地所承擔多重功能的總體價值評價，而對轉入農地的最高意愿轉入租金（Willing to Pay，WTP）則反映農戶基于自身的生產經營能力及農地利用效率進行的經濟價值評價。對于同一個體來說，其分別作為賣家的WTA與作為買家的WTP之間的差異，被行為經濟學定義為“稟賦效應”。本文將農戶在農地流轉中的WTA與WTP的差異定義為農地稟賦效應。顯然，農戶的WTA遠高于WTP，意味農戶在轉出農地時所做出的多重的價值評價，必然會抑制農地流轉并阻滯資源配置于更高利用效率的主體。
稟賦效應是指當個人一旦擁有某項物品，其對該物品價值的評價高于未擁有物品時的評價。可以說，稟賦效應是“人”對“物”的一種心理感受及其引致的行為表現，涉及到“人”和“物”兩個要素的互動。稟賦效應理論主要關注于交易過程中“人－物”的關系，卻未進一步考慮不同交易主體之間(“人－人”)的情景差異。就同一物品即產權客體而言，面對不同的交易主體，產權主體的交易傾向是不同的。本文將此定義為農地流轉的對象歧視性。
本文構建“農地確權———農地特性———交易對象———稟賦效應”的分析框架，探討農地稟賦效應的成因及其對象歧視性問題。其中，農地確權表達的是，在“人對物”的動態關系中，農戶承包經營權的產權強度的提升對稟賦效應的影響；農地特性重點考察“物對人”的動態關系，農地對農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效用價值，將會怎樣影響稟賦效應；交易對象所要強調的是“人對人”的關系，即農戶在農地流轉中的稟賦效應具有對象選擇性與歧視性。
二、模型選擇與結果分析
（一）內生變量識別
估計農地確權對稟賦效應的影響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互為因果問題，即農戶的農地稟賦效應程度可能反向影響其農地確權。第二個挑戰是，存在不可觀察因素同時影響農戶的農地稟賦效應以及農地確權。
為了有效識別農地確權對稟賦效應的影響，本文使用村落農戶機械耕種程度的變異系數（machine_cv）作為工具變量做進一步的分析。具體而言，由于每個樣本村中有多個被調研農戶，筆者詢問農戶家庭的農業機械耕種程度，然后對同村多個農戶數據進行運算，計算本村農戶的機械耕種的差異程度。
（二）模型選擇
農戶的WTA/WTP比值是一個連續變量。被解釋變量為連續變量時一般采用OLS模型。但是，在本文研究中使用OLS模型也并不合適。因為在調研過程當中發現，由于某些農戶強烈不愿意轉出農地，其在回答意愿最低轉出租金(WTA)時，往往選擇拒絕回答或者回答一個異常高的數值。在計量模型構建過程中，刪除這部分農戶數據是不妥當的，但是直接使用原始數據進行OLS模型構建又會對估計系數造成偏差。
為此，使用Tobit模型解決上述問題。Tobit模型被稱為截尾回歸模型或刪失回歸模型，屬于受限因變量回歸的一種。一般情況下，農地具有普通商品的性質，但中國特殊農情又賦予了農地部分公共物品的屬性。因此，在本文研究中，本文選擇WTA/WTP=5作為農地稟賦效應Tobit模型中的最高閾值。以此為依據構建的Tobit模型的含義是：當農戶拒絕回答WTA數值或回答過于夸張的WTA數值時，無需猜測農戶真實的WTA/WTP比值，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農戶對農地擁有至少高于5的WTA/WTP比值。具體模型構建過程為:
（三）計量結果及分析
1.具體的計量分析步驟。由于需要考察農戶農地稟賦效應的對象歧視性，本文將農戶樣本分為兩類，第一類農戶為其傾向于將農地流轉給親戚、鄰居或普通農戶，第二類農戶的特征則傾向于將農地流轉給生產大戶、龍頭企業、農業合作社或村集體等規模經營主體。對兩類農戶分別建立數據庫，進而構建IV-Tobit模型。通過觀察及對比兩個模型中各解釋變量對農地稟賦效應的影響，一方面考察農戶面對不同承租主體時稟賦效應的生成邏輯，另一方面揭示農戶農地稟賦效應的對象選擇歧視性。
2.模型結果與分析。表３匯報了確權與農地不可替代性對兩類農戶農地稟賦效應的影響。由于是Tobit模型，計量結果均是在１
“農地確權”的外生性假設，可以通過觀察Wald外生性檢驗( /alpha＝０)。如果其是顯著的，可以拒絕外生性的零假設(α＝０)，即“農地確權”被視為一個內生變量。模型(２)的估計結果表明，χ２(１)＝3.42，且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第一階段回歸中，模型(２)的machine_cv系數為－0.230，且在１％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由此證明，“machine_cv”不是一個弱工具變量。
根據表 ３ 模型(１)與模型(２)的計量結果，可以發現:
(１)農地確權變量。對于第一類樣本農戶，即當農戶傾向于將農地流轉于親戚、鄰居或普通農戶時，農地確權對其WTA/WTP比值無顯著影響。 對于第二類樣本農戶，即當農戶傾向于將農地流轉給生產大戶、龍頭企業、農業合作社或村集體等規模經營主體時，農地確權對農戶WTA/WTP比值有顯著的提升作用。因此，從“人對物”的角度而言，“人”在何種程度上擁有“物”，將影響稟賦效應的形成。因此，對于試圖通過改善產權強度來促進農地流轉市場發育的政策主張，需要保持謹慎的態度。
(２)農地的不可替代保障價值變量。 對于第一類樣本農戶，“農民外出就業扶持政策”對農戶的WTA/WTP比值有顯著的弱化作用。 從“物對人”的角度而言，農地對農戶保障價值的不可替代性減弱，能夠降低農戶的農地稟賦效應。因此，增加對外出務工農戶的就業扶持力度，消除其外出務工時的就業不穩定憂慮，有利于淡化農戶對農地的保障依賴、降低農戶的農地稟賦效應，從而有助于農地流轉市場中合理農地租金的生成。但是，對于第二類樣本農戶，對農民外出就業扶持政策感到滿意并不會顯著降低農戶的WTA/WTP比值。
(３)農地的不可替代心理價值變量。 對于第一類樣本農戶，“農地的種植品種控制心理”不會對農戶的WTA/WTP比值產生顯著影響，但卻對第二類樣本農戶的WTA/WTP比值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從“物對人”的角度而言，農戶對農地具有較強控制意識，表明其與農地具有高強度的情感連接。喪失農地控制權的痛苦難以通過替代物來彌補，由此強化了農地的心理價值不可替代性，增加農戶的農地稟賦效應。因此，緩解農戶對農地的情感依賴有助于降低農戶的稟賦效應。
(４)對比兩類農戶的計量結果可以發現：首先，僅當農戶的農地流轉對象是規模經營主體時，農地確權會顯著增加其農地稟賦效應，進而抑制農地的流轉；其次，當農戶的農地流轉對象是規模經營主體時，即使對其強化外出就業政策的扶持力度，亦無法降低其農地稟賦效應；再次，僅當農戶的農地流轉對象是大規模經營主體時，農戶與農地的情感關聯才會顯著增加其農地稟賦效應。這表明農戶的農地稟賦效應具有對象選擇性與歧視性，當農戶的交易對象為較大經營規模主體時，確權政策及農地不可替代特征能夠顯著強化農戶的農地稟賦效應。
三、結論與問題建議
在土地租金不斷上升的情景下，我國農地流轉仍主要發生于農地利用效率差距不明顯的熟人網絡中，而具有較高生產效率的規模經營主體則緩慢。由此所表達的農地流轉市場的失效，反映了我國農地流轉價格機制的特殊性：農戶對其承包經營權普遍存在稟賦效應，引致農戶在作出農地流轉決策時，對自有承包農地所承擔多重功能的總體價值評價，偏離于其基于農地利用效率作出價值評價，由此阻滯農地資源配置于具有更高利用效率的主體。研究認為：
(１)在“人對物”的動態關系中，農地確權表達了農戶承包經營權的產權強度提升，其將增加農戶的稟賦效應；
(２)在“物對人”的動態關系中，農地對農戶所存在的不可替代的效用價值，將增加農戶的稟賦效應；
(３)在“人對人“的交易情景中，農戶在農地流轉中的稟賦效應具有對象選擇性及歧視性，當農戶面對大規模經營主體時，確權與農地不可替代性將對農戶稟賦效應的提升作用更顯著。
本文研究能夠得到一些有意義的政策啟示：
第一，在我國特殊的農情背景下，農地確權所表達的農戶農地產權強度的上升，將增加農戶的農地稟賦效應。因此，對于試圖通過提高農戶產權強度來促進農地流轉市場發育并推進農地規模經營的政策主張，應該保持謹慎的態度。
第二，強化以提高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能力為目的的培訓，加大農民進城就業政策的扶持力度，能夠降低農地的勞動承載功能及就業保障不可替代性，有助于緩解農戶的農地稟賦效應。
第三，尊重村莊文化與農民的傳統習俗，形成情感交易與契約交易的有機銜接，既可緩解農戶轉出農地后的心理損失，又有利于降低農戶的農地稟賦效應。
作者簡介：朱文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經濟貿易學院）羅必良（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技術經濟》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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