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前，中國城市化高速發展，沿海城市經濟帶和區域中心城市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口，農村人口進城，不僅農村人口在減少，而且全國中西部地區縣域人員都在減少，甚至中西部地區省級行政區人口都開始減少。如此情勢下，如何解決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問題？
本文指出，未來一個時期，人口持續聚集仍然是中國城市化的趨勢，特大城市和沿海地區是人口流入，中西部地區則是人口流出。這是我們思考如何縮小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的基本前提。基于此，中西部地區將不再可能復制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化模式，不再可能全域工業化和城市化，且鄉村工業化已無可能。因為發展現代制造業需要產業配套與基礎設施，而中西部地區只有地級市以上的城市，才有足夠的經濟密集來容納現代制造業。因此，中西部地區城市化的重點應是——重視發展省會城市和以地級市為主的區域中心城市，并且要防止縣一級與地市競爭城市建設資源和產業發展機會。
與此同時，由于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不再有容納現代制造業的可能，縣域經濟發展將難以為繼。因此，推動城市產業發展的職責應上升到地級市，中西部地區的縣級政府則應更多發揮保障作用。中西部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和縣城建設，要以“農村人口將持續大幅度減少，且縣域范圍人口也將持續大幅度減少”為基本前提，否則就會出現過度建設，造成嚴重浪費。中國城市化的當務之急就是防范中西部地區縣城的盲目擴張。
作者認為，我們需要正確理解中國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中國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不平衡，是發展階段的不平衡，即過程中的不平衡，而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往往是達到高水平平衡的重要手段。作者強調，我們關注發展不平衡，關注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歸根結底是要關心其中的人。中國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的辦法，不應當是想方設法將農民留在農村，讓農民非得從農業和農村中獲得收入，而應當是鼓勵支持農民進城發展。地方政府最迫切需要糾正的一個普遍誤解，就是盲目發展縣域經濟以及烏托邦式的美麗鄉村建設。
一、問題提出
人口高度聚集是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縱觀世界發達國家，美國人口主要集中在東部和西部沿海地區；日本接近1/2的人口集中在東京大阪地區；韓國1/2的人口集中在首爾都市圈；歐洲各國面積不大且發展早，國家人口分布相對均衡，但大城市人口占比也非常高，如英國的大倫敦區和法國大巴黎區都分別占到全國人口的20%左右。西方發達國家人口之所以高度集中，是與工業化本身需要的聚集與規模密切相關的。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數量龐大，相較于世界上其他國家，人口分布是比較均衡的。上海作為我國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人口也僅占全國人口的2%左右。歷史上，中國人口分布主要受胡煥庸線影響。中國科學院國情小組根據2000年相關資料的統計分析表明，胡煥庸線東南地區面積遼闊、人口密集，國土面積占全國面積的43.18%,卻聚集了全國93.71%的人口和95.7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而胡煥庸線西北地區地廣人稀、干旱少雨、不適合農作。總體來講，中國人口分布還是均衡的，其中有11個省人口超過5000萬，廣東、山東、河南3省人口過億或接近1億，江蘇、四川、河北、湖南、浙江、安徽6省人口超過6000萬，湖北、廣西2省人口超過5000萬，此外，還有9個省人口在3000萬～5000萬。中國各個省級行政區內人口分布也是較為均衡的，這是由于農業生產靠土地，而人口多且人均耕地有限，土地生產力或承載人口能力決定了各個行政區的人口總量。
由此可知，中國最大城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比例或首位度，在全世界都是比較低的。然而，我們如果按照城市圈以及按趨勢計算，情況則略有不同。當前，中國有三大城市圈，分別是長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大灣區城市圈(粵港澳)、京津冀城市圈，人口均在1億以上；同時，大量的農民不斷涌向這些城市并進城務工。若按此計算，則中國最大城市人口占比也不低。據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料，中國幾乎所有的中西部縣域范圍人口都在減少，人口主要向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圈(城市帶)集中。因而，人口持續聚集仍然是中國城市化的趨勢或規律。
二、中國的經濟格局與城市格局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并持續向沿海地區集中。2021年，中國沿海地區的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福建，以及上海、北京、天津五省三市，國土面積雖僅占全國的約5%,人口占全國的近1/3,但卻貢獻了全國1/2的GDP。這表明，沿海地區經濟和人口密集度遠遠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如果我們將江蘇、山東、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內經濟較薄弱地區排除，僅計算工業化程度最高經濟最發達地區，則沿海五省可能僅用全國不到2%的國土，創造了近全國1/2的GDP。可見，中國經濟和人口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
中國經濟和人口最為集中的主要地區有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區；長三角核心地區包括上海和江蘇、浙江的大部分地區，珠三角地區主要包括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則是以特大城市為主的經濟類型。
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就開啟了大規模的鄉村工業化進程。江蘇省的蘇南地區主要發展集體主導的鄉鎮企業，浙江省的農村民營經濟村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珠三角核心地區則通過招商引資發展“三來一補”“兩頭在外”工業。到21世紀初，中國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鄉村工業已順利實現轉型升級，而其他地區的絕大多數地區鄉鎮企業卻在發展中逐漸被淘汰。
當前，中國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基本上不分城鄉，都已實現全域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兩個核心地區的農村雖然在體制上仍然是農村，也依然種植糧食，但實際上卻具備與城市同樣發展工業的區位優勢。一方面，該地區的當地農民不用離開故土，就可以在家門口找到二三產業就業機會，并且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提高了農村地價，為當地農民帶來因土地升值所伴生的財產性收入；另一方面，當地農民家門口有大量的二三產業就業機會，以及財產性收入機會，可無須耕種承包地，也不必以農地作為退路和保障；同時，村社集體通過反租倒包，將耕地集中連片，租給愿意種地的農戶以及外來農民。由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農村實現規模經營，也就有了農業現代化的基礎，并且在二三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耕地也集中使用，率先在全國實現了農業現代化。
因而，中國沿海地區不僅已經形成了不分城鄉、跨越行政區劃的龐大的沿海城市經濟帶，而且具有巨大的經濟活力和經濟吸引力，不斷持續吸引聚集全國的人財物，產生了工業化、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通常均會出現的極化效應。
當然，城市的發展也不能過于密集和擁擠，否則就容易產生規模不經濟。北京、上海都是超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較多、房價極高、規模宏大，致使環境資源難以承受，人們的生活也變得不夠便利，因此國家相關部門限制其人口聚集并疏散非主導功能。如北京向雄安疏散非主導功能，上海則將農村地區本已發展起來的鄉鎮工業強行關停；北京更強調首都政治、科技和文化功能，而上海則是經濟、科創和金融中心。
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城市疏散出來的功能，則可以進一步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中國沿海龐大的城市經濟帶不僅內部有分工，并且是一個有機整體，具有遠高于城市經濟帶以外地區的經濟活力、生產便利，從而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生產力。
我們若計算長三角和珠三角核心區的人口與GDP總量，可知長三角核心區人口至少有1.2億人以上，GDP大約有20萬億；占到全國人口和經濟總量的比重接近10%和20%。珠三角核心區人口接近1億，創造的GDP大約有10萬億元(未計入我國香港、澳門地區);而珠三角核心人口占全國7%左右，GDP占到全國的近10%。我國的長三角核心區、珠三角珠心區、京津冀核心區，總人口超過2.7億人，創造了近40萬億的GDP,并分別占全國人口比重約20%和GDP的30%,但國土面積卻僅占全國的1%。
中國經濟與人口集中也將會在今后出現較高的持續程度。沿海地區科技進步產業的發展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趨勢，因而會吸引更多的外來人口流入，并且將進一步更快地促進經濟成長，仍然有著其他地區廣闊的土地承載核心區所無法容納的生產力。未來一個時期，中國沿海城市經濟帶將持續發展成長。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成長和人口城市化，一方面，沿海城市經濟帶核心區每一寸土地都會被充分利用，包括用作生態功能，并且隨著核心區容納極限的到來，必然會發生產業轉換；另一方面，核心區將越來越成為經濟、研發科創基地，相對低端產業則會向周邊地區轉移。這樣，沿海城市經濟帶核心區周邊地區既可以享受到靠近核心區的便利，又容易獲得政府的政策支持。
三、中西部區域發展的問題防范
中國沿海城市經濟帶未來的人口和經濟占比還會持續提高。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從出口導向轉向依靠內循環，“雙循環”發展使中西部地區經濟就有了更大增長空間。值得強調和注意的是，中西部將共同持續發展，但在發展中一定要防止市縣惡性競爭。
目前，中國沿海地區發展是全域工業化和城市化模式，即除生態紅線以外的土地均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那么，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發展策略，還可能再按東部沿海地區的模式進行工業化和城市化嗎?
筆者認為，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國在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人口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流動幾乎是必然的。人往高處走，越是規模巨大，社會具有聚集效應，而生產力越發展，就越是有各種可能機會，也就越是要吸引人口流入。只要國家相關部門按市場規律，沒有人為政策限制，特大城市和沿海地區將仍然是人口流入地區，中西部地區則是人口流出地區。
在整個區域人口流出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區內部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其中省會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已經具有相對于區域內其他地區發展的更大優勢，則必然是人口流入的地區。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源顯示，中國區域人口增長雖然緩慢或凈減少，但是省會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人口卻幾無例外得到快速增長，并且中西部地區縣域人口幾無例外地出現凈減少。
目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不再可能復制東部沿海地區20世紀的鄉村工業模式，且鄉村工業化已無可能。從縣域經濟來看，中國百強縣幾乎都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尤其集中在江蘇、浙江和山東等。廣東百強縣少，并非是廣東經濟不發達，而是珠三角縣改為市轄區，體制上已經城市化。若以區作為縣級單位，2021年，深圳南山區GDP超過6000億元，比百強縣之首的昆山還高1/3以上。相對來講，中西部地區百強縣排名靠后，往往是依靠資源或就在省會城市周邊。因而，我國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成長空間在未來一定時期還是很有限的。
中國百強縣之所以集中在沿海地區，這是由于沿海地區農村已經實現工業化，縣域范圍形成了適合現代制造業的產業配套、基礎設施，而縣域是沿海城市經濟帶內在組成部分，每一寸土地上都適合發展產業。但是，中西部地區因經濟密集度不夠，是缺少發展現代制造業的產業配套與基礎設施的。
我國中西部地區在與沿海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巨大的情況下，要形成發展競爭力，就必須要有一定的規模。中西部地區發展不能再通過農村搞工業、縣縣謀發展等，并以此推動整個區域發展的模式。當前，中西部地區已普遍出現的市縣競爭項目，最終都無法形成合理規模，固然難以達到期望的經濟規模。一個地級市下面有10多個縣相互競爭，地級市往往也很難形成適度規模，從而很難形成對現代制造業的最低容納能力。中西部地區普遍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恰恰是，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建設現代制造業的基地，雖點多面廣、基礎設施投入大，但卻非常分散，無法產生規模效益，致使已經進駐的制造業企業很難存活下來。中西部地區有一些省級政府已制定相關的政策，支持并開始提高省會城市經濟首位度，強調只有擁有了一個強大的省會城市，才能驅動全省經濟的成長，也才可以有科技創新能力。
當前，中國沿海地區正在積極推動產業升級，有部分產能需要轉移到其他地區，主要呈現出三種形態。一是在沿海地區就近轉移，如部分產能從長三角核心區江蘇的蘇南轉移蘇北，轉移到安徽等長三角邊緣區；二是向東南亞轉移；三是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地區必須充分做好沿海地區部分產能轉移的對接工作，這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工作。其核心是中西部地區不再可能全域工業化和城市化，而必須集中資源在地市一級建設對接中心，并為轉移來的產業提供成長條件。如果現代制造業能夠在中西部地區地級城市立足，那么就可以吸引大量當地農民進城當產業工人，而產業工人又可以為地級城市服務業發展提供了最大機會，地級城市就會發展并成為區域中心城市；同時，地級城市和省會城市就會吸收大量的農民進城，而縣城人口略有增加，則主要是為了享受縣城公共服務；在此基礎上，農村種田的農民少了，職業農民就可以實現現代農業的生產模式，以此擴大種植規模。
由此可知，中國中西部地區城市化的重點是——應當重視發展省會城市和以地級市為主的區域中心城市，并且要防止縣一級與地市競爭城市建設資源和產業發展機會。這種惡性競爭產生的必然結果是，縣域經濟發展不起來，地級市也被拖垮了。因而，中西部各省會城市只有一定的經濟首位度，并為省級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提供強大的動力，才能帶動全省經濟的發展提升。
四、縣域經濟與縣城規劃的發展
中國在努力實現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戰略目標下，尤其應當強調縣域經濟的發展。有學者認為，只有發展縣域經濟，才能讓真正使農民致富、才能實現鄉村振興、才能減少城鄉不平衡和區域不平衡。當前，中國中西部地區往往將發展縣域經濟定在優先目標上，如H省正在推動擴權賦能強縣改革。我們應該避免一個縣與地級市競爭，從而造成無力對接沿海轉移產業，更不可能發展出新產業，從而又造成大量投資浪費的問題。
中國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如果缺少發展現代制造業的空間，那么中西部地區的縣城已難以為進城農民提供制造業就業機會，而缺乏制造業就業機會，服務業也就不能發展起來，則縣域經濟就不可能容納足夠人口；同時，如果縣城無法容納大量就業人口，那么縣域范圍內的農民進入縣城，就只可能是過渡性的，會致使農民必須再次選擇進城，一直尋找到可以就業的地方。歸根結底，農民進城就是要在城市體面生活。目前，中國中西部的大部分縣城房價低，又有比較好的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醫療和文化設施等方面遠比農村好。農民進城的第一站往往是縣城，并在縣城買房，但往往進城買房的農民缺少在縣城就業的機會，不得不又繼續到沿海地區打工。因而，中西部地區的縣城修建了很多樓盤，即使賣出去，卻沒有較多人居住。
中國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若不再有容納現代制造業的可能，則縣域經濟推動發展就難以為繼，不具有可持續發展。筆者認為，目前，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和縣城建設應適當調整目標，可基本涵有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縣域范圍農民進城的終點不是縣城，而是縣以上的區域中心城市；二是縣城不應當建設過多房地產，將來縣城住房無人居住，就會出現鶴崗悲劇;三是縣域經濟和縣城建設的重點是提供公共服務，而非推動經濟發展。因此，我國推動城市產業發展的職責應當上升到地級市，中西部地區的縣級政府應當更多發揮保障作用。
新時代，中國正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一方面，農民離開農村進城，且進入到區域中心以上城市，包括沿海經濟帶；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農村的人口將會持續大幅度減少，而且縣域范圍的人口也將持續大幅度減少。因而，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和縣城建設必須要以這兩個人口減少為基本前提，否則就會出現過度建設，造成嚴重浪費。
從農業人口來講，中國農村顯然不是無人耕地，而是無地可耕。農民雖然正在進城，但農民進城卻并不穩定，通常都會保留在農村的退路，即保留承包地。這些承包地由農戶家庭中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老年人耕種，形成了農村普遍存在的經營小塊耕地的老人農業。農村老人農業的重要性在于，農業不僅保證了糧食安全，而且為農戶家庭提供了農業收入與就業。農民在城市找到穩定就業與收入機會，隨之就會真正在城市體面安居。與此同時，農民則會讓出自己在農村的獲利機會，職業農民從而獲得了這些機會，留守農村的農業通過流入土地擴大經營規模。中國有20億畝(1.33×108公頃)耕地，按每戶最低200畝(13.33公頃)計算，中國土地上可以容納的職業農民可能只有1000萬人，而農村目前有超過5億人居住。
我國未來如果只有1000萬職業農民，卻需要有與之配套的各種社會化服務，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加工、運銷、倉儲、品牌、包裝等事業，而且與農業結合起來的休閑農業、采摘農業、觀光農業、鄉村旅游也有發展空間。這些都可以為縣域經濟提供機會。縣級地方政府寄托在休閑農業上發展上的厚望，一定要切合實際的需要，權衡其發展空間，因此，同時，必須要為農業及相關配套產業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條件，要為農民提供基本服務和基礎設施條件。
從縣域范圍來講，中國大量農民進城是要遷移到有就業的地方去，而縣城難以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可能會致使1/2以上的縣域人口出現外流現象。據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幾乎所有的中西部縣域范圍人口都由于流出而減少，而且這還僅僅只是初級階段，以后還將會進一步加速發展。
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平原縣人口普遍在百萬左右，山區縣也在30萬左右。一個百萬人的平原縣，縣域面積2 000平方公里，在農民城市化完成后，縣域人口可能只有30萬人。例如，美國人口超過1000萬的州只有9個，其余42個州的人口低于100萬。地域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的州就有37個，并有大量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的州，人口均低于1000萬，且絕大多數人口居住在州府主要城市。與之相較，中國一個2000平方公里的縣有30萬人口，這樣的人口密度在全世界都是比較高的，顯然是相當密集的。
中國一個百萬人口的縣在城市化結束后，若留在縣域只有30萬人，則全國縣域規劃，包括縣城規劃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規劃，以及建新城的規劃，就會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若很多縣城規劃人口超出全縣總人口，期冀吸引鄰縣農民定居買房，則必將造成嚴重浪費。
五、中國的城市化之路
農民城市化是必然趨勢，農民進城是為了在城市獲得就業與收入。未來較長的一個時期，中國能為進城農民提供有保障就業與收入機會的，主要是持續成長的沿海城市經濟帶與中西部區域中心城市(省會城市及地級市),而中西部絕大多數縣城不可能再有發展現代制造業的機會，也不可能成為農民城市化的主要載體。
因此，中國城市化應當遵循經濟規律，以農民進入沿海城市經濟帶和中西部區域中心城市為基礎，設計規劃中國城市化的藍圖。當前，中國城市化的當務之急是必須防范中西部地區縣城的盲目擴張。
國家在區域發展戰略中，應充分考慮到區域平衡并尊重經濟規律，可以將產業政策適度向中西部地區傾斜，這種傾斜當然不是要傾斜到縣及以下，而是應當傾斜到中西部省會城市及區域中心城市；同時，通過政策與投入加快中西部地區區域中心城市發展，促成在中西部地區形成具有良好基礎設施完善產業配套的現代制造業中心和經濟成長中心，并為農民城市化提供可靠載體。中西部地區在城市發展上，發展決策已完全不可能再學習東部沿海地區發展縣域經濟經驗，也不能再分散浪費城市發展資源，應當集中資源和注意力發展既可以容納現代經濟，又可以推動科技進步的區域中心城市(包括省會城市)。
六、區域差異與共同富裕的根本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存在著十分突出的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而發展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目標和鄉村振興戰略，都是要解決中國發展中出現的不平衡問題。
目前，中國史無前例的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不平衡，仍然是發展階段的不平衡，也就是過程中的不平衡，而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往往是達到高水平平衡的重要手段。筆者認為，區域差異與共同富裕的根本是人的現代化。中國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的辦法，不是想方設法將農民留在農村，讓農民非得從農業和農村中獲得收入，而是應當鼓勵支持農民進城發展。
國家在鄉村振興戰略20字總要求中,十分重要的一條是“生活富裕”,只有農民生活富裕了，城鄉不平衡問題才能緩解，共同富裕目標也才能實現。顯然，未來的農民與當下的農民是有差異的。中國有5億多農村居民和8億多農村戶籍人口，其中的大多數農民都要進城，而只有當其進城，能夠安居樂業后，才能將農村獲利機會讓渡出來，從而使留守農村的農民才能主要依靠農業收入和農村收入達到生活富裕。因此，中國要解決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并非只是要發展農村，而是要讓絕大多數農民從農村中轉移出來。顯而易見，農村只有農民減少了，農民才能富裕；如果農村的農民總人數沒有減少，進城農民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則不得不將農村留作退路。而在此情況下，因為農業和農村獲利機會有限，大量農民不轉移出去，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讓農民從農業和農村中獲得更多更好的富裕生活。
從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來講，中國農村主要公共品供給越來越依靠國家財政轉移支付。學界有一種擔憂，認為僅僅依靠農業，農村地區是很難致富的，畢竟“無工不富”。鄉村振興不是要讓農民留在農村，也不是要在農村發展工業，以及非得在農村發展新的所謂“富民產業”。農民是中國社會中最有積極主動性的力量，沒有哪個農民只能在農村從事農業，而不可以在城市闖蕩。城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所在，有大量二三產業就業獲利機會，有很多的就業機會。農民到城里打拼，成功了，就在城市安居，而萬一不如意，還可以返回農村。城市越發展，就為進城農民提供了更多機會，從而使其就可以在城市更體面安居，也就為留守農村的農民提供了更多農村獲利機會。中國是一個整體，國家有能力不分區域、不分城鄉，通過轉移支付填平基本公共服務的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
中國之所以要縮小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根本上是要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平等和共享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基本成果。當前，在中國城市化的關鍵時期，我們沒有必要規定非得讓農民在縣城實現城市化，或非得在農村靠農業致富。縮小差距、共同富裕以及鄉村振興，我們都必須“目中有人”——農民，并關注這個當前中國社會相對弱勢群體的狀況是否變好。當我們的城市化政策可以讓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并且進城后又有更多的獲利機會，不僅能找到好的就業，有較高的收入，還可以在城市體面的安居樂業。那么，這樣的城市化就是“目中有人”的城市化，這樣的政策才是將經濟發展規律與中國所有人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結合起來的好政策，并且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七、小結
中國正處在現代化的關鍵階段，能否順利進入高收入發達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前，也是中國史無前例高速城市化的時期，人口高度聚集的沿海城市經濟帶和區域中心城市聚集了越來越多人口，農村人口進城，不僅農村人口在減少，而且全國中西部地區縣域人員都在減少，甚至中西部地區省級行政區人口都開始減少。如何應對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實現鄉村振興，以及共同富裕的目標，考驗著我們相關決策部門的政策水平和智慧。
正是因為中國存在的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才會有持續人口流動的動力，窺見差距的背后，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力發展需求的差距，也是經濟規律在起作用。可見，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和城市具有更高生產力，對勞動力有更加旺盛的需求，才能夠吸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并由此推動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因此，鄉村振興并非一定要將農民留在農村，只有在遵循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展生產力，提高現代化水平，我們才能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現代化和城市化都是歷史性的過程，是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往往會有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且往往只有通過不平衡才能達到高水平的平衡。在區域發展中，后發區域很難照搬照抄先發區域的發展經驗，而往往是先發地區導致后發地區不再有了同樣的發展可能。比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以往東部沿海地區鄉村工業化的成功經驗，現在是絕對不可能再在中西部地區仿效復制，縣域經濟也同樣如此，全域城市化也同樣如此。中國城鄉之間的關系也并非總是同時發展，而往往是一快一慢、一張一弛、一靜一動，是相反相承、對立統一的關系。城市是中國經濟發展極，農村是中國社會穩定器，鄉村振興不是要將農民留在農村，靠農業致富，更非要將農民土地財產化，讓農民享受所謂財產性收益，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始終要為農民提供農村生活的保底和進城萬一失敗的退路。我們只有真正理解了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存在的合理性和解決問題的過程性，才能最終達到最終實現生活在幸福富裕中的目標，讓全國所有人民都共同富裕。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我們眼中始終要有人，關注發展不平衡，關注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歸根結底是要關心其中的人。當前，中國越來越多的農民正在進城，從縣域流動到區域中心城市，從區域中心城人口流動到全國中心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區人口流動到東部沿海地區。這種流動是每個人的權利，也是每個人的選擇，是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方式，而正是通過這樣的人口流動，才實現了更高的經濟效率，并且讓最多的人共享了現代化建設成果。同時，也正是有了農民進城，讓留守農村的職業農民有了擴大經營規模搞現代農業的機會，以及縣城人口向更大城市流動，從而使更大城市具有更高效率。
中國未來城市化應當遵循經濟規律和城市化規律。全世界在現代化過程中，人口都是高度城市化且高度集中的，中國也只可能如此。當前，中國沿海城市經濟帶就是一個龐大的城市群，該城市群內部的農村也已經城市化了，因而縣域經濟極其發達。相對而言，中西部地區農村不再可能工業化，縣域經濟也只有不多的經濟成長空間，中西部地區城市化的重點應著眼省會城市和以地級市為主的區域中心城市，縣城往往只是為縣域提供公共服務的載體，很難成為農民城市化的主要目的地。
由此，中國農村在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標、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實踐中，地方政府應該注重解決普遍存在的誤解，其中最迫切需要糾正的是，避免盲目發展縣域經濟，以及烏托邦式的美麗鄉村建設。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載《北京工業大學學報》2022年第5期，原題為《區域差異與中國城市化的未來》。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縱橫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