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間,“三農”進步緩慢,除了以增加土地面源污染為代價獲取糧食連年增產之外,農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并沒有增加,農村在繼續凋敝……
“十三五”已開局,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協調發展能不能實現新的跨越?跨越的路徑在哪里?
搞清路徑問題,首先要搞清問題癥結。
今天,我們需要討論什么是造成農村、農業、農民發展進步緩慢的最重要原因?是國家的大政方針有問題?還是農業產業和支持政策有問題?是各級政府執行有問題?還是農民群體自身有問題?我們需要客觀分析和討論,更需要在討論中找出問題,然后去面對問題。在清晰認識和清醒評判前提下,推動問題的解決,找到適合國情、又真正能富民強國的路徑,讓“三農”發展邁上快車道。
一、首先分析下國家大政方針:
十八大以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一系列治國理念和經濟發展指導方針,是切合中國國情的。
以習近平總書記為代表的中央核心領導集體在三年的治國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全新的改革和發展理念,而且明確提出了“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的宏觀強國富農戰略思想,2015和201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又都分別以“加大創新改革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落實新的發展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為標題,將“加快”農業現化建設上升為基本國策。同時又提出“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化肥農藥零增長”、“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等重大理論觀點。
這些都客觀反映出國家層面的農業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是正確的,沒有方向性和策略性問題。
二、再來看“三農”政策理論:
十八大以來,雖然黨中央最高集體提出了不斷解放思想,不斷深化改革力度,進一步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強調通過創新、改革和落實新理念來加快推進農業變革等大政方針,國家也還在繼續加大對農業的投入,但是,“三農”政策層面在整個“十二五”前期和后期基本上是一個調子,并沒有因為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新理念和新的治國大策而隨之進行“三農”發展政策的創新和變革。
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十八屆五中全會出臺了五大發展理念且提出“要培育發展新動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的明確指導原則后出臺的政策性文件及文件解讀,仍然繼續排斥工商資本進入農村。
五中全會閉幕之后第四天,《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出臺,關于資本進入農業的政策措施與五中全會確定的新理念、新國策直接沖突,農業政策主管部門的政策解讀繼續強調嚴防資本下鄉,“對資本要扎緊防范風險的籬笆”,繼續“潑洗澡水把嬰兒潑出去”的邏輯。而不是換個角度去挖掘資本的積極價值并研究制定積極引導、軌道管控的策略,就是僵化教條的排斥。這樣的結果是,基層政府和社會各界看了十八大報告,聽了習近平總書記和克強總理講話,特別是五中全會指出五大理念之后,都覺得很振奮,都覺得黨中央和國家最高領導層面確實在理念創新,確實提出了適合國情而且也應當能引領國家發展的治國大策。但是,另一方面,農業政策主管部門后續出臺的土地集約、農村改革等多項新政策仍然沒有貫徹新國策,仍然不創新,仍然走老路。
按照“十三五”目前的農業規劃,基本上是繼續“十二五”期間的基本方針,并沒有體現出貫徹和落實五大發展理念的方向性和策略性改革創新和調整,也缺乏清晰的發展路線圖和與之配套的發展步驟和發展成果的時間表。
“十一五”、“十二五”十年發展實踐已經證實了單純依靠農民群體自身發展,加快農業現代化的基本國策是實現不了的,可目前還是看不到創新國策下的創新政策。
若在“十三五”期間繼續排斥工商資本以及工商資本背后的企業家資源、企業化組織資源以及與之相伴的人才、文化、組織、資本、模式、體制等重要的生產力要素,繼續用教條僵化的理念制定政策,繼續目前的適度規模經營政策,繼續堅持讓農民擔當農業現代化受益主體和創造主體的雙重角色,繼續對客觀上已形成現實的“三農”發展困境不加以深刻總結,那么黨中央和國家最高領導集體的科學決策和治國理念,還是一個“決策不出中南海”。還是“聽了國策好喜歡,再看政策又無言”。最高層的國策思想在產業政策上得不到落實和延伸,這就是最大的“三農”發展障礙。
站在民間智庫的獨立視角,創聯新農業智庫認為,制約和影響“三農”深層次變革的最大梗阻出在農業政策主管部門,最應當更新理念的和最應當解放思想的就是這個部門。地方政府和農民群體很難超越現行政策去創新,“三農”發展緩慢的最大障礙是政策與國策脫節。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頂層設計體系需要在五大發展理念的宏觀導向下運用辨證哲學發展觀進行產業政策和發展路徑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底重慶講話中強調:發展理念就是指揮棒,凡是與發展理念相違背的言語和行動都要統統摒棄。
以犧牲“三農”發展進程為代價的政策梗阻,何時休矣!
作者信息:創聯新農業智庫創始人,首席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里河經略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