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的南通鄉村建設
摘要：傳統觀點認為，鄉村建設是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政府支持的學者所倡導，通過興辦教育、改良農業、調劑金融、提倡合作與地方自治和移風易俗等措施復興農村經濟的改良運動。然而，大量史實表明，張謇盡管沒有明確提出“鄉村建設”理念，但其實業家身份、“村落主義”思想、“經營鄉里”以及良好的實施效果足以令南通鄉村建設獨樹一幟。張謇的南通模式與“鄒平模式”、“定縣模式”、“江寧模式”同樣是中國近代鄉村建設的典范。
關鍵詞：鄉村建設；典范；張謇；南通
引言
傳統觀點認為，近代鄉村建設是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政府支持的學者所倡導，通過采取興辦教育、改良農業、調劑金融、提倡合作與地方自治和移風易俗等措施復興農村經濟的改良運動，一般以20年代后期閻錫山的山西村治為起點。鄉村建設有很多種模式，其中以平教派晏陽初的定縣實驗和鄉建派梁漱溟的鄒平實驗最為典型，在當時形成了一股全國性思潮。
筆者通過閱讀大量史料，認為傳統觀點對鄉村建設的定義并不十分準確。近代鄉村建設應當這樣定義，即近代中國進步人士(包括實業家、學者、社會團體和政府官員等)在鄉村創立新事業、增加新設施，從政治、經濟、教育、風俗等方面促進社會全面發展的社會改良活動.則前述以20世紀20年代后期閻錫山的山西村治為鄉村建設的起點的觀點有待修正，即鄉村建設應當發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張謇的“村落主義”及其一系列南通鄉村建設實踐活動—“經營鄉里”。這種活動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一種社會思潮，其中以晏陽初的“平民教育”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影響為最大;這種思潮在抗戰爆發后逐漸銷聲匿跡。鄉村建設最早由實業家倡導，以南通的張謇為代表;隨后，地方政府支持的學者成為鄉村建設的主體。筆者把張謇在南通從事的鄉村建設稱之為南通模式，并認為它與“鄒平模式”、“定縣模式”、“江寧模式”，[17]同樣是近代鄉村建設的典范。
“鄒平模式”是儒學大師梁漱溟以鄒平為實驗區，設立“鄉學村學”推行“管、教、養、衛”合一的鄉村建設模式。“定縣模式”是學者晏陽初在河北定縣實踐“平民教育”思想的產物，他希望通過“博士下鄉”，開展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大方式”達到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的目的。“江寧模式”是南京政府在江寧縣實施鄉村治理，刻意把它樹立為地方自治模范縣，純粹是行政指導下的自治實驗。梁漱溟、晏陽初從鄉村教育入手，致力于識字運動、棉種改良、衛生改善和風俗改良等方面，江寧縣政府側重于改良稅收體制和整頓警政與社會治安以及整理戶籍等政治建設。他們的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運動開始進行的有生有色，構成三種典型代表而被學術界冠以模式之稱;但后因經費困難、農民不能積極配合而難以為繼。
梁漱溟在談到鄉村建設的由來時，認為“‘鄉村建設’四個字，以前從來沒有見人用過，也沒有聽人說過;這是從民國二十年本院(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成立時才標出來的。以前雖也有人曾經做過類似的事，但沒有明白標出‘鄉村建設’這一名詞”。[1]第一卷602顯然，梁漱溟也承認早在鄉村建設風氣大開之前，就有人實際做著類似鄉村建設的事。大量史實表明，張謇率先在南通實踐著這種“有實無名”的鄉村建設。
筆者為什么將張謇的南通模式視為中國近代鄉村建設的典范呢，下面從四方面進行分析。
一、倡導主體
如前所述，近代鄉村建設的倡導者為中國進步人士，其身份不盡相同，其中包括實業家、學者、社會團體和政府官員。如在鄒平主持鄉村建設的就是中國近代著名學者梁漱溟，而提倡平民教育、建設定縣鄉村的則是留美博士晏陽初。梁漱溟熟讀儒家經典，是中國近代有名的儒學大師;晏陽初自幼接受傳統儒學教育，又長期研讀西學，1920年自美國留學歸國后大力推行平民教育運動;兩人都屬典型的文人學者。他們強調文化改造，把鄉村教育和平民教育作為鄉村建設的重點，與他們的純粹學者身份有關。另外，倡導鄉村建設的還有一些社會團體，如像中華職業教育社、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等，這些社會團體往往都是學者的匯聚之地，由此可見學者在中國近代鄉村建設中起著主導作用。此外，政府在中國近代鄉村建設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山西村治就是在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的倡導下展開的，而“江寧模式”也是由南京政府主持的自治實驗。倡導南通鄉村建設的張謇與以上所舉人士的身份都不同。張謇(1853-1926)，字季直，晚年號音庵，江蘇南通人，清末甲午科(1894年)狀元。他雖深受儒家思想浸染，也曾“學而優則仕”，但其為官時間并不長。張謇一生致力于實業，他被大多數人稱為“狀元資本家”，還有紳商、實業家、教育家、慈善家等稱謂，因此其實業家身份更濃。
綜上所述，在中國近代鄉村建設中，“鄒平模式”和“定縣模式”為學者倡導型典范，山西村治和“江寧模式”是政府主導型典范，而張謇的南通模式則屬于另一類型，即實業家倡導型。這也是南通鄉村建設的一個特色。
二、指導思想
張謇的南通鄉村建設思想以“村落主義”和“新新世界”為核心，包括地方自治、“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農工商協調發展、“實業教育并進迭用”等思想。
“村落主義”
所謂“村落主義”，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以一地自效”[2]第一卷212，建設家鄉，“……經營地方自治，如實業、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諸端”[2]第一卷457,"村落主義”最先是他人對張謇的嘲諷，“蘇人士嗤為村落主義’[2]第一卷212，但張謇認為，“南通一下縣，其于中國直當一村落”[2]第一卷271，于是接受“村落主義”這一稱呼，并以“村落主義”標榜地方自治。1921年，他在答趙炎午論省自治的信中說:謇抱持村落主義三十年矣，……埋首蓬篙，自適己事亦三十年，深知茲事之艱困。”[2]第一卷492據此估算起來，張謇在1892年，就已懷有此志。
第二、農土商協調發展的“棉鐵主義”
張謇始終堅持以農為本，認為“立國之本不在兵也，立國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與農，而農為尤要”[2]第一卷13。他還認識到農業、工業和商業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無工商則農圍塞”[2]第一卷151“工固農商之樞紐矣”[2]第一卷733；“農產品為各種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殖之。則工商業之發展，永無可望”[3]356“天下之大本在農，今日之先務在商。不商則農無輸產之功”[2]第一卷11。因此，張謇所說的“實業”包括大農、大工、大商，“實業救國”必須走農工商協調發展的道路。
張謇曾說:“余持棉鐵為中國近世要務之說，幾三十年，先我后我，事乎此者，亦肩背相望矣。鐵，吾碎未能業之也;業棉則逾二十年。棉之始，農之事;棉之終，商之事;其中則工之事。未有能澈首尾一以貫之者，無始則無以資于人，無終無以資人，而無策于中，則無以資人資于人。”[2]第一卷802可見，張謇把棉鐵作為農工商關系辯證統一的結合點，“棉鐵主義”是農工商協調發展的思想。
第三、“實業教育并進迭用”思想
認識到“國家之強，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2]第一卷406“實業教育，富強之大本也”[2]第一卷22，張謇在提倡“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實業教育并進迭用”。從他在自訂年譜中所說“甲午后，益決實業、教育并進迭用”[2]第一卷864來看，這一獨特思想于1894年前就已形成。
張謇提倡素質教育、科技教育相結合的全面教育思想，這些思想輪廓在他1895年撰寫的《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被清晰地勾劃出來。為普及教育，培養各級各類人才，他設計出一套完整的現代教育結構體系，它們的作用分別是:“師范啟其塞，小學導其源，中學正其流，專門別其派，大學會其歸。"[2]第一卷211他還制訂了德、體、智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提出“國家思想、實業知識、武備精神三者，為教育之大綱。”[2]第一卷17
他的《變法評議》通過普法戰爭一例闡述教育的重要性:“聞之普之勝法也，群臣相賀，其相卑士麥執小學校夏楚以示人曰:‘撻伐者此也。’大哉斯言!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侯圣人而不惑矣。”[2]第一卷62至于如何創建教育體系，他主張采用循序漸進的方式辦教育，從培養小學教員的師范開始，然后再中學、大學。
但是興辦教育是耗財之事，經費從哪里來?“經費惟取諸實業;所謂實業為教育之母是也”[2]第一卷599“興教育必資于實業”[2]第一卷390“不廣實業，則學又不昌”[2]第一卷92。實業是興辦教育的前提和基礎。然而實業發展離不開人才的培養，教育不興、人才缺乏會對實業建設造成負面牽累，“茍欲興工，必先興學”[2]第一卷52辦實業不興教育是行不通的，“有實業而無教育，則業不昌”[2]第一卷92。因此，“以實業輔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實業。實業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2]第四卷214必須做到教育與實業相維并舉。
第四、貧富相濟的“新新世界”思想
張謇繼承傳統儒家的“濟世”思想，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他創辦的大生紗廠廠名即源于“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語;大生紗廠設立目的就是“為通州民生計”[10]33；他在墾牧鄉高等小學開校演說表明:“以為凡濱海荒廢之灘，宜盡堤而辟之為田，增長人民生計，蓄此志久矣。”[2]第四卷174
世人“或以智，或以勤，或以儉，或以時，或以地，或以遇”而導致“少數人之足致巨富”[2]第一卷618，為了社會的穩定，大家必須“貧富相資，治安相共”。這樣，“非推之全國有農墾、有工廠及有豪門富室之地不可”[2]第一卷622，即建設一個“新新世界”不可。“新新世界”是張謇設計的實業、教育、慈善全面發展的鄉村建設藍圖，三者應次第興辦:“以為舉事必先智，啟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達，乃先實業。實業、教育既相資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2]第四卷468這種“新新世界”，也就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I;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社會。
張謇抱有“村落主義”思想，經營企業是為了“濟天下”。他的這一“濟天下”的志向就是建設一個“新新世界”。早在1911年，他就曾對通海墾牧公司的股東們說:“欲使所營有利，副各股東營業之心，而即借各股東資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設一新新世界雛型之志。”[2]第三卷38713年后，他再重申此志。
在張謇的鄉村建設思想中，以農工商協調發展、實業教育并舉的思想最為獨特，梁漱溟、晏陽初等其他中國近代鄉村建設的倡導者都沒有提到過此類思想，可以說張謇的這種思想是中國近代鄉村建設思想領域的一朵奇葩。因此以此種思想為指導的南通鄉村建設較其他鄉村建設更具特色。
三、建設舉措
第一、興辦實業、以土促農
中國近代鄉村建設者多從教育入手，而張謇則與之不同。張謇為實業家，不同于頗具理想色彩的梁漱溟、晏陽初等人，他深深懂得經濟在鄉村建設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其鄉村建設是從興辦實業入手的，以雄厚的實力作為教育、自治、慈善等事業的后盾。他回憶自1895年籌建大生紗廠后開始創辦實業，1901年通州師范學校成立是其興辦教育之始，而慈善事業則始于1907年。其實，張謇更早就開始了“經營鄉里”的實踐活動，1883年辦理通海花、布減捐;1884年提議平糶放賑、議立常樂社倉，籌辦濱海漁團，為海門商定增設拔貢;1886年提倡改良和發展蠶桑事業;1887年，購柏槐樹秧分給鄉人;1888年恢復海門溥善堂;1893年為海門增定學額[4]6-9。張謇在興辦實業的同時，也大力發展南通農村經濟，因為他也認識到了工、農協調發展的重要性。
張謇“以工促農”發展農村經濟，這集中體現在改良土布業上。通海盛產良種棉，為手工紡織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所以通海農民家家以土紗土布為副業。自給之余，土布業逐漸發展成為商品性生產。土布業原本以手紡土紗為原料，大尺布專用12支紗。由于手紡土紗的效益比不上織布，村民更傾向于織布，出現手紡土紗不足的情形。大生紗廠逐漸把視角集中轉向為土布業提供機紗。從1904年至民國初年出產的紗支中，12支紗占80%。織戶以機紗作緯、土紗作經，土布的質量提高，銷路大暢。甚至“此月紗未紡出，已被賣客定去五六百箱”，"1903-1904年，大生紗廠年產十二支紗三萬件，而織戶用于織關莊布的十二支紗即需六萬件之多”[11]22，機紗供不應求。機紗用于土布業，對大生紗廠來說，有利于減少成本就近銷售紗廠的產品;就土布業而言，改用機紗后，不但效率提高，而且機紗勻稱，織出來的布更加美觀。機紗用于編織土布，節省了手工紡紗的時間，提高了勞動效率，使得關莊布銷量大增。這不是大機器對手工業的完全排斥，而是兩者互相結合、互利雙贏的理想局面。
大生紗廠給村民帶來實惠，正如林百舉所說的，“南通人力充足，除務農為本外，很少有其他工業可做，如其向外求業，又拋棄了農事，故只有在手工付(副)業的土紡、土織上，利用余閑，及其有利條件，孜孜以求。即使在機紗內運，大生開車之后，土紡受了排擠，剩余的勞力，正好投入織布的補助工作，或多或少，還有一定的收入”[5]25。紗廠提供了新的謀生機會，據嚴學熙估算，“一個輔助勞動力的年工資收入(按30年代初計算)高于佃耕甚至自耕8畝至10畝農田的收入”[6]212。通海墾牧公司直接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公司1901年成立，經過十年招佃圍墾荒灘，各堤之內“棲人有屋，待客有堂，儲物有倉，種蔬有圃，佃有廬舍，商有廖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2]第三卷386。隨后大批鹽墾公司出現，至1925年為止，蘇北地區冠之以墾牧、鹽墾或墾殖稱號的公司驟增至49家。社會投入淮南墾殖的資金總額達2000萬元，占有土地700余萬畝，開墾經營土地110萬畝，淮南墾殖成了國內最大的墾殖區，常年生產商品棉約30萬擔。
此外，張謇創辦的通州資生鐵廠于1908年紡制日式軋花機1000余部，供給通州、崇明和海門農民，供應范圍后來更擴展到整個淮南鹽墾區。這為棉區軋花工場和小作坊提供了較先進的蟆棉設備，解決了此前因木車手工蟆棉造成的功效低、浪費勞力等問題[12]8。
第二、鄉村自治
1901年，張謇撰寫《變法平議》一書，主張仿行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設府縣議會”，實行地方自治。清末新政期間，張謇積極參與南通地方自治、經營村落。1908年9月自任籌備自治公所議事會正議長，其兄張警任籌備自治公所董事會副會長[13]2-4。民國初年張謇與黃炎培等進步知識分子一起成立自治團體—蘇社。
因為當時的“方志之圖”和“軍用之圖”都不能滿足地方自治的需要，“然欲求自治，則必自有輿圖始，欲有輿圖，則必自測繪始”[2]第四卷386，張謇部署規劃測繪全境的輿圖。他還認識到交通建設的重要性，“地方實業教育，官廳之民政軍政，機紐全在交通。”他對南通交通進行全縣規劃，分為“本干支干，正支副支”。本干線兩條:一條由城區直線向東至墾牧區止;另一條直線向北，經唐閘區，至如皋縣境止。支干線，向南由城區經競化區，至海門縣止，此為正支線。此外還有五條副支線[2]第四卷442。筑路計劃到1921年才全部完成，所修公路長達500余里，全縣有100多部汽車。由于需要現代意義的交通警察，警察局開辦交通警察養成所，講授課程甚至包括淺近的英文。
張謇建立實業警衛團，并建立警備隊來整頓地方警察。警備隊銅源固定，操練認真，治安大大改善。后因時局不靖、兵匪橫行，張謇還要求各市鄉舉辦保衛團，互相守望相助。保衛團定期集合操演，張謇每次都親臨看操，并發表演說激勵士氣。他還曾試辦民兵制度，在沿江沿海一帶置辦淺水巡艦，不過最后因故未辦成[4]219。
第三、鄉村教育
從1901年到1925年，20多年時間里，張謇在教育事業上總共花費了240一250萬元，巨額經費來源于大生資本集團以及張謇個人。1902年，張謇在通海墾牧區私資創辦南通農業專門學校—農學堂，為農墾事業培養專門人才。農校設有農業研究機構—實驗場，直接為墾牧建設事業服務。1903年張謇創建中國第一所師范學校—通州師范學校，為鄉村教育培養師資，后來“南通全邑小學二百余校，其教員大半為南通師范卒業者”[8]7。如他在考察燕尾港(在今灌云縣)時，發現此處文化落后，于是帶回兩個當地學生到通州師范學校讀書。其中一個學生畢業后，回鄉辦了鹽務小學，學校經費由當地農墾公司支付，學生均為鹽民子弟及貧民子弟，學費、書本費免付，這是所完全小學，總共招收了300多名學生[7]478。張謇還在墾牧鄉籌劃系統鄉村教育[14]406，到1924年為止，墾牧小學已有高等小學一所，初等小學8所。
早在1905年，張謇請設通海五屬學務公所[9]104，1906年改設教育會及勸學所，除指導本地學務事宜外，還設有巡回文庫。特備各種圖書雜志送往各鄉市伸眾閱覽，目的是增長人民學識、促進社會文化。全縣以每學區為一組，分成五組。每組用木箱兩具，裝制圖書約100冊，依順序在各市鄉挨次傳遞。巡回文庫每到一處，該鄉教育會或董事辦公室選擇合適的公共場所設閱覽室，閱覽時間每日上午9點至12點，下午1點至5點。圖書停留期限為一個月，期滿后被送往指定的鄰近市、鄉[9]104。
第四，移風易俗
在鄉村建設活動中，張謇致力于地方慈善事業，以自己的實踐行動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反對賭博和吸食鴉片等惡習，促進鄉村社會風氣的改進。
有感于“鄉里貧民棄嬰之風”，尤其遺棄女嬰現象嚴重，1906年張謇創辦育嬰堂。初辦時有嬰兒200余人，多數是女嬰，年齡最大的約十三、四歲，最小的約兩、三個月，育嬰堂最多時有1700人[9]22。張謇所創企業也予以地方救濟，大生紗廠、分廠帳目中有“善舉”、“地方公益”等經常性支出。1905年9月1日，咫風給通海農民帶來很大的災難。張謇認識到“本廠之利，與通海崇農民最有關系者也”，對咫潮之災“盡周恤之義務。故急l、常販，分別區域，次第籌辦，此非常有事也”。當年大生紗廠所支“通海崇沿江海潮災販款”規銀6000兩[11]30-32。
張謇為人儉樸，經常穿著竹布大褂子、布鞋和布襪。他要求農墾公司職員應該根據工作環境穿布衣布衫，與佃農同甘共苦。他也注重培養下一代品格，從他為各校所題校訓可略見一斑。
表1張謇所題部分校訓一覽[4]345-346
張謇因祖父嗜賭傾家蕩產而引以為戒，從不賭博，還常勸誡他人遠離賭博。公司規章嚴禁吸食鴉片和賭博等陋習，大生紗廠章程規定:“不準吸鴉片煙。雖有貴客，不準賭錢，不準挾妓。”[10]39通海墾牧公司《招佃章程》“戒之事”首條就是“不得種嬰粟，種者察出即鋤去。不得吃鴉片煙，本吃者戒”。還告誡公司所在地商鋪“不得在公司界內開小店、聚賭、賣鴉片煙。違者初犯勒閉罰，再犯送官，三犯逐”[2]第三卷225。
張謇還重視村民衛生習慣和時間觀念的培養。公司規定佃戶建房的標準為屋基二尺厚，屋檐八尺高，必須整潔通風;廁所不能靠太近。他常親自檢查學校廁所和廚房衛生;并培養學生個人衛生習慣。中國老百姓沒有精確的時間觀念，往往用“一袋煙的工夫”、“一柱香的時間”來模糊計時，這些不利于科學管理。張謇采取措施強化村民時間意識，如《進出貨章程》規定“子花、凈花過磅入棧，春秋不得過六點鐘，夏不得過七點鐘，冬不得過五點鐘”。[10]37-53《工賬房章程》、《火險章程》等也有相應規定。為方便村民掌握時間，“特設時鐘樓自伸眾知作息時間”。
與其他鄉村建設者從教育入手建設鄉村不同，張謇是從實業入手。以雄厚的實業基礎為后盾，解決了鄉村建設事業所需資金問題。在發展農村經濟方面，以工促農做法實屬獨具匠心，而改良土布業是大機器與手工業相結合，改造傳統小農經濟的成功典范。因此，從實業入手，以工促農的鄉村建設舉措足以令張謇的南通模式獨樹一幟。
四、實施效果
張謇是中國近代鄉村建設事業的開拓者。他苦心經營20年后，鄉村建設逐漸形成全國性思潮，時譽為“模范縣”的南通受到各界人士的參觀贊嘆，梁漱溟也慕名前往。正如胡適說的“張季直先生……獨力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4]3。
首先，張謇的南通鄉村建設刺激鄉村市鎮化浪潮出現，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現象
市鎮化是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它被認為是工業革命以來最顯著的社會經濟現象之一。通海墾牧公司的創辦引領了淮南農墾事業的潮流，大批農墾公司相繼成立，它們連片圍墾，開荒植棉，附近農民紛紛前往。淮南農墾事業吸引前往的移民，學者統計指出:u20世紀初20多年中，前后約有20萬通海農民遷入淮南墾區。它不僅解決了淮南墾殖所需大批熟練勞動力的難題，而且減輕了通海境內的人口壓力”[15]。公司所在地大量人口聚集，逐漸發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小市鎮。
通海墾牧公司作為大生紗廠的原料產地，原本是濱海一帶的茫茫荒野。紗廠在公司設花行收購棉花、籽棉和皮棉，花行還開機軋花。人口逐漸聚集于此，商業小城鎮—海復鎮出現。大豐鹽墾公司設立也是緣于解決紗廠原料問題，經過廢灶興墾，把海濱灶境的大片荒灘草地圍墾開辟成農田植棉。棉墾區的開辟不僅使附近原有的集鎮興盛，也成為墾民聚居、物產集散的中心地點，發展成為新的集鎮，現屬大豐縣的北鎮、大中集、南陽集等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16]71。隨著墾殖的大規模推進，許多公司都在駐地建立市鎮，建筑倉庫、學校，修筑道路、橋梁，設立郵政，架設電話線等[12]71，昔日荒寂的海灘上出現了一大批新興的市鎮。
其次，張謇的南通鄉村建設推動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張謇集資招股興辦通海墾牧公司，開墾荒地，以擴大農作物的種植面積。他還致力于推廣良種棉、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畝產量。在任農商總長期間，張謇提出并頒布了一系列鼓勵開墾荒地的政策法令。在這些政策的引導以及通海墾牧公司的示范下，大批農墾公司興起。這些新式農墾公司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資本主義大農業的經營方式，具有資本主義農場性質。他們或由公司統一雇工生產;或將土地分劃租與包工頭組織生產;或將土地租給佃農耕作;或將墾熟的土地出售。生產目的主要是為了出售產品、牟取利潤，其經營種類包括植棉、蠶桑、樹藝、茶葉、牧畜、糧食、養蜂等。它們的生產技術比較先進，或采用良種;或施用化肥;或購置耕作機械。它們還把自己所培育的優良品種、所采用的生產技術，向社會推廣，并以其種植經濟作物所取得的效益影響附近地區的農民從事農業的多種經營。這些都推進了中國傳統小農經濟向農業現代化的轉變。
以通海墾牧公司為例，公司首先筑堤修渠、淡水洗鹽，改良土壤;然后再移植蘆葦“種青”，一、二年后，把牧場移入，再等田地鹵氣下降，再行開墾。“將畜牧列在種青之后，種棉豆粟麥之前，畜牧所遺之肥料，既可糞地，畜牧所賣之利息，又可浚渠”[2]第三卷213。放牧既改良土壤，又可以增加收入，有利于改善農民的生活;種植棉花，為紗廠生產保證充足的原料;種植經濟價值較高的柏桐(土性相適)，發展林業，籽還可以榨油。墾牧結合，兼事農業，目的是“本利循環相生”[2]第三卷214，這是一個典型的農牧林結合的生態農業系統。
再次，南通鄉村建設所開創的新事業，開拓了人們的視野，使當地“風氣大開”
通州師范學校為南通注入新鮮空氣，南通教育蔚然成風，乃至“國人硯江蘇教育者，必舉無錫、南通”[2]第四卷149，鄉村教育的普及以及職業教育的推廣提高了農民的素質和能力。張謇創辦的一攬子公益事業，從育嬰堂到養老院、公墓的開辟，可謂“從搖籃到墳墓”，體現了張謇的人文關懷，南通“全縣沒有一個乞丐”[4]319。
各類鄉村建設實施的反響如何呢?有人喊出“折回來，向社會去”的口號，呼喚與政府絕緣的鄉村建設運動;鄉村建設派在實踐中發出“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的感嘆;張謇則因當地農民的支持配合鄉村建設而“感到異常的欣慰”[4]218，其效果也較其他鄉村建設頗為明顯，足以顯示張謇的南通鄉村建設頗具特色。
五、結語
張謇與其他近代鄉村建設者都希望通過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教育以及其他的社會改良措施來改變鄉村狀況，進而達到改造中國、振興中華的目的。所以，張謇盡管沒有明確提出“鄉村建設”理念，但他的“村落主義”就是一種鄉村建設思想，其“經營鄉里”是實實在在的鄉村建設工作。
張謇的南通模式與其他典型模式相比，極富個性。從鄉村建設倡導主體看，有別于其他學者或政府為倡導主體，南通模式是實業家倡導的鄉村建設模式。從指導思想看，南通模式以“村落主義”為核心的思想，“實業教育并進迭用”和農工商協調發展的思想，在當時堪稱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獨特思想。從入手點看，南通模式以興辦實業為切入點，為教育、公益慈善其他事業籌備資金;“鄒平模式”、“定縣模式”從教育入手，把改造文化作為切入點，后因資金不足而不得不陷入尷尬局面;江寧模式則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從政治教化入手。從實施效果看，“鄒平模式”、“定縣模式”和“江寧模式”盡管曾轟動一時，皆以失敗告終;張謇的鄉村建設成效顯著，“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因此，從倡導主體、指導思想、入手點和實施效果四方面的獨特性來看，張謇的南通鄉村建設屬于中國近代鄉村建設的另一種典范。
參考文獻:略
來源：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5卷第1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農政與鄉建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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