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明與中國”開欄語
鄉土文明如何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品質和精神？為什么小農經濟與王權體制能延續2000多年？家族積累的仁義忠孝、推進道德制度化，對進入工業化、城市化時代的中國，構建一個互助友愛、團結合作、誠實守信的生存體系有什么幫助和啟示？
雖然中國沿著西周、秦、漢、唐、宋、明、等王朝的統治緩慢行走了幾千年，但歷史更多的是記載帝王將相的榮耀，不知分布在各地鄉村老百姓的真實生存狀況、不知家族靠什么創造了物質財富和文化成果、不知一個地區文化和經濟的興起、不知中華文明靠什么維持運行！
為此，張華僑以“鄉土文明與中國”為主題在頭號地標開設專欄，主要圍繞如下幾個系列：家族與國家的運行，以古老鄉鎮、集鎮延續了1000多年的名門望族為個案，詳細揭示他們如何經商發家、制訂家規、建祠堂、樹牌坊等，維護鄉村公共秩序和國家穩定。
走進鄉紳的時代，揭示以讀書取得功名的秀才、舉人、進士為代表的鄉紳，掌握財富和政治地位后，如何做官保持清正廉潔、創辦書院傳播知識、構建家族經濟共同體保障大家生存安全、傳承道德禮儀治家愛國等。
大河文明的興衰，以黃河、長江、漢江、太湖、湘江、珠江等河流，揭示河流與人類的生存關系、文明演變的真相；一個區域的老百姓如何利用河流耕種、運輸農產品、帶動自然商品經濟興起，為何有些流域的經濟和文化走向繁榮，而另外一些地區卻衰落。
通過以上系列文章，告訴公眾鄉土文明與中華民族的關系、影響國民的氣質和個性、決定一個國家從農耕現代國家轉變。
以家族經濟共同體，帶動商品經濟興起
當我不經意地踏進安徽涇縣、歙縣、黟縣；浙江湖州南潯、金華、蘭溪、東陽、浦江；江西吉安、撫州、金溪；山西平遙、祁縣、陽城、長治等地延續了1000多年的古老鄉村、集鎮、縣城，看到過去一批豪門巨富建造的華麗宅院、氣勢壯觀的祠堂、昂首聳立的牌坊、精美無比的雕刻、保存幾百年的家譜、洋溢著書香的字畫、悠長的青石板路時，被他們創造的物質和文化成果深深震撼！
一個急促又顯得緊迫的疑問回響在我心中：他們在交通、通信、科研、法治等不發達的明清時代，如何沖破皇帝農耕立國的思維，點燃工商業的火焰創造物質財富與精神文明？如何從保障家族生存轉向維護國家利益？對塑造中華文明發揮了那些作用？
為了解答這些疑問，10多年以來，我懷著興奮和激動的心情，先后不間斷地到上述古老的鄉村、集鎮調查，走訪了一些大家族的后人、查看留下的宗譜、文書、家規，考察了不同的建筑風格、周邊環境等。
調查發現，出身于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的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后，堅守農耕立國、排斥工商業、維護王權專政的思維。以后他的子孫繼承王位，沿襲了這種治國方針。
到明嘉靖年間，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黃河和長江流域形成了共享生存資源的家族經濟共同體，把農產品轉為商品推向集鎮，掀起了中華民族第一次商品經濟建設浪潮，造就了一批富有的鄉紳。
同時，朱元璋還想象不到，他用標準化的科舉選拔官員，為平民鋪設了通向官場的舞臺，激發一些宗族創辦書院、學堂，培養子弟讀書做官，打破了宋朝以前，世襲的王侯將相高度壟斷政治權力。
借助家族經濟共同體帶動自然商品經濟和科舉為官兩個重要條件，帶動國家結構發生變化，形成了經商大眾化、知識普及化、權力世俗化，有利于許多人自我奮斗，誕生一批商人、官員、鄉紳。
告別不具有優越種植條件的山谷，徽商發揮家族經濟共同體的優勢，搶占城區和人口規模正在擴大、擁有便利的水運和信用環境的金華、杭州、嘉興、揚州、南京、上海、蕪湖、九江、漢口等地市場。
到清乾隆時期，徽商以掌握揚州等地鹽業經營權，銷售到長江流域城市的地位，獲取壟斷利潤，率先成為當時第一個最富有的群體，造就了一個對經濟與文化，發揮影響力的鄉紳階層。
幾乎在同一時期，位于黃土高原經常遭到干旱、戰亂襲擊的山西，一些家族冒險越過人煙稀少的荒漠，到長城沿線和黃河流域出售豆腐、茶葉、糧油、布匹、鐵器等。
到清道光年間，有些家族適應商品經濟對資金的需求，開設票號積累百萬兩白銀，把銀子變成一棟又一棟高大、豪華、精美的大宅院，給干旱荒涼的山谷投來一道讓人心曠神怡的美麗風景線。
透過明清兩代500多年以來，銘刻了他們創業歷史的宅院、寺廟、城墻、石碑等古建筑，我們驚嘆地發現，即使他們來自偏遠、生存環境惡劣的鄉村，沒有接受商業、金融教育，但只有給他們自由、平等的創業環境，資本就會在貧瘠的黃土高原生根，釋放創造財富、驅趕貧窮落后、提高生活水平主張自己權利的奇跡，改變千百年以來重農輕商、讀書做官的價值觀。
輸送物質和文化資源，讓更多人讀書成才
宋代以前，皇帝掌握政權后，把剩余的政治與經濟資源分給王侯、官僚，形成世襲占有權力與財富的特權集團，沒有動力為公眾提供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服務，對經濟、文化建設不起任何作用，阻礙了老百姓積累財富、獲取政治地位。
明清兩代，國家結構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來自平民構建的家族經濟共同體，以“商助學、以學為官、以官保商”，培養了一批有學識、財產、理想的商人、官員、鄉紳，構成了維護家族興旺和國家運轉的主導力量。
他們遵從祖輩忠孝傳家的教導，以振興宗族為榮耀，把積累的銀子帶回家鄉修房屋、祠堂、書院、道路、橋梁等設施，讓族人享有體面、尊嚴的生活，縮小貧富不均、和諧相處，有助于傳播忠義、公正精神。
充分利用地形，徽州家族圍繞山谷、小河修建宅院，像一幅融合在陽光、溪流、云霧的山水畫，體現他們長年勞累奔流后回歸大自然，追求休閑、寧靜、放松的田園生活。
擁有物質財富和文化資源，決定家族的政治與經濟地位，經濟又決定一個地區的文化建設與人才成長。明代，浙江、江西通過進士考試獲得官位的人排在前兩位；到了清朝，江蘇、浙江占據前兩位。
得益于幾代人的積累，徽商有雄厚的資本把子弟從學堂送進官場，有幸跨過進士考試的人占全省第一位，造就了一批聲名顯赫的家族；一部分缺乏機遇做官的秀才、舉人，在鄉村傳播知識便于更多人讀書成才，成為那個時代工商、官員、學者結合最成功的一個群體。
秉承愛家擴展到愛國的責任，長江中下游的泰州、揚州、南京、蘇州、嘉興、杭州、紹興、金華、湖州、宣城、徽州、撫州、吉安等，靠官員、富商、學者組成的鄉紳，創辦書院、書社、講學、集會，支持文人出版作品，把物質財富轉為文化資源，讓知識從達官貴人手里，分流到平民百姓，形成了一條“文化走廊”，像意大利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給中國帶來了第一次文藝復興。
這是經歷西周、秦、漢、唐、宋、明等帝王統治后，鄉紳階層推動中國經濟和文化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
廢除科舉后，各地鄉紳成為創辦新式學校、引進西方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主體，并把子弟送到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留學；一部分人回國后創辦大學、建國后成功試爆原子彈等。
以道德制度化，維系家族與國家運轉
與西方資本家成長于私有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的環境相比，徽州、山西、浙江、江西等為代表的商人、鄉紳，誕生于小農經濟，缺乏現代法治體系保障。
除了依托家族經濟共同體創造物質財富，讓族人分享住房、教育、醫療、救濟等資源以外，鄉紳取得的另一個重要成就是：制訂鄉規民約，與王權互相配合，既維護家族自治，又支撐國家運轉。
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他們以比較的低成本互相合作，應對外部力量的挑戰獲得安全感，不可能挑戰家規，反而要維護宗法。否則，有可能面臨生存危機，這是他們遵守家法的重要原因。
從王權的統治看，皇帝的權力只傳遞到縣級，不能給老百姓提供法治等公共服務。朱元璋執政時，提倡“治國之道、教化為先”，除了親自制訂法律以外，還出臺了紅頭文件。
朱元璋給子孫留下最大的政治遺產是：把鄉村治理權交給有學識、品德的鄉紳，支持他們制訂約束族人行為舉止的家法，又與王法結合，制造了一臺堅固耐用、不需要原料的統治機器，為世界塑造了一個超級專政帝國。
得到皇帝授權，鄉紳依托家族經濟共同體成功試制出家規、祠堂、牌坊、宗譜四大禮教工具，轉為“道德制度化”，化解家族成員之間的矛盾，達成團結互助、和睦相處的協議，彌補皇帝不給鄉村提供專業司法官的弱點。
形成道德制度化后，遵守家法等于服從王法，忠于宗族可以轉為效忠帝王。而且越過家族厚重的大門推向全國，成為維持人際關系又具有普遍推廣意義的商業信用規則，支撐明清兩個超級大帝國，極其穩固地依附小農經濟運行260多年；商人缺乏法治保障卻能到陌生的集鎮、縣城，運銷商品獲利。
從地理環境和治理效果看，長江流域雨水充足、土地肥沃，適合人們居住、耕種、經商發家，產出效應比較高，生存風險比黃河流域的居民低，宗族人口多比較穩定，幾乎每個村子修有祭拜祖先的祠堂，以祖先崇拜為主。
每個宗族的祠堂是一所不需要皇帝支付教學經費的道德學堂，通過莊嚴、神圣、具有程序的集體祭祖儀式，家族血緣關系、仁義忠孝滲透到每個成員的心中，像無形的紐帶把他們聯結一起，不容許個人損害宗族與國家的利益，否則，會受到懲罰。
祖先崇拜比神權崇拜的優勢在于，祖先是一個宗族的起源，確定了忠孝治家的準則，具有穩定性、持續性，不為改朝換代的政治風暴觸動；能喚起公民對家族、國家的認同感，忠誠感，形成理性、平等互利、尊重他人權利的規則；造就具有奉獻精神、承擔富民強國責任的鄉紳。
發生糾紛時，宗族之間的鄉紳站出來，以禮儀為原則協商解決沖突，或向知縣遞交起訴書維持權益，避免暴力釋放出來的罪惡、演變成戰火摧毀人們的財產。
否則，他們只喊空洞的仁義忠孝，不能把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融合，給族人帶來實際利益，道德制度化就像一杯沒有營養的白開水，不可能有效執行，也不會激勵子孫奮勇當先創造超過祖輩的成就。
戰亂、自然災害不斷的黃河流域，缺乏穩定性和安全感，造成鄉村人口容易流動、遷移，人們以神權崇拜為主獲得精神寄托，寺院的數量多于長江以南。但虛幻的神權不及真實的族權，以家規對成員發揮持久堅強的約束力。
享有“中國寺廟博物館”稱號的山西，幾乎每個村子、集鎮、縣城建有寺廟，祈求超個人力量的神化解災難；商人吸收關公的忠義精神，向學徒、伙計、掌柜灌輸忠誠于老板的教導，轉化為商業信用資源，把票號開到各地，獲得了爆發式的財富積累。
但每次大災荒橫掃黃土高原和王朝崩潰引發天下動亂時，會催生一批以武力爭奪王權、財產的王侯、軍閥、土匪，給鄉鎮、縣城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不利于形成理性規則、道德傳承、資本積累、創新突破。
所以到了西方資本主義輸送的工業文明，打敗清朝固守的小農經濟，用法治契約把商品推向全球時，山西票號靠忠義教導、神權維持的信用失靈，未能造就像花旗那樣的金融財國！
為何阻止鄉紳開啟工業文明的大門
一個民族的文明是成功還是失敗，是停滯不前還是創造偉大的奇跡，要看政治家與資本家能否優化配置資源，推動國家從小農經濟轉向工業文明，并建立民主、法治規則，保護公民人身與財產權！
遺憾的是，明清兩個帝國堅守農耕立國，排斥商人擴大產業，沒有誕生像華盛頓那樣杰出的政治家，制訂一部憲法，創造一個引領國民創造財富的成功體制。
乾隆年間，人口突破3億，糧食產量不斷增長，年財政收入突破6000萬兩銀子，掌握的財富超過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君王，但他固守保護農耕文明就保護帝國安全的統治思維，以大地主身份出租土地、森林、礦產、鹽業等資源，不受競爭、沒有風險地獲取收益。
靠王權壟斷占有暴利，乾隆等皇帝沒有動力出臺公司、金融、合同、物權等法律，不承認私有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不可能投資建大學、科研院所，把知識變成商品。他以科舉推進知識權力化，把官位當作商品批發給鄉紳，控制學者的人身和思想，阻止人們主張平等自由，怎能產生牛頓、亞當斯密、愛迪生等挑戰權威、揭示真理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發明家？
縱觀清朝建立到滅亡，皇帝以農耕立國、科學為官與神權結合，無效配置資源的惡果是：沒有從“消費型”的王朝，向“公共服務型”的國家轉變，老百姓依然重演貧窮落后、愚昧無知的悲劇命運；分配不公和壓榨點燃的仇恨火焰，先后點燃了白蓮教、太平軍、義和團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摧毀了人們創造的物質財富，重建家園的代價極其高昂。
于是，我們悲嘆地看到，徽州鹽商、山西票號發揮了推動商品流通、帶動城鎮建設的作用，成為當時最富有的群體，但受王權的阻礙，沒有憲法保障他們的財產權，只能靠家族經濟共同體形成的信用出售農產品，維持低水平的商業，不可能跨進資本主義的大門，造就像洛克菲勒、福特等跨國集團。
當皇帝不能代表國民的利益，推出一個成功的體制，激勵商人、學者、鄉紳把知識轉為強國的原料，反而用失敗的政策加重了老百姓的苦難和國家的危機，那么歷史前進的風向標指引鄉紳，揚起了與王權決裂、實業救國的旗幟！
以陶成章、徐錫麟、張靜江、蔡元培、呂公望等為代表的浙江鄉紳，放棄官位聽從時代的召喚，把家族積累的財力轉化為富民救國的力量，以光復會、同盟會等組織，與武昌起義遙相呼應推翻了清王朝！
此后，長江流域先后誕生了國民黨、共產黨，一部分參與創建的人士，出身于書香、官員、有產家庭，取得了秀才功名，最后放棄名利，為建立一個平等富強的國家奮斗！
只有一個優秀群體不斷創造與積累，應對挑戰的意識越強烈，一個國家吸收資源創造財富的能力越強大；只有文明能量不斷向外擴散、基因不斷更新，才能創造一個偉大的文明！
重新認識鄉紳的奉獻精神
這些古老鄉村的鄉紳階層，曾經以商業、讀書做官，獲取了超越農耕的高收益，有利于家人分享成果，獲得施展才能的機會，緩和鄉村資源供給不足的矛盾。
現在，農民付出了高昂的種田成本，微薄的收益不能應對家庭各種開支；掌握了鄉村權力的村長、支書，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又缺乏財力，不可能像鄉紳為村民提供教育、道路、醫療等公共資源；地方政府又不能充分保障農民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因而由鄉紳構建的道德制度化斷裂。
一個平庸沒有英雄創造文明的民族很可悲，有了英雄創造輝煌的文明，卻不能傳承和創新的民族更可悲。
我認為，對于有幾千年農耕文明，農業人口又占大多數的中國來說，鄉土文明構成了中華文明的起源，塑造了一個民族的人格和精神信仰；鄉紳階層成為鄉土文明的支柱，對中國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藝術、建筑、宗教、醫藥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認識鄉土文明，能夠發現中國歷史演變的真相。
但中國歷史過多地記錄帝王將相的功績，忽視了鄉紳維護家族與國家穩定發揮的作用，我們讀完西周、春秋戰國、秦、漢、唐、宋、元、明、清的歷史，卻不知道2000多年以來，老百姓的真實生存狀態和文明興起的歷程。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認識鄉紳在那個時代，如何構建家族經濟共同體、開啟自然商品經濟的大門、輸送物質財富和文化資源、推進道德制度化、維護鄉村公共秩序與國家有效運轉，就理解了中國2000多年的改朝換代，為什么還能維持一個統一、穩定的文明體系和國家！
經過30多年變革，我們要重新認識鄉紳的奉獻精神，鄉村青年勞力大批涌向城市謀生，大學畢業生謀取職業定居后一去不復返，享受優越福利的官員、占有高工資的科研人員，偶爾從城市的窗口遙望鄉村，不再有落葉歸根的意愿，喪失了當年鄉紳為公眾謀利的道義精神！
鄉村失去鄉紳的支撐后，缺乏傳播“知廉恥、樹忠誠、講信用、守孝道” 的文化階層，面臨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機，以破敗、蕭條、沒落的形象出現，需要有學識、理想的新鄉紳輸送資源，構建互助友愛、和諧相處、縮小貧富差距的生存環境！
張華僑，出生于湖北省孝感。1998年，先后在北京有關媒體任記者，采訪了證券、金融、汽車、電子、科技、政府等領域的人士，提高了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能力，熟悉省市之間的歷史文化、經濟差異等情況，發表了一些文章。
懷著探尋大河文明與國家興衰的狂熱激情，2003年9月，從青海到山東沿黃河行程15000多公里，采訪了政府有關官員、企業、村民，以及生態如何惡化、文化興起等； 提出“文明能量供給不足、文明的高度波動、高風險、高損耗，不利于老百姓積累財富”，導致黃河文明衰落等觀點。
為揭示家族與國家的構建，2005年以來陸續走訪安徽、浙江、江蘇、江西、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古老鄉村、集鎮，發現明清兩代，形成了“家族經濟共同體”、“道德制度化”，變成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則和商業信用，帶動自然商品經濟興起，支撐國家運行、商人跨地區交易，造就了徽商、晉商等富有的群體。
為探索內陸與沿海工業化差異，2008年3月，對陜西、河南、湖北、江蘇、浙江有關縣市調查；指出政治精英和資本階層有效結合，培育了支撐地方競爭力的優勢產業；圍繞小農耕種糊口的地區，形成“文明單向運行”，不可能推動一個地區從地理中心轉向經濟中心。
現在主要研究建國以來，現代中國的形成和變革，提出了“國家有效制度供給”理論，即國家輸送有利于推進工業化的制度，結合低廉的人力、土地、資金等資源配置，以及歷史文化塑造統一的國民向心力，可以激勵人民創造物質財富、提高一個國家的競爭力、由農耕大國轉向工業強國。
出版《資本時代的征服》、《中國黃河調查》合著、《拯救鄉土文明》、《讓漢江告訴中國》等著作。
1000多年以來，鄉紳以家族經濟共同體、開啟自然商品經濟的大門、輸送物質財富與文化資源、推進道德制度化，維系了鄉村公共秩序與國家有效運轉。
今天，我們應該認識鄉紳的奉獻精神，挽救中國人的道德危機，構建互助友愛的生存體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頭號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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