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農民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度。在長期的鄉土社會里形成牢固而持久的鄉土意識。中國共產黨要在農民國度里進行革命、建設與改革，必須對鄉土社會進行廣泛持久的政治動員和宣傳，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與認同。宣傳本來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要功能。但通過“宣傳下鄉”，將宣傳延伸到廣泛而分散的鄉土社會，實現對農民的思想意識改造，以獲得農民的支持與認同，則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貢獻。本文試圖對中國共產黨“宣傳下鄉”的內容和機制進行一些探討。
一、“宣傳下鄉”：階級、政黨和國家意識
人是有意識的社會動物。人的行為活動受其意識支配。一個社會要實現有效治理，重要條件就是得到人心的歸順。古代中國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國家不僅僅借用暴力機器及其為后盾的行政力量統治社會，同時也利用各種“軟實力”的影響方式征服和獲得人心，獲得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從而對社會進行整合。
在世界上，中國是一個很早就善于將“兵戰”與“心戰”相結合的國家。特別是隨著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的建立，以“教化”征服人心，治理社會便成為重要手段。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統一國家，主要停靠強制性暴力統治，王朝很快覆亡。秦之后的漢，開始重視對“民心”的影響，不僅在國家層面確立了儒家的至尊地位，將其提升為國家意識形態，而且將基層政權與教化民眾結合起來。如漢朝在鄉村設置的“三老”職位，主管教化。漢之后的朝代各級命官都負有教化民眾的責任。特別是實行科舉制以后，通過科舉考試將國家意識轉化為鄉土意識。傳統國家依靠“鄉紳治鄉”，重要原因就是通過鄉紳可以實現國家意識與民眾意識的對接。如在家盡孝，在國盡忠。這種文化的一體性是實現國家一體化的重要基礎。
當然，傳統中國的意識形態滲透能力十分有限。一是“家國一體”，國家意識和鄉土意識同構，國家沒有必要設立專門的機構進行“教化”，以建立民眾對國家的認同；二是國家與鄉土社會的關系更主要的是稅收關系，鄉土社會高度自治，政府管理主要是稅收和司法。三是國家也沒有能力對一個個高度自治而分散的鄉土社會進行意識形態“監控”。正因為如此，伴隨傳統中國的文化一體化過程的同時，是文化結構的二元性，即國家意識形態與鄉土意識形態的二元分離。鄉土社會有自己的意識，且這種意識并不總是與國家意識相一致。如傳統鄉土社會活躍著民間宗教。每到農民反抗王朝之時，民間宗教就扮演著整合分散的反抗力量的重要作用。
與傳統國家的農民反抗不同，現代國家的建構是一場結構性革命，即革命不僅要破壞舊的秩序，更要創造新的制度。這種革命性改造，首先要改變的是人心。20世紀是中國通過革命對鄉土社會進行翻天覆地改造并建立現代國家的世紀，在這一過程中，“宣傳下鄉”是重要方式。
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是以激進的革命方式進行，同時又是依靠少數精英的宣傳發動的。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進行推翻專制王朝統治的革命時，就將人分為三類：先知先覺、后知后覺、不知不覺者。革命需要先知先覺者運用新的意識去啟蒙、教育、動員，影響和帶動后兩類人。推翻數千年王朝統治的辛亥革命便是由孫中山等先知先覺者發動的。辛亥革命及其之后的國民黨主導的國民革命對于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發生了重要作用。它不僅使得在一個有著濃厚皇權意識和國度里，“民主共和國觀念從此深入人心”，[①]“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②]，而且將革命的理念傳播到底層鄉土社會。在國民革命中，經過改造后的國民黨專門成立了宣傳機構，并針對農民進行宣傳動員。伴隨國民革命，新的觀念、新的詞匯進入鄉土社會之中。毛澤東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生動地描繪出這樣的情景：“孫中山先生的那篇遺囑，鄉下農民也曉得念了。他們從那篇遺囑里取出‘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頗生硬地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上。”[③]但總的來看，辛亥革命及其之后的國民黨主導的國民革命還沒有將革命宣傳帶到鄉土社會。正如毛澤東所說，辛亥革命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動群眾還沒有動員起來。“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④]由國民黨主導的國民革命因為其領導者的局限性，也沒有將革命宣傳延伸到鄉土社會。只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宣傳在進入到廣闊的鄉土社會，并深刻地改變和影響著鄉土意識。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現代政黨。馬克思列寧主義十分重視意識的作用。馬克思在研究歐洲無產階級時，使用了“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的概念，認為自在階級只是經濟地位決定的自發進行斗爭的階級，自為階級則是具有階級的自我意識和覺悟能夠進行自覺斗爭的階級。由階級中的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便擔負著將無產階級由自發階級提升為自覺階級的使命。列寧直接領導和發動了革命。在他看來，工人階級自己不可能自發地產生馬克思主義，只能從外面加以“灌輸”。[⑤]其灌輸者便是是少數先進分子組成的無產階級政黨。因此，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黨都具有組織和宣傳的兩大功能。特別是中國是一個農民占大數人口的國家，對廣大農民的宣傳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使命。當中國共產黨將革命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之后，更重視對廣大農村人口的組織和宣傳，“宣傳下鄉”由此啟動。
中國共產黨“宣傳下鄉”的目的是進行廣泛的農村動員，將廣大而分散的農民組織到自己的旗幟下。由于中國共產黨是以武裝斗爭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目標的，“宣傳下鄉”的重要功能是對分散的農民進行組織整合，將農民由一個自在的階級上升為自為的階級，從而使之成為具有階級意識和階級覺悟的革命階級。農民的經濟地位低下，是舊秩序的天然和本能的反對者。但是，由于分散的生產方式，農民是一個特別缺乏階級自我意識的階級，因此又具有天然的保守性。馬克思對法國小農的評價也適合于中國農民。在馬克思看來：“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⑥]以研究革命、階級和階級意識而著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奇對比了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意識形態，認為：“在前資本主義時期，人們從不可能意識到（既使借助“歸屬”意識也不可能意識到）‘歷史中人們行動的動機背后存在的真正的推動力’。它們被隱蔽在動機的背后，實際上是歷史的一種盲目力量。”[⑦]在中國，由于宗族和宗法關系，更是弱化了農民的階級自我意識。階級利益沖突和對立為溫情脈脈的宗族鄉親人情倫理關系所稀釋。即梁漱溟先生所說的“中國人缺乏階級意識（階級自覺），尤不習于階級觀點（本于階級眼光分析事物）”。[⑧]而中國共產黨“宣傳下鄉”的重要目的是啟發和強化農民的階級意識。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共產黨月刊》1921年第3號就發表《告中國農民書》，指出：中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無論在革命的預備時期，和革命的實行時期，他們都是占有重要位置的。設若他們有了階級覺悟，可以起來行階級斗爭，我們的社會革命、共產主義，就有了十分的可能了。而要使他們獲得階級覺悟，就要對他們宣傳。毛澤東在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宗明義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鄉”開天辟地將階級意識帶入鄉土社會，將鄉村社會成員劃分一個個邊界清晰的階級，并通過宣傳，提升和強化其階級意識。如土地革命時期鄉村經常可見的“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標語。特別是專門提出“打破地方觀念，打破姓氏觀念”、“不分姓氏地方，只分窮人富人”等口號。[⑩]
“宣傳下鄉”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目的是將分散的廣大農民組織化，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力量。“宣傳下鄉”的過程也是植入和強化農民的政黨意識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農民之所以不能成為一個階級，就在于他們無法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傳統農民的反抗都具有強烈的自發性。雖然農民領袖利用宗教等進行動員，但并沒有形成一個代表農民利益，具有革命替代性的政治組織。他們仍然要依靠傳統類型的統治權威來保護自己。盡管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出現過類似于政黨的組織，但這類組織都未進入鄉村社會，特別是農民中間。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鄉”則前所未有地將政黨意識帶入鄉村社會。首先是通過宣傳，將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綱領灌輸給農民，讓農民覺悟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從而形成跟著共產黨走的意識。其次是將那些具有階級覺悟的農民發展為共產黨的成員，使之在政黨組織內進一步接受黨的教育，強化黨的意識。中國共產黨從性質上講是無產階級政黨，但在相當長時間，其絕大多數成員都是農民。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農民，在黨的宣傳教育下，其黨的意識逐步替代農民意識。
中國共產黨依靠發動農民取得國家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化國家意識成為“宣傳下鄉”的重要內容。傳統中國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國家，農民雖然是國家成員，但沒有也不可能參與國家公共政治生活。作為皇帝的子民，他們只有繳納皇糧國稅的義務。國家對于農民來說只是一個外在的附著物，而沒有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中。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傳統的中國人只有家族意識而沒有國族意識。從生產方式而言，農民與傳統社會沒有太大區別，他們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具有強烈的自我生產和自我消費的農民意識。這種意識被稱之為“小私有”和“小生產”意識，是被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認為必須與其絕裂的“傳統觀念”。因此，還在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性政權之時，毛澤東就提出了新國家面臨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思想。[11]教育農民就是要改造農民的“小私有”和“小生產”意識，強化國家和大集體意識。因此，在革命中形成的“宣傳下鄉”，在革命后繼續延續下來，只是其內容主要在于強化農民的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如宣傳“農民是國家的主人”。政治國家的意識開始進入農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動之中。宣傳“大河無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滿”，強化國家、集體先于個體的意識。
階級、政黨和國家均是整體性概念。從生產方式來講，農民是個體生產者，天生具有個體意識。但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鄉”過程中，農民的個體意識被弱化和改造。在生產方式沒有根本性改造的條件下，“宣傳下鄉”成功地將億萬個體分散的農民整合到階級、政黨和國家的整體體系中，實現了對鄉土社會的重組和改造，將分散分離的鄉土社會與政黨國家聯結在一起。
二、改造與重構鄉土意識形態的機制
傳統中國社會具有上層與底層相互隔絕的特點，其意識形態也具有一體化中相互分離的特性。中國共產黨得以通過“宣傳下鄉”，改造千百年以來形成的鄉土意識形態，并建構起新的意識形態，其突出特點是將宣傳工作延伸到底層社會、延伸到人的靈魂深處，從而打通上層與基層、國家與鄉土社會的精神通道，建立起一體中的相互聯系的精神意識網絡。這一特點體現在一系列宣傳工作機制之中。
1．宣傳組織
宣傳工作由人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鄉”之所以能夠取得顯著成效，重要原因是形成了一個完備的組織體系。
中國共產黨是以軍事武裝斗爭取得全國性政權的。軍事斗爭是革命時期的主要任務。中國共產黨的成員也主要集中于軍隊中。而作為武裝斗爭專門集團的軍隊同時也肩負著宣傳動員的使命。早在江西革命根據地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12]毛澤東在總結紅軍長征時高度概括了軍隊的宣傳功能，認為紅軍是宣傳隊、是播種機。紅軍走到哪里就將革命的道理帶到哪里。西部地區距離國家政治中心遙遠，甚至與世隔絕，正是隨著軍隊力量進入西部，才使西部地區農村得到政治動員。
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功能是宣傳功能。政黨組織延伸到哪里，宣傳工作組織就延伸到哪里。伴隨“政黨下鄉”，不僅農村黨組織領導人高度重視政治宣傳，而且設立專門從事宣傳的機構并有專門人員。[13]特別是在1960和1970年代，黨的政治宣傳組織一直延伸到農村最基層的生產生活單位――生產隊。生產隊除設立主管生產的隊長以外，還設立政治隊長，專門負責政治宣傳和教育。除了黨組織外，為共產黨所領導的群眾團體也擔負著宣傳工作。
為了動員、改造和重建鄉土社會，中國共產黨經常從鄉土社會外部下派工作隊進入鄉村。而工作隊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進行宣傳發動。因為畢竟農村黨組織成員生活于農村，先天具有傳統的鄉土意識并無時不刻受到鄉土意識的影響。而來自鄉土外部的工作隊受鄉土意識影響較小，且主要功能是傳遞黨的意識。通過工作隊改造和重構鄉土意識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工作隊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宣傳下鄉”的重要力量。每到中央有大政方針出臺，都要向鄉村下派工作隊進行宣傳動員。如土地改革時期有“土改工作隊”，人民公社時期有“四清工作隊”、“基本路線教育工作隊”，改革開放以后有“小康工作隊”、“新農村建設工作隊”。如僅僅是“四清運動”，全國就有150多萬各級干部參加工作隊。[14]這些工作隊都具有做宣傳動員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其重要任務是將黨的意識從外部“灌輸”到鄉土社會內部。
2．宣傳形式
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鄉”中，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形式。
標語口號是“宣傳下鄉”的重要形式。標語口號是用生動、簡明、易懂、醒目、針對性強的文字表達所要宣傳的主要思想。這是因為農村民眾的文化知識較少，在新中國建立前90%以上的農民是文盲。他們不可能接受和理解深奧的政治理論。而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成員來自鄉村社會。他們也知道農民的接受理解能力有限。因此，標語口號成為宣傳教育的重要方式。這些標語口號的內容都圍繞著黨的中心工作，體現著黨的意志。各個重要時期的標語口號都有所不同。如土地革命時期是“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土地改革時期是“土地回家”、“農民翻身”。人民公社時期是“人民公社好”。改革開放以后是“致富奔小康”等。凡是黨中央特別重視思想政治工作時，標語口號就特別多。這種簡明扼要的口號使農民容易接受和理解。特別是通過標語口號能夠形成一種具有強烈感染力的社會輿論，引導農村公眾，建構一種新的社會共識。在傳統社會，鄉土意識主要是自我傳遞的，很少有外部性的影響，也很難形成一種對社會進行反復刺激的公眾輿論。而中國共產黨作為現代政黨組織，特別重視以社會輿論改造、改變和影響人心。“宣傳下鄉”中的標語口號就是重要載體。通過這種公眾輿論告知人們應該怎樣做才是正確的，如果不這樣做則會帶來什么不利后果。農村是“熟人社會”和“道德社會”，一旦自己的行為偏離標語口號的范圍，就可能成為公眾輿論所不容忍的對象，受到社會排斥。所以標語口號盡管形式簡單，但效果顯著。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形象地描述到：“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鉆進他們的腦子里去，又從他們的腦子里流到他們的嘴上。”[15]也正因為如此，為了達到宣傳的目的，有些標語口號將所要宣傳的內容推向極端，甚至流于簡單粗暴。這種標語口號盡管具有震撼性，但僅僅只有外部性的威懾力，而不能延伸到人的內心靈魂。黨的高層領導也往往不主張使用這種粗野極端的用語。
開會在“宣傳下鄉”中發揮重要作用。對于傳統農民來說，平時少有公共性的聚會。一般逢年過節時有一些本族、本村和本鄉的聚會，但不具有政治內容。伴隨中國共產黨的“政黨下鄉”，將“開會”這一現代政治形式引入農村。“開會”與共同體議事性會議不同，主要承載著宣傳教育的功能。“開會”有會議召集者，通常是黨組織和受黨委托的組織；有會議內容，通常是黨和政府意志；有會議對象，通常是會議聽眾。正是通過“開會”，將黨的意志傳遞給農村公眾；也正是通過不斷反復地“開會”，使黨的意志深入到人們的靈魂之中。正因為如此，在革命時期，農村中普遍流行的是“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的說法。國民黨稅多，必然導致農民的反對。而農民的反對情緒則因為共產黨“開會”而動員起來，形成組織性的反對力量。新中國建立后，執政黨仍然依靠“開會”輸入自己的政治意志。特別是人民公社時期，“開會”成為生產活動的組成部分。“開會”與生產活動一樣可以獲得工分報酬。畢竟“開會”要比生產勞動輕松，所以能夠吸引人們積極參加會議。盡管許多會議并不是他們所真正關心的。
大眾傳播成為“宣傳下鄉”的重要載體。傳統鄉土社會沒有大眾傳播工具。村民之間的信息傳遞主要依靠口口相傳。進入20世紀，特別是新中國建立以后，大眾傳播工具迅速進入古老的鄉土社會。其重要原因是執政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將政治信息傳遞到農村，以建構新的鄉土意識形態。新中國建立以后，大眾傳播工具進入鄉土社會有兩次高潮。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化大革命”被發動者認為是一場觸及和改造人的靈魂的革命，宣傳教育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為此，在國家支持下，農村的有線廣播發展迅速。在大多數農村地區，每家每戶都有廣播喇叭。廣播內容除了少量當地農業生產活動安排以外，主要是來自中央的“聲音”。正是通過一個個廣播喇叭，將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聲音”傳遞到農民中；也正是年復一年，日復一年的傳播，將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聲音”滲透到農民的心靈中。第二次是改革開放以后的“村村通工程”。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后，依附其上的有線廣播系統也不復存在。農民與國家之間的政治信息溝通相對缺乏。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國家舉辦了“村村通工程”，其中之一就是使每個村都能接到到電視信號。由此每家每戶都可以收看電視。而電視主要是由政府開辦的，承載著宣傳教育的功能。這種通過大眾傳播進行的文化整合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它可以將政黨和政府的意志以便捷的方式迅速傳遞給農民。農民不僅每天能聽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聲”，而且能夠看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像”，從而大大強化其黨和國家意識。
3．宣傳活動
宣傳是通過一系列行為活動，達到影響人的思想心理的行為模式。“宣傳下鄉”過程中的活動有著鮮明的特點。
一是政治運動。政治運動是由一定階級的政黨或政治集團為了實現某種政治目的所發動與領導的具有明確的目的、嚴密的計劃性和組織性的社會活動。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民眾長期不知政治為何物的國度里進行革命和新社會建設的，政治運動是達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方式。特別是這種政治運動具有廣泛性、群眾性和經常性。早在1920年代，毛澤東就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將“普及政治宣傳”列為農民運動成績的大事之一。即使是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仍然習慣于運用政治運動實現政治目標。如土地改革運動、合作化運動、“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等。而政治運動本身就是一個發動群眾、動員群眾、教育群眾的過程。政治運動的規模大、參與性高、力量猛烈。正是通過經常性的政治運動，將黨的意志高強度地輸入到鄉土社會，以改造既有的鄉土意識和建構符合黨和國家意志的鄉土意識。
二是心理引導。農民意識是長期歷史上形成的，要從根本上加以改變很不容易。急風暴雨的政治運動能夠很快改變人的表層意識，但難以觸及人的深層心理。而這種深層心理才是支配人的行為的內在機制。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鄉”不僅僅借助于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將黨的意識從外部輸入到鄉土社會，更重要的是通過一系列合乎農民心理特點的政治活動改變人的深層心理。
將廣大農民動員到自己的領導下是中國共產黨“宣傳下鄉”的重要使命，也是共產黨獲得和鞏固政權的基礎。為此，共產黨在革命戰爭時期采取分田地、減租減息等方式，給予農民以經濟好處來動員農民。但是，農民受數千年傳統思想影響，并不敢獲得好處，認為自己受苦是“天命”，是地主出租土地養活了自己。為此，共產黨在“宣傳下鄉”中，以“算帳”的方式解決農民思想中的“誰養活養？”的問題。首先是啟發農民“地主的土地從何而來？”隨后根據生產資料和勞動投入算帳，讓農民明白“窮人不種地，地主斷了氣”，沒有窮人的勞動，就不可能有地主的富裕，是農民養活地主，而不是地主養活農民，分地主土地和減租減息是理所應該的。
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對鄉土社會進行天翻地覆的改造。在土地改革中首先必須建構起農民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意識。但對于農村家族社會來講，農民的家族親緣意識往往強于階級意識，因此很難建構起階級斗爭意識。為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工作隊以“訴苦”的工作方式建構和強化農民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意識。在傳統社會制度下，貧苦農民的“貧苦”是客觀存在。但這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卻被人們視為與生俱來和不可改變的“天命”，人們有“苦”也無處訴說，只能以壓抑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工作隊召集會議，讓貧苦農民訴說自己的苦難生活。在河北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中，農民群眾在“訴苦”大會上“越訴越痛、越痛越傷、越傷越氣、越氣越起火、越起火勁越大，經過訴苦，群眾的情緒高起來，斗爭自然易于掀起”。[16]正是通過“倒苦水”，將深藏在自己心理深處的怨恨發泄出來，從而痛恨給自己帶來痛苦的壓迫階級和相應的社會制度，明確了自己的處境正是由于階級壓迫造成的，因此獲得和提升了自己的階級覺悟，萌生和強化了階級斗爭意識。正如亨廷頓所評價的，隨著城市的啟蒙到鄉下，“農民不僅開始意識到自己正在受苦，也認識到能夠想辦法來改變自己的苦境。沒有什么比這種意識更具有革命性了。”[17]
土地改革后農民獲得了土地，成為小私有和小生產者。但中國共產黨為了從根本上改造傳統社會，很快推行集體化。這種集體化直接觸及到農民的小私有心理，并不為農民所主動接受。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土地改革后不斷開展政治運動，重要目的就是改造農民的小私有心理。在強化集體化意識的政治運動中，“憶苦思甜”是重要活動，即回憶過去的苦難，思念今天的幸福生活。這種活動適應了農民的思維特性。農民的生產主要依靠歷史積累的經驗，其思維習慣于“向后看”，即與過去比較，在與過去比較中尋求人生的支點。同時，農民的生產方式高度依賴于自然，他們的收獲和生活好壞取決于“天”的恩賜，因此具有強烈的感恩意識。“憶苦思甜”活動恰恰適應了農民的思維特點。通過回憶過去的痛苦生活，感受到今天的生活幸福；而今天的幸福生活則是中國共產黨帶來的，因此要感謝共產黨并永遠跟著共產黨走，“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產黨”。
三是樹立典范。傳統中國是一個道德社會。這種道德社會往往是通過道德楷模來教化社會。所以皇帝會經常對那些符合道德標準的人物加以表彰，以此進行精神文化整合。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鄉”過程中，通過宣傳各種先進模范人物，以樹立典范影響社會是重要活動方式。在每個時期都會圍繞黨的主導意志和標準樹立典范，對他們加以表彰，引導人們向他們學習。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中國農村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人民公社制度的好處受到置疑。正是在執政黨領導層出現農村方針政策走向分歧之時，山西省大寨大隊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依靠集體的力量不僅克服困難，而且取得農業豐收。這一事跡很快得到執政黨最高領導層的關注，并成為農村集體化道路的典范，從而號召全國“農業學大寨”。1964年12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對大寨的經驗進行了概括和總結，指出：“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家提倡的。”[18]至此，“農業學大寨”成為一場持續達10多年之久的政治運動。
四是思想斗爭。中國共產黨依靠農民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但黨還要改造傳統社會，重建新的社會。而要實現這一目的首先得改造人的思想。特別是長期形成的農民意識并不是很快能夠改變的。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鄉”除了以各種宣傳行為影響人的思想意識外，就是伴隨著政治運動對不符合黨的意志的思想進行斗爭。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行到高潮階段，為了迅速推進集體化，同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要求用大辯論的方式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并與各種錯誤思想作斗爭。1960年代執政黨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重要內容是“清思想”，與干部的錯誤思想做斗爭。“四清運動”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觸及人的靈魂的革命，思想斗爭方式更激烈。除此之外，各種政治學習也伴隨著思想斗爭。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鄉”在改造傳統鄉土意識，建構階級、政黨和國家意識方面是有成效的。它將分散的鄉土社會納入到統一的精神文化體系中來，建構起農村基層社會與國家意識形態的精神通道，使“只知有家不知有國”的傳統意識改變為“國與家相連”的現代意識。當然，由于“宣傳下鄉”伴隨著政治運動，伴隨著經濟政治壓力，因此也有一定限度。這就是人們往往更多的是基于某種外部性壓力服膺某種思想，而不是基于內心的自覺。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以后的“宣傳下鄉”出現了新的情況。如與人民公社體制相伴隨的“開會”已沒有以往的影響力了，從事家庭經營的農民對于開會缺乏積極性，許多地方出現了10多年不開會的“會荒”。大眾傳播傳遞的信息多樣化，也使人們的思想意識呈多樣化態勢。簡單地單向地宣傳“灌輸”不再受歡迎。特別是來自鄉土自身生產生活活動且曾經受到批判的鄉土意識又迅速復活，如家族意識、鄉土信仰等。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鄉”在新時期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作者簡介：徐勇，教育部長江學者，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共黨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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