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火熱的三農問題本身的就危機四伏，這個議題的火熱是對農村官民激烈的矛盾沖突的關注，而不是著眼于農村的長足發展。
2002年，杜潤生先生90歲。
這一年9月份的時候，幾百個大學生擠在北京職工大廈的會議室里，翹首以待臺上的專家宣布關于農村調研報告的最終評選結果。在剛剛結束的暑假里，全國數百名大學生走入不同的鄉村，按照主題進行調研并撰寫報告。
一些陪同學生社團參加活動的高校團委領導，也沒想到一個區區的農村類活動，居然有如此多的政府領導和專家學者關注。活動的主辦方，是中國改革雜志社，總編是溫鐵軍，曾經在杜潤生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此時，溫鐵軍再現了杜潤生當年強調了解問題需要調研的精神。
1982年，國家農委副主任的杜潤生直接把當時北京兩大民間智庫――陳一咨領銜的“農村發展研究組”和蔡曉鵬領銜的“農村市場與流通研究組”納入中央農村決策調研體系。隨后，幾百名結束了上山下鄉生涯的年輕人，被吸引在旗下，帶著對改變中國的激情投入工作。他們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研室名義下，前往全國各地調研和試驗，然后將最為鮮活的一線經驗變成農村改革的政策建議。杜潤生不拘一格地使用這些學歷不高的青年，開放地聽取他們的意見。最終，帶著泥土味道的建議，通過杜潤生的政治智慧，轉化為5個“一號文件”的傳奇。
歷史的動蕩中，為中國農村改革提出了多項重要政策建議的這個團隊，也無可奈何地于1990年解散。而早在1987年開始，聚焦農村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悄然淡出視線。在隨后的改革歷程之中，城市改革優先于農村改革。缺乏制度刺激的農民很難體會到發展的喜悅，農村居民收入增幅超過城市居民的奇跡不復出現，聯產承包責任制短時期釋放的紅利井噴不在，鄉鎮企業開始進入強弩之末，農民收入增加幅度越來越小，本已經逐漸縮小的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1997年至2003年，農民收入連續7年增長不到4%，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
1994年以后分稅制的出現，讓農民面臨的困境雪上加霜。在工業還沒有發展起來的期間，農業稅是絕大多數縣鄉基層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鄉村的公共事務開支也需要農民負擔。隨后，地方政府更多的稅費負擔開始引起農民反抗。而為了保證稅費征收，基層政府隊伍開始擴充人員保證征稅，隨即又導致需要征收更多的稅費來維持日益龐大的系統。最終，舊的問題不斷地制造新的問題，一些地區甚至出現稅費額度已經超過務農的收入，農民需要外出打工才能交齊稅費。雖然中央政府也不斷地出臺法規和文件為農民減輕稅負，然而鄉鎮政府對于財政的需求是更強的剛需，一切減輕負擔的決策都在官僚體制中被層層消融。
問題在滾雪球的過程中愈演愈烈，農民的抗稅和政府的暴力征稅不斷升級。到了2000年，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良心的刺激下捅破了窗戶紙，上書時任總理的朱镕基，總結出“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峰、干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等七個方面的問題，大聲疾呼“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終于，“三農問題”的呼聲加之市場化媒體的興起，沉寂多年的農村問題熱潮再度復蘇。然而，當一個議題火熱之后，各種專家也在不斷地冒出，而每個人也都在三農熱中不斷地拋出各種解決方案。尤其壯觀的是，在一個才剛剛開始城市化的國家里，絕大部分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農民的兒子，最了解農村的問題，最具有發言權。
在新一輪農村問題的洪流中，陳錫文、趙樹凱、溫鐵軍等等曾經在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的一批官員和學者，依舊是最不可忽視的一批聲音。
在杜潤生成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20年后，溫鐵軍所在的《中國改革》創辦了農村版，不僅引得正在稅費負擔中激烈抗爭的農民踏破了門檻，也吸引了知識界的高度關注，同時還延續了堅持一線調研采集資料的方法。
農村版新招聘的編輯和記者，一半是散落在各地的農村問題領域行動的年輕人，上書總理的李昌平，在天津帶領大學生下鄉的劉老石，晏陽初精神的追隨者邱建生，一群熱血青年都進入到這個新興的團隊之中。在激烈的農村問題面前，這些已經浮出水面的行動者還不夠。
按照溫鐵軍的說法，杜潤生老先生的一個心愿是：什么時候我們能夠派大批的青年人到農村去調查，農村的問題就有望解決了。如今，這個愿望開始實踐。
全國范圍內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也被農村問題所感召，加入大學生支農調研的活動中來。杜潤生發起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時候，這些大學生還不存在，或者剛剛蹣跚學步。新一批的青年大學生不一定了解，曾經有一群同樣的青年人被撒向全國各地，也不一定知道農村問題上教父級的人物杜潤生是誰。新一批的青年大學生，相比于經歷過上山下鄉磨礪的前輩，大部分只有在象牙塔中生活體驗的學子還要稚嫩許多，去農村調研也缺乏了政治光環的保駕護航。但近似的是，他們都踏踏實實地走入農村，向農民了解收入和稅負，記錄農民反抗征稅的經歷，和農民一起復查村里的賬目。
相隔20年后的青年人，也沒有機會和當年的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一樣，動輒召來幾個部委的干部一起開會討論。但來自于一線的資料是最真實的，大量的案例清晰地記錄著每一家農戶的收入、各種稅費的清單和與政府打交道的故事，詳細地記載著鄉村沉重的稅負以及發展的困境。調研之余，也和20年前一樣，更多幫助鄉村發展的試驗也在推進。在河北定縣的試驗點里，北京知識界無論左中右都欣然前往身體力行，雖然在試驗點之外又會爭論得一塌糊涂。
時光不再，熱度空前的三農問題，高度團結的知識界，也無法再現昨日五個“一號文件”的輝煌。一線的數據，實地的試驗，加上學者的推敲，和政治家的智慧，最終變成一項推及全國的政策，只能成為一個良好的向往。
而火熱的三農問題本身的就危機四伏，這個議題的火熱是對農村官民激烈的矛盾沖突的關注，而不是著眼于農村的長足發展。很快，隨著中央政府完全免除農業稅賦，暴力征稅帶來的社會沖突不復存在，雖然農村問題依然很多，但三農問題的熱度一落千丈，很難再被擺上桌面。
不管農村問題是否是輿論的寵兒，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人們就在探索的農村問題解決之路，一直艱難得難以破冰。
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僅僅相對于吃大鍋飯的合作社制度是一項進步，并不能支持農村的長遠發展。早在1981年的時候，有識之士已經明確地看到，農村問題不僅僅是個農業問題，而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八十年代后期開始，農村全面發展的問題也進入了試驗。根據布置，北京順義、廣東南海、山東平度、江蘇無錫作為試點地區分別試驗不同的方法。
這些試驗都試圖超越家庭承包責任制，打破土地不可流轉的限制，允許土地有條件的流轉，從而為土地集中并進一步規模化經營打下基礎，解放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價值。另一方面，在試驗中的農村合作基金，為農村活躍金融提供基礎。
早在1988年，杜潤生聽取了平度試驗的匯報后就指出，將田地分為基本的口糧田保護農民基本生活，而責任田競爭招標可以體現效率原則。遺憾的是，這一試點經驗不僅未能得到全國推廣，甚至在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承包法》實施以后，在已經成功試點的地區也取消這一制度安排，繼續回歸農民死守土地的原狀。
農村合作基金會的命運也不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被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定位非法，在1998年以后開始全面取締。
進一步解放農民的兩大試點，都在歷史中煙消云散。隨之而來的，是加入WTO以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大規模工業化，無助的農民再一次被拋棄在議題以外，快速的發展反而進一步地摧毀了農村的根基。在大規模的城市開放建設中，農民無法自由流轉的土地，被國家低價征用而開發。失去了活力的農村金融，農民也大規模進入城市，青年一代寧可拋荒土地，也不再愿意回歸農村。失去了青年人的農村，逐步走向凋敝，成為老人婦女和兒童的留守地。
看到農村所面臨的危機，杜潤生晚年更加強調要給農民自由，讓農民獲得完全的國民待遇，從而得到獨立發展的機會。可惜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黃金時期以后，農村問題的漸進式改革就陷入了停滯。僅有的變革，也往往是應付已有的危機，而不是解放農民從而得到更好的發展。
杜潤生先生如今已經仙逝，他當年的門生如今已經遍布官產學媒，正在掌握中國發展的重要命脈。杜潤生先生堅持實踐調研做中國研究的思想還在繼續，薪火相傳，他的弟子培育的更年輕的弟子還在腳踏實地地成長。
另一方面，杜潤生作為最德高望重的開明派改革先鋒，一直試圖推進農村問題的解決，但農村問題卻一直沒有真正的突破。這個結果，正如同他本人所說的一樣，沒有自由不行。在杜老仙逝以后再看農村發展的歷史，只能是一次次地唏噓，雖然解決問題的方案常常就被擺在眼前，然而沒有自由的農民，就是得不到那個即成的改革方案。歷史授予了杜潤生“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之稱，但歷史也將成績限定在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那幾年。從此以后，農村改革再無喜訊傳來。農村改革，就如同媒體毫無興趣的農村問題一樣，幾同雞肋。
2015年10月9日，杜潤生先生走了，他留下了實地調研研究中國問題的精神，帶走了沒有自由的農村改革。
（作者系大家專欄作者，法律學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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