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合作派是指民國時期大力倡導西方合作主義、主張通過合作運動來解決農村問題乃至整個社會問題的學者、政客等組成的社會精英集團。農村合作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薛仙舟、壽勉成、王世穎、伍玉璋、孫錫麒等人。他們大都受過西方合作經濟理論與農業經濟學的訓練，歸國后為合作運動傾注了大量精力。在鄉村建設方面，他們主要倡導通過建立各種合作組織使農民團結起來保護自身利益，復興農村與農業生產。[1]農業合作運動興起于1927年北伐完成之后，受到政府的輔助、農事教育機關的推動以及金融機關農貸業務的支持，日益興盛，并對中國現代鄉村建設運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運動過程中，農村合作派成員逐漸獲得了大量的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使合作運動不僅僅作為一種理論和口號，更是作為一種官方倡導的實踐運動對社會變革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他們所倡導的合作運動救國路線也被稍晚興起的鄉村建設派的鄉村改革實踐，以及共產黨的農村革命運動所借鑒。
一、合作主義的興起與傳入
合作主義（corporatism）于19世紀中后期興起于歐洲，也被翻譯成社團主義或法團主義。早期合作主義是一種影響廣泛的社會運動與社會思潮。一方面它表現為轟轟烈烈的合作社運動；另一方面，隨著合作社實踐的成功，合作主義思想被推崇為介于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種社會建設方案。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合作主義開始與西方福利國家的建設實踐相結合，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也被稱為新合作主義）。合作主義的理論目的是建立一種由國家通過生產合作組織等各種團體對群眾進行控制的社會制度。影響20世紀初期中國農村合作運動的是早期合作主義，因此我們在這里主要討論早期合作主義。
在運動層面，歐洲早期的合作主義運動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合作社的興起與發展。一種是1844年英國羅奇代爾鎮紡織工人自發創立的消費合作社——羅奇代爾公平先鋒社；另一種是1860年德國福來莫斯菲爾德小鎮鎮長雷發巽創辦的信用合作社。“先鋒社”是一個合作購買的代理機構，以批發價買進商品，再以零售價賣給社員，然后將利潤定期分紅給員工，以使工人而不是商人取得利潤。而雷發巽則組織鎮上的農民自己籌款組成合作基金，讓以生產為目的借錢的農民可以低利率貸款，使農民通過互助獲得生產資金。在組織原則上，先鋒社和雷發巽社都實行成員的會費制、有限責任制，以及選舉和管理上的民主制。這兩種合作社成立后立刻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歐洲其他地區、北美乃至日本紛紛開始效仿這種模式建立本土合作社。
早在合作社運動興起之前，合作思想就見諸傅里葉、歐文等早期社會主義學者的筆端。傅里葉曾提出一種生產消費合作組織“法郎吉”，以保證人人參加勞動，從而消滅階級斗爭；而歐文提出的“公社聯合體”與之類似，也是一種財產公有、人人參加勞動的組織。社會主義學者將消滅階級、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寄托于合作組織的建立上。因此，許多社會主義者將合作社運動視作歐洲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組成部分。但是，許多非社會主義者卻不贊同這種觀點。例如法國經濟學家季德認為合作主義運動是介于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因為這一運動雖然批判資本主義，但是并不像社會主義者那樣，要求激進的政治變革，而是選擇階級和解與社會和平改良。[2]無論怎樣，可以看到，伴隨著合作社運動的開展，合作主義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思潮，更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開始發揮其巨大作用。
20世紀初期，合作主義思想開始傳入中國。清朝末年，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率先在京師大學堂開設“產業組合”課程，引進了當時盛行于西方的合作經濟思想。當時他們將合作社譯為“協同組合”、“協社”或“協作社”。[3]這些留學生包括覃壽公、徐滄冰等人。當時徐滄冰主張在城市開展消費合作社運動，而覃壽公認為中國需要開展雷發巽式信用合作社運動，以保護破產的小農免于高利貸盤剝。1919年，薛仙舟從美國留學歸來，將cooperative譯為“合作”，并乘著時代的浪潮，大力呼吁和倡導合作運動，成為了傳播與研究合作經濟思想的核心人物，被譽為“中國合作運動之父”。
到了20世紀20年代，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合作經濟思想獲得了廣泛的傳播。一方面是合作經濟思想的譯著逐漸增多，例如于樹得譯的《信用合作社經營論》（1921）、戴季陶譯的《協作社的效用》《產業協作法草案》（1921）、孫錫麒譯的《合作主義》（1924）等。[4]另一方面，薛仙舟和他的學生主辦的“平民學社”，以翻譯、評論等方式，為合作經濟思想的傳播立下了汗馬功勞。薛仙舟1914年起在復旦大學任教，大力倡導合作經濟主義思想，并于1919年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合作金融機構——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1920年5月，由他指導20多名學生組織成立了《平民》周刊社，后更名為“平民學社”。平民學社致力于介紹和研究西方合作經濟思想，并試圖從合作主義角度探討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從而形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成為當時合作運動的領導中心。
平民學社初期主要的興趣是組織城市消費合作社，試圖效法英國解決中國城市中的勞工問題，因為合作運動本質上是弱小者的經濟自救手段，是經濟上的聯合與合作，是對抗資本的工具。但面對中國實際，成員們開始領悟到城市消費合作社運動與中國社會絕大多數的農民并不相干，必須加以本土化。因此，他們開始關注農民和農村問題，呼吁首先成立信用合作社保護農民免受高利貸的盤剝[5]。1924年7月，平民學社的成員開始大批去西方留學，再加上成員們普遍對自己遠離國民革命運動感到不滿，平民學社宣告解散。但是在平民學社的影響下，合作運動非但沒有停止，反而開始受到國民黨的關注。1930年代，陳果夫成為國民黨合作事業的領袖，任命薛仙舟的弟子，曾經的平民學社成員壽勉成與王世穎，為國民政府合作事業管理局第一任和第二任局長。由此，合作派得以依靠體制力量推行城市與農村的合作運動。這使得合作派相比于同時期從事鄉村建設的其他各派力量、團體有更多機會和能力將主張付諸實踐。從此中國化的合作運動，主要依靠國家與政府的力量來推行，農村社會成為中國合作思考的中心．而不是像歐洲那樣將社會主義與城市消費合作社運動作為合作主義思想的焦點。
二、農村合作派的鄉村建設主張
（一）農村合作的必要性
民國時期，廣大農村地區經濟凋敝，民不聊生。許多渴望變革的仁人志士都致力于探索農村的改革路徑。其中，農村合作派倡導“以合作方式復興農村”，認為合作運動是中國鄉村建設的最好選擇。王世穎曾在杭州農業職業學校發表題為“農業復興問題”的演講，系統分析了當時農村合作的必要性。他認為，中國農村在當時的現狀可以概括為三點：貧窮、散漫和懦弱。中國農村的貧窮已達極點，“一年到頭，手胼足胝，還是不得一飽；他們所住的是茅屋，穿的是破棉襖；一遇到水災旱災，更是餓寒臻至，朝不保夕”[6]。中國農民的散漫表現在“清高缺少同情”。中國的古諺，“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正是這種心態的體現?！拔覈r村一般的人，大都只顧自己，對于別人，很少同情；別人做一件有益于公眾的事，他不去熱烈的贊助，別人做了壞事，也不想方法去勸止；結果成了一盤散沙，不能團結一致，來謀公眾的福利?！盵7]至于懦弱，表現在精神與物質兩個方面。精神方面，農民總是存在一種畏懼權勢的心理。面對去鄉村調查研究或辦理公務的政府人員，疑神疑鬼，不肯直說，甚至嚇得一句話也不敢說。物質方面，農村基礎設施落后、衛生設施缺乏，各種疾病都無法醫治。王世穎認為，正是這些原因導致了農村的破產，導致農民處處受剝削和壓榨卻又不能自我保護。
面對農村凋敝的狀態，復興農村是社會建設的首要任務。在王世穎看來，復興農村就是使其由貧窮變為有能力，由散漫變為同情，由懦弱變為剛毅……以達到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同時能逐步適應現代經濟的要求”。而要實現復興農村的目標，除了要靠政府“他力”的救濟與扶持，更重要的，是依靠農民自身的力量，并且不是農民個人的力量，而是農民“合作”的力量。他說：“要發生能力，便非聯合起來提倡合作運動不可……個人經濟總不及團體經濟的力量。例如買肥料，一個人到豆餅行去買豆餅，肥料商店必定因為你個人所買豆餅有限，可以任意抬高價目……但是如果聯合一百個一千個農夫去買肥料，那時肥料商店必定因為購買豆餅的數量多而不得不誠信交易，降價出賣了?！盵8]因此，中國復興農村的方法，主要是利用合作的方式，改良技術，強化組織。
“合作運動之父”薛仙舟認為，合作分為廣義的合作和狹義的合作。凡一個人的能力精神所不能做，需要集中多數人互相幫助通力合作，就是廣義的合作。狹義的合作，是指某一部分人對于社會上的某幾件事，有缺乏公平便利和種種不滿的感想，如是大家合起能力去經營它，不使第三者從中得什么便宜，成功則大家共享幸福，失敗則大家均分損失。合作運動就是要發揚“狹義合作”的精神，以共同參與，謀合作發展。在為數不多的幾篇遺稿中，薛仙舟總結了幾種通行的合作形式：每個人都拿出一點錢，大家來組織一個機構，形成“大的信用”，這種合作組織是信用合作社，或稱為合作銀行。各人都擔任一部分金錢，合起來去購買昂貴的機器設備，這種合作組織是生產合作社。通過組織團體通力合作，在市場交易中降低商販的牟利，避免自身損失，這種合作組織是消費合作社。[9]這些合作的組織形式被農村合作派予以推廣和實踐，用以團結農民，重建農村和振興農業生產。以這些合作組織形式為基礎，農村合作派所倡導的農村合作運動是沿著農業合作化、工業合作化與金融合作化三條路徑展開的。接下來我們將對此進行系統論述。
（二）農村的農業合作化
薛仙舟在合作運動早期就開始關注農村的建設問題。他較早地討論了農業合作的方式。他把農業合作社看作中國農業復興的重要途徑。傳統的農業是分散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農民將一部分糧食留給自己，用作生活或賦稅，另一部分則通過市場銷售。隨著工業發展，工廠將農民生產的原材料以低價收購，制成工業制成品以高價售出，從中賺取了大量利潤。但如果農民可以組織起來形成團體，每個人出一點錢，合資購買機器，自己進行生產、銷售，就可以免受資本家剝削，從而保證了自身利益?！吧a者應該可以勻出一部分力量，來盡某些商業的職務，在貨物尚未成為商品或工業原料，或尚未到達市場或工廠之前，生產者茍能一度經營商業，不但生產者可以挽回應得之利益，并且工商業，亦能因成本減輕，貨色整齊，可蒙著優良的影響，充分盈利?！盵10]
王世穎在《農業合作之回顧與展望》一文中認為，（狹義上的）農業合作實為農業生產合作，凡以共同制造，共同販賣，或共同耕種為主要業務的農業合作社，均在此列。王世穎從三個方面論述了農業合作的功效。首先，合作組織可以使農民“從事好的農事”，有效提高農業生產積極性。通過合作的方式，農民可以共同購買種子、機械，同時共同接受農事指導機關的技術指導。利用合作社的資源，農民可以對農產品進行加工制造，增加產品的附加值，得到農業利益以外的利益。其次，合作組織可以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使農民獲得“好的營業”。農業合作將推動農產品標準化生產，特別是農產品區分等級與統一包裝，也可以讓農民迅速了解市場消息，進行市場決策。此外，農業合作還能聘用專家，教授農民銷售產品的技能。再次，合作組織最根本是要給農民“好的生活”。合作社使得農村中有一社交中心互通情感；同時，合作社的主旨是公平交易，將使鄉村利益純樸化，使鄉村社會因之而獲得了好的生活。[11]
針對中國實際，王世穎認為，農業合作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也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在“好的農事”方面是比較成功的，“對農民所融通的資金，大概作購買肥料耕牛及農具等之用……對于農產物生產量的增加，無疑的是大有裨益的”[12]。然而，在“好的營業”方面，成就很有限。由于合作組織規模小、市場缺少聯系，農產品標準化效果不佳，合作社也不能很好地發揮運銷功能。另外社員之間的關系不能達到和諧無間的程度，社員對合作社缺乏信仰，也使得合作社的功能受到阻礙。最終，王世穎承認，農業合作在30年代還沒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積貧積弱的問題。要在農村更深入、全面地推進農業合作必須切實推行合作教育，建立合作金融網絡，促進農業合作與其他合作形式聯系與整合。
（三）農村的工業化與工業合作化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內憂外患，要想實現獨立自由，工業化是必經之路。而工業化不僅僅是城市發展的問題，農村建設與農業生產同樣面臨著工業化的重任。壽勉成認為，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農業大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是農民，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土地與農業有關，農業對整個社會發展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為了消滅農村與城市的對立，密切工業農業的聯系，平衡社會經濟的發展，改造中國經濟結構和內容，使今后工業成為全民化”[13]，強調農村工業化是十分必要的。
壽勉成認為，在農村推行工業化，對糾正農民的錯誤心理有重要意義。和王世穎一樣，壽勉成也認為農民存在許多缺陷，如“農民一向抱著靠天吃飯，聽天由命，自私自利，散漫無紀，抱殘守缺，持盈保泰，粗濫浪費，抽象神秘，同利必仇，異業不聊的心理?！盵14]推行農村工業化，可以培育農民“工業化的道德”，比如人定勝天、精益求精、講求效率、依靠公共規則與行為標準等等。同時，農村本身也具備發展工業的有利條件和資源，為推行農村工業化提供了可行性。首先，農村有充足的剩余勞動力，且流動性較??；其次，農村擁有豐富的原料、動力；再次，如果將工業遷往農村，就可以避免資本和勞動力向城市匯聚，就可以避免勞資糾紛等許多社會問題；另外，農民頭腦純潔、農村環境空曠，便于管理。
壽勉成認為，要想實現農村工業化，最正確的路線無疑是合作路線。壽勉成提出了合作路線的一系列好處：第一，合作方式是推行農村工業化的最好組織方式。合作組織是民主的平等的互助的，是人與人的結合而非資本的結合，是用和平手段以消滅剝削關系。因此，只有在農村推行工業合作化，才能實現三民主義社會理想。第二，合作方式能夠解決工業走向農村的資金問題。合作社的信用勝過個人信用，便于農業工業化貸款。第三，合作方式的工業可以形成供需合理的體系。通過有計劃地設置合作社，使各社運銷縱橫的關系密切，可以建立一個以消費者利益為前提，以生產為手段而供需得其平衡的體系。此外，合作方式還可以改進工業技術、提高社員的文化水準，以及促進社員的福利事業。[15]
王世穎將農村工業化歸納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農民自己利用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工業生產；第二種是企業家利用農村低廉勞動力進行工業生產；第三種是民族國家動員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工業生產。王世穎認為，用什么方法來推動農村工業化，這是一個組織問題，因為個人的能力與資源都是有限的。而這三種類型的工業化，都要依靠合作組織來推行。對于第一種類型，合作組織可以提供固定資本，獲得廉價原料并可以利用集體販賣的方式推銷工業品。對于第二種類型，合作組織可以通過集體經營提高工作效率、避免勞資糾紛、并實現國家工業計劃。。第三種類型是針對戰爭等非常時期需要，“通過合作方式進行生產，分散于內地各鄉村，一則軍民供應可以源源不斷……二則淪敵區域之熟練工人可以陸續內移，生活有所……三則奠定了我們的新工業基礎”。[16]
（四）農村的金融合作化
金融是農業經濟和農村發展的命脈，1930年代農村金融枯竭，促進金融合作化對農村建設異常重要。壽勉成認為，金融合作化可以在農村經濟建設中發揮撬動作用。首先，金融機構對于有組織的合作社實行放款，不對無組織的農民放款，既可以保證金融機關本身放款安全，又可促使其成為有組織的民眾。其次，要開展農村合作運動，就必須對農民進行實地生產教育，而農村生產教育由農村金融機關來辦是最有效力的，因為金融機關相比于政府，與農民交流更為密切，也有更多合作經驗豐富的指導員。再次，農村中生活最困難的佃農可以得到農村金融組織的幫助，即便佃農因為沒有抵押品，也可以靠著信用借到款項，或者用農具或家具來抵押借款。[17]
在資金放貸方面，壽勉成提出這樣幾條建議：第一，組織農村金融系統，避免重復放款，調整農村金融機關之間的關系；第二，優化借款條件，在資金中另提出一部分錢，作為無抵押品的信用小借款，以便利佃農借貸；第三，適應農村生產季節性的需要，按照季節放款。此外，農村金融機構要與其他農事機關合作，并嚴密監督放款的用途，注意合作社不要為紳士所利用，通過轉借從中漁利。[18]
（五）農村合作的組織建設
推行合作運動，合作組織的建設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只有合理的組織管理模式，才能充分動員民眾參與合作，才能發揮合作的最大效用，避免合作的失敗。薛仙舟在其起草的著名的《中國合作化方案》中曾為全國合作運動擬定了基本的組織發展規劃。他認為要搞大規模的全國合作化運動，首先要有一個全國合作社。全國合作社之下，設全國合作社區分社。全國合作社的職能有訓練、調查、宣傳、實施（具體的合作事業與合作的政治社會化工作）、監察與政府獎勵等。在人員組成上，全國合作社社員由低到高分為四個等級：普通社員、基本社員、特別社員與贊助社員。在組織管理上，合作社設委員會與委員會主任，再有委員會推舉社長。各部長科長由主任推薦，委員會委任；各科員由部長推薦，主任委任。[19]
王世穎在《農業合作組織通論》中系統討論了農村合作運動的組織問題。他十分重視組織建設對合作運動的作用，指出“大凡合作事業之成功，必有賴于健全之組織，組織而健全，則循序已進，成功有望；反之，若組織不健全，縱全力以赴，也不得其果?！盵20]在農業合作社的組織體制上，必須注意到它與其他類型合作社組織的差異性，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第一，農業合作社的組織規模不宜過大。組織里的各個人都應該相互認識，并有共同單位目標，生產的農產品最好是性質相似。第二，農業合作團體要有明確的組織目標，是為了解決某個具體的困難而組織起來的，這樣農民才有合作的需要，才有合作的干勁，也才能切實感受到合作的功效；否則，勉強去干，那一定是徒勞無功的。第三，農業合作社，應該完全由農民自辦，互相認識并且互相信托才行，若有非農民參與，可能會喪失合作的意義?！坝性S多農業合作團體，往往有地方銀行家與商家或其他投機者參加組織……不過想用合作的方法，去增進鄉村上工業的地位，做他們將來的企圖罷了……”[21]第四，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農業合作社與社員之間，應有一種契約，應該在章程中載明成員的權利與義務。許多農民雖然加入合作社，但并不將生產物送到社里面去交易，只是把合作社當作抬高市價的工具，最終仍愿意把自己的生產物直接賣給普通商人。“在這個契約或合同的中間，應該與會社一種相當的權限，可以有權管理社員的生產品，并且的確能執行此種機能，使社員個個服從?！盵22]第五，農業合作社在管理上，既不能像平常的股份公司一樣由經理“獨裁”管理，也不能由理事會制定決策，再交由沒有權力的經理執行。最好的方法是讓經理成為理事會與普通社員之間的中介，“固然需按照理事會之議決案而實行，然同時也可以建議給理事會以種種發展會社的建設計劃?！盵23]
（六）農村合作的教育與心理建設
農村合作派認為，合作是以中國新的社會思想與組織形式，推行合作運動必須對民眾進行合作主義的教育與培訓。為了培養合作運動的必要人才，薛仙舟建議設立合作訓練院。薛仙舟提出合作訓練院有如下目的：第一，直接訓練個人改造個人（此指參與合作運動的社會精英），間接訓練民眾，改造民眾；第二，在最短時間內增加人力來實現全國合作化。合作訓練院的培訓內容主要包括，人格的訓練、主義的訓練和技術的訓練。人格的訓練包括意志的訓練、性情的訓練、習慣的訓練、感覺的訓練和身體的訓練；主義的訓練是合作主義思想、民生主義以及社會科學的訓練；技術的訓練則是指商科合作科等具體技術的訓練。[24]
農村合作派加強合作教育的觀點，來自于中國農民貧弱渙散，不能團結的認識，并因此把合作教育作為農村合作運動成功的前提條件。壽勉成認為，在對農民進行實地的合作教育與訓練時，應在合作社實踐中培育農民講求效率、團結合作、依據公共規則辦事的新道德。在推行合作運動的過程中，鄉村普遍出現了合作社成員數量日益龐大、合作指導員人手缺乏的狀況。針對這一問題，壽勉成提倡利用各個地方學校資源開辦合作社社員講習班。他動員學校的校長教師參與合作社培訓，利用寒暑假辦班，講授合作概論合作法規等課程，并指導學員合作社社務、業務以及財務等具體事務。講習班的教材、伙食由學員自己承擔，縣政府應授予曾受合作訓練成績合格的校長教師以合作指導權。由此一來，合作培訓就能更好的展開，隨著農民合作知識的增多，合作運動也就日益興旺。[25]
三、對農村合作派的評價
農村合作派受西方合作主義思想與實踐的影響，致力于在農村中推廣合作化運動，希望通過將農民吸納進入合作組織來重建農村秩序，振興農業生產，進而推動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實現當時的“三民主義”理想。農村合作派不僅在理論上對合作化以及農村合作運動的必要性、可行性、途徑與功效等問題作了詳細地探討，更借助行政、經濟等資源將其鄉村建設綱領付諸實踐，并在實踐中反思和檢驗農村合作運動，從而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首先，農村合作派為國家對工業化路徑與治理實踐的探索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次，農村合作派促進了農業合作金融的發展，打擊了高利貸勢力，保障了農民利益。再次，農村合作派通過倡導合作運動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農業技術的發展，推動了近代農業進步。最后，農村合作派大力宣傳合作思想，培育了農民的現代意識，促進了鄉村社會進步。[26]截至1949年，中國“合作社數高達十七萬余單位，社員二千四百五十余萬人，每一社員代表一戶，每戶平均以五人計，計有一億二千余萬人，約占當時全國總人口四分之一，其發展之速，成就之大，是世所罕見?！盵27]
但是，農村合作派希望通過開展合作運動復興農村進而救國救民，將合作看作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良方，也表明了其對合作運動抱有不切實際的過高期待，體現了其鄉村建設主張的空想色彩。農村合作派的最終政治理想是實現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也就是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首先，農業合作社是經濟弱者的結合，與工業大資本相比，力量尚十分弱??；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農民大量破產，國家面臨著政治、經濟等諸多問題，新興的國民黨政權為了延續自己的統治，不得不謀求與大資本的聯合，并不能對農業合作社的發展壯大給予足夠的支持，因此，農業合作社在與大資本的市場競爭中很難獲勝，換句話說，僅僅依靠農民的合作來節制工業大資本基本是不可能的。其次，合作派希望通過農民集體購地實現土地所有權的社會化，這必定觸動到封建大地主的利益，但是，僅僅通過溫和的合作運動是不可能調合這種利益沖突的，如此一來，平均地權也只能淪為一紙空談。此外，合作派在批判農民“舊道德”，呼吁農民“新道德”的同時，卻沒能認識到鄉村社會規范的合理性，忽視了宗法、宗教對農村社會的影響，從而使自己的主張脫離農民生活實際，不能被廣大農民接受?？偟膩碚f，合作社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其組建與發展不僅僅是人的力量所能為，更需要社會環境、土地關系以及政府制度作保障。農村合作派這種回避政治改革，僅僅從經濟生活入手，希望通過創新經濟組織改造全社會的想法，帶有一定程度的“烏托邦”色彩。
[1]參見魏本權:《合作運動與鄉村建設——以20世紀前期社會各界的鄉村改造方案為中心》,《歷史教學》2013年第2期
[2]張士杰:《近代農村合作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南京農業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3]陳意新:《二十世紀早期西方合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
[4]劉超:《合作思想在中國的傳播》,《黃山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5]戚其章:《我們中國應該先組織哪一種合作社？》,《平民》1920年第28期
[6]王世穎:《農村復興問題——以合作方式復興農村》,《農村經濟》1939年第3卷第5期
[7]同上
[8]同上
[9]薛仙舟:《消費合作》,《合作月刊》1931年第3卷第7期
[10]同上
[11]王世穎:《中國農村合作之回顧與展望》,《福建省合作通訊》1939年第4卷第1-2期
[12]同上
[13]壽勉成:《到農村工業化的合作路線》,《廣東合作通訊》1944年第4卷第21期
[14]壽勉成:《到農村工業化的合作路線》,《廣東合作通訊》1944年第4卷第21期
[15]同上
[16]王世穎:《農村工業之合作化》,《合作月刊戰時版》1938年第6-7期
[17]壽勉成:《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的關系》,《農行月刊》1937年第4卷第1期
[18]同上
[19]薛仙舟:《中國合作化方案》,《江蘇合作》1936年第6-7期
[20]王世穎:《農業合作組織通論》,《合作月刊》1930年第2卷第9期,第10期合刊
[21]同上
[22]同上
[23]同上
[24]薛仙舟:《中國合作化方案》,《江蘇合作》1936年第6-7期
[25]壽勉成:《推進鄉鎮保合作社社員教育的一個方案》,《廣東合作通訊》1944年第4卷,第5-8期
[26]張士杰:《近代農村合作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南京農業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27]陳巖松:《中國合作運動發展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自序,第1頁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本》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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