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杜老帶領中央農口提出的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核心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改革開放思想的關鍵突破。“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簡單的一句話，卻是改革“魚躍龍門”的一步。
10月9日早間6點20分，杜潤生杜老走了。
當今中國能被尊稱稱為“杜老”的，大致有三個人：一曰杜潤生，二曰杜導正，三曰杜瑞芝。其中又以杜潤生年紀最大，資歷最老，是三個“杜老”中的“老杜”。三個“杜老”都是改革闖將，他們之間惺惺相惜。
三年前，小杜主任走了；今天，老杜主任也離開了他打拼一生的中國農村改革事業。杜潤生的離開，幾乎引起所有參與過改革設計和攻關的學者、官員們乃至無數老百姓的哀悼。一個正部級官員的離去，引起全國范圍的紀念，這種自發的規格，是罕見的。緣何如此？
一是杜老的改革貢獻。作為中國高級領導干部中權威的農村問題專家，杜潤生親身參與了新中國建政后圍繞“三農”問題的幾乎所有決策，特別是從1982年到1986年，杜潤生連續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親手推出、推廣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二是杜老的思想貢獻。早在1953年，杜老在擔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時，就提出要給農民經濟活動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換、借貸、雇工和租佃關系的“四大自由”。后來又在鄧子恢的領導下，提出從農民小生產的特點出發，穩步推進的農村改革意見。
這些關于農村改革的早期思想，在農村合作社大發展的激進歲月里，顯然有一些不合時宜，因而被批評為“小腳女人走路”，杜老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的職務也被解除。到了“文革”中杜潤生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被視為解散農業合作社的罪魁禍首。然而，即使在最艱難的歲月里，杜老也對農村問題念念不忘。
文革后杜老帶領中央農口提出的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核心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更是中國改革開放思想的關鍵突破。“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簡單的一句話，卻是改革“魚躍龍門”的一步。
退休以后的杜潤生，職務退休了，思想并未退休。他多次指出，“中國改革要過兩大關，一是市場關，一是民主關。”后來，又加了一關：自由關，要給農民自由權。2002年，杜老提出《關于完善民主法制的建議》，直接提出，小康社會，也應是民主社會。他說，“怎樣建設一個執政黨，怎樣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取決于如何對待民主政治。”這些建言，這些思想，至今仍振聾發聵。
三是杜老的政治智慧。在文革靠邊的期間，杜老鳳凰涅槃，練就了一套“道并行而不悖”的話語方式，使得看起來水火不容的左右兩派都欣然接受，進而推動改革的落地。萬里曾由衷感慨，“為什么同樣的道理，從我們口里說出來，和從杜潤生同志嘴里說出來就不一樣。話讓他一講，不同意見的雙方都能接受。”
比如1980年代初期，路線斗爭慣性猶在，姓私還是姓公吵得不可開交，從小崗村開始的包產到戶搞不好就會夭折。面對這種情況，杜潤生試探性提出，貧困地區要調太多糧食救濟，國家耗費太大，不如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然后在他主持起草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即中共中央1980年75號文件）中，提出“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分散決策，可以包產到組，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這就是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從而讓各界都能接受。
沒有這樣高超的政治智慧，沒有這樣的潤滑劑方法，改革的頂層設計便難以完成，更不要說落地了。
四是杜老的人才貢獻。在中國改革界，有一個說法，叫做“杜老門生”。“杜老門生”里涌現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許多重要領袖人物，其中既有學術層面的，也有實踐層面的。但是“杜老門生”卻又不是什么山頭，杜老生前從來不搞山頭，他之所以門生眾多，是因為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當時吸引和聚合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
這些當時的年輕人，包括在杜老身邊工作過的王岐山、陳錫文、杜鷹、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強等，他們在參與“一號文件”起草工作中開始聆聽杜潤生教誨，在杜老身邊耳濡目染，向來視杜老為“恩師”。
此外，1982年，習近平去河北省正定當縣委副書記、劉源到河南新鄉當副縣長、翁永曦到安徽鳳陽掛職，他們都面臨著農業、農村、農民諸多現實問題的困擾，也都得到過杜老熱情耐心的指點和幫助。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劉鶴，當年到美國西東大學留學，也是杜老寫的推薦信。
“杜老門生”們在中央農口工作或在外地工作期間，受益于杜老營造的開放、包容、平等的氛圍，成為年輕的改革者，并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步，而在特定歷史時期發揮關鍵作用。這無疑是杜老的又一特殊貢獻。
一個人，贏得那么多人的尊重，贏得那么多觀點對立的人的尊重，一個人能夠在對立的氛圍中做事、做成事，而從來不是“毀譽參半”，說明這個人真正是有大智慧的。有大智慧的人，是改革的福氣。所謂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大抵便是杜老這樣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鳳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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