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近年來，這句詩情畫意的語言不僅喚醒了國人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對于人和自然關系、人和歷史關系的思考，同時也引發了學界對“鄉愁”進行文化意義解讀的興趣。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鄉村文明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鄉村文化遺產也是中華文化遺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致力于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斷尋找與回歸精神故鄉的過程。為此，本報記者就此話題對相關專家進行了專訪。
——編 者
話題一：保持和激活鄉村文明是非常重要的
●田毅鵬教授，現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圍繞對鄉村治理及其發展，田毅鵬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學習時報：傳統村落里的村民，既是村落的重要構成元素，更是一種文化共同體。對于一個有著古老的農業活動的國家，村民在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不僅要保護好村落實體，更要保護好其中蘊含的“活態文化”。如果站在這樣一個角度來看鄉愁問題，您怎么看？
田毅鵬：這是一個重要而緊迫的現代性問題，自然會產生一種歷史的滄桑感。如何把這一空前的巨變與故鄉、鄉愁的話語結合起來，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刻地理解鄉愁問題、理解鄉愁發生的背景和實質。我認為，從現在村落構成和鄉愁發生主題的角度看，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故鄉的懷戀者，主要指游走于城鄉之間的成年農民工群體。他們的身體雖然處在城市，但他們的一些重要關系、利益和生活的記憶，還都留在農村。所以，由這一群體發出的鄉愁是最真實的、最典型的。第二種類型是故鄉留守群體。應該說就是老年群體、婦女兒童，他們真切地目睹和體驗了鄉村的變動。第三種類型大部分是由那些新生代農民工構成的。他們在農村沒有土地，也沒有真實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甚至在記憶中亦未留下可資回憶的痕跡和資料，故他們基本上屬于與鄉土絕緣的一代，在鄉村無有故鄉，在城市亦無有歸宿。其結果首先是對鄉土意義的故鄉的喪失；其次是因城市社區的拒斥而難以融入。如果是這樣的話，很可能產生大量漂浮在社會上的“社會無根”群體。這些問題必須要高度重視，同時也考驗我們的社會治理智慧。
學習時報：鄉愁的本質元素在于“人情”，因為有了人與人的情感，才有了牽掛和回味。“回不去的故鄉”恰恰是很多人的共同鄉愁。“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句源自中央文件的詩意般的文藝表達，實質上表述了對鄉村特色流失的惋惜。
田毅鵬：是的。“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非常形象地詮釋了對鄉村風貌的尊重，對鄉村特色的向往，對鄉土文明的追求。當然，新的時代背景下的鄉村不是古代封閉守舊落后鄉村的再現，而是充滿了現代化元素，保留了鄉村固有特色，顯示出與城市文明有別的另一種文明形態。同時，這是城鎮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傳統村落保護的題中應有之義。要從立法和法規的角度，建立保護傳統村落的長效機制；以尊重傳統村落發展規律、文化傳承、歷史價值為底線，做活傳統村落保護與利用的文章；建立傳統村落規范和退出機制，讓村落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得到保護，在根本上守住鄉村文脈的“根”。
學習時報：作為城鎮化進程的現象，鄉村“過疏化”或“空心化”實際上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須承擔的社會后果。如果我們承認這樣一個變動前提的話，您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有哪些對策？
田毅鵬：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的發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其運行和發展也有其特殊的內在機理。城鎮化意味著城鎮向周邊擴張和農村人口向城鎮聚集，也勢必引發農村經濟社會的變遷。但這并不代表城鎮化就是不要鄉村——這既不現實也不科學。如果我們承認這樣一個變動前提的話，就一定會尋找出一些相應的對策。
第一，我們今天談“三農”問題時，一定不要單純地局限于以農村來談農村，必須放到城鄉框架體系內統一思考。要將鄉村問題放到城鄉體系的框架內加以解決，必須在城鄉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觀念。原來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建立在城鄉不平等的基礎上展開的一套制度框架和關系體系。今天當我們打破了這種城鄉二元結構之后，就應該建立起新的城鄉關系理念，這就是要把城市的要素引入農村，把一種外在的、現代的、新的資源和力量納入到農村的發展進程中。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建設意義的思路。
第二，在引進城市元素、資本下鄉的過程中，需要認真把握一個限度。資本下鄉、城市的元素進入鄉村，一方面可以激活鄉村，給予鄉村一定城市資源的沖擊和激活；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現一些城市元素覆蓋鄉村元素，甚至導致資本侵蝕、強制拆遷，讓農民利益受損的情況發生。我認為把握城鄉之間的互動尺度和限度，包括制度的規制等，保持和激活鄉村文明都是非常重要的。
話題二：“記得住鄉愁”有著重要意義
●文軍教授，現任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在他看來，要求城鎮化進程中要讓當代人和后代人“記得住鄉愁”，這對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有著重要意義。
學習時報：您常年研究農民市民化，在您看來，新生代農民工是否對農村那片土地還保留有眷戀？與老一輩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鄉愁有什么樣的變化？
文 軍：在2013年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文件中正式提出了“鄉愁”的概念，要求城鎮化進程中要讓當代人和后代人“記得住鄉愁”，于是，“鄉愁”便成了當代中國城鎮化建設中的一個精神追求，這對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而言具有更加突出的意義。因為農民市民化不僅僅是其職業和身份的轉變（非農化）和居住空間的轉移（城鎮化），更是他們社會文化屬性與角色內涵的轉型過程（市民化）、各種社會關系的重構過程（結構化）以及對城市生活的再適應（再社會化）過程。
新生代的農民工不同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農民工，他們中很多人本身就出生在城市，或者從小就在城市中長大，因而沒有上一代農民工那種對土地特有的眷戀之情，他們對城市的熟悉程度甚至遠遠超過鄉村，雖然可能在城鄉之間不斷地流動，但這種流動性無疑會淡化他們的家鄉觀點、模糊他們的身份認同、動搖他們的文化體驗，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他們的鄉愁之情。與老一代城市移民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鄉愁無論從強度、內容和方式上都可能不同于他們的父代了。
學習時報：作為勞動力新移民的城市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社會的過程中，您認為可能會在哪些方面出現問題？
文 軍：勞動力新移民融入城市社會的過程，其在宏觀層面上實際反映了整個社會的結構變遷；在中觀層面上反映了農村勞動力社會流動的狀況；在微觀層面上則意味著農民的人力資本增加和行為選擇能力的提高。因此，在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過程中，其在宏觀的社會制度與社會政策、中觀的社會網絡和社會交往、微觀的社會資本和社會行動上都可能面臨一些問題，其表現特征往往是在上述三個層面的主要力量相互交織下呈現出來的。
學習時報：您常常用“被市民化”來描述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變成市民的現象，是不是因為這個身份轉變過程存在一些問題？
文 軍：是的。傳統農民根植于土地，且囿于土地。而當前，土地的流失、職業的轉變、城市的擴張、人口的流動以及戶籍制度的改革使得當前中國農民的市民化過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被市民化”的過程，這尤其表現在城郊失地農民的市民化上，其“被市民化”的過程主要是通過改革戶籍制度、征用或租借土地、促進職業轉變和居住地的變更來實現的，其核心目的還是為了相對高效的城市發展服務。
學習時報：您曾提到，農民市民化在當前中國出現的情況，跟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法國有很多相似之處，當年逃離農村進入城市的法國農民，后來又開始慢慢遷回到農村去了。這種情況是否有可能在中國出現？其出現的契機和條件是什么？
文 軍：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的農民市民化是一種“農業現代化型”的市民化過程，其基本沒有“農民”與“市民”的嚴格區分，更沒有“農民市民化”的現代化訴求。與此相反，當前中國農民市民化過程是一種“城市現代化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已有的“農民市民化”實際上只是暫時性地滿足了他們的“保障需求”，他們的權利地位卻沒有相應的改變，甚至在“市民化”之后還可能遭遇一定的生活困境和風險。所以農民市民化之后是否也會出現像法國農民回流一樣的情況，從長遠來看，這種趨勢是存在的，隨著我國城鄉發展均衡性、公平性的增強，城鄉生活質量的差異在縮小，人口的逆城市化會有隨時發生的可能，到那時候，究竟是選擇在城市還是鄉村生活就成了人們的自主選擇了。
話題三：鄉村治理和發展的必經之路
●鄒農儉教授，現任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鄒農儉教授對農民市民化、鄉村空心化、農業現代化及鄉村治理等給出了專業見解。
學習時報：鄉村社會物質短缺、土地約束、人際關系復雜，會讓很多人逃離鄉村來到城市。城市會提供給人們豐富的物質資源和精神食糧，讓人有更多的人生體驗。很多從農村走入城市的中國人都有很深刻的感受，大多會對此認同。但鄉愁為何仍會被賦予安寧、穩定、歸屬感等浪漫化的色彩？
鄒農儉：都市生活和鄉村生活都是人類創造的文明，工業化之前，鄉村居于主導地位，工業化后，都市居于主導地位，城市領導鄉村、影響鄉村。因為工業化這種作業方式必然產生城市，工業化必須在城市中展開。但即使完成了工業化，整個國家實現了現代化，鄉村所依托的農業，鄉村社會，仍有存在之必然，鄉村可以說永遠都不可能消失。世界上少數國家可以只有城市，沒有鄉村，但大國不行。只要人吃的東西仍依賴于土地，鄉村就永遠不會消滅。當今時代，是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并駕齊驅、城市與鄉村并存的年代。鄉村既是一種作業方式的棲息地，也是一種文化、一種文明的滋生地。今天看來，如果只有城市、只有都市生活，沒有鄉村，簡直是無法想象的。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為鄉村的生活方式、鄉村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城市代表了熱鬧、快節奏，鄉村代表了寧靜、慢生活。人不能天天熱鬧，時刻緊張，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既有熱鬧，又有悠閑，著實是人類整個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缺了哪一方面，都是一種遺憾。
學習時報：您認為農村人口融入城市面臨的主要困難有哪些？出路在哪里？
鄒農儉：農村人口融入城市的難處主要在于公共產品供給的不均等，主要在于公共產品供給在鄉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別。比如養老保障，“農保”與城保差別比較大。醫療，城市人是醫療社會保障，農村人口是“新農合”，差別也比較大。我們原來的制度設定，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按照戶籍所在地配置資源，一個農民工的孩子，他就學的資格在戶籍地的鄉村，父母即使現在進城打拼，但孩子仍難以在城市正常入學，于是就出現了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上學難的問題。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多很多，主要原因在于我們原來的農民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與市民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差別比較大，現在要補齊、要均等化供給，需要長期的彌合時間。我們現在正處于彌合城鄉差別的這個過程之中，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困難充分反映出彌合城鄉差別是多么艱難的一件事。
學習時報：城市在飛速發展同時，鄉村則出現了空心化的現象，這種矛盾是否有化解途徑？
鄒農儉：城鎮化的大潮確實氣勢磅礴，勢不可擋，同時很多鄉村出現了空心化現象。要強調的是，城鎮化是現代化題中應有之義，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然要經歷城市化的歷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有部分鄉村要衰落，部分鄉村的衰落將為農業的規模化、現代化準備條件。沒有部分村落的消失，農業的規模化經營、農業的現代化就無法操作。當然，不是說所有的鄉村將會衰落、消失。經歷了工業化、城市化的大潮，一部分鄉村衰落了，另一部分鄉村必將會更加壯大，因為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打工后，騰出了空間，使得土地流動成為可能，使得種田大戶、農業專業經營者有了施展的空間。而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首要前提，我們要在鄉村出現空心化的同時，將土地的規模化作業、農業的現代化提上議事日程。
學習時報：如今我們也零星看到有農村的精英或者城市人返回農村，希望借助精英的力量來改變鄉村的衰敗，您認為這對鄉村治理和發展有無作用？這個過程有哪些問題是需要警惕的？
鄒農儉：精英回鄉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從農村出來的人進城打工，在學到了技術，有了資本后，返鄉創業，這在相當多地方已經看到。這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新氣象，標志著農村建設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為農村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新樣板。二是城市中的企業家，也是精英，去農村創業、辦企業，或者城市中的企業將鄉村作為產業基地，比如超市依靠大量的資本，投資于鄉村，建立蔬菜、水果基地，實現農村基地與城市窗口的無縫對接。這兩種“精英回鄉”的實踐，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要大力提倡。但必須注意的是，城市精英的鄉村治理之路要想走得長遠，精英自身首先要有較高的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否則就可能演變為一種鄉村寡頭治理。在這方面，建立合理的制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一是要有制度安排來保障和激勵城市精英去從事鄉村治理事業，而不能僅僅靠政治動員和道德推崇來實施；二是還要有制度來保證城市精英的鄉村治理是真正為了鄉村大眾而不是為了精英自己。如果不能在制度上保證精英的治理是面向大眾的，就有可能形成城市精英對鄉村大眾的再次剝奪，其后果將是非常嚴重的；三是必須有制度通道讓廣大的鄉村民眾也能夠參與到鄉村治理中來，使得鄉村治理工作變成一種全體村民都可以參與的事業，而不只是幾個城市精英的個體行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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