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理論自覺的視角
摘要：鄭杭生先生是新時期中國社會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的理論自覺思想，是其社會學思想的集中表達，為解讀鄭杭生社會學思想體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視角。在鄭杭生社會學思想體系中，以鄉村調查為根基的農村社會學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通過一次次從城郊到農村、從市縣到鎮村的持續實地調查，鄭杭生獲得了對中國“三農”問題和城鄉關系變遷的動態感知。從河北定州（縣）再調查到浙江臨安調查，再到廣東中山、南海調查，鄭杭生提出了農民理論和政策體系急需重構的論斷，提煉出美麗鄉村建設理論和新型城鄉關系理論，共同構成其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學思想。
關鍵詞：鄭杭生；鄉村調查；農村社會學思想；地方經驗；理論自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三農”問題和城鄉關系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如何通過“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統籌城鄉發展一體化進程，實現城市和農村由“無感增長”到“有感發展”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讓更多的農村居民有切切實實的獲得感，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鄭杭生通過開展鄉村調查，記錄和反思了這一偉大時代的歷史變革，對中國農村發展的特色經驗進行理論提煉，形成了鄭杭生農村社會學思想。這是鄭杭生理論自覺思想在農村社會學領域的最好詮釋，對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和社會轉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河北定州（縣）再調查：農民理論和政策體系急需重構
自中國社會學誕生以來，推動社會學本土化中國化一直是幾代學人的基本學術志向。其中對農村社會的持續關注，堪稱踐行社會學本土化實踐的典范。李景漢先生主持的河北定縣調查，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縣級范圍的大規模調查，在中國調查乃至社會學史的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1]。受李景漢生前囑托，鄭杭生選擇以定州（縣）為樣本，以轉型中國的“三農”問題為主題，成功申報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華北農村80年的社會變遷”（02JAZD840003），并以此為契機，自2002年起開啟了定州（縣）再調查的研究進程。
1.全息資料庫：定州再調查的學術鏈條。自定州再調查正式啟動以來，鄭杭生和他的學術團隊以定州為研究基地，利用現有理論模型與方法，對轉型期的農民市民化、農戶經濟行為、農村消費結構、農村家庭結構、鄉村集市、農村社會動員、鄉村治理等重要議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調研，檢驗和反思了關于“三農問題”的現有理論與政策，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以及區域發展問題的對策，建立了一套關于研究中國轉型期農村社會運行規律的特色理論與方法。鄭杭生本人撰寫或合作撰寫了《“農民”理論與政策體系急需重構》、《走向現代職業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制度創新的方向》等具有重要學術影響力的文章。在鄭杭生的指導下，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10多位博士生和博士后，圍繞各自的研究主題，對定州進行了深入的再研究，并形成了包括《社會轉型加速期華北農戶經濟行為研究》（汪雁，2004）、《華北鄉村集市變遷與社會結構轉型》（奐平清，2005）、《病患模式、求醫行為與農民生活》（劉仲翔，2005）、《社會轉型期農戶的消費結構與鄉土重建》（楊發祥，2006）、《國家與農民關系的地方性表達》（王道勇，2006）、《適應與變遷：社會轉型加速期華北農村非常規核心家庭關系研究》（潘鴻雁，2006）、《轉型社會中的農村社會動員》（陳玉生，2007）、《農民的結構性貧困：定縣再調查的普遍結論》（吳力子，2008）、《鄉土社會中的國家法與民間法》（王曉蓓，2008）《農民職業分化與社會結構轉型》（章東輝，2009）、《新鄉土社會的糾紛解決與秩序重建》（黃家亮，2009）、《鄉村社區農民經濟合作的困境與出路：社會資本視角》（劉小流，2009）等10多部博士論文、博士后出站報告及一系列學術論文，拍攝了系統反映定縣鄉村社會發展與變遷的七集學術紀錄片《翟城：一個華北農村的生存與奮斗》（《集市與村莊》、《大市場中的小農業》、《鄉村經營者》、《進城打工》、《家庭保障》、《村官》和《鄉村新一代》），并在第36屆世界社會學大會上播出，引起學界強烈反響。這些珍貴的視頻資料和學術成果，展現了華北鄉村社會變遷的全息生活圖景，為我們深入研究鄉村社會轉型與社會治理提供了一個豐富的資料庫，也是人大社會學學派對鄉村社會學研究的卓越貢獻。
2.理論創新場：定州再調查的經驗反思。鄭杭生和他的學術團隊圍繞失地農民、農戶消費結構、農民醫療行為、農戶經濟行動、農民家庭結構、農村動員等主題開展系列調研，提出了農民理論與政策體系急需重構，以及如何構建農民職業體系、培育新型農民等重要的學術觀點，為國家解決農民出路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
第一，農民理論和政策體系急需重構。通過定州實地調查，鄭杭生對現有農民理論和政策中的三大基本假設即農耕假設、鄉土假設、職業假設進行了批判性反思，認為在轉型后的現代社會，農民理論和政策中關于“農民等于農耕者”、“農民是鄉村居民”、“農民在農業中就職”的理論假設是錯誤的。在此基礎上，鄭杭生重新闡述了轉型期農業與農民、鄉村與農民以及非農化與“職業農民”的關系。他認為，隨著中國進入轉型加速期，城鄉結構與職業結構都出現了顯著的變化。一是農民對農業的依賴日漸式微，農民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基本脫離了農業，農業的經濟功能讓位于保障功能。二是農民與鄉村的關系逐漸松散，城鄉人口分布呈現新格局，鄉村戶籍和常駐人口萎縮嚴重，農民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流動的趨勢顯著增強，且表現出鄉城兩棲的季節性周期特點，鄉村社區走向衰敗的進程在不斷加速。三是以定縣為樣本，根據家庭農業必要勞動力數量來判定職業農民的測算方法，認為當前我國“農民”概念與西方存在顯著差別，職業農民總體上還未形成。在這個前提下，將農民作為現代職業來分析和制定政策是缺乏理論解釋力的[2]。據此，鄭杭生認為，必須修正以往農民研究理論中關于農民的相關假設，跳出就農民談“農民問題”的慣性思維，將農民問題放置在社會經濟結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總體框架下進行研究，重構農民研究的理論與政策體系。
第二，構建農民職業體系、培育新型農民。在對現有農民理論與政策批判性修正的基礎上，鄭杭生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建設性思路。在《走向現代職業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制度創新的方向》一文中，他明確提出應該基于“職業”視角，從農民非農就業切入，走現代職業的道路。一方面，在農業領域培育職業農民。將政策調控的重點放在轉移農業人口、實現農業資源“最佳”配置、制定農業生產者和投資者保護政策等方面，探索新的農業組織形式，促進農業產業化體系發展，以此引導形成真正的“職業農民”。另一方面，在城市領域實現非農化就業。通過調整城市就業移民政策和建立城市移民社區，制定切實有效的引導性定居措施，保證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非農職業化[3]。總之，通過農民職業化和非農化就業兩個政策路徑，構建現代農民職業體系，促使農民走向現代職業，才是“農民問題”的解決之道。
綜上所述，在當下中國社會急速轉型的背景下，農村社會經歷了巨大而深刻的歷史變遷。鄭杭生認為，“社會轉型意味著轉型前的傳統社會與轉型后的現代社會存在著非常大的差別，這個差別足以使我們前期的理論失去對現實的判斷力和解釋力”[2]。因此，對現有農民理論和政策要有自知之明的“首要自覺”[4]，跳出盲從西方理論、迷信西方學者的牢籠，扎根中國農村轉型的本土現實，這正是鄭杭生開啟定州再調查的邏輯基點與目標取向。從研究方法層面來看，追蹤研究一直是典型個案研究中最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描繪和透視社會變遷軌跡和規律的重要手段。老一輩社會學家在農村個案研究方面開創了諸多經典田野，如費孝通的“江村”、李景漢的“定縣”以及林耀華的“金翼之家”等[5]，但后人對這些經典田野的連續性關注和“再研究”方面，整體上重視不足、成果寥寥。鄭杭生及課題組重啟定州調查，對定州（縣）80年社會運行與社會轉型進行連續的追蹤考察，秉承了學界先賢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繼承和發揚了中國農村研究的特色與傳統，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學中層理論奠定了實踐基礎。
二、浙江臨安調查：美麗鄉村建設理論
2012年8月，鄭杭生在浙江臨安主持召開“2012年中國社會發展高層論壇暨首屆鄭杭生社會發展基金會青年學者論壇”，會議期間，鄭杭生對臨安市推行的“綠色家園、富麗山村”建設工程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并愉快地接受了臨安市農委的委托，以臨安為調研點開展新型城鎮化探索課題研究[6]。同年9月13-19日，鄭杭生率領課題組實地走訪了臨安市天目山鎮、太湖源鎮、河橋鎮、湍口鎮等精品村、特色村和整治村，圍繞農村的經濟發展、生態建設、文化建設、社區建設和村莊自治等主題開展了深入的調研，形成了《“綠色家園，富麗山村”的深刻內涵》、《可行性與可達性：戶籍制度改革破題》、《“就地上樓”：新型城鎮化的社區實現形式》等系列學術文章，對美麗鄉村建設的“臨安經驗”進行了社會學意義上的詮釋，揭示了“地方性經驗”所具有的政策示范意義[7]。
1.共享：美麗鄉村建設的時代要求。2003年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14年發布以解決“三農”問題為主題的一號文件，出臺了取消農業稅、促進農民增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加快農業現代化等一系列政策舉措，農村發展進入了嶄新階段。在城鄉一體化目標的指引下，如何通過美麗鄉村建設，來回應農村人口空心化、農村環境惡化、農民增收乏力和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渙散等一系列新問題，激活農村內在動力，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發展進程、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浙江臨安緊密圍繞與農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村容整治、環境衛生、經濟建設、社區管理和農村文化等內容，以“綠色家園、富麗山村”建設工程為載體，實現了以生活環境生態型、生活條件現代型、生活方式城市型為表征的鄉村治理實踐轉向，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農村社會日益繁榮。鄭杭生指出，從社會學意義來看，作為一種基于本土實踐的“地方性經驗”，美麗鄉村建設“臨安經驗”的發展模式，體現了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協同共進、互生共贏的發展理念。這種發展模式將人與自然、城市與鄉村共享的目標嵌入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將最終受益者落腳在農民，讓農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共享生態文明和公共服務，充分體現了美麗鄉村建設的時代要求，從而讓農民實實在在地有了更多的獲得感。
2.綠色：美麗鄉村建設的實踐內涵。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日益迅猛，舊式現代性走向衰落，新型現代性的日漸興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理念，逐步成為解決人類發展問題的基本共識。臨安美麗鄉村建設的核心內涵，就是以“綠色”為統籌城鄉區域發展的新載體，立足臨近杭州的區位優勢和“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資源稟賦，采取“四輪齊驅動、三期美家園、十年磨一劍”的三步走戰略，來推動美麗鄉村建設。一是在農村生態層面，實施綠色新環境工程。通過“拆三房”、“圍墻革命”和“綠色行動”，美化農村生產生活環境；二是在農業生產層面，實施綠色新產業工程，通過農業“兩區”建設，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三是在農民生活層面，實施綠色新社區工程和綠色新文化工程。通過搭建市、鎮（街道）、村三級服務平臺，完善城鄉衛生醫療、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服務功能，提升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水平。通過挖掘培育農村傳統文化，發展農村文化體育事業，提高農民素質，提升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水平，實現“村美、家福、社興、人和”的美麗鄉村建設目標。鄭杭生認為，“臨安經驗”以綠色資源優勢為依托，“兼顧了農村從生產到生活、從基礎設施到文化文明、從生態保護到社會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需求，將農村社區經濟發展的‘富裕’訴求和環境保護的‘美麗’訴求整合在一起，構建二者互生共贏、協同共進的雙贏格局”[7]。這種美麗鄉村建設的“地方經驗”，不僅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更將生態文明發展要求充分融入了鄉村建設的實踐中，為全國其他地區推進新農村建設提供可資借鑒的鮮活樣本。
3.開放：美麗鄉村建設的發展取向。從城鄉一體化發展思路來看，要實現城鄉融合和共同繁榮，就必須打破城鄉分立的狀態，通過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實現城鄉經濟和社會生活緊密結合與協調發展。換而言之，美麗鄉村建設并不是一個封閉系統。推進美麗鄉村建設，可行的路徑是必須堅持開放的發展理念，充分借助農村外部市場和資源的力量，使要素和資源在城鄉之間良性互動、形成合力。浙江臨安在“綠色家園、富麗山村”建設過程中，通過創新項目整合、財政獎補、融資貸款、規劃設計和監管服務機制，將市場和社會的力量整合到美麗鄉村建設中，解決了新農村建設中資金、資源不足等難題，建立了政府主導、市場拉動、民間協同、創新驅動的多元、開放、共建的格局。鄭杭生認為，在美麗鄉村建設的眾多“地方性表達”中，“臨安經驗”所體現的用開放的發展理念來構建美麗鄉村建設的實踐機制，“從一個特定角度詮釋了政府力量、市場力量、民間力量和創新力量的融合性，并詮釋著四大動力整合后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倍加的推動力量”[7]。美麗鄉村建設中的多元主體協同，正是鄉村基層治理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秉持開放精神的體現。
由此觀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全球化等外生力量合力沖擊，空前激活了推動農村社會轉型的內生力量，這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給農村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涌現出大量體現本土轉型之特殊脈動的“地方性表達”。鄭杭生認為，以臨安經驗為代表的“地方性表達”，在豐富美麗鄉村建設“中國經驗”的同時，也為我國社會學研究者提出了重大的研究課題。鄭杭生和他的研究團隊通過對美麗鄉村建設“臨安經驗”的全方位考察，提煉出其中蘊含的“共享、綠色、開放”的深刻內涵。鄭杭生美麗鄉村建設理論的基本判斷，印證了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的五大發展理念，實現了時代精神與學科關懷的統一。
三、廣東中山、南海調查：新型城鄉關系理論
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主要制度壁壘，城市與農村成為兩個相對封閉的結構板塊。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和鄉城人口流動的日益常態化，我國城鄉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作為中國最發達的城市和地區之一，中山和南海在快速城市化發展的進程中率先遭遇了城鄉關系格局的轉變，以及隨著城鄉差距和同城差距的凸顯，因利益糾紛而發生的“熟人的陌生化”和“生人世界無序化”等社會治理難題，而中山與南海也積極予以回應，并形成了值得研究與借鑒的“地方經驗”。從2011年起，鄭杭生和他的學術團隊圍繞新型城鄉關系在廣東中山、南海開展系列調研，出版了中國城鄉社會發展之南海城鄉卷和中山城鄉卷等系列成果，系統勾畫了我國新時期的新型城鄉關系。
1.空間協同：城鄉關系的新格局。當前，快速城市化的吸納效應將大批農村人口、農村生產要素和資源卷入城市，以往隸屬于不同區域和城鄉的不同類屬的農民與市民兩個群體，在同一個空間內持續聚合和碰撞，改變和重構了城鄉人口和社會利益格局。“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正在出現新的狀態，原本比較清晰的城市與農村兩大結構性板塊之間，逐漸生長出一個對于兩者來說都是非此非彼、不城不鄉的邊緣地帶”[8]。2011年，鄭杭生和他的學術團隊在廣東佛山市南海區實地調查發現，南海區的常住人口為256萬，其中戶籍人口約為120萬，外來人口約為136萬。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涌入，使外來人口超過了本地人口數量，人口結構呈現顯著“倒掛”現象。在戶籍制度和農村集體股份制的雙重作用下，南海區形成了本地市民、本地農民和外來流動人口“三分天下”的人口和利益格局[9]。這樣，“在有限的城市空間里，城鄉二元化結構在城市發展中的不斷延伸和復雜化，使城鄉差距在更為有限的空間中形成聚合并且銳化，使得城鄉二元結構之外又增添了一種非此非彼的同城差距狀態”[10]。換言之，就是以往在廣大區域中的城鄉二元差距，演變成本地農民、本地市民和流動人口三個群體在同一個城市空間下“身份―權利―待遇”體系上的同城差距，城鄉關系演變成了具有三元化特征的人口和社會利益新格局。鄭杭生認為，面對經過復雜交疊和重新組合的城鄉二元格局,就必須修正原有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理論范式和政策框架，站在空間協同和城鄉一體化的立場上來解決城鄉和區域的發展差距問題。
2.利益協同：基層治理的新挑戰。“從城鄉差距走向同城差距的歷史宏線，展現了‘身份―權利―待遇’體系從城鄉差別結構到同城差別結構的巨變，向我們預示著社會利益格局的總體變化趨勢，這就是社會利益的分化與利益訴求的多元化”[8]。這種現象，在佛山南海區和中山市都非常突出。一方面，由于土地經濟與農村集體經濟的蓬勃發展，具有農村戶籍的本地農民在社會福利待遇上大大超過本地市民，形成了“倒城鄉二元結構”，造成了“本地人”內部的利益鴻溝。另一方面，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外來流動人口難以享受到與本地市民和農民同等的權利與待遇，體現了鮮明的城鄉差別與地區差別，形成了“本地人”與“外來人”之間的利益壁壘。這樣，戶籍制度與集體股份制所塑造的“身份―權利―待遇”三個世界的利益區隔，使得三個群體圍繞各自的利益訴求展開競爭和沖突，引發了諸多社會治理難題，進一步加劇了群體之間的封閉和相互排斥。如，“出嫁女”及其子女的股權權益問題，“農轉非”、自理糧人員、知青及其子女等人員的股權訴求等“逆城市化”人口流動，以及外來流動人口“半城市化”、“半融入”等問題。鄭杭生認為，“城鄉關系與社會建設和治理是一對相互型構的關系。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建設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應城鄉關系變遷所提出的挑戰，化解城鄉關系緊張所引發的矛盾和沖突”[11]。當前，在城鄉關系各主體的利益訴求呈現異質性和多樣性的前提下，如何協同多元利益體，化解城鄉關系變遷所引發的矛盾，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項涉及到公平正義的社會問題，并成為考量基層社會建設水平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標尺。
3.同城化效應：社會治理創新的地方經驗。“不斷縮小城鄉差別，是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消除‘身份-權利-待遇’體系的同城差別，以及與這一差別相聯系的三個利益世界的區隔，是這一過程的一個實質性內容，可以說是真正實現城鄉一體化目標的重要前提條件” [8]。要消除這種同城差別，就必須改革城鄉社會體制，實現社會資源的公平配置。鄭杭生認為，南海和中山在同城化社會治理創新方面具有較為典型的意義。南海區以村委會管理權力為突破口，實行“村改居”、股權固化、“政經分離”，以及建設農村集體資產交易管理平臺，逐步弱化了農村戶籍和土地制度等利益驅動力，重構了本地農民群體的利益格局，逐步消除了本地農民與市民之間的利益鴻溝。中山市圍繞“全域中山”視角進行治理轉型，通過實施勞動進城、身份進城、生活進城和心理進城等“四大進城工程” [11]，推動了本地農村居民向城鎮居民的轉變，協調了本地農民與本地市民的利益關系。在流動人口融合方面，對同城居民的社會權益指標體系進行統籌設計，率先實施了流動人口登記積分管理制度，逐步打破了戶籍作為社會權益配置的制度安排，推進了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和全覆蓋，建立起流動人口有序融入的制度化渠道，弱化或消除了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權益和環境等權益的同城差別。鄭杭生認為，這些同城化探索在促成三大人口群體社會利益的協調，推動三元化利益結構的柔化和同化趨向，構建開放、包容、共享的“身份―權利―待遇”體系方面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對于全國其他地區乃至在國家層面推動社會治理創新和城鄉發展一體化提供了經驗參照。
近十年以來，城市化作為我國社會轉型最重要的動力機制之一，給城鄉關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重組了城鄉人口格局、空間格局和利益格局，重構了“身份―權利―待遇”體系。通過廣東中山、南海調查，鄭杭生認為，中山和南海在統籌兼顧三大群體利益訴求方面的實踐探索，映射了中國經濟發達地區城鄉關系格局變遷的過程，預示了中國城鄉關系變遷的未來軌跡。在此過程中，城鄉社會發展由兩條相互交織的脈絡構成，一個是城鄉關系從城鄉一體合治到城鄉二元分立再到城鄉一體化的進程，與此相伴的是“身份―權利―待遇”體系由城鄉同構到城鄉差別再到同城差別的演變[12]。這種具有三元化特征的同城差別，將固有的城鄉差距、區域差距重新組合成同一空間下的城鄉關系新格局，對城鄉一體化和基層社會治理提出了新挑戰。面對城鄉一體化和同城化的兩大趨勢，如何重構同城居民“身份―權利―待遇”體系，促進三大人口群體在利益訴求方面的開放、包容和共享格局，是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大議題。
四、結語：鄭杭生鄉村調查中的理論自覺意識
鄭杭生晚年一直致力于倡導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2012至2014年，他在連續3年的中國社會學年會“農村社會學論壇”主旨報告中，強調堅持理論自覺原則對中國農村社會學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農村社會學的理論自覺，就是要立足對中國農村發展經驗的考察和總結，豐富和發展自己的農村社會學理論，建構起屬于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13]。縱觀鄭杭生鄉村調查的實踐歷程，理論自覺意識始終貫穿其中，構成其農村社會學思想的邏輯主線。
1.理論提煉：從“地方經驗”到“中國經驗”。鄭杭生認為，“中國經驗”由中央、地方和部門、基層經驗三個層次構成，其中地方和部門經驗、基層經驗的重要性在于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經驗”一個個亮點和一個個支點，共同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新型社會主義歷程的一個個軌跡點和成長點[14]。要對中國經驗進行提煉，就必須直面中國自身發展和變遷的生動經驗，從中吸取理論的營養和靈感[15]。為此，鄭杭生和他的學術團隊繼承和發揚了中國農村社會學的“草根精神”，始終堅持農村實地調查，從河北定州再調查到浙江臨安美麗鄉村調查，再到廣東中山和南海社區治理調查，以及“千人百村”社會調查，都是通過對不同區域、不同主題個案的剖析和比較，親身感受農村社會轉型發展中城鄉社會變遷、城鎮化與“三農”關系，以及城鄉社會利益格局的演變，在此基礎上結合“前沿意識”，提煉地方經驗，豐富和檢驗了農村研究的理論與政策，提出了美麗鄉村建設理論和新型城鄉關系理論，建構了更具解釋力、更符合現實經驗的本土理論和話語體系，為中國農村社會學擺脫“邊陲思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2.政策導向：從城市反觀中國農村問題的出路。從中國城鄉社會變遷的歷史來看，城市和鄉村始終是同一進程的兩側。當代中國城市化的進程表明，城市化每一階段的推進必然牽涉到鄉村，引發農村、農業和農民在許多方面的實際反應[16]。當前，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深入推進，農村的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農村問題也出現新趨勢和新特點。通過定州調查，鄭杭生認為，城市經濟發展以及城市輻射能力的增強，緩解了過去20年的農村問題，部分農村居民轉移到城市的同時，鄉村經濟也得到了發展。因此，農村問題應該在農村之外來尋求解決之道。通過中山和南海調查，鄭杭生提出，隨著大量農村居民流向城市，由流動形成的新群體，引起了城鄉利益格局的重組，農村問題更多表現為與城市發展有著緊密聯系的同城差別、地區差別和社區差別等新的不均衡問題。換言之，中國的農村問題與城市發展存在著緊密的關聯性，農村問題更多表現為城市發展中的農村問題。這樣，要研究中國的農村問題，就離不開對中國城市問題的深刻理解，要著眼于城鄉關系變遷下“身份-權利-待遇”體系的平等，通過社會治理轉型來探尋農村出路。
3.比較視野：從比較現代化看中國農村未來。鄭杭生認為，縱觀發達國家與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可以發現，那些采用單一城市化發展理論的發展中國家，并未能真正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反而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城鄉病和城鄉差距。可見，這一理論對中國來說并不具有適切性，也不能準確判斷中國城市化與農村發展的未來。從一定意義上來講，“三農”問題并非從來就有，而是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過程中引發的問題，也是在推進“三化”進程中繞不開的核心問題。鄭杭生在總結發展中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厘清工業化、現代化和城市化與“三農問題”的互構關系，對當前我國農民出路、農業發展和農村建設等問題進行重新思考，反思原有試圖通過實現一種城市社會來徹底終結農村社會的單一城市化發展理念，用新型城市化即新型城鎮與亮麗鄉村并行建設的過程來解決“三農”問題[17]。靠城市和農村的雙側發展，來構建現代農村、現代農業和匯入現代職業體系的現代農民的“新三農”發展格局，實現由“無感增長”到“有感發展”，才是中國農村未來的必由之路。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鄭杭生與中國社會學理論自覺研究”（15ASH00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研究：聚焦人口流入型地區”（15ZDC028）。
作者簡介：楊發祥（1972—），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理論社會學及應用研究；羅興奇（1983—），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鹽城師范學院科研處講師，研究方向為理論社會學及應用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視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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