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國慶假期,北京早晨的氣溫驟降,但是西城分局廠橋派出所的戶籍大廳外排滿了前來咨詢和辦理居住證的人。來自河北石家莊的農民工老張排在隊尾,雖然捧著暫住證、身份證等一大堆證件的雙手凍得通紅,但臉上充滿了笑容:“有了居住證,我在北京可以買房,孩子可以在北京上學,不用帶女兒回老家了。”
統計顯示,2015 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8億人,比上年增長1.3%。隨著全國大多數省份出臺戶籍改革方案,一些農民工看到了留城希望,一些農民工則選擇返鄉創業。留下還是回鄉?農民工艱難地適應著……
戶籍改革
讓進城農民工安心留城
老張來北京打工已經10年,做小時工的他現在每個月收入有將近5000元,此前,他總是覺得自己老了干不動了就會一無所有,所以拼命接活。“以前,來北京打工的老鄉告訴我,想要留在北京太難了,房子、孩子上學等都是邁不過去的坎;現在,我看到了希望。”
老張說的居住證,作用可不小。根據北京市9月19日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符合條件的外地戶籍來京人員,可以申領《北京市居住證》。居住證持有人依法享有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等權利,按照規定享有義務教育、基本公共就業、基本公共衛生和計劃生育、公共文化體育、法律援助等基本公共服務。
10月1日起,北京正式實施居住證制度,346個戶籍派出所開始受理來京人員申領北京市居住證;10月8日起,居住登記卡業務開始由各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站辦理,標志著北京實施了31年的暫住證制度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整個“十一”期間,前來辦理居住證的來京人員達2.29萬人。
不僅是北京,截至目前,全國30個省(區、市)均已出臺戶改方案,且全部取消農業戶口,標志著在中國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城里人”和“鄉下人”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舞臺,一系列相應政策紅利也正在釋放。
讓孩子在城里上學,是很多農民工扎根城市的重要原因。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達1367萬。長期在武漢街頭賣紅薯的湖北棗陽農村居民徐軍勝,盡管戶口仍然在棗陽農村,但已把女兒從農村老家接到武漢讀書。“女兒戶口也在農村,剛過來的時候,覺得能在武漢找個農民工子女學校讀書就不錯了,沒想到辦了居住證后,女兒被分配到公辦學校,后來還考上了洪山區的重點中學。”
而中西部一些城市,很多農民工已經在城市安家。6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面積雖小,但設施俱全,客廳、臥室收拾得干干凈凈,床上被褥疊得整整齊齊,白色的碎花床單一塵不染,陽臺上幾盆綠植青翠欲滴……這是38歲的農民工劉靜在陜西省寶雞市金臺區金河尚居的家。
盡管和丈夫在寶雞打工十幾年,但他們依然沒能買上房子。不過,有了寶雞市政府提供的這套保障房,她和丈夫的心里踏實了不少——這套房每月的房租只有300多元,10歲的女兒不出小區即能上學。在這個可供7504戶、2.5萬多人居住的小區里,目前已經入住的6904戶中,有5515戶為來自全國22個省份的農民工家庭。
近年來,寶雞市在陜西省率先將外來務工人員納入公共租賃住房保障范圍。截至目前,已有近10萬像劉靜這樣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在城市有了溫暖的家。
城市漂泊
新生代農民工知難而退
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對于前往大城市的目的則十分簡單——掙錢。
每天早上7時半,在廣東省汕頭市某五金工廠打工的23歲普通女工小陳都會準時叫醒丈夫,10分鐘梳洗過后,兩人離開30平方米的出租屋,來到工廠邊的小吃攤,點一份小籠包和茶雞蛋,算是早餐。到了8時,她和丈夫開始工作。除了中午和下午各休息1小時,他們需要一直工作到晚上10時半。一周只能在星期六休息4小時。這樣的生活周而復始,他們已經堅持3年。
小陳和她的丈夫都是來自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興義市倉更鎮洛萬鄉秧木村的村民,因打工而結識,并已育有兩個孩子。雖然在汕頭已居住3年,他們卻從未想過在這里落戶或者定居,甚至連小孩都沒接來住過。
小陳說,她和丈夫的工作并不穩定,而且時間長,根本無暇照顧孩子。汕頭的消費水平、孩子的教育費用、生活成本更是超出了他們的經濟能力。
有調查顯示,在中國2.8億農民工中,有過半像小陳夫婦這樣的農民工盼望能在城里安家,但是,其中的難題讓他們只能選擇知難而退。
工作和收入不穩定是個“攔路虎”。據小陳了解,她的老鄉多在商品、飯店、保安等行業之間游走。“很多人并不愿意做我現在的工作,認為既累又沒有前途,往往做一兩年就改行。”
各種權益缺乏保障更是讓很多農民工難以安心。“工廠不開工,我們就沒有工錢。”小陳坦言,工廠沒有與他們簽訂用工合同,相關的保險更無從談起。如果受了工傷,住院報銷完全憑老板良心。
因此,掙錢回鄉成了很多新生代農民工的目標。“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趁年輕在汕頭多掙點錢,過幾年就回家,把造房子的貸款還清,再做點小買賣。”小陳說,村里和他們一起出來打工的有二三十人,大家的想法都和她差不多,之前出來打工的有些已經回到鄉里,買了房,做起小買賣,有的又開始種田種地。
有調查顯示,城市中農民工及其家屬的社會保障覆蓋水平大約僅為城市戶籍人口的1/10。“要讓城鄉二元結構徹底作古,各地戶籍新政僅僅是第一步。”農村問題研究專家、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林亦府認為,農民工融入城市是一個可持續發展問題,包括教育培訓、工作機會、社會幫扶等。只有相關的配套政策、體制機制健全了,農民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
返鄉創業
農民工演繹“鳳還巢”
“外出打工千般好,不能照顧小和老”。說起回鄉創業的原因,曾到福建、廣東等省打工的農民工邵虎坦言完全是為了孩子。“我出去打工后,女兒一直留守在家里,跟爺爺奶奶過。前年春節回家,女兒三四天都不愿意喊‘爸爸’,后來好不容易喊出口了,結果沒兩天我又外出了。”這件事深深刺痛了他。
4年前,邵虎帶著打工攢下的30多萬元,回到家鄉貴州省興義市。經過當地政府的創業培訓,他在當地萬峰林風景區開了一家名為黔康藍莓莊園的農家樂,并試驗性種植藍莓300多株。目前,黔康藍莓莊園經濟效益十分顯著,農家樂和藍莓銷售年毛收入達40余萬元。
“新的國際經濟環境正催生以浙江、廣東、江蘇等為代表的沿海發達地區的勞動密集、資源密集型產業轉型、轉移,大量曾經作為沿海經濟發展生力軍的內地農民工返鄉。”浙江師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趙浩興表示。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返鄉創業農民工人數達到242萬,共創辦26多萬家小微企業。
然而,農民工返鄉創業之路并非坦途。“農民工返鄉創業主要面臨資金瓶頸。”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教授吳易雄表示,目前農村每戶只有兩三千元的小額貸款,加上新辦企業大部分是租用場地,缺少有效抵押物,又難以找到擔保人,農民工返鄉創業初期貸款難。另一方面,返鄉農民工大多將有限資金集中用于租地建廠和設備投資,開業后缺少流動資金的情況也比較突出。
可喜的是,這種情況已經得到改善。3個月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5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實施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培訓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的通知》,要求各地對返鄉農民工進一步實施培訓、孵化、服務“一條龍”幫扶。
“沒有政府的創業培訓,就沒有我的今天。”邵虎說,去年,當地政府不僅對他在內的400多名返鄉農民工進行免費創業培訓,還進行了創業指導等。“現在,和我回鄉的很多朋友都有一技之長,成了鄉村致富的帶頭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