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地票交易一舉多得
以農民進城為核心的城鄉(xiāng)一體改革，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fā)展與城市化不可回避的核心問題。早在2003年，杜潤生先生在其90歲生日時，就有所感言：“我現在腦子里面有兩個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放心不下：第一個是怎樣減少農村人口，組織好農村人口的轉移，如何能夠在本世紀的中期，轉移出去2億左右的人口，使農民取得完全的國民待遇。現在有近億人在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擺動，城市要把這些人安排好。”現在13年過去了，在許多地區(qū)，農民及其子女仍沒有獲得國民待遇，仍有過億農民在城鄉(xiāng)之間兩頭擺。
農民在城鄉(xiāng)兩頭擺，部分原因是在家鄉(xiāng)的農村還有老人留守，農房佇立，但更重要的，是因為農民進城依然有較高的成本。這些成本，一方面是經濟上的，一方面是制度上的。
經濟方面，農民要進城定居，需要有持續(xù)穩(wěn)定的收入。收入的來源，一方面是城市人口聚集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機會。人口聚集促進了分工，為農民提供了保安、司機、住房中介、攤煎餅等各種就業(yè)機會。另一方面，農民定居需要有一定的資本。農民主要從事體力勞動，收入低，且難以積累。工作技能也會隨年齡增長和技術進步而衰退，從而難以為農民創(chuàng)造持久穩(wěn)定的收入流。
持久穩(wěn)定的收入流來源于資本。城里人有住房，所值不菲，可以變現用于謀生，也可用于出租而獲得穩(wěn)定的收入。但受制于現有的土地制度，農民的住房難以轉讓變現。在不少城市郊區(qū)，城里人有下鄉(xiāng)購房的需求，或用于自住，或用于旅游度假，或用于辦農家樂，都可以為農民創(chuàng)造收入。但既有的制度，不允許農民轉讓住房，私下的住房交易因“小產權房”的性質而成交價較低，農民的房屋土地資產，難以變?yōu)槠溥M城的資本。
土地制度是一層約束，各地政府掌管的戶籍、教育等制度是另一層約束。長期以來，地方政府通過土地、戶籍等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為城市居民維持了較高的福利水平。城市生活中的許多公共服務，包括社保、醫(yī)療、教育、廉租房等都由地方城市政府提供。城市的福利遠高于農村，形成不小的城鄉(xiāng)差距。據成都市政府估算，要為一戶農民提供同樣的公共服務水平，政府要多花20萬元。在經濟下行期，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捉襟見肘，在城市公共改革尚未完成的情況下，要容納數量眾多的農民進城，部分地方政府激勵會下降。
要讓農民順利進城，就要找到一套辦法，兼顧經濟發(fā)展和農民利益，在經濟下行期和制度約束下，找到解決政府資金和農民資本的可行方法。
地票制度是中國實踐創(chuàng)造的，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的可行辦法。在重慶運轉多年的地票制度，利用城市發(fā)展缺少建設用地指標的機會，將復墾農村宅基地在內的集體建設用地所產生的建設用地指標，以不小于每畝18.7萬元的價格轉讓到城市郊區(qū)，在覆蓋城市周邊的農田后用于住房建設。由于建設用地的在城市周邊的使用價格要遠高于農村，指標交易的價格在多數時期至少是20多萬，在扣除復墾成本后，仍有15萬以上的收益。這部分收益，一部分可以用于為農民進城提供社保、醫(yī)療、教育等資金支持，緩解政府的資金壓力。另一部分可以直接變?yōu)檗r民手中的資本。農民通過地票交易，可直接拿到10萬左右的現金。憑借這些資本，農民可以進城買房出租，可以開店鋪經營，可以進貨擺攤，可以開私家車當司機，從而在城市落腳獲得持久穩(wěn)定的收入。
重慶地票已成為扶貧的一項重要手段。重慶有不少貧困人口分布在山區(qū)。那里土地貧瘠、交通不便，除了每年種地所得的五六百元，沒有其他收入機會。多數農民離開農村，去東南沿海城市打工。我在重慶調研時，山區(qū)農村種地的農民多在五十歲以上，他們積極的支持地票政策。有一些老人復墾了自己的老房子，得了七八萬元，搬到兒子的房子里住。農村老人有了一筆收入，子女對老人的態(tài)度會有很大的不同。
地票交易可以很好地為農民進城提供資本，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但是，在執(zhí)行過程中，要避免出現農民“被上樓”的情形。“被上樓”現象的原因，是在政府主導的掛鉤項目中，農民無從知曉指標置換的價格，從而與地方政府就復墾宅基地的補償產生爭議。在項目的時間和資金壓力下，少數地方政府為了避免爭議拖延進度，利用行政權力迫使農民“上樓”。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促使政府主導的掛鉤項目轉變?yōu)檗r民主導的地票交易。由農民自主復墾整理土地，自主交易地票。地票在統(tǒng)一的市場上反復交易，既有助于集中交易信息，發(fā)現合理價格，又有助于指標明碼標價。明碼標價有助于止紛定爭，是破解“被上樓”的可行辦法。
地票交易可以為農民進城提供資本，可以緩解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壓力，也可以破解“被上樓”難題，減輕糾紛爭議。地票交易帶來的這些好處，正有助于結束農民在城鄉(xiāng)之間兩頭擺。
有讀者可能擔心，農民獲得資本后，會否涌入大城市，導致中心城區(qū)更加擁擠？其實，大部分農民進城，并不會集中到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區(qū)。這是因為，受生活成本的約束，農民會選擇梯度進城。只有少數在大城市中心城區(qū)有高收入工作的農民，能承受較高的生活成本并在那里定居。多數農民更可能選擇在三四線城市居住與生活。地票為農民創(chuàng)造的收入，可以促進農民梯度進城，對促進三四線城市聚集人氣，發(fā)展商業(yè)，消化房地產庫存都大有好處。
對地票交易的另一種擔心是，這會否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其實，地票交易與征地不同：征地是將土地所有權由農村集體所有轉變?yōu)閲校r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權；而地票交易的只是農村建設用地使用權，建設用地在復墾為耕地后依然歸農民所有。
地票交易是否會減少可利用的耕地？其實，在建設用地復墾為地票后，耕地總量不減反增。其一，將復墾的建設用地指標覆蓋到城市郊區(qū)的違法占地上，耕地的總量有所增加。其二，建設用地復墾后形成集中連片的農田，農村人均耕地量增加，對提高務農收入，加強耕地保護，提高農業(yè)產量都大有好處。其三，在城市郊區(qū)保護耕地的成本高，在遠郊農村保護耕地的成本低。地票將耕地從城市郊區(qū)置換到遠郊農村，降低了保護耕地的成本，提高了保護耕地保護的效果。地票減少了農村閑置的建設用地，增加了可得的耕地，有效地優(yōu)化了城鄉(xiāng)的空間布局。
重慶地票的交易價格在20多萬，如果擴大地票的交易范圍，讓地票在上海或深圳落地，實現的價格會更高。較高的地票價格能為地處西部的農民創(chuàng)造更高的收入。這是經濟下行期，利用大城市高地價高房價為西部地區(qū)發(fā)展提供資金，化解房地產庫存，轉變經濟結構的一步好棋。
地票是中國實踐的創(chuàng)舉。地票是中國在解決具體問題的實踐過程中，為促進經濟發(fā)展，提高農民收入，推進以人為本的城市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項偉大發(fā)明。地票交易一舉多得，值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作者簡介：路乾，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網轉自：中國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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