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吃商品糧”＝“非農戶口”：糧油關系的確立
眾所周知，糧票制度本身是計劃經濟時代票證經濟的核心組成部分。計劃經濟的主要表征是短缺經濟，排隊、擠兌、憑票供應、憑券購物是生產生活中的常態。票證和貨幣之間并不是一種替代性的關系， 而是一種互補性的關系。也就是說，在純粹計劃經濟條件下，票證本身并不具有流通價值，它只是一種參與購買的門檻和資格，必須和人民幣搭配使用才能完成購買行為。發行票證的初衷，是希望在貨幣兌換實物的過程中再人為地攔上一道堤壩，借以緩沖人們旺盛的消費需求與短缺的經濟總量的矛盾。
1953年，為應對糧食危機，政務院組織制定和實施糧、棉、油等大宗物資的統購統銷制度，在農村實行計劃收購，在城市實行計劃供應。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的命令》，規定糧食限量供應，城鎮居民遷戶口和“農轉非”時必須同時辦理糧食關系，憑證購買國家供應的糧食。所謂的糧油關系就此形成。
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事關柴米油鹽的票證的重要性，如今只能從一些檔案掌故中略見一斑。那個時候，請人吃飯，還要收人家的糧票；結婚宴請，按慣例隨份子之外，還要“自帶干糧”——自覺交三兩糧票。有一封信流傳很廣，它是20世紀60年代一名教師在糧票丟失后，全家人生路難尋，不得不“降尊紆貴”求助于曾經教過的三屆畢業生“討”糧票的記錄：
×× 同學英鑒：
久未晤面，尊況想必勝常。茲有急事，懇祈援手。我一時不慎遺失糧票40余斤，在陳之厄，逼于眉睫。我縮食才幾日，已頭昏體顫，勢將不起，瞻望前程毫無生趣，只憾無勇氣自殺耳。我誠知每人不充裕，但集腋成裘，堆沙成塔，助我暫渡難關，以免發生意外。所借糧票，一兩二兩，一斤二斤，量力不拘，用信寄下，并請指示償還之日，以便統籌償還之序。愛莫能助，視之必然，不得不做將伯之乎！懇請解推之力，方寸瞭望，凌寒不勝，耑懇請至。——老師垂暮。
不難看出，票證是使用貨幣的先決條件，票證的丟失，意味著資格的喪失，即便有錢也無能為力。這正是從統購統銷、票證經濟到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的隱秘通道。1959年3月，當時的國家糧食部專門發出指示強調，對沒有戶口和糧食轉移證的臨時人口，以及不帶糧票的流動人口，一律不供應糧食。1963年以后，公安部門在人口統計中索性將是否吃計劃供應的商品糧，作為劃分戶口性質的標準，“吃商品糧”的戶口即“非農業戶口”。
2.糧票的黑市交易：糧油關系的松動
以糧票為代表的票證經濟及其反映的糧油關系的松動，出現在改革開放之后。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人口遷移與流動的增加。票證只是一種資格憑證，并非法定貨幣，而且政府也一再明令禁止票證的交易，但沒有票證的人雖無法“進場”，卻可能以普通人無法承受的高價通過黑市交易購買票證。一方面是隨著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吃“商品糧”的城市居民的糧食消費減少，糧票大量結余；另一方面是農民離土離鄉進城務工，這部分流動到城市的新增人口，從原來的糧食自給自足轉變為“吃商品糧”。這種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契合，也在客觀上推動了20 世紀80 年代糧票地下交易市場的形成。
第二個原因是價格雙軌制下的平價糧與議價糧之間的價差。糧票除了是一種購買的資格憑證，還意味著持有者可以據此以相比市場價格更低的統銷價格買到糧食。在80 年代，政府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逐步提高對農民的訂購價格，另一方面不敢輕易提高城市的糧食銷售價格。其結果自然是政府以財政補貼的方式背負了一部分成本，同時也造成糧食價格在雙軌之間的落差。這樣，糧票所能購買到的糧食的實際價值，就有了較大的溢價空間，這也是糧票交易的套利空間。
1993 年，中國開始全面放開糧價，那一年的兩會代表委員們在報到時也不用“自帶糧票”了。取消市鎮糧食定量供應后，糧油關系名存實亡。從那時起，人們購買糧食不需要再去專門的國有糧店，辦理“農轉非”時的糧油關系也僅僅成了一種例行公事。將糧食與人口之間的僵化對應關系打破，才有了之后數以億計的民工潮。
3.“500億斤堰塞湖”的消解：糧油關系的消亡
那么，最后一點疑問就是，為什么1993 年全面放開糧價、取消糧票之后，沒有立即廢除“糧油關系”這一制度呢？白美清先生在書中披露了鮮為人知的一幕。
當時的決策層最擔憂的一件事是，如此牽涉面廣、關系重大的改革，會不會導致再次出現80年代曾經發生的那種搶購風潮？統購統銷制度建立后近40年間，積存在民間的糧食票證所對應的統銷糧余額，累計起來共有500多億斤沒有兌現，而1993年當年的糧食產量是9100多億斤，這5.5%的臨時變數可能帶來的沖擊不容小覷。雖然國家歷來明確糧油票證是無價證券，但現實市場中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城鎮居民用結余的小額糧票與農村流動商販交換雞蛋和其他農副產品、日用品的狀況，糧票自有其市場價值。同時，雖然糧油票證都規定了有效期，但“過期作廢”在實際執行中往往并不嚴格。那么一旦引發搶購，這500億斤沉淀的糧食需求，要求按市場價格兌付，其后果就如同懸在決策者頭上的巨大“堰塞湖”突然決口一樣可怕。
如果處理不當，搶購無法兌現，必然激發社會不滿情緒。如果強行兌現，按照當時尚在分稅制前夜的國家財政狀況，似乎也是捉襟見肘。最后的辦法是：“決定采取穩市場，保供應，盡量減少波動，讓其在不知不覺中‘自然消亡’。”
具體來說，就是一方面動員各地國有糧食企業、糧庫、糧店保證不用票證對老百姓敞開供應，另一方面公開宣布一條政策：“糧食銷售價格放開后，繼續保留城鎮定量人口的糧食供應關系，存入檔案。”
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呢？白美清先生說：“群眾看見國家儲備糧庫的糧食裝得滿滿的，糧食供應正常，‘糧食關系’也繼續保留，吃了‘定心丸’……過了一段時間，對糧票問題敏感度也慢慢淡化了，結果國家沒有花一分錢，就平安解決了這一大懸案，順利實現了這項涉及千家萬戶的重大改革。”
是的，仔細想想，很多改革和變化不也就是在這樣的提心吊膽、臨淵履薄中“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嗎？就像我們今天的健忘一樣，那一代人當年也就這么莫名其妙地把一堆糧票攥到手中，一直“忘”了去兌現，直到它們發生功能上的蛻變，成為純粹的藏品。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說，當年這項改革能夠順利推進，也得益于進入1990年代后逐步提高糧食銷售價格，縮小了平價糧和議價糧之間的套利空間，加之糧食產量逐年增長，“糧食過關”為糧票制度的終結和糧食問題的“脫敏”創造了條件，人們已經不必再為這一點點損益計較了。
4.“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未竟的事業
不過，放開糧價的當年，國內糧食市場的確發生了罕見的價格波動。后來的事實表明，當年的糧食是增產的，庫存是充裕的，基本面并不存在問題，其直接導火索是南方沿海省份到內地突擊性采購引發的恐慌性漲價。在市場化改革之后出現的這次糧價上漲，也考驗著改革者的戰略定力。面對當時再度泛起的“恢復糧票”的聲音，當時主管這項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明確表示“限價不是有效辦法”“恢復票證無補于事”，頂住了開倒車、走回頭路的壓力。
2001年3月9日，國家糧食局發出了《關于取消〈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轉移證明〉的通知》，糧油關系在其制度載體—糧票制度為代表的票證經濟消亡八年之后，也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這樣看來，我當年8月收到的入學報到通知書上仍然印有“轉移糧油關系”的字樣，固然可能是文牘體系流轉效率的問題，卻也不妨看作歷史在變遷過程中無意之中留下的某種痕跡與提示。
吊詭的是，查閱當年諸多報刊文獻，對2001年的這個政策變動少有關注，偶爾幾篇評論則充滿了那個年代的進步主義氣息，堅信此舉是告別“糧隨戶轉”、打破戶籍藩籬、促進人口流動、實現城鄉并軌的重要一步。這與中央政府近年來所提的“三個1億人”的敘事話語和政策邏輯也是一致的：“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約1億人口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
只是，在這些樂觀主義的圖景之外，我更想知道，那些從1993年以來就可以不用拿著糧票進城闖天下的人們，那些2001年以來就可以不用受糧油關系束縛自由遷徙的人們，這些年是否落腳城市？究竟過得如何？如果說，當初被視為最大障礙的糧油關系，已經不再阻遏人們自由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動，那么，真正的障礙是什么？“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化，出路又在何方？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校黨校副校長、黨委組織部副部長、黨委宣傳部副部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歷史學人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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