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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永勝:以農業供給側改革保障食品安全

[ 作者:田永勝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02-24 錄入:吳玲香 ]

近些年來,我國頻繁爆發食品安全事件,為了保障食品安全,各級政府部門大力加強監管,但食品安全形勢依然嚴峻。

2016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農業農村工作的主線。筆者認為,保障農產品安全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首要環節。如果說加強監管是“堵”,農業供給側改革就是“疏”。我們應該“堵”“疏”結合,更加注重引導農業供給側改革提高農產品質量,更好地保障農產品安全,滿足人民群眾對安全食品的迫切需求。

農業供給側存在諸多影響食品安全的因素

我國的農業供給側每年提供的巨量農產品,基本保障了13億人的生存需求,與此同時,農產品的安全問題也日益突出。總體而言,我國的農業供給側主要存在如下影響食品安全的因素。

為追求農產品數量的不斷增長,農業生產中使用大量的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飼料、獸藥、動植物激素等農業投入品。農業投入品的殘留不僅成為影響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還導致地下水、土壤有毒物質超標,進一步惡化農產品的生態環境。目前,全國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約有1000萬公頃,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0%以上,每年受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達1200萬噸。2013年爆發的“鎘大米”事件只是其中一例而已。這些進一步加劇了農產品的不安全風險。

安全農產品技術供給不足與不安全農產品生產技術的大量供給,增加了農產品安全問題的隱患。一方面,在農業供給側,政府部門的農業科技機構和科研人員對安全農產品的生產科技供給數量很少、供給水平較低。20多年前,美國已把優質農產品、安全食品技術和環境保護技術作為制定未來農業科技發展政策的首要任務。歐洲各國也把產生優質、安全農產品的新技術作為提高本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地位的一項首要內容,并制定出類似的政策,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保證這類新技術創新所需要的制度和政策。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安全農產品生產的農業技術推廣活動還有很大差距,農產品生產者很少能夠從正規渠道獲取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技術。

另一方面,大量可提高經濟效益卻危害食品安全的技術卻在農業供給側大行其道。我國近年來爆發的食品安全事件,以及非法種植轉基因大米、大豆、玉米等,這些可增加經濟效益卻危害食品安全的技術,都是通過商業營銷人員的推廣在全國農業供給側迅速蔓延開來。

農業供給側的生產者欠缺培訓,綜合素質遠不適應安全農產品供給的需求。我國農業生產者包括農戶、專業合作社、企業等,其中農戶占絕大多數。我國農業生產者的受教育程度與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例如: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受過短期職業培訓的占20%,受過初級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的占3.4%,受過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占0.13%,而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達76.4%。絕大多數農產品生產者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時容易產生跟風效應,重視農產品的產量,輕視農產品的質量,對新特優產品缺乏相應的管理技術和創新能力(王俊鳳、崔永福、路劍:“論提高農民素質與推進現代農業發展”,《經濟研究導刊》2008年第6期)。特別是近年來隨著農村青壯年男性勞動力外出打工,使得婦女、老人、殘疾人群成為農產品生產的主要力量。他們可能終身都沒有接受過職業培訓,也沒有參加過任何培訓活動,更缺乏生產安全農產品的技術。針對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病、蟲、草情和畜禽疫情的防治,他們往往憑經驗投入農藥、化肥、除草劑、獸藥、動植物激素,或者被農資經銷商誤導亂用農業投入品,甚至使用違禁農藥、獸藥,給農產品安全埋下隱患。

由于絕大多數農產品生產者不懂市場運作規律,不能及時捕捉經濟信息,仍然囿于“生產什么產品就銷售什么商品”的小農思想桎梏之中,無法按照“消費者需要什么產品就生產什么產品”的指導思想去生產農產品。這就導致絕大多數農產品生產者很難把握消費者迫切需求安全農產品的需求,更不可能提供安全的農產品。常規農產品過量生產造成的市場價格波動劇烈,反過來又加大了農產品生產者的經營風險,進一步導致農產品生產者不敢冒風險投資于安全農產品的生產,只能以小規模、低層次的方式提供品質較低、安全性較差的農產品。

樹立數量與質量并重的發展理念

目前,我國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安全的信心不足,再加上國外競爭力強的農產品價格低于國內農產品價格,兩種因素疊加會沖擊國產農產品“去庫存”。因此,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樹立農產品數量與質量并重的發展理念,適度降低農產品數量并逐步提高農產品質量,既可以滿足消費者對安全農產品的需求,也可以降低農產品的庫存,還可以提高農產品生產者的經濟效益,達到“一石三鳥”的最佳效果。

各級政府部門應拋棄過去單純追求農產品數量增長的發展理念。按照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以滿足吃得好吃得安全為導向大力發展優質安全農產品”的要求,樹立數量質量并重的發展理念,從政策層面進行頂層設計,把大力發展綠色農業、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現代農業作為一個完整的目標納入國家和各級政府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體系,制定完整的國家政策和行動計劃,加強政策引導與支持力度,制定、完善和實施綠色農業、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產業支持政策,建立和完善農產品產地環境質量標準及食品安全指標體系,對農產品的種植養殖、生產、加工、流通及銷售的全過程進行監督、檢查、管理。通過推動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把農業供給側的效益增長點由增加數量轉為提高質量,促進農業成為一個充滿希望的產業。

農業生產者力求擺脫生產低端農產品的慣性和對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飼料、獸藥、動植物激素的路徑依賴。隨著土地流轉的推進,農業的供給側除了農戶之外,農業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等各種新型經營主體,都應該針對農產品需求側注重農產品的安全、營養、有益健康等更高要求,調整農產品的供給結構。研究表明,我國消費者對進口農產品、綠色農產品、有機農產品等高質量、安全農產品的支付意愿很強。與其說是國內的農產品產能過剩,不如說是我國的農產品產能結構失調,歸根結底還是國內安全農產品的供給與人民群眾的消費意愿存在巨大的矛盾。面對這種情況,農業生產者更應該自覺以提高農產品質量為抓手,以滿足消費者對安全農產品的需求為途徑,達到提高效益、增加收入的目的。

研發推廣保障農產品安全的科研成果

安全農產品的生產與安全農產品科技的應用密切相關。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需要發揮科技的核心作用來保障農產品安全。

各級農業主管部門應鼓勵農產品生產者采用有益于環境和農產品安全的生產技術,如土壤改良、土壤污染修復與綜合治理、測土配方施肥以及病蟲害防治技術,禽畜疾病的生態防控、健康增產和疫病統防統治等技術。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明確提出要“推廣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實施獸用抗菌藥治理行動”。各級農業主管部門還應強化源頭控制,建立一系列具體制度,限制、禁止高毒高殘留農業投入品的生產、銷售和使用,嚴格控制化肥、農藥、獸藥使用量,加強監管和抽查,并對違規者予以處罰。在這方面,發達國家降低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飼料、獸藥、動植物激素等的使用量以及禁用抗生素作為飼料添加劑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事實證明,發達國家降低農業投入品的使用量并沒有降低農作物的產量,歐盟禁用抗生素后,并沒有出現大量動物患病和死亡的問題。我國也應該加快步伐,切實采取配套措施阻止有害物質進入人類食物鏈,以保障農產品的安全。

各級科研機構通過建立長期、穩定的科技投入機制,以目標控制和績效評價等手段,推動科研人員加快生物農藥、生物獸藥、生物肥料、動物疫苗、植物生長調節劑的研制、開發、推廣和技術服務工作,積極發展緩控釋肥技術,開展無公害農業、綠色農業、有機農業生產技術以及農業病、蟲、鼠害防治技術研究,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農業科技成果轉換資金項目、星火計劃項目以及科技扶貧項目中,推廣減少農業投入品的新技術、新方法,保障農產品的安全,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足夠的技術支持。

加強農產品生產人員培訓,提高應用有機環保無污染農產品生產技術的能力。一是建立健全農民職業教育體系。利用高、中等農業院校、成人院校、農業職業學校以及農技推廣培訓中心等農業教育培訓資源,建立健全農民職業教育培訓體系和健全的培訓制度。高等農業教育要招收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實踐經驗的農民學生,為農村培養“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中等農業教育要根據實際需求調整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實行彈性學制、學分制,鼓勵學生在農業實踐過程中學習。二是地方政府定期邀請農業院校、農業科研院所、農技推廣機構等單位的研究技術人員培訓農產品生產者,采取面授教學、現場指導等,幫助他們掌握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技術及經營管理知識,通過專業技能考核頒發相關職業資格證書,努力培訓一大批有文化、懂安全生產技術的新型農民。三是基層農技推廣人員應該成為“水、土、氣、種、保、管”都通的“土專家”,針對本地具體情況,幫助農產品生產者解決安全生產中的科技問題,加強農產品安全意識教育和安全知識培訓,指導廣大農產品生產者正確使用農藥、抗生素、激素、添加劑等物質,從源頭保障農產品安全。

政府加大資金扶持力度

農產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單憑農產品生產者自發的力量并不具備可持續性,政府部門除了在政策上支持外,還需要加大資金的扶持力度。

改革財政補貼政策。從國外的政策實踐看,美國、歐盟將維護農產品安全與農業生態發展納入農業補貼后,培育了農產品生產者的環保意識和農產品質量意識,保護了生態環境,提高了農產品質量,增強了農業發展潛力。按照WTO《農業協議》允許使用的11種“綠箱”補貼措施,我國還應該增加農民培訓補貼、農產品市場營銷服務補貼、農產品檢驗服務補貼、農業技術推廣補貼、農業環境保護補貼。按照“黃箱”補貼措施,應不斷加強對非特定農產品的綜合補貼力度,加大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的力度。此外,還應不斷優化補貼結構,把目前注重提高農產品產量的農業補貼政策轉變為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食品安全掛鉤的農業補貼政策,形成以安全農產品為核心的農業補貼政策體系,促進安全農產品的供給。

加強金融信貸支持力度。農業具有弱勢性,農業產生者完成從常規農業向無公害農業、綠色農業、有機農業等現代農業的轉換,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農產品生產者對資金周轉、抵押擔保等需求相應提高,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應從國家層面強化金融信貸政策對安全農產品的標準制定、認定認證、基地建設、市場營銷和監督檢查等。積極扶持無公害農產品、綠色農產品、有機農產品的生產基地和標準化生產綜合示范區、產品開發龍頭企業。以完善的安全農產品生產、流通金融信貸支持政策確保農產品流通人員建立綠色農產品、生態農產品、有機農產品的市場、專賣店、專柜、生態商場等營銷服務體系。

增加農業事業費投入,穩定農業科技推廣隊伍。國家在財政預算中安排一定的資金用于加強農業科技推廣者隊伍,同時以具體的要求推動他們不斷研制出新的安全農產品生產技術成果推廣到農民當中去,培育更多有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確保他們能夠生產出安全、高效的農產品。

總之,通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鼓勵和促進農產品生產者擴大安全農產品、高質量農產品的有效供給,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的農產品,保障食品安全,擴大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費量,同時也可以把農村打造成更大的食品加工和孵化平臺,恢復農村經濟增長的活力,對于增加農民收入、消除農村貧困、提振農村消費、推動農村發展、促進農業現代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集體行動理論視角下的食品安全社會治理研究”〈16BSH0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廣東嘉應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改革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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