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社會上普遍彌漫著對傳統鄉土社會的懷念，其中一個代表性的符號，就是對鄉紳消亡的惋惜和感嘆。從大環境上來說，這與感慨當前社會拜金主義盛行、道德風尚不佳的趨勢一致；從小氣候來說，則也夾雜著對現今農村基層干部不滿情緒。很多人期盼通過重建鄉紳階層、重建鄉村秩序，形成更加獨立自主、自強自治的力量，讓村民自治制度真正成為鄉村穩定的基石、鄉村發展的新動力。這種想法美則美矣，然而實行起來并不容易。鄉紳階層的消亡有歷史的必然性，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會變遷帶來的產物。簡單說來，鄉紳之消亡主要有三個過程。
首先，民國時期的特殊環境“迫使”鄉紳逐步交出農村管理權。這在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中有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詳細的敘述。在傳統鄉土社會，基于儒家文化意識的影響，鄉紳傾向于維護本土利益，與政權之間有合作也有博弈，最終達至平衡，成為政權和村民都能認可的鄉村領袖，杜贊奇稱之為鄉村的保護型經紀人。但隨著民初戰爭機器開動，沉重的賦稅和攤款壓力使原來的鄉村精英不堪重負，保護人的職責越來越難以履行。只能將“村長”“保長”等職務交給手段強硬的土豪惡霸、地痞流氓。在征稅、攤派過程中，這些土豪惡霸地痞流氓又借機中飽私囊，壯大自己。于是，慢慢地原來作為保護型經紀人的鄉紳階層讓位于盈利型經紀人惡霸地痞，退出了直接的農村管理權，但此時一些鄉紳還具有道德、宗教方面的權威，仍然可以對村務村民產生一定的影響。
至建國前后，這一局面有了顛覆性的改觀，原因在于土改及政治運動的興起。土改摧毀了鄉紳階層存在的主要經濟基礎，以及建立在這基礎之上的政治地位。因工業發展不足，資本投向渠道狹窄，千百年來士紳從“朝”退回“野”之后安身立命的本錢主要來自于求田問舍，農村手工業占比極小，而且都是初級工業。因此，土改對鄉紳階層形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更甚的是，不僅土地被收走重新分配，還戴上了地主、富農等帽子，原本優渥的政治地位也喪失了，人上人成為“過街老鼠”、專制對象，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斷遭受人身及精神的雙重打擊。與經濟、政治打擊同步，文化及宗教等也在打擊之列。如果說建國初期對胡適及其他學者的批判還只是對“大知識分子”的不滿，那么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就集中代表了對在農村占支配地位的鄉紳階層主導的文化的著意清除。電影《武訓傳》一度得到包括高級干部在內的各級各類人士好評，然而正是如此才被視為最危險的信號。電影中所宣揚的以乞討供養農村學校，與耕讀傳家、寒士高第的鄉紳文化傳統一脈相承，當然是大毒草。至于以農村宗教信仰為表征的封建迷信，就更加在掃除之列了。
土改及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時間跨度長達30年之久，對鄉紳及其子嗣的影響（精神羞辱、肉體打擊）是顯而易見的。但這并不足以中斷延續上千年的鄉紳文化傳統。因為在歷史上，鄉紳（類鄉紳）階層也曾多次受到毀滅性打擊，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作為農村社會的穩定劑，承平一段時間后，農村總會產生出這樣的階層來。所以真正“釜底抽薪”、徹底鏟除鄉紳階層成長沃土的，還另有原因。
鄉紳階層并非單純農村內生的產物，而是在“鄉-市”“野-朝”“民-官”多重對立下的產物。或言之，鄉紳是連接農村與城鎮、鄉野與朝堂、鄉民與官吏之間的紐帶，屬于“兩棲”的存在，入仕則為官、出仕則為民，還有些即使一輩子沒有官做，但只要有一定功名，也算脫離了普通草民，能夠直接跟官府對話，成為鄉野的“代言人”甚至“保護人”。所以，“鄉-市”“野-朝”“民-官”之間穩定的流通渠道才是真正提供鄉紳的土壤。
民國時期，鄉紳們（其中部分被稱為封建地主、舊官僚等）大都是城市危急就躲入鄉村，鄉村匪患太多就避難城市，其中也不乏在城市接受教育或為官后又回到鄉野辦學、參政的例子。總之無論是空間遷移還是身份轉換，都沒有太大的障礙。與此構成鮮明對照的是，建國后實行的戶籍政策與政治身份劃分，在地域上將普羅大眾劃分為城市、農村兩種戶口，在政治上則劃分為農民、工人、干部、軍人等身份及貧農、下中農、中農、富農、地主、資本家、革命軍人、革命干部等階級成分，當然還有“紅五類”“黑五類”等特殊成分。如此一來，“鄉-市”“野-朝”“民-官”之間便劃出了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人員不能再隨意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甚至城市與城市之間遷徙，而且政治身份、成分一旦定下來，就很難再改變。隨之而來的，是經濟待遇、社會地位、政治影響等方面的巨大反差。城鄉之間藉此拉開距離，而且越差越多，原本雙向的流動逐步單一化、固定化，參軍、考學、招工作為少數幾條改變戶籍、身份和命運的出路，多少人為之擠得頭破血流，還有什么人愿意主動回到農村、回到鄉下。即便在城市供應及就業不足前提下“自愿”上山下鄉、到農村廣闊天地學習的大好青年，也在政策松動后千方百計走出農村、回到城市，更不用說無法改變的出身了。
在這種情況下，農村日益邊緣化，逐步淪為為城市輸送人、財、物的配角。改革開放及之后實施的土地制度改革，雖然大大解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促成了堪稱世界奇觀的中國人口大遷移，但“根子”沒動，大部分農民從哪來還回哪，始終難以在城市扎根。導致的結果是，龐大的人口數量一直“囤積”在農村，對農村低效的產出和脆弱的環境生態，構成持續的重壓，導致農業大而難強、農村生態惡化，農村不再是那個可以置產買地當地主維持體面生活的農村，也不再是那個民風淳樸山清水秀的農村，更不是那個可以平居鄉間、通達京衙的農村。加之財政資金、社會資本投入過少，農村基礎設施相對落后，進一步加大了優秀年輕人、有限資本的逃離。
不得不說，這是一條難以逆轉的道路。年輕的農村精英們帶著父輩乃至幾代人的期許和積蓄努力奔向城市，回頭卻發現自己回不去了。習慣了城市的燈紅酒綠，帶著社會化分工背景下學成的“手藝”回到農村，只會是滿滿的不適應。而那些早些年走出去的老一輩精英，囿于農村基礎設施、醫療衛生、房產地產戶籍等諸方面的不便，也難以回到鄉村。這才是導致農村鄉紳階層被階段性“消滅”后始終難以復蘇的根本原因。
因此，鄉紳階層的消亡有歷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在現代化、城鎮化的大背景下，資源向更能體現價值的地方流動是不可阻擋的，是歷史的必然。不過，土改及政治運動讓延綿已久的鄉紳傳統喪失了抵抗力，而迅速而強硬地建立起城鄉二元結構，人為加劇了資源從鄉村向城市集中的過程，這就是偶然了。歷史大勢，不容阻擋，卻可以因應；偶然因素，不容假設，但可以改良。在農村土地、能源礦產等自然資源越來越為資本追捧、農村良好生態環境與城市形成巨大反差的當下，我們完全可以因應大勢，在戶籍制度、土地管理政策、公共服務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深化改革，讓呼吁多年的城鄉統籌發展、平衡發展有更加切實的制度安排、更加有效的措施、更加實在的投入，讓更多學有所得的優秀年輕人返鄉創業、更多少小離鄉的城市精英回鄉休憩，讓更多尋找投資機會的資本進入農村、更多有志于繼承發揚農村文化傳統的社會力量一起努力，讓農村與城市形成雙向互動，互相供血、互相補充、互相促進發展，這樣，農村的發展才有希望，農村鄉紳階層的重建才有可能。
作者單位：廣西崇左市江州區馱盧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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