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除了《文化與社會》《漫長的革命》《關鍵詞》等獲得廣泛討論和引證的經典外，《鄉村與城市》這部飽含深情的著作，雖然中文版直到二〇一三年才問世，卻及時為我們打開文化研究傳統中的“城鄉面向”，打破我們長期以來“文化研究無農民”的盲區。作為一位當時即已享譽世界的學者，威廉斯為何要寫這樣一部風格獨特的書？因為其不僅聯系著作者身為“農二代”的切身經歷——出身于威爾第邊境鄉村的工人階級家庭，現在依然生活在村子里，書中隱約可見作者對祖父及家鄉的記憶與理解；同時還有其對當時主流城鄉論述所產生的包括納悶、憤怒、不平等在內的真情實感。
《鄉村與城市》通過梳理英國文學中有關鄉村與城市的各種論述，重點不在于揭示鄉村或城市是什么，而希望挑戰各種“半是想象出、半是觀察得來的縮減慣例”。對于威廉斯來說，這樣的定型化認識與偏見常常是成組出現的，并在論述實踐中被不斷地強化與凝固。因此需要“左右開弓”，并對各種可能的陷阱保持充分的自覺。
這種拒絕與反思首先體現在分析視角上。在威廉斯看來，居高臨下的眼光以及“將鄉村理想化、使之與城市對立”的潛在邏輯與思維習慣是我們最需要挑戰的。看似區分對立的兩種主導性觀點：“懷舊且多愁善感的田園主義”與“生機勃勃的城市進步主義”同樣需要警惕。前者視野下的鄉村常帶有選擇性美化與靜態孤立處理，刪除了生活張力，只留下精致意向和“純真的替換物”，在浪漫化與理想化中人為制造城鄉二元對立。實際上，鄉村既不等同于愚昧和落后，也不是歡樂的故園，而是在工業和城市發展的壓力和陰影下充滿著變化與復雜性。與此相對，“城市進步主義”視野下的城市，常被作為進步、啟蒙和力量的象征，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擁有不容置疑的優先權。而實際上，現實都市既存在道德意義上的孤獨、罪惡等，還包括巨大、冷漠、污染、原子化、石頭迷宮、斷裂性、個人主義、流動性、風險集中等可能將人類引向更危險境地的元素。
類似的“浪漫化”處理看似截然二分，實則一體雙面。為展開對這兩種主流論述的批判，威廉斯通過對前后跨度數世紀的文學作品進行文本細讀和爬梳比較，讓我們看到在包括小說、詩歌等文學表達中，鄉村與城市在存在形態和功能意義上的多樣性、差異性和復雜性常常受到遮蔽，所建構呈現的多是“精心挑選”過的單一面向，同時作為被論述對象與空洞能指，被現實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力量所填充和改寫。按照作者的話：“不僅真實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遭到了偽造；而且一個傳統的、幸存下來的鄉村英格蘭也被草草創作出來，幾乎被一種實際上屬于市郊的、半文盲式的胡亂描寫遮蔽起來。”（354頁）而實際上，即使對于英國這樣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我們既可以發掘出包括“城市互助組織”和有利于新式社會組織成長的“新城市”，還可能重新發現內含多種功能和動態變化的“新鄉村”。因為，“鄉村和城市自身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都是不斷變化的歷史現實”（393頁）。
如此簡單化和靜態論述既不利于城鄉間復雜現實與互動關系的展開，還掩蓋了鄉村社會向資本主義轉變這一重大歷史脈絡及過程中的內在張力，消解鄉村和城市本身所蘊含的豐富可能性。比如：傳統鄉村秩序的消解失效，原有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皆非自然意義上的式微，同時聯系著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下的線性發展觀對多元化文明形態的排斥。
為了讓這些復雜性和可能性重新進入視野，威廉斯提醒我們首先需要跳出就事論事的一般分析，將鄉村與城市放置于資本主義歷史進程中進行討論。因為“它（資本主義）被抽象化了的經濟驅動力，它在社會關系中的基本優先權利，它衡量增長、利益和損失的標準，幾個世紀以來改變了我們的鄉村，創造了我們這種類型的城市”（407頁）。這些改變既有效形塑了鄉村與城市的當下形態，更主導了我們對鄉村和城市的現有認識與觀念。正是資本主義體系為城市和工業賦予了“絕對優先權”，在這種優先權所主導的強勢邏輯面前，鄉村除了被邊緣化的處境和位置，似乎只能與過去或遙遠的地方發生聯系，進而被等同于僅具有懷舊與道德撫慰等抽象價值的“田園詩”。而真實的城市同樣也被抽離出包括環境污染、交通堵塞、食品危機等現實頑疾，凈化為進步主義意識形態下充滿期盼卻不無臆想的“理想狀態”。威廉斯所更擔心的是：這種優先權及對單一線性現代文明的過度信心常會發生一種奇怪的辯證性扭轉，“不僅會傷害‘愚昧的農村人’和‘未開化和半開化的’殖民地人民，還會最終傷害城市無產階級自身以及發達和文明的社會”（409頁）。
如果說“城市無法拯救鄉村，鄉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可以理解為威廉斯對過度樂觀之問題分析與對策方案的清醒與拒絕，那么“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鄉村不列顛就處于從屬地位”，則表明作者嘗試以歷史化處理與政治經濟結構作為文化分析的基本前提與內在自覺。當我們身處割裂矛盾的城鄉現實之中，鄉村的加速消失與城市化進程的摧枯拉朽互為因果，從容的回歸復雜多樣的現實狀況反而成為不無奢侈的“幻想”。雙面浪漫化及各種刻板的定型化認識之所以能夠產生效果，與其說是人們的被動與盲目，不如說是鄉村與城市形態本身及其關系正在發生全面改變。城鄉二元對立背后無疑是資本和權力多種形式的滲透擴張，而相應的支配性文化正支撐著各種偏見的生產與流通。
四十多年前，威廉斯就預見到該書可能會被解讀成“另一首唱給鄉村的挽歌或是一種憤世嫉俗的宿命論”。因此，理解作者真實的寫作動機與對話對象，回歸英國城鄉關系的實際脈絡，拒絕陷入該書所嘗試挑戰的常見陷阱是當下讀者特別需要小心的。比如，正擁有著潔凈空氣與詩意田園，讓霧霾籠罩下無數國人所向往羨慕的今日英倫，是否正在以事實反證威廉斯之憂慮的多余？當然不應這么簡單，其仍需放置在全球政治經濟版圖中進行動態分析，因為在長期殖民主義與污染產業向第三世界轉移的大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偏遠國家成了工業英國的鄉村地區，其巨大代價正由發展中國家和廣大鄉村承擔。這不僅遮蔽了事實，同時還不利于人們對更重要問題的思考——實際上，農業本身具有獨特價值和重要意義，對于任何國家和文明體來說都不可或缺，應是“最中心、最迫切、最必要的活動之一”，絕非包袱負擔而可以“一轉了之”的。
初版于一九七三年的《鄉村與城市》，寫的雖然是文學呈現中十六至二十世紀的英國，卻可為當下“鄉愁熱”紛擾中的我們打開更多的反思空間。面對新意識形態、時尚元素和經濟增長點互動角力的多維鄉愁，我們既不該簡單地各打五十大板，也需要隨時警惕以一種形式的“偏見”代替另一種形式的“偏見”，而必須直面各種遮蔽與陷阱，理解鄉村的真正困境與張力所在。與其在焦慮中糾結滑動于那無處安放的鄉愁，不如認真從容地反思“愁從何來，通往何處”？當食品危機、霧霾和“蝸居—蟻族”等殘酷現實無情扯下“城市浪漫化”面紗，我們如何能夠自覺于另一種正在發生的“鄉村浪漫化”，以及由此產生的靜態處理與常見割裂？
正如上文分析，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洪流面前，主流論述對鄉村和城市的二元割裂與簡單化處理，中國和英國存在著一定相似性。然而，由于文明方式和資源條件的差異，特別是近代以來兩國在殖民化與全球資本主義進程中角色和位置的根本區別，讓近代中國的“浪漫化”內容方式都有別于“日不落帝國”這一老牌帝國主義。
作為飽受屈辱的第三世界國家，面對巨大的生存壓力與競爭焦慮，近代中國工業化的“優先權”和“進步性”除上文所論，還內在于民族自強、自我保護和獨立自尊的脈絡之中。而在現代化主流論述與“百年鄉村破壞”（梁漱溟，一九三七年）的現實狀況面前，“鄉/土”更多作為問題來源和必須克服的對象本身。因此，“問題化”比“浪漫化”發揮著更為主導性的影響。
正因為這種差異性，當下中國的“鄉愁”論述不宜進行簡單的對錯評判。如果回到本文開頭所討論的“多維”鄉愁，這些包含著“農二代”“城市中產”和“資本精英”等不同角度和訴求的“鄉愁”論述，一方面折射出正在積聚的集體性情緒與社會心理，其背后是復雜的城鄉歷史與社會經濟現狀——“去農/進城”正成為一種主導性趨勢，隨著鄉村及其所承載的物、景、情的逝去，安土重遷的祖訓愈發無效可笑，城市化已經成為裹挾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巨大勢能。而城市自身也在大規模改造擴容中面目全非，鄉愁不僅發生于某個具體鄉村，其也是當前這種劇烈城市化和城市升級運動中人們普遍而又自然的反應。無論是否來自鄉村，我們往往難以對這種身處其中的巨大變化無所知覺，失落和懷舊、惆悵和無奈常常復雜地糾結在一起。
另一方面，其所表征的絕不僅是鄉村困境或“農二代”的個人焦慮，同樣呈現著當下主流城市發展中的內在困境——霧霾與“蝸居—蟻族”現象的同步突顯不合時宜卻恰逢其時地顯影出“全面都市夢”之裂隙與虛幻。曾經的美好愿景與自圓其說也將捉襟見肘，與“回不去的鄉村”同樣真實的還包括“留不下的城市”。面對這樣的嚴峻現實，略顯浪漫簡單但卻飽含深情的“田園夢”可能有利于打破長久以來的城市霸權與定型化想象，成為重新發現“鄉/土”價值與多樣空間的難得機會。
但這種“有效”同時又常是“有限”的，特別對于當下由“小資”“小清新”和“小確幸”等所構成的“小時代”。回到現實，只有鄉村的整體性消失才可能引發“鄉愁”，而在多維“鄉愁”之中更具有傳播力和話語權的常是中產階級的“鄉愁”論述。對于他（她）們來說，與其說是對嚴峻“三農問題”的改變動力，不如說更是在既有生活方式不減損狀態下，對已經或正在消失的事物的懷舊與惆悵；與其說是對現實不合理“城鄉關系”展開質疑和挑戰，不如說是以“鄉村”為名、在主流框架內十分安全且不失優雅優越的修飾與撫慰。這些想象性解決不僅攜帶著更加隱蔽的偏見，同時還構成了一種新的坐標與意義系統，讓真正的“三農”被擠出“鄉愁”論述，鄉村被抽象為無“人”的風景與新的欲望空間。
好在，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城鄉來說，不僅有著關于鄉村與城市的多元化論述嘗試，還存在著進一步邁開雙腳，解放雙手的“百年鄉村建設”實踐。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陶行知等先賢就是其中的代表。除出發時的鄉愁鄉戀外，鄉建實踐者們還對以鄉村破壞為后果的激進現代化、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教育、以脫離底層民眾為常態的現代知識分子進行著深刻的批判。并以此為突破點，再生產出真正有利于鄉土和大眾的新知識，改造出平視“三農”的新坐標，互動出知行合一的新知識分子，進而促進包括人、財、物、價值、眼光等要素的回流與意義的重估，從根源上緩解“三農”問題與城鄉對立。
具體到筆者參與的當代鄉村建設，十多年來一直努力引導大批學生“眼光向下、腳步向前”，無論下鄉還是返鄉，都希望可以在關注“三農”中重新塑造“自我”。除此外，當代鄉建還通過包括“市民下鄉”“農業進城”和“愛故鄉行動”等方式，多途徑地為鄉愁提供一個積極且建設性的安放之地與發揮空間，并在此過程中讓更多參與者改變視角，重新發現充滿多樣性和復雜性的鄉土社會與草根民眾——雖然在“掐草尖”的城市化進程中可能落敗，但沒有條件或閑情去悲情矯情的他（她）們，畢竟屬于那片土地。廣大“草根”與更為寬廣的土壤融為一體，頑強堅韌地存在著，可能性和建設性一直辯證無聲地存在其間。
從個體、感性、短暫、遙望的鄉愁，到集體、行動、多樣、融入的鄉建，既希望挑戰由“悲觀—樂觀”、“情怯—自信”所構筑的二元對立與浪漫化想象，還希望把“我”放低放回，自省于揮之不去的自憐自戀，對精英立場所主導的價值坐標與意義系統，做出進一步改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讀書》2016年5期新刊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