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嶺鄉土小說的思想剖析
【內容摘要】：作為思想型作家，秦嶺的鄉土小說緊緊抓住1990年代農村的教育問題、賦稅問題、飲水問題、醫療問題，峻急地追問農村苦難的歷史根源與制度根源。他的小說揭示了農村貧苦的生活、沉重的賦稅、匱乏的教育資源，批判了不平等的城鄉政治經濟制度，同時也發現并揭示了扭曲人性的“權力與金錢”時代法則。小說在展露了農民們的精神動蕩的同時，也流露出秦嶺自己“性本善”的思想觀念。這一觀念，既使他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充滿了體諒、寬容和溫情，也使他的歷史批判出現了人性拷問的不足。
【關鍵詞】：秦嶺；鄉土小說；歷史反思；制度批判
系統閱讀秦嶺的小說，不僅使我重新憶起在蘭州讀書時所遇到的那些面頰棕紅、口音鈍訥的甘肅農民；天水這個美麗得讓人遐想的地名背后，生活的干旱、焦苦氣息也再次撲面而來。更重要的是，秦嶺的小說重新喚醒了我在掙脫農民的貧苦命運過程中所經歷、體驗的艱辛和疼痛?！盎始Z”、“教育附加費”、“提留”、“鄉聯防隊”……一個個漸漸被歷史抹去、被人們淡忘的概念、名詞，卻記載著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生活、農村教育所曾面對的苦難、負重和血淚。
秦嶺的小說世界主要集中在甘肅天水干旱貧瘠的農村土地上。對農村、農民現實苦難的切實體驗，使他“怨毒”而迫切地追索這苦難的根由：仿佛扼住了農村苦難的咽喉，他緊緊抓住農村教育問題、賦稅問題、飲水問題、醫療問題，將質問的目光投向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以來農村的生活史、政策史、教育史和心靈史。閱讀秦嶺的鄉土小說，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對城鄉經濟、教育等諸多方面的不平等的批判。但也許是得益于他跨越天水與天津的生活經歷、對鄉村與都市底層現實的切實體認，他的情感態度沒有走向偏激的城鄉對立甚至城鄉對抗，而是將所有這些反思和質詢最終指向了不平等的城鄉政治經濟制度和教育制度。因此，當讀到他《碰瓷兒》等反映城市底層下崗職工的 生活苦難的作品時，讀到他在《本色》結尾也讓倍遭唾罵的聯防隊長同樣閃露出人性本善的“本色”時，就可明白，原宥個體人性，而嚴苛地追問歷史、拷問制度，是秦嶺小說創作明確的思想指向。
一、農民不可承受的賦稅之重
秦嶺鄉土小說創作的時代背景，主要集中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這一時段，由此，有論者將秦嶺的鄉土題材小說創作命名為“新農村問題小說”[1]。1990年代中國特色的市場化大潮給農村和農民命運所帶來的動蕩和苦難，確實是秦嶺小說創作的內在動力：伴隨著市場化而來的是通貨膨脹和消費水平的普遍提高，而并沒有真正市場化的農產品價格卻沒有相應的增長，這就直接導致農民的土地收入太低，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為了生存下去，大量農村青壯年放棄了土地而外出打工，涌入城市，留守農村的只剩下所謂的“老弱病殘”。大量農村正在不斷地淪為“空村”，雜草叢生，殘垣斷壁，一片荒蕪的景象。秦嶺在2009年考察隴南、天水等地震災區的災后重建情況時就嚴峻地指出“農民中的建設者離開了土地，離開了家鄉，新農村由誰來建呢？”“誰敢提供這個答案，我就把他視作上帝?！?span>[2]而高等教育的市場化所帶來的高昂費用，又生生切斷了大量試圖掙脫貧苦命運的農民子女的上學道路。在秦嶺的小說中，經常閃現因高昂學費而只好輟學打工的農民子女的愁苦面影。甚至在小說《斷裂》中，高中女生為了掙得大學學費，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身體……。所有這些，都是與農村血脈相連的秦嶺內在的疼痛，催促著他執著地關注農村、體恤農民。“農村的出路何在？”這是包括秦嶺在內的新世紀鄉土作家所無力回答，卻又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難題。
然而，秦嶺的鄉土小說并沒有集中火力正面呈現農村“當下”的現實問題，在他創作之時，“皇糧”、“提留”等名詞剛剛成為歷史；他也沒有為了回答農村的“出路”問題，而試圖為之尋求“新”的或者恢復“舊”的“烏托邦”。相反，他帶著對農村現實苦難的疼痛體認，將目光投向了剛剛過去的歷史，從中追索農村生活的、精神的現實困境的根由，從社會、經濟、政治、教育等多個角度對農村的宿命性苦難進行了歷史沉思和制度拷問。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說，秦嶺的鄉土小說毋寧是對農村苦難的歷史追問。
秦嶺的歷史追問在新世紀鄉土小說創作中最獨特也最具有歷史深度的，是以《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皇糧》、《皇糧鐘》等作品為代表的“皇糧系列”對農村賦稅問題的反思和拷問?！斑@些年縣里、鄉里對莊戶人征收的這個稅那個費實在太多太濫，動不動就把手伸到農民的腰包里”，村里都被各項收費收怕了[3]。由于賦稅太重，農民無力繳納，就出現了暴力征收：“這些年，拖欠皇糧、拒繳皇糧的‘釘子戶’越來越多，每年都是鄉干部帶著聯防隊員，浩浩蕩蕩地開進村，手銬加麻繩，逐家逐戶地拔釘子，弄得雞飛狗上墻，每拔掉一顆釘子，那戶人非得脫一層皮不可?！?span>[4]到農村收稅的隊伍中不僅有鄉鎮派出所人員和聯防隊員，各村的教師、衛生院的醫生護士“也都動員到征收稅費的第一線了”。如果教師們收費不力，“當月的工資就被鄉上扣得只剩下基本生活費了”[5]。正是在這種逼迫之下，聯防隊員、鄉村教師們都如孫留根校長的茶杯一樣，清亮透明的人性本色被迫蒙上了厚厚的污垢，不僅引發了村民們的憤恨，而且遭到了學生們的報復[6]。
然而，新中國的農村賦稅問題顯然并非始自1990年代，在《摸蛋的男孩》中，秦嶺將歷史批判的目光上溯到了50年代中國的農村政治經濟政策和城鄉制度差異：“在供應制時代，中國農民有義務為國家上繳糧食、油料、生豬、鮮蛋、棉花等農業、畜牧業產品的政治任務，從而保障了城市輕重工業的發展和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中國歷史上所謂城與鄉、工與農之間的物質和精神落差，在此階段顯得尤為凹凸不平，并成為一種獨特而持久的政治、經濟現象，深刻影響到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質地。”[7]更引人思索的是，農民們沿用“皇糧”來稱呼新中國的“交公糧”，一下子接通了幾千年來中國農民的賦稅史。新中國的到來，并沒有終結這一歷史。《皇糧鐘》開篇所回蕩著的“咣——咣——咣——”的震天鐘聲，可以說是對數十年前《紅旗譜》中的鐘聲的一個強烈的嘲弄：數十年前《紅旗譜》中的砸鐘聲，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翻身道情歷史敘事的震撼開幕，而數十年后《皇糧鐘》的鐘聲，卻在宣告了幾千年農民賦稅史的沉重延續的同時，也宣告了曾經的農村烏托邦敘事的虛幻。面對沉重賦稅的象征物“皇糧鐘”，農民們既畏之如畏神，合眾祭拜，又恨之入骨，憤怒地將其毀棄。因此，當在秦嶺的小說《本色》中讀到負責催收稅務的聯防隊來到學校后，學生們憤怒地齊聲朗讀柳宗元《捕蛇者說》中對“苛政”的批判時，我們可以從中體味到秦嶺面對這種歷史延續而產生的同樣強烈的不平之氣。幸運的是，“皇糧”制度終于在新世紀終結了。然而，在《皇糧鐘》的結尾，鐘聲再次響起，囊家秦爺死而復生，不能不說內含著作者對“皇糧”制度死而復生的隱憂。
二、“權力”法則之下的道德疼痛
與秦嶺的從教經歷和體驗密切相關，農村教育的貧陋、民辦教師生活的艱難，是秦嶺鄉土小說所關注的另一重要問題。一方面，農民收入太低，賦稅繁重，無力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而在90年代教育市場化歷程中，中國教育的費用卻又日漸飆升。而這直接導致農民子女紛紛輟學，進城打工。成績優秀者即使堅持下來，也不得不面對高中、大學日漸高昂的學費。北溝村的茍大女子盡管“占了老大的便宜，還能念個書，像二女子、三女子幾個，就沒有這個命”。然而在貧困面前，茍大女子也只能默認“堡子的女生，出不了金鳳凰”的宿命[8]；當年的“貧困三好生”馬莉莉輟學后在廣東做坐臺小姐，一場掃黃打非之后自沉了珠江[9]；甄滿滿四年就前考上了南方的一所著名大學，但由于繳不起高昂的學費，只好把錄取通知書塞進灶膛里燒了[10]；十七歲的高中女生為圓自己的大學夢，只好啜泣著在洗浴中心出賣自己的肉體[11]。然而，即使上了大學，畢業后面臨的卻又是浩浩蕩蕩的大學畢業生無法就業的社會困境。在“拼爹”、“拼人脈”、“拼資源”等等諸多就業“潛規則”中，農村子女又能何為？恰恰如董建泉所憤懣的：“后來連考大學也不值錢了，收費倒是毫不留情。那狗屁教育制度的胳膊肘明明是朝著城里人彎過去的，農民娃活該是輟學打工的命”[12]！不能不說，這里潛含著作者秦嶺對中國教育制度的責問。
另一方面則是農村教育資源的匱乏、教學條件的艱苦以及教師待遇過低所導致的農村教育的窘困和教師生存的艱難。學校里“骨干教師流失嚴重”（《硌牙的沙子》），許多學校只能像堡子中學一樣剩下“以民辦教師為主體的師資力量”來苦苦支撐（《繡花鞋墊》）。鄉鎮政府給教師們“壓”下來的收費任務，又將學校與農民、教師與學生對立起來。然而繁重的稅收卻并沒有改善學校的教學環境，而是出現了“破爛不堪的校園和緊挨著校園的鄉政府那氣派的辦公大樓”的景象[13]。鄉政府搞擴建，甚至要征用“半拉校園”的土地。面對鄉鎮府“權力”法則對本已匱乏的農村教育資源的盤剝侵吞，秦嶺借神秘的“鬼揚土”既表達了校長和師生的憤怒，也體現了自己強烈的批判態度[14]。
同樣的“權力”法則也給那些待遇底下、生活困窘的民辦教師們帶來了深深的內心傷痛:民辦教師的職位不僅待遇低微，而且隨時都有丟掉工作的可能。而他們轉為正式教師的命運和機會，則被“權力”法則所徹底掌控。為了及時“轉正”，改變被動卑下的命運，他們不得不低下頭顱，遵循“潛規則”，送禮行賄，甚至出賣肉體打通關節。而那些像趙祖國這樣沒有力量和渠道的民辦教師們，只好違背道德，利用自己身為教師的小小“權力”，從更加弱勢的女學生群體中培養自己未來的妻子，以終結自己的“光棍”生涯（《繡花鞋墊》）。而這無疑是以另一種方式對“權力”法則的屈從。秦嶺的《鄉村教師》等小說，并沒有簡單地對這些民辦教師進行道德批判，而是深入他們的生存困境，展現出了趙舉科、趙五常們“欲潔未曾潔”的道德痛苦：一方面為學生劉白鴿的前途考慮，他們抵制將學生培養成自己妻子的做法，另一方面自己的生活困境又不得不迫使他們違背道德原則，最終還是選擇了民辦教師們的共同做法。在這些民辦教師身上，浸滿了他們的道德人格被“權力”撕咬、綁架的血和淚。
“本色”善良的人性，在嚴峻生活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屈從“權力”法則，在利用“權力”爭得生存的改善的同時，人性本色也因之最終蒙塵染垢，可以說是秦嶺對個體人性最終被“權力”綁架、走向罪惡歷程的基本認識。在《斷裂》等“官場”小說中，秦嶺立意探究卞紹宗等官員的“世界觀、權力觀在人生道路上悄然發生變化的復雜軌跡”：90年代初期西北師范大學畢業懷著一腔抱負毅然到農村支教的卞紹宗，恰恰是在發現了“權力”法則所帶來的不公之后，放棄了自己扎根農村教育的理想、違背了自己的道德原則，從鄉政府到縣政府，一步步在“權力與金錢”法則的領悟和使用中，攀上了政治人生的高峰，也最終毀棄了自己。而在《借命時代的家鄉》，秦嶺對1990年代“權力與金錢”的市場法則進行了深入的揭示和批判。小說中，不論是茍萬昌、賈昌耀還是董建泉，這些農民企業家商業事業的起伏動蕩，都與他們和政治權力的親疏遠近密切相關：茍萬昌利用官二代的父親批到地皮，一次就為他節省了三百萬，董建泉也是通過趙大球局長的關系才讓自己的事業渡過了難關……。如果說小說中所揭示的農民們是在干旱、貧困的生活境遇里不得不采用“借命”的方式生存下去的話，那么90年代的茍萬昌、董建泉等農民企業家們，則是不得不借助“權力”來讓自己的企業獲得生存發展的機會。同樣，如果說前者體現了作者對農民生存艱難的體認、同情和悲憫的話，那么后者則體現了秦嶺對1990年代時代社會“病根”的嚴肅思考和冷峻批判。在秦嶺的小說中，不論是趙祖國、趙舉科、趙五常、張芍藥這樣的民辦教師們，還是卞紹宗、茍萬昌這樣的官員、企業家，原本善良的人性，最終都屈從了“權力”法則，被“權力”綁架，在違背道德的疼痛中走向了道德的背面。不能不說，秦嶺是在原宥個體人性的同時，最終將批判鋒芒指向了讓扭曲人性的權力法則大行其道的政治經濟制度。
三、“性本善”的人性觀
秦嶺確實無意于為農村的出路問題確立新的或舊的烏托邦，然而，在他的思想里顯然又存在著“性本善”的人性烏托邦。在他的小說中，從民辦教師、聯防隊員到貪腐官員，都性本善良，是不合理的權力鏈條導致他們的人性或蒙垢或扭曲。他可以將生命原初的善意描繪得如此溫潤動人，讓人沉醉：在《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15]中，一個懷孕的婦女與一只懷孕的狐貍，在上午的陽光中互相打量。當那只母狐用窄小、單薄的舌頭，一下，又一下，有滋有味地吸吮著尾梢的水分時，被舔舐著的仿佛也是我們人性善良的琴弦?！叭疹^已經升高，過墻了，上樹了，屋子鮮亮地像過了水。日頭像一只溫情的眼睛，注視著屋里的一切。陽光，把狐貍和水缸一起擁抱。”這日頭仿佛已不再是那曾經讓土地干旱、生命焦渴的日頭，而是同時注目著女人與狐貍的作者的溫情目光。面對生命的善意，慣于揮劍剖析歷史的秦嶺居然輕盈地捏起了繡針，以細膩、體貼的語言絲線織就出了動人的人性童話。
人性“本色”的善良，可以說是秦嶺對自己筆下的人物不可動搖的設定?！稛鲲埖呐恕分械幕▋?，為了丈夫王世界能夠“轉正”并留在學校繼續教書，不得不屈從鄉黨委書記田博才對自己身體的覬覦。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又不得不屈從張中華的逼迫。實際上，她是那些不得不典當自己身體來換取生存的農村女性之一，本屬于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一群。然而，秦嶺卻著意表現她在被侮辱被損害過程中的人性光彩：花兒漸漸理解了同樣出賣身體的民辦教師張芍藥，不顧丈夫的反對前去探望；她甚至原諒了曾經借助權力逼迫自己的張中華，要求丈夫對其家庭施出援手——忍辱負重，以德報怨，秦嶺著意讓花兒的形象散發出人性的、道德的光彩。而在《透明的廢墟》、《心震》、《相思樹》等“地震”系列小說中，人物的人性在災難的震蕩和洗禮中顯露出善意的“本色”，同樣是他創作的立意所在。《透明的廢墟》中，劉丹丹、吉國立、趙云逸等人，雖身份各異，經歷不同，但都在災難面前顯露出了人性善良的“透明”本色。而在《心震》、《相思樹》中，樊綺云與夏景坤、惠兒與洪隆亭、茹玫與龔兆鵬等等一對對婚外戀情都在地震之后發生了震蕩，各自都重新體認人性的尊嚴與家庭的倫理。
秦嶺善于將自己對時代社會的思考和批判，扭結在引人入勝的故事里：在男孩的摸蛋里，織進對50年代農村經濟政策的思考；一個有關“殺威棒”的尷尬故事，揉合進了作者對知青與農民之間文化、身份、命運等諸多不平等的反思。他更善于將故事的戲劇性和敘事的豐富性扭結在人物精神的動蕩中和尷尬處。在《皇糧》和《皇糧鐘》中，歲球球和唐歲求由于當上了收“皇糧”的驗糧員，獲得了“權力”，而身價倍增。然而，驗糧員的工作職責與對村民們的同情，又使他們陷入了內心矛盾：如果遵守嚴格的驗糧標準，會給村民們沉重的生活雪上加霜；如果通融了村民們，則又違背了驗糧員的職業操守。在“皇糧”取消之后，身為農民的他們本應滿心歡喜，然而與“皇糧”同時終結的也有他們驗糧員的“權力”和地位，又讓他們必須面對新的人生轉折和變更。對人物精神世界的這種重視和關注，不僅使他對農村問題的思考具有了切實的血肉依托，更使他的歷史追問具有了揭開農民們的精神歷史的意義。因此，他的《皇糧鐘》等作品，由農民賦稅問題入手探究了“‘皇糧的陰影千百年來到底怎樣浸染并改變著農民的心靈原則和精神領地’，新一代農民的思想情感經歷了怎樣的蛻變和新生?！?span>[16]他的鄉村教師系列、官場系列、地震系列小說，也無不都揭開了人物在貧困、權力法則與自然災害面前精神的動蕩、扭曲與更新的歷程。
文學是“人學”，任何深刻的思考和犀利的批判，都必須建基于對人物內在精神世界的深刻揭示之上，這是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獲得文學性的重要保障。作家體認、洞察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自然也就決定了作品的精神深度。而所有這些，又都取決于作家的人性觀里對人性的豐富復雜應當有著充分的認識。在古典人道主義之后，20世紀的西方現代哲學在對人類重大歷史災難的反思中，對人性的原欲與幽暗部分已經給予了充分的揭示。然而，也許是療救中國社會現實中日漸淪落的世道人心、進行“道德上的拯救”[17]的使命使然，在新世紀，大量中國作家在反思1980年代“純文學”脫離現實的弊端的同時，也忽視了當時殘雪、余華等作家拷問人性罪惡的歷史意義，反而開始重新崇慕原始人性的烏托邦。也許是峻急的歷史反思、制度拷問的創作目的使然，秦嶺的具有深遠中國思想傳統的“性本善”人性觀，同樣使他在剖析農村苦難的歷史根源之時，忽略了對“人之罪”的望聞問切。也許是對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群體的同情、悲憫使然，他的筆尖不忍心挑開農民們自身思想、道德素養上的缺陷。農民們的道德人性，是否真的那么透明清亮暫且不說，人性參照的基點僅只確立在“天賦”的“本色”之上是否合適，首先就應該考慮。對20世紀中國歷史災難的反思，在歷史批判、制度批判之外，如果缺失了人性批判，無疑將是重大的缺憾。同樣，如果對20世紀中國革命與改革的鄉土性、農民性缺乏足夠的拷問，就很難對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歷史形成更為深切的反思。況且，在歷史反思與制度批判之后，新制度的建設和確立，無疑也應該建立在對個體人性幽暗部分的充分估計的基礎之上。
因此，在讀秦嶺的《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之時，我不禁被小說中的生命善意和人性童話所感動、所沉醉。而當系統讀完他的小說創作之后，在為他犀利的歷史反思和制度拷問贊嘆擊節的同時，又為他溫情的浪漫主義人性烏托邦觀念、為他的創作在人性拷問上的不足而深深地感到遺憾。也許恰恰是在這里，留下了秦嶺可待拓展的空間。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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