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戶是村民自治的實際主體，家戶主義是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基本動力。家戶主義具有私利性與公共性兩張面孔，需要相應的公共規則加以約束與調適。公共規則的內生性、邊界性與具體性是影響公共規則落地程度的關鍵變量，決定著公共規則的有效性。在實踐中，如何增強公共規則的落地程度，以此約束家戶主義的私利性，發展家戶主義的公共性，成為促進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重要路徑。
關鍵詞:家戶；家戶主義；規則落地；村民自治；有效實現
目前，學界對村民自治的走向存在兩種論調：一是衰敗論，以村民自治實踐中的重重困境為依據，嘗試以治理范式取代自治范式；二是回歸論，以近幾年廣東、湖北等地自治單元下沉實踐為依據，嘗試以“形式—條件”范式取代“價值—制度”范式[1]，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形式及其條件，“找回自治”。在諸如利益相關、規模適度、地域相近、文化相連等條件中，有兩個基本條件不能逾越，即主體條件與約束條件，主要涉及“誰來自治、如何自治”的問題。不過，當前學界對這兩個基本條件的分析還相對模糊。如村民自治的實際主體是村民還是家戶？不同情境下的公共規則如何作用于村民自治？這還需要將三者關聯起來進行分析與探索。
一、家戶主義、公共規則與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內在關系
村民自治并非空中樓閣，它需要相應的主體與約束。從村民自治的實踐看，家戶主義與公共規則分別構成了這兩個基本要素。
（一）家戶主義與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密切相關
家戶是由家與戶共同組成的一體化單位。在中國，家是人們的生活單位、生產單位、交往單位，戶是政治單位、責任單位。自然形成的家與國家建構的戶雖有不同，但二者往往是對等的，一家即為一戶。所以，一家一戶是中國農民家庭的基本制度形態，也是國家治理的直接對象[2]。馬克思認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盵3]與西方的個人理性不同，中國農戶追求的不是個人利益，而是家戶利益，遵循的不是個人理性，而是家戶理性。這種遵循家戶理性，奉行家戶利益至上的心理認知結構可以概括為家戶主義。那么，這種家戶主義與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有何關聯呢？
首先，家戶是村民自治的實際主體。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組法》）的精神，村民自治的法定主體是作為自然人的村民個體。這種主體界定與當初創作村民自治制度時參照現代民主法治精神有關。從知識生產過程看，現代民主法治精神最早產生于西方，多少受到西方個人主義傳統的影響，即個人主義是現代民主法治精神的基礎，自然人個體是現代民主法治精神的主體。與西方不同，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戶?！耙詮姶蟮牧曀诪橹蔚耐暾募彝ブ贫群鸵詮姶蟮膰倚姓橹蔚膽艏贫裙餐瑯嫵傻募覒糁贫?，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基礎性制度或本源型傳統”[4]，它規制著中國鄉村社會的發展道路。在村民自治實踐中，法定的自然人個體行為往往遵循家戶邏輯。如村民議事中，村民代表往往是家戶的代表；民主選舉中，個人偏好往往遵從家戶偏好等。所以，作為自然人的村民個體是家戶中的個體，將家戶而非個人作為我國村民自治的實際主體更加貼切。
其次，家戶主義是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基本動力。中國的農戶信奉家戶主義，崇尚家戶理性。對此，費孝通深深地感嘆：“一個人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5]。從實踐中看，農戶也多是基于家戶利益的考量，主動或被動地參與村莊公共生活，處理村莊公共事務與公益事業，實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不過，家戶主義具有私利性與公共性兩張面孔。私利性注重家戶個體利益，是家戶主義的核心。同時，各家各戶又長期居住在同一地域，有著共同利益，如水利灌溉、安全防御等，這又賦予了家戶主義的公共性，形成了對家戶主義私利性的超越。所以，要想將家戶聯結起來，實現有效自治，就需要制定相應的公共規則，約束家戶主義的私利性，發展家戶主義的公共性，促使農戶在共同需要與公共利益上達成集體行動。也正基于此，奧斯特羅姆才認為，人們通過自主制定、執行與改進一系列自主治理規則，可以有效約束個人理性，能夠避免公共治理中的“公地悲劇”[6]。
（二）規則落地與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內在關聯
吉登斯認為，規則是行為的規范和表意性符碼，是在社會實踐的實施及再生產活動中運用的技術或可加以一般化的程序[7]。歷史上，村莊社會存在著不同的公共規則，如家訓族規、村規民約、國家法律等，它們的產生、性質及作用范圍各有不同。但不管哪一種規則，只有真正落地，成為規范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默會的知識”[8]，才能有效約束家戶主義的私利性，增強家戶主義的公共性，促進村民自治有效實現。那么，這些公共規則怎樣才能真正落地呢？從實踐中看，規則內生性、規則邊界性和規則具體性，這三者與規則落地程度密切相關。
首先，規則內生性。內生性是相對于外生性等概念而言，是指規則產生于人們長期互動交往中，由規則主體基于共同利益協商而成的“約定俗成”，往往具有自發性與自主性特征。與外生性規則不同，內生性規則是人們共同協商的結果，是共同利益的表達，它能夠保障每個人的意志得到尊重，每個人的利益得到保護，這就提供了規則的合法性基礎。同時，人們具有規則的創制權，可以根據具體情境及時調整規則，并在現實約束條件下，最大程度地降低規則實施與監督成本，實現規則效益最大化。正如埃里克森所言，關系密切的成員在日常事務中獲取的總體福利得以最大化[9]?？梢姡巹t的內生性越強，規則越容易落地。
其次，規則邊界性。任何一種規則都有自身的約束對象與約束范圍，這構成了規則自身的作用邊界。一般情況下，規則的約束對象越少，約束范圍越小，規則的邊界性也就越強，生活在規則邊界內的成員信息也就越對稱，共同的行為模式與價值取向也就越易形成，從而形成較強的信任關系。即使有人違反規則，由于規則作用范圍小，邊界清晰，內部成員之間相互熟悉，內部監督成本較低，而違反規則的成本較高，這就可以有效制約“搭便車”行為的產生。所以，奧爾森認為，與大集團相比，小集團因成員少、邊界清晰，更容易組織起來達成集體行動[10]。換言之，規則邊界性越強，越清晰，規則越容易落地。
最后，規則具體性。規則的邊界性影響著規則的具體性。規則的作用范圍越小，邊界越清晰，規則的內容也就越具體，操作性也就越強，也就越便于規則落地與實施。如“亂扔垃圾，罰款五十”比“保護環境，人人有責”更為具體，更易執行，實施效果也會更好。相反，如果規則內容較為模糊，缺乏明確的界定，同一規則可能有不同的解釋，同一規則可能有不同的實施方案，這就會造成規則內部自相矛盾，產生沖突，不僅損傷了規則自身的權威性，而且還破壞了規則自身的有效性，自然不利于規則的真正落地。
（三）家戶主義與規則落地共同決定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
綜上分析，家戶主義、規則落地與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三者之間密切關聯。家戶是村民自治的實際主體，家戶主義是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基本動力，規則落地是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重要保證。規則的內生性、邊界性與具體性是影響規則落地的關鍵變量，規則內生性越強、邊界越清晰、具體性越明確，規則也就越有效，越容易落地。而有效的規則可以約束家戶主義的私利性，促進家戶主義的公共性，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協調家戶關系，達成集體行動，進而保證村民自治有效運轉。
二、村民自治的主要實踐：傳統與現代的比較
在鄉村社會發展中，人們圍繞身邊的公共事務開展了各種自治活動，形成了豐富的社會實踐。這里主要從傳統與現代兩個大時段對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情況進行分析與比較。
（一）傳統鄉村社會自治的實踐
馬克思認為，傳統時期，人的對象化水平低，交往范圍小，彼此缺乏豐富的社會聯系，人們只能“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簡單地生產生活，由此形成了人對人的依賴關系[11]104?！叭说囊蕾囮P系”要求每個人都以特定的角色生活于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如父子、夫婦、親友、君臣等，誰也離不開誰。一旦離開，生產生活就難以存續。所以，在“人的依賴關系”下容易形成了一種“深嵌”關系：家戶主義與公共規則深嵌于鄉村共同體。
首先，家戶主義深嵌于鄉村共同體。無論是北方的集居，還是南方的散居，單家獨戶在面臨傳統國家無為而治與自身家戶力量不足時，客觀上都需要一個介于國家與家戶之間的合作單位，村落由此也就有了延續和強化的功能性理由。亞里士多德認為，為了適應更廣大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聯合組成的初級形式，便是村坊[12]。傳統村落多由一群緊挨在一起居住的家族共同體組成，是典型的鄰里團體，意味著患難之時的相互依托，是典型的救濟者。除此之外，村落還承擔著家戶、鄰里無法完成的一些公共職能，這些都是地方性公共事務，需要農戶相互合作，集體行動，共同解決?！霸谥袊?，各家各戶在農村生活中的農耕灌溉、治安防衛、祭祀信仰等方面常常聯結互助，形成了一種共同體意義的相互依存關系?！盵13]正是這種家戶對鄉村共同體的高度依賴，使得農戶不敢一味追求家戶個體利益而不顧公共利益。即使是經濟富裕的地主，地位較高的紳士也要顧及鄉村情面，慷慨解囊，伸出援助之手，在修橋補路等方面做出表率，以此持續獲取名聲與威望。
其次，公共規則深嵌于鄉村共同體。為了調適家戶主義的私利性與公共性之間的張力，農戶在實踐中自發衍生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規則體系。一是家訓族規。宗族是一個由父系血緣關系連接而成的社會群體，族內有一套制度化的、獎懲分明的家訓族規，用于將家戶主義的私利性抑制在宗族整體性框架之內，維持血緣共同體的穩定。二是村規民約。村規民約是長期生活在同一地域上的農戶們約定俗成的規則，多以日常習俗、慣例等形式表現出來，具有很強的先驗性與教化性。在血緣與地緣相重疊的地方，家訓族規往往就是村規民約。從實踐中看，家訓族規與村規民約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內生性強。家訓族規是祖輩先人歷代生活經驗的積淀，表達著對后代子孫為人做事的期許與要求；村規民約則是同一地域內的村民長期協商的結果，表達著對熟人社會里所有村民言行的約束與規范。所以，這兩種公共規則并非外力建構，而是形成于人們日常的互動與交往之中，具有很強的內生性。第二，邊界性強。宗族是一個邊界清晰、內聚外斥的血緣共同體，有著明確的物理邊界與心理邊界，以此保持整個宗族的封閉性與完整性。宗族的邊界清晰決定了依附于其上的家訓族規也有著很強的邊界性。因為，家訓族規只作用于族人，對其他人員沒有約束力。同理，村規民約也是如此。傳統村落規模不大，一般在幾戶至百戶之間，很少有大聚落。村落封閉性強，人員流動少，人們世代居住于此，保證了村落邊界的清晰性，依附于村落之上的村規民約自然也具有明確的邊界。第三，具體性強。家訓族規與村規民約來源于地方性知識與日常實際，能夠較好地把握村民的需要與訴求，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對村落內最為重要的公共事務都能夠很好兼顧，很少出現規則的漏洞與空擋，具有很強的操作性與實用性，因此這些自治規則的具體性較高[14]。
在傳統時期，鄉村社會中的公共規則具有很強的內生性、邊界性與具體性，使得這些規則能夠進村入戶，真正落地。即它們都是人們在生活實踐中自發形成的，內生于家戶的需求之中，自覺內化為社會交往規范，可以有效約束家戶主義的私利性，增強家戶主義的公共性，促使各家各戶能夠尊重共同利益，并以此為基礎自覺聯合起來，實現對村落公共事務的自我治理。韋伯對此贊賞有加，認為“城市是官員所在的非自治地區，而村落是無官員的自治地區?！盵15]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自治成效也是非常有限的，是一種維持低水平物質生活不得已的選擇。由于物質生活水平低下且財富占有極不均衡，傳統中國鄉村并未從根本上實現安定發展，治與亂如影相隨。
（二）現代鄉村社會自治的實踐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所帶來的一個深刻影響是“物的依賴關系”取代“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11]104“物的依賴關系”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之上。不同于自然經濟，商品經濟是一種廣泛交換的經濟，可將人從傳統的血緣、地緣等因素中解放出來，實現人的獨立性。商品經濟還是一種“物化”經濟，導致人們交往遵循貨幣理性，追求貨幣收入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家戶主義、公共規則與村莊社會之間往往表現為一種“脫嵌”關系。
首先，家戶主義逐漸脫嵌于鄉村社會。與傳統社會不同，現代鄉村社會逐漸由靜態走向動態，從封閉走向開放，這就打破了傳統鄉村對農戶生存資源的壟斷。農戶不僅可以通過與市場建立豐富的橫向聯系，獲取更多的收益，而且還可以將自身的家戶利益從村落共同體延伸到遙遠的城市社會，導致利益不在村成為常態。同時，市場的利益交換關系逐漸滲入到鄉村日常生活之中，巨大的貨幣壓力促使家戶主義的私利性不斷擴張，公共性不斷隱藏，家戶利益逐漸取代倫理道德成為日常交往原則。正如黃宗智所言，“脫離人與人之間直接聯系的市場經濟一旦侵入農村，前資本主義的互惠性道義經濟便會遭到破壞?！盵16]在此情景下，一些農戶紛紛脫去傳統的道德外衣，開始赤裸裸地追求家戶私利，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家戶私利最大化，家戶主義的公共性逐漸解體，以家戶謀利為特征的“無道德的家庭主義”[17]層出不窮，現代村民自治一時陷入困境。
其次，公共規則脫嵌于鄉村社會。家戶主義私利性的過度擴張或因公共規則缺失，或因既有公共規則的有效性不足所致。一方面，“物的依賴關系”所帶來的貨幣理性，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傳統鄉村的自治規則，家訓族規與村規民約作用式微，導致鄉村社會內在的自律性機制逐步消失。“物的依賴關系”將“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盵11]274另一方面，為了規范農戶日常行為，維持鄉村社會秩序，國家引入了一套以民主法治為核心的現代公共規則。這套公共規則雖然具有很強的現代理念，體現著時代潮流，但在進入鄉村社會時也有一定的限度。一是外生性強?，F代公共規則是國家外力建構的結果，是借助國家行政力量強加于鄉村社會之上的“外來品”，農民非但不熟悉，反而從內心加以排斥。楊懋春在分析法治規則進入鄉村時指出：“當鄰居看到一個人通過剝削窮人或與敵國做生意積聚財富，而法律卻像保護正直人辛辛苦苦掙來的積蓄一樣小心地保護他的財產時，他會感到絕望。貧困而正直的農民對法律行使中的這種不義非常不滿。”[18]二是邊界性弱。現代公共規則體現的是國家意志，基于國家治理的需要，它往往具有整齊劃一的特征，這就弱化了其在具體的鄉村社會上的邊界性。換言之，現代公共規則既適用于國家內所有的鄉村社會，又不適用于國家內所有的鄉村社會。前者是指它的作用范圍，后者是指它的作用實效。也正因為如此，現代公共規則往往因與鄉村社會“水土不服”而無法真正進村入戶，發揮應有功效。三是具體性弱?，F代公共規則邊界的模糊性影響著其內容的具體性與可操作性。例如，與村民自治密切相關的《村組法》也只是對鄉村關系、村委會組織架構等內容做了框架性規定，它在應對復雜多樣的村民自治問題時還存在很大限度。即使是當前村莊制定的村規民約，也多是響應上級政府號召而草草形成，內容很難與村莊實際相適應，具體性與操作性不強。
這一時期，鄉村社會內生性規則逐漸消失，國家外力建構的現代公共規則又因內生性較弱、邊界性不強、具體性不足，致使它很難進村入戶，自然也無法在鄉村社會扎根落地。同時，面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貨幣理性與貨幣壓力，家戶主義的私利性明顯增長，家戶機會主義行為頻繁出現，各家各戶很難在共同利益之上圍繞公共事務開展集體行動，進行自我治理。當村莊內生力量不足時，村莊許多公共事務不得不依賴于政府力量加以解決，這反過來又會導致自治的行政化，村民自治最終陷入空轉狀態。
三、促進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路徑選擇
實踐證明，無論國家治理能力多么強大，它始終無法向全社會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也無法解決所有的公共事務，因此，村民自治還具有很大的內在價值與實際意義，這就需要我們再次找回自治，激活自治。從村民自治的主體條件與約束條件看，要想促進村民自治有效實現，還需增強家戶主義的公共性與公共規則的落地程度。
（一）重塑家戶的完整性，激發家戶的規訓功能
當前鄉村是一個高度開放與流動的社會，作為自然人的個體不僅獨立性增強，還紛紛突破家戶邊界，長期外出務工，原本獨立的家戶整體受到破壞，更多呈現出離散狀態，但這并不意味著家戶主體地位的缺失。相反，家戶依然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單位，家戶主義依然是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基本動力。所以，首先要重塑家戶自身的完整性。家戶的完整性是發揮家戶規訓功能的前提，因為家戶成員的分散與地理空間的區隔會消耗家規家訓的教化功能。從實際情況看，保持家戶完整性的關鍵在于有效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問題。一方面，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制度，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拉動農村家戶整體自由遷徙。另一方面，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具體推進中，要注重產業興旺的引導作用，支持與鼓勵家戶就近就業創業，拓展增收渠道，實現務工“離土不離鄉”。其次，重建家規家訓與村規民約，激發規訓功能。家規家訓與村規民約具有很強的內生性，與農戶日常生活最為貼近，也為農戶最為熟悉，因此，民主制定一套言之有據且行之有效的家規家訓與村規民約至關重要。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重建不是對傳統家規家訓、村規民約的簡單復制與回歸，而是要借鑒傳統家規家訓與村規民約的形，建構現代意義上家規家訓與村規民約的實。在對傳統家規家訓、村規民約中不合理內容批判的基礎上，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其中，鼓勵營造一批以公共精神為導向、與國法相銜接的家規家訓與村規民約，提倡樹立良好的家訓鄉風，以此約束家戶主義的私利性，增進家戶主義的公共性，實現村民自治的有序開展。
（二）增強村莊公共權威，培育鄉村民間組織
不管是內生性規則，還是建構性規則，其實施落地都離不開相應的權威主體。如家訓族規中的族長，村規民約中的會首，國家法規中的政府等。從發展規律看，現代化及其獲致的現代性將靜止、封閉、同質的地方共同體強行拽入城鎮化、市場化，農戶逐漸從血緣、地緣等地方共同體和內生規則的制約中解放出來，是一個必然趨勢，但也帶來了共同體歸屬感降低、意義世界破碎、傳統公共權威喪失等問題。與此同時，在“扁平化治理”思維下，國家通過糧食直補、新農合等惠農政策，繞過基層政府和村集體，直接實現國家與農戶的對接，這種治理方式雖然可以壓縮基層政權的尋租空間，但也虛化和懸置了村集體組織，農民無法對其形成權威認同，村集體組織也無法有效實施公共規則，約束家戶主義私利性的擴張。這就需要重新賦予村集體配置性權力資源，使之成為組織農戶、規訓農戶的權威力量。當然，這并非意味著對集體化時代的恢復，實現集體對生存資源的壟斷與掌控，而是通過增強村集體權威的方式建構鄉村社會的動員性力量，為村莊公共規則的執行、公共精神的成長、公共空間的拓展等提供組織性力量與權威性認同。與此同時，還應注重培育與發展基于農戶日常生產生活需求而形成的民間組織，如文化組織、經濟合作組織等，將農戶行為納入到公共空間，以組織的公共性抑制家戶主義的私利性?！叭绻袊嬖讵毩⒌纳鐣M織，如果農民能夠參與公共生活，或許這就有可能產生另外一種在強調個人權利的同時也強調個人對公眾對他人之義務的個人主義?！币簿褪钦f，組織中的互動與交往可以促使人們自省其言行，能夠增進人們的集體意識，進而把家戶個體的欲望與利益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增進家戶主義的公共性以適應組織的群體性生活。
（三）增強現代公共規則的邊界性與具體性
在日益“物化”的市場經濟面前，要想回歸傳統規則，以此調適家戶主義的私利性與公共性之間的張力，實現有效自治，已經不再現實?，F代公共規則雖然具有很強的國家建構性，但也符合鄉村社會的內部需求，所以，如何增強現代公共規則的邊界性與具體性，使之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大道理”，十分關鍵。首先，引入“區域”概念，增強現代公共規則的“區域”邊界性。中國農村社會可謂千差萬別，具有典型的裂變性。農村社會的裂變性，說明農村社會的差異性與多樣性，所以，要想讓現代公共規則單獨面對千萬個不同的鄉村社會，實現現代公共規則在人口少、規模小的村莊上邊界清晰，內容具體，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但是，農村社會的差異性并不完全排斥農村社會的同質性。“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就說明了同一“區域”內的農村社會的同質性?！皡^域”是一個地域空間概念，也是一個關系空間概念。同一“區域”內，各個村莊具有大體相同的特質與較多的類似現象，即同一“區域”內的同質性大于異質性。同時，不同“區域”之間，村莊與村莊之間具有比較明顯的差異性與個體性，即不同“區域”之間的異質性大于同質性。所以，“區域”成為增強現代公共規則邊界性的重要橋梁。對此，徐勇教授的研究很有啟發性。根據“分”與“合”的維度與自然—社會—歷史條件，他將中國社會劃分為華南、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以及中間的長江流域、黃河流域七大“區域”[19]。當然，這種劃分是否精準另行別論，但地方政府如何把握自己“區域”內的特性，并制定出與之相適應的邊界清晰的公共規則值得思考。其次，現代公共規則的整體統一性并不排斥內部的差異性。在不違背國家意義的現代公共規則設計初衷的基礎上，地方及基層政府可以在尊重“區域”內的地方性知識基礎上，充分發揮地方自主性，因地制宜，細化與完善相關公共規則的具體規定。同時，還要因時制宜，根據實際情況變動及時調整與優化相關規定，使其更具體，更符合本“區域”內的鄉村社會實際，以此促進現代公共規則扎根落地。
作者簡介：侶傳振，浙江省委黨校社會學文化學教研部講師，政治學博士，研究方向：農村基層治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