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家庭規模效應的作用下,家庭結構變化對資源環境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文章構建并驗證了中國家庭轉變模型。中國家庭轉變呈現區域性特征,發達地區家庭轉變分界點為1975年和2003年,并已進入家庭轉變的末期;發展中地區家庭轉變分界點為1981年,第二分界點還沒有到來。家庭轉變的環境影響分析顯示,家庭規模變化產生的環境效應全面超越人口數量變化的效應,成為僅次于消費水平的重要因素,從家庭結構變化的角度分析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家庭轉變會導致家庭消費品效率的損失,在享受家庭轉變帶來的社會福利時,也不能忽視其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壓力,發展中地區應積極總結發達地區的經驗教訓,避免發達地區的相關環境危機重演。
關鍵詞:家庭轉變/動態過程/環境負載/家庭規模效應/分段回歸
正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其家庭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文化、社會和技術的沖擊,不可避免地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同時也作用于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家庭功能和代際交流,并使之呈現出時代特色。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計劃生育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綜合作用下,中國人口從高增長轉變為低增長,預計其人口規模在2020年左右達到峰值(UNPD,2013)。但是,人口與環境的關系是復雜的(Entwisle et al.2008;Liu et al.1999),在中國人口數量增長趨緩和環境保護投入不斷加大的宏觀背景下,人口轉變并沒有帶來資源消費和環境惡化的明顯緩解,中國及至世界仍沒有找到解決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環境問題的根本方案。
家庭內部共同生活的特性決定,它是許多資源和環境產品的基本消費單位,蘊涵了個人所不具有的豐富內涵。鑒于中國人口數量增長已經趨向穩定(劉爽,2010),家庭轉變可能是左右我國資源環境的關鍵因素之一。本文利用省級家庭動態變化的數據就中國家庭轉變的動態過程,以及家庭轉變與資源消耗的關系,進而對環境產生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
1 文獻回顧
1.1 家庭轉變理論
關于家庭結構和家庭變動的研究一直是人口學和社會學關注的重要領域。西方學者認為(Burch,1967),家庭轉變伴隨工業化、城市化及人口轉變同步進行,在家庭模式轉變及其長期趨勢方面存在明顯的特征。西方國家的家庭轉變歷程表明,通常表現為人口的平均家庭規模在家庭轉變初期略微上升,中期快速下降,后期緩慢下降乃至趨于平穩(Goode,1963;United Nations,1973;Bongaarts,2001)。
Goode(1963)在分析人口普查數據的基礎上提出了家庭規模收斂理論:當社會經歷城市化和工業化時,通常會出現家庭規模縮小的趨勢。家庭規模小型化的特征首先在19世紀的西方發達國家得到印證(Bongaarts,2001),如果將家庭規模收斂理論應用于正在經歷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那么家庭規模小型化的趨勢將不可避免。事實上,中國家庭規模小型化的趨勢也正在形成之中(郭志剛,2008;王躍生,2013)。
對家庭轉變的長期趨勢分析說明,伴隨著人口轉變過程,家庭規模小型化反映了生育、死亡等人口因素的影響,也是家庭結構對社會經濟環境變化的反應(United Nations,1973),人口、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是家庭轉變的誘發因素。
1.2 人口與環境關系
任何環境社會科學研究都離不開人口因素,家庭作為人口的次級維度,家庭轉變對環境影響的研究也離不開人口與環境關系理論的支撐。馬爾薩斯等西方學者關于人口與環境關系的討論和研究持續了200多年,人類活動對自然資源的消費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自然環境,過度消費成為環境的嚴重威脅(Chen et al.2010;He et al.,2008)。除了個別研究人口與整體環境關系外,主要將人口與環境某個方面的關系作為研究對象。比如,化石能源消費導致溫室氣體排放,住房需要擴張侵占動植物棲息地進而危害生物多樣性(Lepczyk et al.,2008;Peterson et al.,2009),等等,人口都被作為重要的研究維度之一。
Duncan(1961)提出的環境社會學研究范式中,包括人口、經濟、技術和組織四維變量,以分析包括人口的社會變量與環境變化的關系,對環境社會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人口與環境關系研究中,人口數量或人口增長率是最常見的人口維度指標。Ehrlich and Holdren(1971)提出著名的I-PAT模型描繪人口對環境的影響,其對環境問題的社會科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Dietz等(1994;1997)提出的人口、財富、技術對環境影響的動態回歸模型,本質上并沒有突破I-PAT模型的理論框架。此類模型主要運用人口數量指標,很難同時容納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的信息,這往往會低估人口因素對環境的影響(Malea et al.,2009)。
1.3 家庭轉變的環境影響
家庭轉變對環境的影響屬于人口與環境關系框架下的次級概念,并受到人口與環境關系研究的影響。
不同群體、不同家庭人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后果方面存在差別,人口分析單位的選擇取決于這種差別的顯著程度,諸如生活能源、家用乘用車、耐用消費品、住宅用地等以家庭為基本消費單位的自然資源消費,不僅僅取決于人口數量,家庭轉變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在特定情景下,即使人口數量趨于穩定,家庭數量也會因為家庭規模縮小而增長(Peterson et al.2013),從而導致資源消費量的增加。
近年來,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家庭指標比人口指標更好地解釋或預測環境影響。Lutz等(1994)在構建人口、發展、環境模型時,已經關注到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的問題。MacKellar等(1995)的研究發現,如果以人口規模作為分析單位,只有約1/3能源消費增長歸因于人口因素,但以家庭數量作為分析單位,76%能源消費的增長可以歸因為人口因素。Liddle(2004)關于人均機動車使用的研究,以及Lepczyk等(2008)和Peterson等(2007)關于生物多樣性的研究,也都共同地指向家庭數量是優于人口數量的解釋指標。國內也有大量研究發現類似的實證證據(蔣耒文等,2001;彭希哲等,2010;肖周燕,2012;陳佳瑛等,2009)。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人口與環境關系的社會科學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但是以家庭作為分析單位,并將家庭轉變及其環境影響置于動態分析框架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并不十分多見。學術界有關人口與環境關系在家庭轉變方面的討論多停留在一般性的概念階段,很少有理論或實證研究能將家庭轉變作為定量參數。究其原因,家庭人口學理論以及數據資料的相對缺乏(Keyfitz,1987;郭志剛、劉金塘,2002),造成在環境社會科學研究中,家庭分析單位的應用明顯滯后于人口分析單位的發展。在人口轉變、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中國人口數量的變化已經趨向穩定(劉爽,2010),包括家庭轉變在內的人口結構性因素變化可能是未來一段時期中國人口與環境關系的焦點。這一主題的研究,若改進指標的選取、把握現實新問題對人口與環境關系的影響、強化理論基礎等,將會深化人口與環境關系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并檢驗中國家庭轉變對環境影響的理論模式,以期發現中國家庭轉變的環境意義。
2 數據和方法
2.1 概念界定
關于家庭結構和家庭變動的研究一直是人口學和社會學關注的重要領域。家庭結構包括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家庭人口要素,主要指家庭規模大小。二是家庭模式要素,主要指家庭成員之間因聯系方式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家庭模式。人口再生產意義上的家庭通常包括: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聯合家庭和其他家庭(楊善華,2006)。一般來說,家庭內部的代際關系越簡單,家庭規模越小。從整個社會來看,即使人口數量不變,核心家庭比例的上升也會導致家庭數量的增長,家庭規模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家庭模式變化的信息。
本文的家庭轉變是指受到人口、社會、經濟環境變化的影響,家庭結構、代際關系產生相應的反應,并直接表現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平均家庭規模的增加、穩定或減小。“轉變”與“變化”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按照特定的軌跡進行演進,地區間差異主要源自它們處于相同或相似軌跡的不同轉變階段,從而為歸納家庭轉變模式提供了可能。本文以平均家庭規模作為家庭轉變的主要測量指標。
人類的生產、生活不可避免的需要消費一定量的自然資源,并向自然界排放污染物。自然資源的開采、污染物排放都會對環境造成不利的影響,而其影響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環境保護的投入,環保投入越大、環境影響越小。因而,自然資源消費量的增加,以及由此產生的污染物排放或者直接造成環境破壞和污染,或者間接造成環保投入的增加,資源消費量的變化勢必對環境產生不同的壓力,本文將資源消費量統稱為環境負載。
2.2 數據說明
本文1955～1994年各年平均家庭規模和家庭戶數量引自《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5)》,1995～2005年各年平均家庭規模和家庭戶數量引自《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6～2006)》,2006～2012年各年平均家庭規模和家庭戶數量引自《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2007～2013)》。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省級行政區劃發生過多次變動。1955年7月撤銷熱河省,轄區現分布在內蒙古、河北和遼寧。寧夏回族自治區于1958年10月成立,以前屬甘肅省管轄。1958年天津市由中央直轄市改為河北省轄市,1967年又恢復為中央直轄市。廣西壯族自治區于1958年3月成立,以前為廣西省。西藏自治區于1965年9月成立,以前為西藏地方。海南省于1988年4月成立,以前為廣東省管轄。重慶市1997年改為中央直轄市,此前屬四川省管轄。以當前的省級行政區劃為標準,此前變動期內的數據沒有統計,作為缺失值處理。
1982年以前的家庭數據是根據公安戶籍統計資料中的人口數和戶數,未區別家庭戶和集體戶。但由于家庭戶人口占總人口的絕大部分,能夠大體反映家庭戶規模的變化。第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提供了區分家庭戶和集體戶的信息,1987年、1995年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也提供了家庭戶的詳細數據。另外,國家統計局還進行人口變動抽樣調查以補充其他非普查年份的人口變動信息(包括家庭戶信息)。因此,本文所采用的多種來源互相補充的數據,能夠較好地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家庭戶變遷(郭志剛,2008)。
圖1 中國家庭規模動態變化趨勢(1955～2012年)
Figure 1 The Dynamic of Household Size in China from 1955 to 2012
資料來源:根據1990～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得出。
從圖1看,中國家庭規模總體上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動態過程。1974年以前,家庭規模處于擴張時期,期間雖然于1960年左右受到“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而出現了一個凹陷,但加上“無干擾修正線”后,上升趨勢可以看成是從1955年的4.18人/戶到1974年的4.81人/戶,年均增長率為0.74%,明顯低于同期人口數量的年均增長率(2.44%)。轉折點在1975年來到,其后家庭規模一直保持下降的趨勢。從圖上大致能看出,1975～1989年為家庭規模快速下降階段,隨后下降趨勢變緩。
這種曲線形態基本吻合了西方學者提出的家庭轉變理論(Burch,1967;Goode,1963;United Nations,1973),其對家庭轉變長期趨勢分析發現:在人口轉變初期,家庭規模呈中度擴大趨勢;而在人口轉變后期,家庭規模進行收縮,從5人/戶下降到2.5～3人/戶。按照家庭轉變理論,中國似乎進入了家庭轉變的末期。但是,從歷史到現在,中國地區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異(王小魯、樊綱,2004),作為家庭轉變驅動因素的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水平,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明顯低于東部地區,這就可能存在地區間家庭轉變不同步的現象,采用全國平均家庭規模概括家庭轉變的動態變化無法體現這種區域差異。因此,要準確反映中國家庭轉變的動態過程,需要找到一種既能體現區域差異,又能反映圖1所觀察到的家庭規模非線性變化的定量工具。
2.3 研究假設和方法
根據家庭轉變理論(Burch,1967;Goode,1963;United Nations,1973),處于不同人口轉變階段的家庭,受到多重人口、社會和經濟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對家庭規模、家庭結構的作用方向不同,同一因素在不同階段的作用強度也不盡相同。在家庭轉變過程中,長期持久的生育率下降是影響家庭轉變的最重要人口學因素;而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往往會間接的影響人口的生育模式,表現為對家庭轉變的間接影響。從中國的情況看,人口增長模式實現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現代人口轉變(劉爽,2010),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離婚率上升、多代家庭減少(郭志剛,2008;馬春華等,2011;曾毅等,2004),以及城市化、工業化的推進,共同構成中國家庭轉變的客觀條件。
本文并不是要強調家庭轉變是影響環境的最重要的因素,而是以避免或減小環境危害為導向,從較長的時間維度檢視環境政策的有效性。如圖2所示,本文的邏輯主線是:家庭是人類最基本生活共同體,部分環境和資源消費品具有家庭共同消費的特性(家庭消費品),家庭轉變對家庭消費品的影響主要通過2個途徑,一是家庭轉變導致家庭規模變化,從而使得家庭內部人均資源消費量變化;二是家庭轉變導致整個社會的家庭數量變化,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家庭消費品消費量變化。即使人口、經濟、技術條件保持不變,家庭轉變也會形成新的環境負載,變化的環境負載經過環境保護措施的過濾后間接影響環境。
圖2 家庭轉變的環境負載理論框架
Figure 2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Load of Household Transition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供實證檢驗。一是中國正在經歷家庭轉變,且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地區的家庭轉變階段也不相同;二是家庭轉變對資源消費產生顯著影響,家庭轉變導致的家庭小型化和家庭數量增加對資源消費量產生正向促進作用。
首先,為了判定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①家庭轉變的差異,本文選取家庭轉變理論認為具有顯著驅動力的指標作為判別指標,并進行聚類分析。它們包括:研究期末(2012年)各地區人均GDP、第一產業比重②、城鎮人口比重(國家統計局,2013)和出生率(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2013)作為判別指標,分別代表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和生育水平。之所以選擇2012年的人口、社會和經濟指標進行聚類分析,是因為它們即可以代表當前各地區的社會經濟條件,也是社會經濟環境歷史變化的累積結果。
其次,處于不同家庭轉變階段,平均家庭規模變化的方向和速度也不盡相同。為了定量測定家庭轉變的階段性特點,本文采用分段回歸(Segmented Regression)測定家庭轉變的時間節點和變化速度。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研究時期為1955～2012年。
最后,為了說明家庭轉變對環境的影響,本文選取具有家庭內部共享性的消費品(住房面積、生活能源消費量、家用汽車擁有量)為例,對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兩個時期,采用因素分解法對消費水平、人口數量和家庭規模對消費品增加量的影響進行估算,以反映家庭轉變的環境效應。需要說明的是,2020年各資源消費量的準確估算需要對多種參數進行預測,顯然已經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圍。因此,所涉及的中間變量和參數都引自其它權威文獻或進行保守估計,據此而得出的結論只是為了比較家庭規模的相對影響,而非實際預測數值。
聚類分析和因素分解法在教科書上都有詳細介紹,本文就不再贅述,只對不常見的分段回歸方法作簡單介紹。分段回歸是指包含分界點(breakpoint)的線性回歸,它常用來定量分析分界點前后斜率不同的線性關系。分界點可以認為是因變量和自變量關系變化的閥值,它對決策有十分重要的意義(Oosterbaan,1994)。
只要找到了分界點就可以把數據分成兩部分(假設只有一個分界點),分別作線性回歸,得到兩組不同的回歸結果,構成分段回歸的結果。早期的分段回歸分界點的確定主要是通過圖形主觀判斷(倪加勛,1987),難免會出現一些人為誤差。隨著計算機統計技術的發展,通過統計量判斷分界點的方法得到應用。其主要思想是枚舉每個可能的分界點,從中找到擬合曲線與實測數據間的剩余離差平方和最小的分界點。與傳統回歸相似,分段回歸也可以生成確定系數、置信區間和方差分析的結果,用于模型的檢驗。
3 實證結果
3.1 家庭轉變的地區差異判別
本文采用隨機選擇起始聚類中心的K均值聚類方法進行聚類分析,設定聚類數為3,得到表1所示的聚類分析結果。我們把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分為3類,方差分析表明,這3類地區在4個聚類變量上的均值都有顯著差異。為了進一步檢驗聚類解的可信度,我們還采用層次聚類法進行了同樣的計算,所得結果與K均值聚類法相似,表明聚類解是穩定的(郭志剛,1999)。
聚類分析結果顯示,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分為3類,北京、上海、天津為第一類(3個),廣東、江蘇、浙江、福建、山東、遼寧、內蒙古為第二類(7個),其余為第三類(21個)。第一類地區為中國發達的3個直轄市,第二類主要是發達的沿海地區,而第三類為相對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這種分類較好地反映了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考慮到第一、二類地區的數量較少,且它們的最終聚類中心的均值相差不大(除第一產業比重外),而與第三類地區的差異較大。在后續家庭轉變的定量分析中,將第一、二類地區合并,稱為Ⅰ類地區或發達地區;第三類地區稱為Ⅱ類地區或發展中地區。
3.2 家庭轉變的動態過程
聚類分析結果表明,Ⅰ類地區和Ⅱ類地區的城市化、工業化和生育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差異也必然影響到不同地區的家庭轉變進程。為此,本文構建4個模型來考察1955～2012年間,中國家庭轉變的變動過程。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別為Ⅰ類地區的一般線性回歸模型和分段線性回歸模型;模型3和模型4分別為Ⅱ類地區的一般線性回歸模型和分段線性回歸模型(見表2)。
模型整體性F值檢驗顯示,4個模型都有顯著性意義。比較模型1和模型2的確定系數()可以發現,分段線性回歸模型只比一般線性回歸模型的提高了1%,部分原因是第二個分界點(2003年)后,回歸系數接近0。但Ⅱ類地區采用分段線性回歸模型比一般線性回歸模型的解釋效率提高了28.3%。總體上看,分段線性回歸方法用于分析家庭轉變曲線還是有相當的優勢,它不僅可以提高模型的解釋力度,而且具有能夠測定最優家庭轉變分界點的優點。
根據統計結果,可以給出各自的分段回歸方程:
Ⅰ類地區:h_s_1=0.0065x-8.1751;x<1975
h_s_1=-0.0510x+105.0180;1975≤x<2003
h_s_1=-0.0001x+3.0596;x≥2003
其中,h_s_1為發達地區的平均家庭規模,x為年。
Ⅱ類地區:h_s_2=0.0160x-26.6791;x<1981
h_s_2=-0.0530x+110.0121;x≥1981
其中,h_s_2為發展中地區的平均家庭規模,x為年。
圖3 Ⅰ類地區分段線性回歸
Figure 3 The Segmented Linear Regression of Type Ⅰ Region
資料來源:1.觀察值根據1990～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得出;2.擬合值由模型計算得出。
圖3是發達地區的散點圖和分段回歸擬合線,圖形顯示,中國發達地區的家庭規模經歷了從緩慢上升到下降,再到穩定的過程,分別在1975年和2003年出現了分界點(Optimal Breakpoint)。
圖4 Ⅱ類地區分段線性回歸
Figure 4 The Segmented Linear Regression of Type Ⅱ Region
資料來源:1.觀察值根據1990～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得出;2.擬合值由模型計算得出。
圖4是發展中地區的散點圖和分段回歸擬合線,從圖上看,中國發展中地區的家庭規模經歷了從緩慢上升到下降的過程,在1981年出現了一個分界點(Optimal Breakpoint)。
發展中地區與發達地區的家庭轉變進程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也與聚類分析的結果形成相互印證。首先,兩類地區所處的家庭轉變階段不同。發達地區2003年達到第二個分界點,隨后家庭規模穩定在3人/戶左右,處于家庭轉變的末期。而發展中地區的情況則不然,第二個分界點還沒有到來,處于家庭轉變的中期,意味著還有一定的下降潛力。其次是兩類地區家庭轉變的速度不同。發達地區回歸模型斜率的絕對值(0.0065;0.051)小于發展中地區回歸模型斜率的絕對值(0.016;0.053),說明發達地區家庭規模上升和下降的速度都低于發展中地區。另外,兩類地區家庭轉變所歷時間不同。由于沒有1955年以前的數據,無從知曉家庭規模上升的起點,但比較兩類地區第一個分界點可以發現,發達地區提前6年開始進入家庭規模下降通道。發達地區的家庭規模歷時28年(1975～2003年)的下降過程進入穩定階段,而發展中地區的家庭經過31年(1981～2012年)的下降過程依然沒有結束,也就是說發達地區能夠更快完成家庭轉變。
3.3 家庭轉變對家庭數量的影響
家庭轉變不僅是平均家庭規模的變化,也包括因為家庭規模變化以及人口數量變化導致的家庭數量的變化。1955～2012年間,家庭數量由1955年的13759.6萬戶增長為2012年的43308.9萬戶,年均增長率2.03%;人口數量由1955年的57465萬人增長為2012年的135780.3萬人,年均增長率1.52%(見圖5)。
圖5 中國家庭數量與人口數量變化(1955～2012年)
Figure 5 The Dynamics of Household Number and Population of China from 1955 to 2012
資料來源:根據1990～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得出。
家庭數量以高于人口數量的速度增長,其中必然有家庭規模變化的貢獻。一般來說,如果人口數量增長,家庭規模不變,家庭數量必然增長;如果人口數量不變,家庭規模減小,家庭數量也會增長。但現實中常常是二者同時變化,采用因素分解法可以分解出各因素的獨立作用。
本文采用對數平均Divisia指數法(LMDI)分解家庭規模因素和人口因素對家庭數量的影響。LMDI方法不僅有效地解決了因素分解中的余項問題,而且能處理數據中的0值和負值,分解結果直觀、易于解釋(Ang,2004)。家庭數量分解模型表達式為:
其中,H為家庭數量,i為省份,Pop為人口數量,h_s為家庭規模,h_r為家庭規模的倒數,西方人口學界稱其為戶主人數比(李競能,1992)。
根據上式得到表3的計算結果,全國的家庭數量增長可以分為2個階段。第一階段(1955～1974年),全國家庭數量的增長完全是由人口數量增長導致的,家庭規模的效應為負;在第二階段(1974～2012年),家庭規模效應超過人口數量效應,成為家庭數量擴張的主導因素。
以分界點劃分階段,分別對發展中地區(Ⅱ類地區)和發達地區(Ⅰ類地區)的家庭數量增長進行因素分解。發展中地區的第二階段(1982～2012年),家庭規模效應不僅超過人口數量的效應,而且達到最大值(54.43%)。此結果的政策意義十分明顯,發展中地區的家庭轉變還在進行中,其社會經濟環境也將進一步發展,更有可能促使家庭規模愈加下降,也就是說發展中地區還將繼續承受家庭數量擴張的壓力,相關政策必須有前瞻性。發達地區第三階段(2003～2012年)雖然已經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但家庭規模效應依然存在(44.12%),西方的經驗證據表明(Bongaarts,2001),家庭規模的下降一般是從5人/戶左右到2.5人/戶左右。發達地區家庭轉變接近尾聲,但可能還有一個緩慢的下降過程。
總之,家庭數量變化的因素分解驗證了家庭規模與家庭數量的反比關系,家庭小型化帶來的家庭數量增量效應是社會必須面對的。
3.4 家庭轉變的環境影響
家庭轉變導致的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數量擴張不僅是人口學應該關注的問題,它給環境可能帶來的深刻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如果將I-PAT模型進行簡單的擴展,就能說明家庭轉變對環境的重大影響。以資源消費為例,將其分為個人消費品(比如食物和公共交通)和家庭消費品(比如住房和家用乘用車),如果各占一半,而家庭規模從5人/戶下降到2.5人/戶,在人口數量和消費水平不變的情況下,資源消費量也會因為家庭數量的增長而增加25%。實事上,這還是保守的假設,因為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還伴隨著消費水平和人口數量雙增長的局面(吳文恒、牛叔文,2009)。
家庭轉變對環境的影響,直接表現為對家庭消費品消費量的影響(也就是環境負載),進而影響環境。本項目研究選擇典型的家庭消費品(比如生活能源消費、家用乘用車、住房面積)為研究對象,通過對過去(2000～2010年)和將來(2010～2020年)家庭消費品變化的情景分析,在控制其它人口、社會和經濟因素的條件下,分離出家庭轉變對家庭消費品變化量的貢獻。
對于2000～2010年的情況,我們對消費水平、人口數量和家庭規模3個因素進行效應分解(實際估計),同時設計一個忽略家庭規模因素的模型(假想估計),以比較如果不考慮家庭轉變可能造成的誤差。
2020年人口數量引自聯合國對中國的中水平人口預測值(14.33億)(UNPD,2013),并設計了保守估計和趨勢估計兩套方案。保守估計方案中,假設消費水平保持2010年的水平不變,2010～2020年家庭規模繼續緩慢下降,減小量等于2000～2010年的減少量(0.34人/戶),達到2.84人/戶。趨勢估計方案中,2010～2020年消費水平保持2000～2010年的增長水平,家庭規模下降到西方發達國家家庭規模的下限2.5人/戶(Bangaards,2001)。仍然采用LMDI方法進行效應分解。
從表4的結果看,家庭規模變化產生的環境效應全面超越人口數量變化的效應,成為僅次于消費水平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結論:
(1)2010～2020年間,家庭規模下降導致的住房需求增長占住房需求增量的28.74%,雖然還遠遠達不到消費水平的強度,但也超過人口數量效應近2倍。到2020年,其效應還將增加到45.15%～63%之間。住房需求的增加不僅會帶來建材、家用電器等消費需求,而且會增加土地的占用,這還不包括因新建住宅帶來的道路等基礎配套設施對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影響,所以此處的計算結果相對保守。
(2)中國的能源結構決定能源消費對環境的直接影響就是溫室氣體排放,其生活能源消費量還將經歷一定的增長(傅崇輝等,2013)。到2020年,家庭轉變對生活能源消費的影響持續放大,從2000～2010年間的17.85%上升到時35.63%～63%,雖然沒有考慮技術進步對生活能源消費的反向作用,但面對中國能源高度對外依存的現狀,其影響也是十分深遠。
(3)家用乘用車經過近來的快速發展,家庭規模效應從2000～2010年的4.49%快速上升到2020年的24.80%～63%。如果說家用汽車快速增長在普及之初主要是消費水平的拉動,那么經歷快速增長之后,中國未來家用汽車的增長動力可能更多的來自家庭轉變。
(4)對于資源消費而言,如果未來消費水平保持相對穩定,家庭轉變的環境效應則愈加明顯。2010～2020年假想估計的結果顯示,如果此期間消費水平保持不變,則資源消費增量的63%可以從家庭轉變得到解釋。
(5)2000～2010年假想估計也提示,如果忽略家庭規模變化的影響,其實相當于假設家庭規模不變,從而將家庭轉變的實際效應“轉嫁”給消費水平變化的效應,從而低估了人口維度的環境影響,這顯然是一種不可接受的誤差。
4 解釋與討論
我們的研究發現,中國的家庭規模經過解放之初的緩慢上升過程后,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下降,工業化與城市化水平更高的發達地區先于發展中地區開始家庭轉變,源于西方社會實證經驗的家庭轉變理論得到驗證。中國的家庭轉變同樣也會對資源消費產生壓力,進而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對家庭轉變的研究和理解,正確預見其環境風險,是制定相關環境適應政策的基礎。
中國的家庭轉變是眾多社會經濟因素的綜合原因,不能簡單地歸因為工業化和城市化,也不完全是計劃生育導致的生育率下降可以解釋的。雖然它們在家庭轉變過程都發揮過作用,但未來的家庭轉變可能變得更為復雜。中國正在經歷快速的人口老齡化(曾毅、王正聯,2010),中外研究都發現老年人家庭的平均人數通常少于非老年人家庭(王躍生,2013;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2005),也就預示中國的平均家庭規模還有一定的下降潛力。其它一些制度、文化和技術因素,諸如個人私生活偏好增強、國家城鎮化戰略推進、家庭功能社會化等,將如何作用于中國的家庭轉變,值得學界進行跟蹤和觀察。從本文的研究結果看,雖然發展中地區的家庭轉變開始稍晚于發達地區,但它的轉變速度相對較快。如果發展中地區家庭規模向發達地區看齊,即使人口數量保持不變,也會帶來5132.2萬戶新增家庭③。因此,占全國總人口67.17%的發展中地區構成未來中國家庭進一步轉變的驅動力來源。
家庭轉變是社會現代化的產物,它給人們帶來更舒適的生活環境的同時,也帶來家庭消費品的效率損失,在享受家庭轉變帶來的社會福利時,也不能忽視其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壓力。
相對于消費水平的增長可以通過技術進步和環保理念普及加以控制,家庭轉變帶來的環境壓力更難控制,因為家庭轉變相關的人口趨勢具有慣性。因此,面對家庭轉變的不可逆性,應該盡快形成整個社會的適應戰略,大力發展和推廣面向家庭的節能環保產品和技術,適應家庭小型化的產業引導發展政策。比如,開發擁有公共活動場所、食堂和獨立起居室的老年公寓,即可以提高獨居老人的生活質量,又可以提高老年家庭的資源利用效率(Klinenberg,2012)。特別是發展中地區,應該積極總結發達地區的經驗教訓,避免發達地區的相關環境危機重演。
中國家庭轉變對資源消費及至環境負載的效應已經超過人口數量的效應,人口數量壓力得到控制之時,環境問題卻日益嚴重,值得人們不懈尋求答案。家庭轉變等人口結構性問題是隱性的,人口數量和結構的效應不能互相替代,在人口與環境關系研究中,人口維度指標的構建應該充分考慮家庭轉變的影響。國內已有研究注意到家庭結構變化對環境研究的重要性(宋曉暉等,2012;肖周燕,2012),但真正將人口指標和家庭指標整合進行分析的研究還不多見,這可能是家庭人口學發展必須面對的挑戰。
作為探索性研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沒有能夠納入家庭城鄉分布和人口流動對家庭轉變的影響,使得部分分析稍顯薄弱。理論上說,要對家庭轉變進行精細的定量分析,匯總數據是無法完成的,即便是人口普查微觀數據,也還有家庭識別和數據連續性問題。希望這種局面能夠隨著政府對家庭數據資料的進一步開放而得到改觀。
注釋:
①不包括臺灣、香港和澳門。
②第一產業比重是工業化水平的反向指標。
③假設發展中地區人口數量不變,平均家庭規模達到發達地區的水平的條件下,家庭數量的假想變化情況。
原文參考文獻:略
作者系廣東醫學院人文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口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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