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里的村莊研究
內容摘要：我們調查研究的“城中村”，基本只限于第一種類型，因為它們最突出地呈現出村落終結的特點，這個類型的村落在廣州市139條“城中村”中約占1/3,本文中“城中村”概念的使用，也特指這一種類型的村落。
關鍵詞：村落；城中村；研究；巨變；都市
10年前，我曾翻譯了法國著名農村社會學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 的一本經典著作《農民的終結》， 這個話題， 對于當時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來說， 似乎還非常遙遠。孟德拉斯在書中指出，“20 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 這就是在20 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 因為在此之前的上個世紀， “較之工業的高速發展， 農業的緩慢發展可以給人一種安全穩定、千年平衡的印象， 與工業的狂熱相對照， 農民的明哲適度似乎是永恒的： 城市和工業吸引著所有的能量， 但鄉村始終哺育著恬靜美滿、安全永恒的田園牧歌式幻夢”， 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鐵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震撼和改變了整個社會結構。
事實上， 在中國一些較發達的地區， 這個過程在1980 年代就已開始了。當然， 對于整個中國來說， 這種“巨變”可能要延續很長時間， 不過， 在上述地區， 這種“巨變”正在加速進行。人們原來以為， 村落的終結與農民的終結是同一個過程， 就是非農化、工業化或戶籍制度的變更過程， 但在現實中， 村落作為一種生活制度和社會關系網絡， 其終結過程要比作為職業身分的農民更加延遲和艱難， 城市化并非僅僅是工業化的伴隨曲， 它展現出自身不同于工業化的發展軌跡。
一、問題的提出和方法、假設的交代
“城中村”在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和熱門的話題， 圍繞著“城中村”， 街談巷議中也有各種各樣的故事。近20 年來， 珠江三角洲的工業和城市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擴張， 這種高速擴張似乎是引發產生“城中村”這種獨特事物的直接原因。但問題并非如此簡單， 因為在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中， 這種“城中村”現象還幾乎從未出現過。所以， “城中村”現象的產生， 一定與中國的比較獨特的因素相關聯， 這就很容易使人們聯想到中國已經實行了幾十年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但這種戶籍制度是所有中國村落共有的， 所以還應當有另外的特殊機制在起作用。而這種機制究竟是什么， 則成為激發我們研究熱情的一個懸念。
在調查之前， 我們原來設想， 所謂“城中村”， 就是在很多城市的城鄉結合部出現的、已經轉為以從事工商業為主的村落， 是城市地域擴張的一種自然延伸， 大概就類似于北京的“浙江村”、“韓村河”那種村落， 無非是生活和工作都很城市化了， 只不過房子矮一點、商業氣氛淡一點而已。然而， 當我們到作為華南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廣州市“城中村”進行實地調查時， 盡管事先已閱讀了一些相關的資料， 還是感到一種心靈的巨大震撼并驚訝地失語。
因為現實呈現給我們的“城中村”， 與我們心目中原來的想象， 實在有太大的距離： 就在繁鬧的市中心區域， 就在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之中， 每個“城中村”就像在方圓幾公里人為制造的一個整體的高達20 多米的水泥巨物。震撼還不僅僅來源于此： 這個水泥巨物”并不是由某個公司或某個經濟集體建造的， 其基本的住宅樓是一家一戶的個體蓋起來的， 但在土地和房租收益的刺激下， 建筑已完全失去個體差異的美學意義， 經濟的鐵律也碾碎了中國傳統村落和諧人居空間的文化意義”。在連接著的非常雷同的7 、8 層高的建筑物中間， 是由原來的宅基地間隔確定的寬約1.5 —2 米的街道， 但在第2 層樓以上， 為了最大化地擴展住宅建筑面積， 街道兩旁的樓都伸展出來， 幾乎把露天的地方全部塞滿， 形成當地人戲稱的“貼面樓、“親吻樓”和“一線天”。村落中的大部分住宅， 白天房間內要靠電燈照明， 村里的街道也形同“地道”。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 村里的人氣和商業氣氛卻很旺， 狹窄幽暗的街道兩旁， 排滿各種商店、雜貨店和服務網點， 在村里居住的人除了村民之外， 還有幾萬租房而居的外來打工者。
都市里的這種“城中村”， 既像是古老歷史的遺物， 又像是快速城市化過程中新生的活體。發生在城中村”里的種種故事， 也遭到一些媒體和學者的簡單非議。一位學者寫道，“城中村” 的規劃、建設、管理極其混亂， 外來人口膨脹， 內面的出租屋成為黃賭毒的溫床， ‘超生游擊隊’的藏身之穴， ……這些和現代城市的生態、整潔與舒適是大相徑庭的”。還有一位記者評述道， 這些“洗腳上田”的農民， “他們不用勞作， 有村社的分紅和出租屋的租金， 足可以高枕無憂?！麄兂蔀榫幼≡诔鞘欣锏奶厥馊后w——出入城市公共場合， 卻沒有得體的打扮和相應的氣質， 對宗族觀念、對求神拜佛的尊崇彌漫了整個村落。城市在進化， 村莊在消失， ‘村’ 民在夾縫中裂變。老人在麻雀桌上消磨著他們的最后歲月， 中年人在文化水平低下、被社會的先進產業淘汰的情況下， 固守現狀， 任何一項有關‘城中村’新政策的出臺， 都會令其對自己的生存狀況擔憂”。
2000 年9 月6 日， 廣州市召開“城鎮建設管理工作會議”， 確定在未來5 年要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建立整體協調的大都市城鎮體系。這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 就是要在5 年之內基本完成中心城區內“城中村”的改制和改造， 在城市規劃區內全面推行農民公寓建設， 基本沒有土地不以務農為主要職業的農民， 全部成建制地轉為城鎮居民， 實行城市化管理。然而， 與這種樂觀的規劃形成對照的， 是廣州市市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現出的出人意料的審慎和冷靜： 他認為， “城中村”的改造“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 有的可能要花一兩代人的時間， 并不是3年、年、10 年可以改造好的”。
從宏觀上來看， 城市化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會結構的必由之路。而且我們通常認為， 這個城市化的過程是充滿農民的歡慶、喜悅和夢幻的。然而， 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環， 在這村落的終結點上， 為什么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千年村落的文明裂變和新生的艱難？ 我們在本文提出和試圖回答的問題是： 在世界城市化的經歷中， 為什么惟獨在中國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出現了“城中村”？ 它是農民的一種理性選擇還是一種非理性的構造？“ 城中村” 的頑強存續究竟是一種什么機制或功能在起作用？ 改造“ 城中村”究竟應當從哪里入手？
把村落終結過程作為研究對象， 比較適用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參與觀察了， 在對歷時性的“ 過程” 研究方面， 一個時點上的共時性問卷調查顯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盡管利用問卷調查數據進行生命歷程的研究已經取得很大的突破， 但數據反映“ 過程” 還是欠缺“ 豐滿” 和“質感”。當然， 對個案的參與觀察研究， 也容易囿于個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釋力。我們的目的也許過于宏大了一點， 我們試圖在研究中建立一種關于中國村落終結的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想類型（ Ideal Type） 。
在中國改革開放后村落城市化過程的鏈條上， 社會學已經有眾多不同類型的散點研究， 如周大鳴對廣東都市里的村莊“ 南景村”的研究， 王春光、項飆、王漢生等對都市外來流動民工和農民小業主聚居地北京“ 浙江村” 的研究， 折曉葉對高度工業化的東南地區超級村莊“ 萬豐村” 的研究， 陸學藝等人對北方地區初步工業化的“行仁莊”的研究， 王銘銘對發達地區農業村閩南“美法村”、“塘東村” 的研究， 黃平等人對欠發達的民工流出地4 省8 村的研究， 等等。通過對村落城市化鏈條每一個發展環節理想類型的建立， 就可以在理論上再造中國村落城市化的生動而又豐富的全過程。
本文的經驗材料來自2001 年10 月對廣州市7 個“ 城中村” 的調查， 它們是石牌村、棠下村、瑤臺村、三元里村、同德村、冼村、楊箕村、林和村和獵德村。我們在調查中訪談了部分政府管理者、村干部、村民和居住在“城中村” 的外來打工者， 形成了一個更加深入細致的訪談調查的結構性框架。這是一項關于“ 都市里的村莊” 研究課題的初步調查， 所以本文也相當于此項研究的開題報告。據統計， 廣州市共有139 條“ 城中村”， 以“ 條” 而不是以“ 個” 為單位來計算“城中村”的數量， 表現出“城中村” 融入城區的特點。這139 條“ 城中村”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處于繁華市區、已經完全沒有農用地的村落； 二是處于市區周邊、還有少量農用地的村落； 三是處于遠郊、還有較多農用地的村落。我們調查研究的“ 城中村”， 基本只限于第一種類型， 因為它們最突出地呈現出村落終結的特點， 這個類型的村落在廣州市139 條“ 城中村” 中約占1/3 , 本文中“ 城中村” 概念的使用， 也特指這一種類型的村落。
二、“城中村” 的產生： 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的刺激
要想了解“城中村” 產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般來說應當從“ 城中村” 本身作為城鄉二元混合體的典型特征入手。如果說在市場經濟和再分配經濟之間存在著“ 混合經濟”的話， 那么“城中村” 就是在城市和村落之間存在的“ 混合社區”?！?城中村” 的生活方式已經完全城市化了， “村民” 們也都居住在市區、甚至是中心市區， 他們已經完全不再從事或基本上不再從事屬于農業范圍的職業， 甚至他們的戶籍也已經全部或絕大部分轉為城市戶口。那么根據什么還稱他們為“村落” 和“村民” 呢？ 難道以上這些方面不正是我們平常區別“ 村民” 和“市民” 最通行的標準嗎？
“城中村” 的村落特征或許顯示出我們容易忽視的一些更深層的城鄉差異的體制因素。這些因素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土地制度的差異。根據法律， 城市所有土地的產權歸國家所有， 而村落土地的產權歸村落集體所有， 在城市化的過程中， 國家可以征用作為農民生產資料的農用地， 但難以征用作為農民生活資料的宅基地， 所以“ 城中村” 嵌入市區的住宅用地和部分村集體房產用地至今還是歸村集體所有， 我們在隨后的分析中會看到這種差異的重要性和巨大影響； 二是社會管理制度的差異。根據法律， 城市社區由作為基層政府派出機構的“街道辦事處”管理， 管理的一切費用由政府財政承擔， 而村落社區則由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民委員會” 管理， 管理的一切費用由村集體承擔， 這是形成我們在后面要分析的“村落單位制” 的一個根本的因素； 三是與土地制度和管理制度相聯系的“ 村籍” 制度。我們容易認為， 城市化的主要阻礙是一個戶籍制度問題， 農民身分的轉變就是從農村戶籍轉為城市戶籍， 但“ 城中村” 的“村民” 已經由于耕地的征用而幾乎全部轉為城市戶籍， 但他們仍然保留著“村籍”， 對他們來說， “村籍” 比“戶籍” 重要得多。正是因為具有“村籍”， 他們同時也是強大的村集體經濟的股東， 并因此與外來的村宅租客和一般市民在經濟地位上有極大的差別， 從這一點上來說， 他們寧可為“村民” 而不愿為“市民”。
問題在于， 就宏觀正式制度來講， 全國都是一樣的， 為什么惟獨在珠江三角洲這樣的地區出現如此密集的、把土地使用價值最大化利用的村落建筑群體？ 農民難道沒有意識到， 這種違反城市人居空間規則的異化的建筑“怪物”， 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意味著“短暫的生命” 和“最終的毀滅” 嗎？ 即便是從經濟收益的角度看， 農民為什么不能把住宅蓋得更“ 優雅” 一些， 同時也把租金提高， 就像房地產商開發的住宅區那樣？ 是農民缺乏房地產商的資本實力和開發眼光嗎？ 對此問題， 很多學者從制度變遷的角度進行分析， 認為這是發達地區超高速的城市化擴張與嚴重滯后的村落制度變遷之間形成的巨大落差造成的，這種落差形成城市化的社會理性與農民個體非理性行動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而“城中村” 就是這種矛盾和沖突的“異化物”。我們在本文中則更傾向于從一個相反的個體理性選擇的角度來分析“城中村” 產生的原因， 因為這樣更能夠從邏輯上推導出改造“城中村” 的真正難點。
從個體理性選擇的角度看， “城中村” 這種特殊的建筑群體和村落體制的形成， 是農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況下， 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結果。但是， 農民是否具有或能夠具有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 這本身就是學術界長期爭議的一個問題。社會學和人類學中大部分注重“小傳統”、“地方性知識”的實體主義學者， 都認為小農是缺乏現代經濟理性的， 并往往陷入非理性的“深層游戲”， 即使不能武斷地認為他們是非理性的， 小農具有的所謂“理性” 也是一種不同于“功利主義”的“另類理性”， 對于生活較為富裕的農民來說， 這是因為農民在缺乏資本積累和增值的外部刺激情況下保持的“安逸自足” 和“明哲適度” 的生活態度， 而對于生活艱難的農民來說， 則是出于規避生活風險的“生存理性”。與這種小農“ 另類理性” 的解釋相反， 很多經濟學家和一些歷史學家論證了以“經濟理性” 解釋小農經濟行為的“普適性”， 認為農民的潛質其實與土地投資者沒有什么差異， 一旦有來自外部的新的經濟刺激， 農民一樣可以走出支配他們的“生存邏輯”， 做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其實， 從過程分析的角度看， 這兩種觀點并不存在根本的理論沖突和差異， 沖突和差異只在于我們是否能夠假設會發生使農民從“生存理性” 過渡到“經濟理性” 的“巨變”。而對于瀕臨“村落終結” 的“城中村”的“村民” 來說， 這種“巨變” 是真實地發生了。
我們在調查中了解到， 村民每戶的宅基地面積在70 多平方米， 用市畝制計算， 也就是一分多地。農民創造的“一分地奇跡”， 是最大化地利用了土地價值， 把樓蓋到6—8 層， 使擁有的住宅建筑面積增加到400 —600 平方米， 而且建筑從2 層以上探出， 最大限度地擠占了公用街道的“空域”， 盡管并沒有占用公用街道的“領土”。“村民” 們一般是自己居住一層， 而把底層的鋪面和其他住房全部出租。鋪面的租金要視商業位置而定， 差異較大， 而住房的租金一般在每平方米每月10 —15 元， 這在市中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便宜的價格。每層樓一般有兩個單元房， 但由于租客很多是外地單身來打工的， 所以一個單元也可能是幾個租客合住。“城中村”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 一個單元的租金并不是固定的。比如， 一個單元如果一家人居住， 租金是每月600 元， 但如果是4 個單身合住， 就是每月800 元， 每人分攤200 元，5 個人合住每月就是900 元， 每人分攤180 元，6 個人合住則是每月1 000 元， 每人分攤160 多元。但是這種邏輯并不會一直持續下去， 因為“村民” 們已有了住房折舊的概念和規避“擁擠”風險的意識， 他們有一個約定俗成的符合效用最大化的房客與居住面積匹配的比例。
“城中村” 的這個“故事”， 使我想起張五常應用于亞洲的著名的“佃農理論”。以前， 西方學者一般都認為， 耕地的固定租金制比收入分成制更有利于產出的最大化， 因為固定的租金比隨產出增加而增加的租金對佃農的勞動和資金投入具有更大的刺激力。張五常則根據理論邏輯和經驗數據證明， 在競爭和由于人多地少而造成的勞動力充分供給這種特殊的約束條件下， 耕地的一定的收入分成制也是最有利于產出最大化的合約安排。他的論證邏輯是一個簡單的假設“故事”： 假如一個佃主有一大塊耕地， 他租給一個佃農， 獲得的收入分成率會較高， 因為規模經營的效益可以使佃農不另謀高就。但佃主并不滿足于此， 于是他把土地分租給兩戶佃農， 雖然他的分成率會下降， 但由于耕作規模變小后單位面積的投入增加， 總產出的增加會使佃主的總收入也增加。但是， 如果佃主不斷地把耕地切開分租， 這種分成率下降而總收入提高的邏輯不會一直持續下去， 到某一點佃主再切下去， 佃主的總收入就會下降， 也就是說耕地分租的曲線上， 只有一個點是符合收益最大化而又與競爭均衡沒有沖突的。亞洲某些地區土地改革確定的佃主的分成率不能超過耕地收入的3715 % , 就是接近這個點的一種分成率， 這說明依靠政府管制實行的土地改革的成功， 實際上也是一種競爭合約的成功。
“城中村” 的“房租故事” 與張五常的“ 地租故事” 很相似。實際上， 城市土地的收益率， 存在著一個自由競爭的均衡價格， 在某種制度約束和管制的條件下， 會出現收益率降低和“租金消失” 的現象， 但“租金” 不會真正的消失， 它會以別的形式得到補償或以政府成本的形式表現出來?！俺侵写濉?的住宅建筑不是沒有制度約束的， 政府規定村民的住宅最高可以蓋到3 層半， 否則就要罰款， 但村民們都違規蓋到6—8 層， 因為租金增加的收益足以超過罰款付出的成本。在市區地價高漲的情況下， 一般分布狀態的6 —8 層的住宅還不足以達到土地收益的均衡價格， 而6 —8 層似乎是政府可以容忍“村民”違規建筑的最高極限， 在此情況下， “村民” 為了補償自己的土地收益低于競爭均衡價格的差價， 就只有最大化地利用可支配的面積和空間， 這就是“城中村” 密集建筑“怪物”產生的根本原因。所以， 如果在改造“城中村” 的過程中， “村民”不愿意損失租金收益， 政府也不愿意付出巨額補償， 惟一的辦法， 就是使住宅向更高層發展， 以更高層的空間收益置換目前空間收益， 這樣才能基本保證達到或接近市區土地收益的競爭均衡價格。
三、“村落單位制” 到“村落公司制” 的轉變： 共生、共有和分紅
“單位制” 原本是特指中國再分配經濟體制下城市國有部門的組織形態， 已有眾多的研究。在“單位制” 下， 國家機關、國有企業和國有事業單位， 不僅是一個工作或經營單位， 也是一個社會生活和政治管理單位， 單位成員在身分、就業、養老、醫療、福利等諸多方面， 都對其所在的單位組織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在“城中村” 里， 我們發現也存在著與這種組織形態很相似的“村落單位制”， 盡管“村民”已經沒有了耕地， 也多數不在這個村落中工作， 但他們在收入、生活、情感、社會交往、心理認同等諸多方面， 卻依然對自己的“ 村落” 具有很強的依賴關系。
“村落單位制” 是兩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一是村落管理制度下共同生活的社會關系網絡， 二是村落集體經濟產權下的分紅。在“ 村落單位制” 下， “ 城中村” 就像是鑲嵌在都市的汪洋大海里的一個個孤島， 大海是一個陌生的世界， 而孤島中是一個熟人社會。
村落管理與街道管理實際上有很大的差異。在街道社區的管理中， 街道辦事處只負責有限的事務， 而教育、衛生、治安、供水、供電、道路、環境建設、征兵等社會事務， 都是由條條的相關機構直接負責的； 而在村落社區的管理中， 村民委員會幾乎要負責與“ 村落生活” 有關的這一切事務， 村長的責任就類似于村落這個大家庭中家長的無限責任。街道社區建設和管理的費用是國家財政支付， 而村落建設和管理的費用是村集體支付。棠下村里生活著6 000 多原“村民”和3 萬多外來打工者， 為了管理村落社區生活， 村集體雇傭了100 多個治安人員，30 多個衛生保潔人員， 15 個市場管理人員，6 個計劃生育管理人員， 20 多個垃圾運送人員， 此外村集體還要負責1 000 多老年村民的養老金、村民的醫療補貼、村小學教師工資外的福利補貼及小學硬件建設、村道路和管線的建設、村民服役的補貼、獻血補貼、上高等學校補貼， 等等。
該村的集體經濟一年的純利潤約1 億多元， 其中約12 % —15 % 要用于以上這類社區管理、建設和服務的公共支出。這種公共支出的比例關系在其他“城中村” 也大體如此。如石牌村原“ 村民”9000 多人， 外來的居住者4 萬多人， 每年村集體純收入平均9 000 多萬元， 稅收500 —800 萬元， 日常行政支出幾百萬元， 用于社會事務的公共支出1 000 多萬元， 剩下可供分紅的利潤4000—5 000 萬元。村集體對“城中村” 社區生活的全面負責， 形成了“村民” 對“村落單位” 的依賴， 但這種依賴還因為另外一個更深層的原因， 這就是具有村落排他性的、社區內非村民不能分享的村落集體經濟分紅。
“城中村” 早期的集體收入來自一些集體興辦的勞動密集產業， 如紡紗、釀酒、造紙、制磚、制茶、石料加工、服裝加工等等， 但隨著城市勞動力價格和土地使用價格的升高以及城市勞動密集產業的衰落， “城中村”經歷了一個“去工業化” 的過程， 現在村集體的收入主要來自村集體的物業收入。管理村集體經濟的組織是“ 經濟聯社”， 下屬若干個“ 經濟社”， 它們都獨立核算， 與行政管理上的村委會和村民小組實際上是一體化的。在這里我們仍能看到過去農村人民公社體制下公社、大隊、生產隊“ 三級管理、隊為基礎”的影子。對于“ 城中村” 來說， 公社徹底解體了， 但大隊和生產隊的組織遺產卻保留下來， 成為“ 村民” 在股份合作的基礎上重新組織起來的組織架構， “村民” 們既是“經濟社”的股東， 也是“經濟聯社” 的股東。
“經濟聯社” 和“經濟社” 實行的是“股份合作制”， 而它與“股份制” 和“ 合伙制” 都有區別， 實際上是村行政與村經濟一體化的產物。“股份制” 是“一股一票”， “股份合作制”卻是“一人一票”；“合伙制” 的合伙者都是老板， 并可退出資本， 而“股份合作制” 的一般村民股東談不上有什么決策權， 股份也不能退出。但也有共同點， 就是按股份分紅。
股份的分配依據兩個原則： 一是“按籍分配”， 凡是村民， 不分長幼， 股份平等， 一般每人5 股， 俗稱“人頭股”； 二是在此基礎上的“按工齡分配”， 每一年工齡折為一股， 俗稱“ 年資股”?！叭祟^股” 加上“年資股” 有一個最高限， 一般是25 —30 股， 股份可以繼承， 但不能轉讓、退股和抵債。由于“城中村” 主要是物業收入而不是產業收入， 所以基本上沒有其他發達地區工業村出現的“資金股”、“技術股” 和“關系股” 等。
近兩年， “城中村” 發生了或即將發生兩個重大的體制轉變： 一是經濟體制從“經濟聯社” 到“集團公司” 的轉變， 這是“村民” 主動選擇的合約式轉變； 二是行政管理體制從“村民委員會” 到“街道辦事處” 的轉變， 這是政府主導的新的制度安排。這兩個轉變的過程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是實質轉變快于形式轉變， 而后者是形式轉變快于實質轉變。
在經濟體制轉變方面， 1994 —1995 年， 為了避免村民流動和遷移帶來的股權糾紛， 徹底解決集體經濟產權內部邊界不明、產權主體不清的問題， 在“ 村民” 的呼吁、推動和政府的支持下， “城中村” 先后實行了“一刀斷”的產權制度改革， 從一個時點開始， 實行“生不增、死不減、進不增、出不減”， 即村落新增人口、勞動力不再增加股份， 減少人口也不再減少股份， 此后不論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增加或減少， 都由股東按股份共有。這項“股份固定化”改革以后， “村民” 獲得幾乎完整的產權， 自己的股份不僅具有收益權， 也有了自由處置權， 股份不僅可以繼承，也可以轉讓和抵押了， 但退出還是有限制。這樣， 產權的運作不再是遵循村規民約的非正式制度， 而成為遵循法律的正式制度， 在此基礎上進行“ 公司化”， 也是順理成章的了。但是， 由于這種“公司” 的收入主要來自幾乎是“ 無成本”的物業收入， 所以產權的占有和收益具有集體的“封閉性”， 它不允許外部資金的注入來改變產權結構和分享收益。
另一項轉變是行政管理體制方面的。2000 年， 政府為了加快城市化速度，出臺了“‘ 城中村’ 整治建設計劃方案”， 要求“城中村” 逐步實行“政企分開”， 村集體經濟組織要進行公司化管理， 原村委會及其管理社會事務的職能， 由街道辦事處替代。然而， 截止我們調查的時候， 這種管理形式的轉變并沒有帶來實質的變化， 村里除了不再負責外來人口的暫住登記， 其他一切社會事務仍然是由村里負責， 村“集團公司” 成了“影子內閣”， 因為政府很難、并且也并不急于拿出巨額財政來替代原村委會管理社會事務的公共支出。原來設想的“ 村落” 改“ 街道”這種結束村落體制的根本性制度變遷， 似乎并沒有真正改變了什么。
“村落單位制” 與“國有單位制” 實際上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即單位利益的排他性和對內部福利的追求， 增加了其內部的凝聚力， 但限制了資源的流動并加重了社會事務管理的成本。改變“單位制”的關鍵， 不論是“村落單位制” 還是“國有單位制”， 都不是某種形式化的制度變遷， 而是要找到替代或消散“單位制” 的“社會事務成本” 的辦法。
在“城中村” 從“村落單位制” 到“ 村落公司制” 的轉變中， 如果其“ 社會事務成本” 真的可以由政府公共支出替代， 運行的效率和效益應該是提高的。然而在調查中， “ 城中村” 的干部似乎并沒有對此前景表示樂觀， 不知究竟是因行政管理權力的失落還是由于村經濟的發展本來就很難離開這種權力的支持。
四、“城中村” 的社會分層結構： 存在的和生成的
在“城中村” 社會分層結構中發揮作用的分層因素， 一是身分和房產， 二是組織權力， 三是資本， 四是知識技能。
首先是身分上“有村籍” 和“無村籍” 產生的分層?！?無村籍” 者的收入幾乎全部來自經營和勞動， 而“有村籍”者的收入主要來自三塊： 分紅、房屋出租收入和經營勞動收入。分紅和房屋出租的收入一般都遠遠高于經營勞動收入， 所以“ 有村籍” 者的經濟地位， 不僅高于外來“無村籍” 的打工者， 也遠非普通的市民工薪階層可以望其項背。不少“城中村” 的“村民” 完全靠分紅和房屋出租收入過著悠閑的日子， 成為新型的“ 租金食利階層”。即便是“ 村民” 自己住宅的鋪面， 一般也都租給別人經營， 他們自己并不屑于從事這種勞累的“ 微利” 生意?！?村民” 們自視為“城中村” 里的上層， 一些富裕的“ 村民” 已經另購住宅， 搬到環境幽雅的地方居住， 因為他們認為與外來打工者混居， “影響了孩子的成長和素質”。
其次是“有村籍” 者內部由于擁有“組織權力” 的不同而產生的分層。“城中村” 雖然只是一個很小的社會， 但管理體系卻有很多等級， “ 經濟聯社” 有財務部、物業管理部、勞資人事部、行政辦公室、法律顧問室等， 其下屬的“經濟社”又有很多分屬機構。此外， 治安、衛生、市場管理、計劃生育、教育、養老等方面的管理人員都由“ 本村人” 擔任， 他們都擁有不同的組織權力資源?！氨敬迦恕?擔任管理工作的薪水都是不菲的， 如村一級的領導年薪可達1 0 萬元。組織權力的分層作用還不止如此， 因為擁有組織權力的人更能夠使他們的房產獲得較好的收入， 并把他們的存款變成“活資本”。
第三是在“無村籍” 的外來人員中因“ 有資本” 和“ 無資本” 而產生的分層。每個“ 城中村” 居住的幾萬外來人口， 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 有資本” 的在街面上從事各種商業和服務業的小業主， 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個體戶”； 另一類是“無資本” 的完全靠打工生活的工薪階層。不過， 這種“有資本” 與“無資本” 之間的差異， 并不像通常認為的那么大， 這可能是因為在“城中村” 住的小業主都是從事小本生意的， 很多是家庭自雇人員， 他們在繳了鋪面租金和稅費之后， 所剩的收入其實也就是略高于普通工薪階層而已。在這里我們看到所謂“第三產業” 的復雜性。在“城中村” 里， 本村的“ 房地產主” 和外來的“ 小業主” 從事的都是第三產業， 但經濟地位和社會等級卻有很大的差異， 而這種差異甚至要大于農業和工業的差異。另外我們也觀察到， 在“ 城中村” 這樣的經濟活躍區域， 存在很大一塊“ 隱形經濟”， 像“ 村民” 租房這樣的大宗經營活動， 是GD P 里統計不到的， 所以與一些地區相反， 這里的GD P 不是因為有“統計水分” 高于實際增加值， 而是因為有“隱形經濟” 低于實際增加值。
最后是在“打工族” 中因擁有的“知識技術” 的差異而產生的分層?！按蚬ぷ濉?都是“ 無資本” 的工薪階層， 但由于具有“知識技術” 上的不同而產生“ 白領” 和“ 藍領” 之分?！?城中村” 居住的“白領” 一般是從事企業技術員、營銷人員、教師、醫生、出租車司機、編輯、記者、公司文員等職業，“藍領” 一般是從事加工制造業雇工、建筑裝修業雇工、餐飲商鋪等服務業雇工、運輸裝卸工、散工等。除此之外還有“ 發廊小姐”之類的“ 粉領” 以及從事非法行當的“黑領”。我們在調查中發現， 近幾年來流動“打工族” 中出現了一個新的發展趨勢， 即外來打工者已經不都是來自鄉村， 從小城市到大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城市到發達地區城市、從經濟不景氣城市到經濟活躍城市的流動打工者越來越多， 這也許是一種新的流動就業大潮的前兆?！俺侵写濉?的“打工族” 中的“藍領” 多數過去是農民， 而“白領” 則多數過去就是城市職工。
以上是“城中村” 里“存在的” 社會分層結構， 但這個結構并不是凝固不變的， 在個體理性選擇的機制下， 正在“生成的” 或“建構的” 分層過程并不是原有結構的“復制”?！?城中村” 里的小業主和“打工族白領”， 他們或者是由于具有旺盛的創業精神， 或者是由于具有“ 知識技術” 的優勢， 在分層體系中具有良好的社會升遷前景， 從“ 城中村” 里已經走出了一批批成功的創業者。而一些屬于“城中村” 上層的“ 租金食利者”， 由于“ 知識技術” 上的劣勢地位， 他們難以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 安逸和無所事事的生活又銷蝕了他們的進取、創業精神， 所以在流動的分層體系中具有社會下滑的可能， 他們中的一部分最終會成為不進則退的農業文明的守業人。
五、村落社會關系網絡： 分家和“富不過三代”
村落是一個以血緣、親緣、宗緣、地緣等社會關系網絡構成的生活共同體， “ 城中村” 也不例外。在過去村落“組織起來” 的過程中， 人們曾試圖打破這種社會關系網絡， 以現代法人的行政體系或經濟組織來替代， 但很少成功過。這些外部注入的現代構造， 在嵌入村落社會關系網絡之后， 都被潛移默化地進行了徹底的改造。甚至進城的“流動農民”， 他們就像“ 新客家人”， 在進城打工以后， 還會把他們的村落社會關系網絡移植到城市， 形成像北京“ 浙江村” 那樣的生活共同體。人們難以理解， 這種傳統的村落社會關系網絡為什么有那么大的延續力量？
地處城市中心的“城中村”， 雖然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非常城市化了，但原有的社會關系網絡并沒有因此而發生斷裂。“城中村” 的“村落社區” 與城市的“街道社區” 和“單位社區” 都有很大的差異， 它不是一個由陌生人構成的生活共同體（如街道和物業小區）， 也不是一個僅僅由業緣關系而構成的熟人社區（如單位宿舍大院）， 而是一個由血緣、親緣、宗緣和地緣關系結成的互識社會。
“城中村” 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在非常擁擠的建筑群中， 似乎只有三處豪華建筑具有空間的“特權”， 可以超越“租金最大化” 邏輯， 這就是宗祠、小學幼兒園和老年活動中心， 它們是作為村落里敬祖同宗、尊老愛幼的共同價值觀象征而存在的?！俺侵写濉?一般都有3 —5 個大姓， 不同的姓有不同的宗祠， 宗祠的氣派是該宗村落地位的象征， 村落權力配置一般要與其宗族結構相協調才能“擺得平”。華南村落中的宗族關系似乎遠比華北農村盛行， 這可能是由于整體遷移性群落對他們的“根” 都有特殊的關注。
從我們訪談調查的情況來看， 由于各種復雜的親屬和聯姻關系， 平均每戶村民至少與20 戶村民具有血緣和親緣關系， 大的家族可以把這種關系擴展到50 戶甚至上百戶。在宗族群體的地位劃分之下， 是家族之間的地位劃分。宗族就像村落“集團公司”下屬的“主干公司”， 而家族是“主干公司” 下屬的“子公司”。在經濟組織產權架構的下面， 是深層社會關系網絡的基礎。
村落“大家庭” 的內聚力， 與村落社會關系網絡的相對封閉性有重要關系， 這種相對封閉性保證了村落“做蛋糕” 的集體與“ 分蛋糕” 的集體基本一致。過去村里有嫁出村的姑娘， 也有娶進村的媳婦， 大體保持著集體利益的平衡。但進入20 世紀90 年代后， 這種相對封閉性下的平衡已難以保持， 年輕一代與城市青年的“ 涉外婚姻” 越來越多， 作為村落社會關系網絡基礎的集體經濟利益受到威脅， 因為“ 分蛋糕” 人數的增加意味著平均分配數額的減少。所以， 到90 年代中期， “城中村” 大多數都實行了此后任憑生死婚嫁而股份不再變動的制度。
在中國的歷史上， 歷來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 這也可以被稱為“ 家族盛衰循環定律”。
對此“定律” 的道德解釋是， 富家子弟多半是紈绔子弟， 是敗家子，其實這并非是普遍真實的， 因為人力資本的家庭再生產假設更容易得到證實。從繼承制度上對此“ 定律”進行解釋似乎更加可信： 中國傳統的家庭財產繼承制度與歐洲國家有很大不同， 也與中國的皇位繼承制完全不同， 它不是聚集財產和權力的“ 長子繼承制”， 而是分散財富和權力的“ 兄弟分家制”。這種“兄弟分家制”的功能類似于現代國家的“ 遺產稅”， 似乎是一種國家的設計， 它不允許一個家族的力量無限擴大， 可以與皇權和國家抗衡。對于家族的盛衰來說， 創業人去世后的“ 分家”， 往往成為產生內隙、內訌和由盛變衰的轉折點。在一些家族企業悲壯的盛衰史上， 我們仍可以看到這一“定律”在起作用。所以， 歷來大家族規避和抵御衰落風險的根本辦法， 就是不“分家”， 因為“分家” 就意味著產權和社會關系的重組。
“城中村” 實際上就是一種由血緣、親緣和宗緣等社會關系網絡聯結的“ 大家庭”。這種村落社會關系網絡， 具有聚集財富和資金的實際功能， 村落股份制一般都有不能退股的嚴格規定。農民在改變職業身分以后， 之所以對村落社會關系網絡還有那么大的依賴性， 是因為他們面對一個新的陌生社會， 有著共同抵御風險和外部壓力的需要?！俺侵写濉崩锎迓渖鐣P系網絡的頑強存在， 實際上是“村民” 們為了“大家庭” 的持續興旺而堅持不“ 分家” 的結果。他們本能地按照自己的理性選擇， 試圖保持他們“大家庭” 的氣脈不斷。
六、改造“城中村” 的邏輯： 政策和產權置換資金
村落制度是“城中村” 的村民們世代生活的規則， 這里活躍著各種各樣的為現代城市所不容的“隱形經濟”， 形成“城中村” 的“繁榮”， “村民” 們希望他們因此而獲得的收益能夠長期保持。但是從城市管理者角度看， “城中村” 似乎有成為“新貧民窟” 和“藏污納垢” 之地的可能。而且“城中村” 的超密集建筑群體， 在日新月異的城市發展中， 的確像是一個現代社會的“異物”。這樣， 城市現代化的鐵律和村落集體對這一鐵律的“抗拒” 形成了人們擔憂的沖突。
實際上， “城中村” 的徹底改造要比“城中村” 建立街道辦事處的改制艱難得多， 因為改造不僅意味著搬遷和翻建， 而且意味著產權的重新界定和村落社會關系網絡的重組?！俺侵写濉?的改造仍然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一些“ 城中村” 的領導已經意識到這種必然性， 開始進行改造自己“城中村” 的經濟核算。根據石牌村的測算， 全村各類房產的建筑面積約100 多萬平方米， 按“村民” 可以接受的平均每平方米2 000 元的價格計算， 買下全村的房產需要20 億元。以此粗略推算， 要買下市中心40個“城中村” 的房產就需要800 億元， 這將是一項耗資比“三峽工程移民”還巨大的動遷（三峽移民總投資約600 億元） 。不過， 與三峽移民不同的是， “城中村”的土地都是可以生錢的“ 活資本”。在很多“ 城中村” 村民的家里或住宅門口， 都供奉著土地神， 兩旁的對聯就是“土可生財， 地能出金”。
在“城中村” 改造的博弈中， 存在著三方對弈者： 政府、房地產商和“村民”?！?城中村” 的最終改造方案， 將是這三方利益平衡的合約安排?！按迕瘛?們的要求是在改造中保護他們的租金收益或對損失的租金收益給予補償， 房地產商的要求是在投資改造中至少獲得平均收益， 而政府的希求是避免財政的壓力和保證市場、社會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 “城中村” 改造的真正難點， 就是改造的資金從哪里來？ 政府的擔憂是， 拆遷過程中的利益沖突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政府自己開發因成本過于高昂難以啟動， 而給予優惠政策吸引房地產商介入開發， 又可能造成房屋過量供給， 沖擊業已趨近飽和的房地產市場， 使目前房地產開發中大量的國有銀行貸款無法收回； 房地產商的擔憂是， 此種拆遷開發中的利益矛盾重重， 不確定的變數很多， 高昂的交易成本會吞沒和消散房地產開發的正常收益， 政府對樓層高度的管制會使開發最終變得無利可圖； “村民” 們的擔憂是， 他們既得的房地產租金收益在開發中得不到保護， 而且會損失市中心區域房地產升值前景的好處（過去的5 年鋪面租金幾乎翻了5 倍左右）， 他們會以幾百年來祖祖輩輩居住在這里為由， 對他們的既得利益寸金必爭。
從純粹開發經營的角度看， 似乎問題很簡單， 要改變“城中村” 為人們所詬病的建筑“ 過密化” 和混亂無序狀態， 無非是開發高度空間來替代低度空間的擁擠。僅就資金來源來說， 香港依靠土地批租獲得財政收入和開發資金的做法以及珠江三角洲以房屋期權聚集建設資金的做法都是現成的成功經驗。但復雜的是開發過程也是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 必須創造一種對弈各方共贏的合約安排才能使開發順利和成功。政府在這種博弈中顯然處于主導的地位， 可以通過另辟一塊住宅地來置換“ 城中村” 的地產； 可以通過放寬房地產商在改造“城中村” 中建筑高度的限制和減免開發中的部分附加費用， 使房地產商有能力以新建住宅的期權來置換“城中村” 在一個規定時點的現有住房； 還可以通過將“ 村民” 現有村落住宅的使用證變更為城市住宅產權證， 使“村民”獲得新房產的完整產權， 從此可以出售和抵押房產， 以此來換取“村民” 在住宅拆遷補償價格上的讓步。
為了防止因“ 城中村” 的改造帶來房屋過量供給和房地產市場的波動， 改造顯然不宜大規模地進行， 而要有步驟、分階段地進行， 不能奢望在短期內完成。城市建設應是百年大計， 切忌在“ 幾年大變” 的沖動下一哄而起。不過， 對規劃中必須改造的“城中村”， 要立即確定和公布改造范圍以及房屋改造補償的建筑時點， 因為在我們調查時， 有些改造中必然要推倒的“過密化” 建筑還在進行新的翻建， 這會進一步增加改造的成本。
過去多數對村落城市化的研究， 都把問題的焦點放在戶籍制度的改革上， 以為戶籍制度的徹底改革， 會使城市化進程一路凱歌。然而我們從“ 城中村”村落終結的過程中看到， 戶籍制度在這里幾乎已經不再發生作用， 但村落的城市化并沒有因此而完成， 村落的終結還要經歷一個艱難的產權重新界定的過程和社會關系網絡的重組過程。廣州“ 城中村” 的情況， 或許有其許多超階段發展的特殊性， 但它預示的村落終結過程中的各種沖突是有普遍意義的。
一個由親緣、地緣、宗族、民間信仰、鄉規民約等深層社會網絡連結的村落鄉土社會， 其終結問題不是非農化和工業化就能解決的。村落終結過程中的裂變和新生， 也并不是輕松歡快的旅行， 它不僅充滿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 而且伴隨著巨變的失落和超越的艱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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