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記者周東旭）近日，畢節留守兒童四兄妹喝農藥死亡，雖然原因仍沒有完全查明，公眾也存在多種議論，但背后折射出的實質問題不容回避：6100萬的留守兒童，誰來照顧，怎么照顧？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多年來一直關注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等人群，反思近些年的政府治理思路，他認為在解決留守人群難題上，依舊沒有成型的方案或方向，一定程度上還是停留在口頭或理論層面，政策沒能落實。
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葉敬忠表示，由政府創造條件，讓學校和社區有能力承擔更多的責任，加強投入，調整相關政策，可以一定程度緩解當前留守人群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局面，還在于轉變現有發展模式，把人的發展作為同等重要的目標。
葉敬忠說，“我們仍沒有清晰認識到人的發展與物質增長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把以人為本放到主要方面，有經濟能力的時候就說兩句，沒能力就算了。”
鄉村凋敝對留守人群沒好處
財新記者：你一直關注留守人群問題，這么多年來留守人群狀況發生了哪些變化？留守人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有所好轉還是更惡化？
葉敬忠：從數量上看，對留守人群目前并沒有精確的統計數據，總體上沒有減少，特別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肯定沒有減少，留守婦女有待進一步研究，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婦女到城市打工。一致認可的看法是，留守兒童6100萬左右，留守婦女5000萬左右，留守老人4500萬左右。沒有懷疑人這一群體的巨大數量，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關于近些年的情況是否惡化，我認為至少沒有好轉。雖然政府很關心社會問題，但是，一定程度上還是停留在口頭、理論層面，政策沒能落實，因為當前推行的還是以追求物質增長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于人的發展的目標，還不能排在第一位。
鄉村衰敗現象嚴重，空心化、缺乏活力的鄉村，對于留守人群沒什么好處。
財新記者：你說的鄉村衰敗主要指什么？
葉敬忠：首先是大量的勞動力被抽空。以前每個村基本都有學校，隨著撤校并校政策的推行，村莊學校數量大為較少。過去村莊會組織各種文化活動，現在少了，都是老幼留在村里，缺乏活力。我們在河南做調研時，想找一位年輕未婚女士訪談，走了十個村子都沒有找到，基本都出去打工。在北京打工的很多年輕人不愿回鄉，回去也不會呆很長時間。這是衰敗的表現之一。
2010年之后，城鎮化或城市化推進速度加快，鄉村衰敗一定程度上加劇。衰敗不能稱為自然的過程，而是各種力量推動的結果。
財新記者：你認為鄉村衰敗是現有發展路徑的必然結果？
葉敬忠：我們長期以來遵循的路徑是一切發展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甚至將其上升為一種信念，所有人都不懷疑。整個社會，包括官員、學者以及普通人，這一思想已經深入內心。沒有人再去認真反思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與以人為目標的發展如何協調。
這一發展路徑的表現是城市化、工業化和商業化。比如，過去鄉村可以通過互惠、鄰里互助完成某些事務，現在基本都已經商業化。另外，強調城市化和工業化，當然就需要把更多人從農村抽離出來，加入到現代化進程，比如，很多城市房地產飽和，就鼓勵在外打工者用十幾年甚至畢生的積蓄到城鎮購買住房。我稱其為城市偏向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財新記者：城市偏向的現代化道路對農村會有怎樣的影響？當前能夠看到發展重心向農村轉移，更加注重保障農民生活質量的趨勢嗎？
葉敬忠：最近幾年，從鄉村與城市的關系看，城市反而加劇對農村的汲取，無論人力，還是土地資源等，特別是政府出臺的一些政策，更加強化了農村自身的衰敗。
有的人可能會說，是農民自己選擇出去掙錢，只管生，不管養等，導致留守人群問題頻發，其實不能這么看，因為這些年的城市化，農民做出巨大貢獻，他們參與到經濟發展中，對GDP有貢獻，但經濟發展卻以社會為代價，以家庭不完整為代價，孩子愉快的童年沒有了，老年人子孫繞膝的幸福沒有了。
目前還沒有看到發展重心向農村轉移的跡象。有一種現象值得關注，很多人對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過分自信。公眾財富增加，自然高興，但誰都知道，發展不可能永遠保持這么高的速度，事實上，任何發展都不會線性走下去。假如有一天，城市無法容納如此大規模的流動人口，而他們在鄉村又可能沒有房子或者土地，缺乏收入來源，會怎么樣？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居安思危。
財新記者：你認為有活力的鄉村應該是什么樣？
葉敬忠：恢復鄉村的活力，不可能依靠幾個口號，沒有美麗的孩子、老人，在村里弄個公園，將土地承包給資本，建個高爾夫球場，就能算美麗鄉村嗎？不是處理了垃圾就能叫美麗，一定要有一群美麗的人。
在舉國上下都在為國家復興和資本輸出而感到欣喜的時候，當我們走進鄉村，會發現很多令人痛心的個案，包括留守婦女、兒童和老人。
政府、學校和社區要更擔責
財新記者：近年來，與留守兒童、老人相關的惡性事件頻發，有人說是政府護助不到位，也有人認為是家庭責任缺失。對于留守人群，你認為應該如何界定各方責任，包括政府、社區、學校和家庭等？
葉敬忠：留守兒童最起碼要有老人和父母中的一位看護，這是最基本的條件。社區和學校等組織可以做一些關心行為，但把這一問題完全交給家庭之外的組織，目前看也不太現實。
政府的職責應該是創造條件，讓學校和社區有能力承擔更多的責任。事實上，在土地流轉之后，政府可以補貼農業大戶或者合作社，其實也可以補貼與留守人群相關的事項。
財新記者：你曾向中央和有關部門多次提出相關建議，近年來對于留守人群，是否已經形成比較成型的政策或方向？
葉敬忠：我認為這幾年并沒有太成型的方案。中央層面逐步開始重視社會層面的建設，但在地方政府的具體操作中，仍過于強調城市化和看得見的經濟效益，沒有真正認識到社會問題和人的代價。
我常說，如果政府官員和鄉村干部，真正能夠站在留守兒童角度，把他們想象成自己的孩子，看能夠做些什么事情，我相信會有比現在更多的辦法。對待留守兒童和老人，首先需要的是有心，用心為他們著想。
尤其對于政府部門，本身就是為公眾服務，如果總是要靠利益才能驅動，是不對的。現在非常需要激發社會輿論，給予留守人群更多的關注。
財新記者：改善留守人群生活現狀，家庭、學校和政府能夠采取的可行措施有哪些？
葉敬忠：從家庭層面看，第一，要加強對外出務工人員的宣傳。父母對孩子的關心肯定超過任何人，但是他們未必能夠完全認識到，孩子有自己一整套心理機制，不只需要父母為其提供必要的經濟基礎，更需要父母的溫暖，哪怕是日常的噓寒問暖。有的父母甚至對自己的孩子說，我出來掙錢不都是為了你嗎，你在家不愁吃不愁穿，還想怎么樣。
第二，鼓勵家庭做好外出后對孩子的安排，比如由老人或親朋照顧。
第三，對于外出的父母，務工單位可以允許并鼓勵他們時不時回家，假如能再提供一些支持，會更好。對留守人群來說，最重要的是家庭。
從學校層面看，應該采取更多措施關心留守兒童。最好恢復原來被撤并的鄉村學校，學校是鄉村活力的象征，這本來是傳統，現在反而成為奢望，如果兩個村能夠有一個學校，也不至于讓孩子寄宿。我堅決反對小學寄宿，也許有人認為寄宿制是解決留守兒童安全問題的方法之一，這其實是不把人真正當成人，而是作為一個物體。孩子更需要家庭，需要心理層面的慰藉。
從村莊層面看，加大投入，盡可能提供更多的物質保障，增加文化設施和文化場所，比如籃球場或圖書室等，給孩子們提供更多的選擇和條件。另外，也可以鼓勵青年人到鄉村做志愿者，帶動留守兒童活動起來，這些都屬于軟文化建設。
總體看，這些措施可以緩解留守人群存在的諸多問題，但不能治本。
財新記者：你認為治本應該朝什么方向努力？
葉敬忠：如果只是將留守人群作為獨立問題，很難解決，因為留守兒童等表面看只是一個群體，其實背后與國家的發展方向有關，與教育政策等也有關。
比如，合并后的學校一個班可能有七八十人，甚至上百人，老師不太可能細致關注每一位留守兒童的心理。現在國家相繼出臺了支持鄉村教師的政策，可以向留守兒童有所傾斜，為學校創造條件。
對于地方村干部、學校等，怎么讓他們更多去關心留守兒童和老人，也可能涉及業績考核和工作方式等管理機制。在調研過程中，曾有老師說，我們也希望能關心這些孩子，但是平時的績效考核都集中在考試成績等方面，這些事情最終只能靠教師的認識和覺悟。
所以，解決留守人群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調整城鄉關系，鄉村同樣應該有很好的基礎設施和文化，關鍵是如何看待村莊和村莊里的人。如果真想改善，其實也不會太難。最起碼，以汲取鄉村資源為目標的發展政策應該停止，不能看重鄉村土地，就把農民都趕到上樓。
真的不缺這點錢
財新記者：你所提到的措施，反映到一點就是要加大對鄉村的財政投入，目前具備這個條件嗎？
葉敬忠：增加投入對于政府來說，現在應該是不成問題的，真的不缺這點錢。李克強總理最近表示，很多項目都是錢到了，卻沒開工。
財新記者：既然財力可能保障，為什么現在投入不能向農村以及留守人群傾斜？
葉敬忠：因為現在財政的投入更多是考慮產出，創造經濟效益和GDP增長，在留守人群方面的投入很難帶來直接效益，我們仍沒有清晰認識到人的發展與物質增長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并沒有把以人為本放到主要方面，仍是作為輔助，排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有經濟能力的時候就說兩句，沒能力就算了。
對人的認識，對家庭的認識也不足。這幾十年來，社會太重視物質積累，理念上過分強調個人成功，而個人成功往往又都體現在經濟上。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很多農村小學生心目中崇拜的人，都是周邊村莊的大老板。這種個體化不僅表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也體現在對成功的理解。我們對社會的認識，對人和家庭的認識，對人與人的認識，都薄弱了很多。
我認為目前中國有足夠資源可以逐步解決這一問題。當然，這需要發展方向的調整，如果繼續追求以經濟效率的名義，汲取農村的各種資源，就不可能將大量資源再投入農村，因為這與總體方向不一致。
財新記者：如果城市能夠接納他們，是不是也會改善留守人群問題？
葉敬忠：關鍵是城市是不是有能力容納，是不是準備好接納他們。如此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在歷史上是沒有出現過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為中國提供可資借鑒的路線圖。我們的很多政策恰恰不是包容的，比如，北京等大城市的各種外來人口子女上學政策。
財新記者：既然當前的發展模式是偏城市化的，為何有的城市又要拒絕農民？
葉敬忠：這種矛盾在中國一直存在。城市對鄉村不單是排擠，農民工一旦沒能力繼續為城市做貢獻，就只能回到鄉村。
城市對鄉村的排斥，存在已久，與文化也有關系。費孝通講過兩個例子，一位鄉下人在馬路上聽到汽車喇叭聲，不知怎么辦，東躲西望，司機就罵了一句“笨蛋”。另外一個例子是，他帶著學生下鄉，一位女學生把苞谷認成麥子，鄉下朋友并沒有罵她“笨蛋”，而是微微笑了下。
城市從內心上并沒有真正接納農民。在管理方面，對于外來人口，城市政策的取向是想辦法管控，而非包容。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