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會（鄉村）出現自治，陌生社會（城市）產生法制，這就是一個真實中國城鄉民主形式。
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制、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是鄉村振興之本，有了本才談產業發展與富裕生活。中國共產黨近四十年來第一次單獨把“自治”放到首位，也是第一次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面對鄉村建設，預示著對1989年以來錯誤的推行鄉建民主選舉的終結。
皇權不下縣
皇權不下縣是什么意思呢？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棄智返樸，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這是幾千年農耕文明核心文化。今天為何"“三農問題”如此嚴重，一個十九大會議，高鐵與飛機場如臨大敵，北京截訪政府官員高達260萬人。為什么？就是我們蔑視鄉村“自治、法制與德治”，把法制代替了自治，鄉村幾乎成為城市人的附屬品或者是累贅，沒有道義的市場不會長久，沒有自律的生產力是血腥的。民主選舉來自西方，生產學的是工廠化，生態學的是城市以人為本。
“三農問題”的根本就是鄉村基層政權散了、亂了，核心是一群不了解鄉村的人來治理鄉村，其中鄉村民主選舉是罪魁禍首。毛澤東偉大之處就是以人民為榮，以農民為基，以農民為尊，而并沒有認為農民是愚昧與落后的群體。
城市治理是以法制為主，德治與自治為輔；鄉村治理是以自治為主，法制與德治為輔。這就是中國式的陰陽互補，剛柔并濟的互動雙向式民主。
近幾十年的中國鄉村，穩定與維穩已經成為全黨的工作重心，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看出，農民問題是大事嗎？不是，是小事，關鍵這些小事沒有處理好，就釀成大事。全國幾乎每個縣區在十九大期間派60-120名縣區領導駐扎北京準備接訪與維穩，全國2856個縣區，約280萬人，這是多么龐大的數字，在北京處理一些小事，為什么？就是我們不了解傳統，不了解鄉村，不理解農民，以法制代替自治，用理性處理鄉村的感性問題。用美國選總統的方法選舉村干部，以釀成今天鄉村基層政權的癱瘓，農民自治與德治消失。“三農問題”根子在自治，問題出在中國嚴重缺少一支專業的鄉村建設的人才。
自治與道德
西方民主不適應中國，中國民主一直含有道德為主的法制觀念，民主是國家文化與國家制理的混合體。近幾十年，“三農問題”就是源于用城市人思維治理鄉村，用行政手段解決家族內部問題，注定越理越亂。
“自治、法制、德治”的背后是推動與繼承農耕文明的小農經濟，保護長達3000多年的鄉村自治，穩定小農經濟中產生結構，保護土壤與生態，呵護鄉村道德與法制的自治關系，最終推動以村支兩委為核心的鄉村自治。
十九大明確表態，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反對土地私有化，保持耕者有其田。中國小農不小，小農約6到7億，不解決好小農問題，就不可能有大國的中國夢。小農落后嗎？不是，三千多年下來，城市在高速發展，我們企圖用工業化、城市人、大規模流水線改造小農。今天我們驚覺，全國人民吃不上放心的食品，小農越來越窮，小農形成“三農問題”。
鄉愁、老鄉、溫度、傳統文化、道德、慢生活、田園等等，這一切誰在擁護，誰還擁有？還是小農。
中國的農業特點是什么？農民的性格是什么？中國鄉村特點是什么？田人合一，禽人合一，家祠合一，道法合一，只要遵守農業，了解農民，鄉村才能真正的發展，城市才能快速發展。
鄉村與鄉建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鄉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這個隊伍從哪里來？天上肯定不會丟下來，現在的行政體制培養不出來，高等教育就沒有這個專業，也沒有這樣的教師，沒有人才，沒有鄉建教育，三農也越來越遠離現代農業。
中國每年有600多萬大學生畢業生，幾乎沒有回到鄉村的，關鍵也沒有學過鄉村建設專業，農村有83%的孩子沒讀過高中，更談不上大學，82%的鄉村小學撤并到鎮。90%以上的鄉村年輕人奔向城市打工。95%以上的鄉村只剩下老人，孩子與幾十條狗。中國鄉村文化知識結構比1949年還低幾十倍，這就是今天的鄉村。
傳統農業至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從1911年到2005年是一個漫長的工業文明時代。這一百年中，進入工業為文明時代，以工業代替農業，以城市文明治理鄉村。其中是法律代替自治，以工業化形式介入鄉村，以人為本代替自然為本，以養老代替孝道，以市場化規模代替傳統小農與精耕細化，以城市陌生人的居住方式，冷漠的心懷代替溫度與鄉愁。以反季節轉基因、人為繁殖代替順應自然的食品。以農藥化肥的工業文明代替傳統的土地文明。以城市標準（反季節、產品化、綠色標準）要求限制小農標準。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遠離鄉村，不懂農業，不愛農民所致，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30多年終于把一個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唯一幸存的文明推入到愚昧與落后，最后進入到精準扶貧的境地。
道義與市場
30多年前，中國沒有有機論證，沒有綠色論證標準，中國幾億人吃的全是有機與綠色的。今天什么標準都有，有機標準與論證學者專家群體龐大，論證嚴格，檢驗嚴格，結果今天中國人談食色變，為什么？傳統中國，法律一定需要道義，民主一定離不開自治（自律），農民的法律來自道義，農民的市場一直有鄉約民約，這種鄉規民約不是一年百年，而是幾千年，幾千年中國鄉村一直是自治與法律兼容。
今天文明城市人與精英人群說到農村，就會用愚窮弱私、小農、愚昧落后來形容，這些長達三十多年的觀念，包括十幾年前“一號文件”，都在干撓鄉村文明，也破壞了鄉規民約。 城市法律為先，鄉村自治為先，違背了這個規律，鄉村永遠看不到希望。我們第一次以“自治”放在“法制”之前，這才是解決“三農問題”之根本，“自治”是方向，方向對了“三農”自然自愈。
2017年11月1日 馬鞍山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清農學堂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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