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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風波:小農到農場的轉型邏輯

[ 作者:陳風波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9-02 錄入:實習編輯 ]

自給和半自給的“小農”在發展中國家是農業生產的主體。小農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本身既是一個家庭(Family)又是一個企業(Enterprise),是一個生產和消費共同體。這種雙重經濟特征使農戶區別于一般的企業和消費者。從世界發展趨勢來看,自給和半自給的小農向商業化農場(from peasant to farmer)的轉變是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重要標志之一。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孟德拉斯曾經以“農民的終結”描述了法國自二戰以來農業社會的轉變。這種趨勢幾乎發生在所有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但在中國,這個過程依然在進行之中。

農戶行為理論存在差異

國際上比較經典的農戶行為理論包括恰亞諾夫的勞役回避理論、舒爾茨的理性小農理論、斯科特的農戶風險回避理論。恰亞諾夫認為農戶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家庭的需求,并不僅僅是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因為農戶使用的是家庭勞動力,生產性消費和生活性消費的同步性導致資本主義利潤計算方式不能在農戶內部實行。農戶收入的獲得主要取決于家庭勞動力的投入,農戶勞動投入取決于農戶勞動辛苦程度和滿足程度,當勞動辛苦程度和滿足程度最終達到一個均衡時,也就是因為勞動而帶來的痛苦超過勞動的成果帶來家庭需求的滿足感時,勞動投入就會停止,這就是勞動消費均衡理論學說,又被稱為勞役回避理論。斯科特通過對東南亞農民的研究發現,在當地農民行為選擇和價值標準中,對生存保障的追求遠遠高于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農民是回避風險的,以“安全第一”作為其行為準則。農戶行為不僅受到市場約束的限制,而且還受到當地自然條件和社會制度的嚴重影響。舒爾茨的理性小農理論駁斥了西方社會中認為農戶懶惰、愚昧和沒有理性的觀點,他認為小農經濟是一個高效率的經濟體系,小農和資本主義企業家一樣是理性的,具有進取精神并且能夠對資源進行最為適度的運用,他們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傳統小農的落后主要來自于新要素和技術的缺乏。

農戶行為理論的具體內容存在差異可以在農戶效用層次上得到統一,不管農戶是追求基本的生存以及遵循風險回避準則,還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農戶行為的目的最終都是為了追求家庭在一定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而不同的市場環境、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壓力形成了不同的表現形式。在傳統社會中農戶效用最大化體現為對基本需求的滿足,從而回避風險;在非完善市場條件下,則根據市場化程度的不同,可能體現為部分地追求家庭需求的滿足和部分的收益最大化;在完善市場條件下,農戶目的則可能直接體現為追求利潤最大化。

“小農”存在有深刻社會背景

華裔學者黃宗智曾經對華北平原和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和農戶行為展開研究。黃宗智認為傳統時期的中國小農是一個生產消費共同體,生產決策部分取決于家庭的需要,部分為利潤而生產,他們處在社會階層的最底層,而他們的剩余產品供應其他非農部分的消費需要。中國的小農行為既有舒爾茨所謂的追求利潤的動機,同時又有恰亞諾夫所謂的滿足家庭需求的目的,兩者并不一定是矛盾的,追求利潤的動機可能是為了滿足家庭的需求。但黃宗智并不認為市場對農戶行為以及農業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更為關鍵的是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口壓力的影響。

所以,“小農”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盡管農戶都是理性的,但受到土地稟賦、生產力水平、外部市場環境和自然風險影響,其經濟行為有著很大差別。由于土地的稀缺和生產力水平低下,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使農民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則,自給和半自給的生產成為農民最佳的生存模式,這樣能使他們獲得相對穩定的食物。

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小農經濟是前商品化的,自給自足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與專業化和分工相違背,從而效率是低下的。馬克思把小農農業等同于“小”生產,把資本主義等同于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生產。英國工業革命前期農業的變化反映出商品經濟的發展會帶來分工,從而小農將會隨著商業化轉變為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資本主義農場,從而帶來社會的分化。俄國的集體農莊事實上是這種觀點在以農業為主的國家改造傳統小農的嘗試。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事實上反映家庭個體經營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相對的高效率,至少在滿足家庭需求上是如此。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家庭依然是農業經營的主要形式,其中美國有90%以上的農場依然是家庭經營。可見家庭既適合商業化和規模化的農場,也適合自給和半自給的小農家庭經營,從小農向農場的轉變取決于農戶所面臨的資源約束、生存狀態、農產品市場發育、要素市場發展和社會風險分擔機制的形成。

“小農”向農場轉型應具備四個條件

考慮到農戶的內部和外部因素,從“小農”向農場的轉型應該具備四個方面的條件。

1. 農戶超越生存水平。生存型的農民大部分具備自給性的特征。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沒有剩余的產品進行交換,同時也缺乏資金進行投入。生存型農民的存在和資源稟賦與生產力水平有重要關系,在生產力水平一定的情況下,有限的耕地使他們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家庭只有以更多勞動力投入到農業生產中,才能滿足家庭食物需求。只有當農民超越了生存水平(這有賴于資源狀況的改善和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生產的農產品有了剩余,才可能有交易的動機,也只有市場參與的獲利大到足夠購買滿足家庭需求的食物,農民才會減少自給性糧食的生產,轉向為市場而生產。

2. 穩定增長的農產品市場。農產品市場發育從供給層面上有賴于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同時也有賴于消費群體的增加。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除非利用國際農產品市場,則難以形成持續的農產品需求,所以非農產業的發展對農產品市場的形成至關重要。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以及南美部分國家之所以早期能形成規模化和商業化農業,和早期國際市場的發展是分不開的。而在以小農生產模式為主體的亞洲國家,商業化農業的形成過程則要緩慢許多。

3. 要素市場的形成。要素市場一般包括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當農業生產變得有利可圖,則要素市場的發展對于農場的建立和發展變得至關重要,農戶要擴大生產規模,則需要擴大各種要素的投入,包括資金、土地和勞動力。如果缺乏土地市場,則農戶很難通過市場獲得土地以擴大規模(特別是種植業農場);如果缺乏勞動力市場,則農場發展會受制于家庭勞動力的規模;如果缺乏有效資本市場,則農場的生產資料購買、固定資產投入、土地的購買和租賃、勞動力的雇傭都會存在問題。要素市場的形成有賴于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當農村勞動力遷移到一定程度,到達或超于劉易斯拐點,農業部門會迎來商業化,土地市場則會慢慢形成,為農場的發展提供基礎。

4. 一定的風險分擔機制。農業和其他產業的重大差異在于其面臨來自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農民的收入取決于產量和價格,而這兩者在生產開始之前都是不確定的:產量除了決定于投入,但與此同時自然災害的影響是巨大的,在收獲結束之前,其產量難以準確估計;而價格的波動更是劇烈,受到農產品需求和供給特征的影響,產量略微供不應求或供大于求,則價格會發生較大變化。這都給農戶帶來大量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如果缺乏有效風險分擔機制,農戶的利潤很難保證,投入也會受到影響。風險和不確定性過大,會導致農戶減少商品化作物的種植,轉向自給性生產,或追求穩產或價格穩定的產品,甚至會離開農業。因此,應建立相應自然災害保險以減少自然風險,建立政府的價格支持體系和發展市場合同交易、期貨市場以減少市場風險。

從這四個角度來看,溫飽水平的解決和城市化進程已經使中國大部分地區具備“小農”向“農場”轉型的第一個和第二個條件,但要素市場特別是土地市場的發育要遠遠滯后于商品市場發展,農業保險及相關政策扶持機制還比較有限,未來中國農業的轉型取決于土地市場的發育和穩定的農業市場機制的建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文嶺南》第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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