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從農村走出來的經濟學家，馬曉河是中國農業農村改革的推動者之一。
上世紀90年代，他提出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要實行“稅費合一、統一計征”的農村稅費制度。21世紀初，提出應在全國普遍實行免除農業稅政策，政府應向農民、農村提供純公共服務。近年來，提出中國結構轉型進入加快期，下一步改革需要頂層設計。此外，馬曉河還歷經了1994~2011年8個中央一號文件起草工作。
從大學期間起，馬曉河就開始參與九號院（指北京市西黃城根南街的九號院，原國家農委、農村政策研究室等中央農村工作機構上世紀80年代曾在此辦公）組織的調查，春節回鄉的調查報告、畢業實習期間去廣東調查“農村雇工”問題等；1983年8月，馬曉河被分配到北京市計劃委員會，之后1985年9月調入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這段時間更多地參與到九號院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文件起草和課題的研究中來。
“九號院是決策層推進農業農村改革的主要部門，它首先是推動者，同時是集成者，組織了中國各方面的力量來推動改革，為農業農村改革提供依據。”馬曉河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時說道。
包產到戶是農村改革標志事件
NBD：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村民冒死包產到戶，這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標志性事件。當時您以及周圍的人對包產到戶持何種態度？當時對這一事件進行過何種討論？
馬曉河：1979年上大學前，我們家鄉那里還是生產隊經營形式，土地還沒有承包。當時在既有體制之下“搭便車”、勞動者怠工現象非常明顯，這個我在農村深有體會。當時我在農村已經讀了《資本論》、《史記》和越南本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以對“一切由生產隊說了算”的體制是持懷疑態度的。我認為一個讓農民吃不飽飯的體制是不受歡迎的體制。
走出農村之后，1979年上大學，當時同學和老師在一起討論，我們學校有一些人是反對土地承包的。這些人認為土地承包是在復辟資本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因為我們班都是學農業經濟的，上大學之初，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就讓我們在暑假到農村調查，并且當時班里大概有60%的學生來自農村，所以大部分同學都表示支持，認為這種形式至少應該被允許。
1980年9月，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并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這是中央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確肯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民群眾創造的以包產到戶為代表的生產責任制新形式。文件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長期套在人們頭上的意識形態緊箍咒隨之解除了。
NBD：當時對于這樣的討論還會有風險，您對于這些討論有沒有顧慮？
馬曉河：沒有。我的深刻體會就是，只要讓農民有飯吃，管他什么形式，都是應該支持的。因為我是經歷過農民沒飯吃的那個階段，沒有飯吃還要干活，過年的時候連饅頭餃子都吃不到，只能吃一些白薯干、高粱、玉米，還不是每家都有。有飯吃是最根本的問題。一個體制如果解決不了農民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還有什么優勢呢？當時剛進入大學，這是最樸素的感覺。
借春節回鄉調查非農產業
NBD：剛才聽您說，您曾經和九號院打過交道，因為九號院是農業農村改革中很重要的一個陣地，那您當時和九號院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馬曉河：說到九號院，我跟他們是一種合作關系。當時杜潤生他們那邊的好多研究我都有參與，包括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文件起草、課題研究都有參加。
上大學期間我就參與過他們的調查，寫春節回鄉的調查報告。大學畢業的實習期，去廣東專門調查農村非農產業和雇工經營問題，比如農民發展一些石灰窯、采石場、建筑業算不算是資本主義？當時我有寫過一篇《論目前農村的雇工經營》的論文，論文的核心思想就是：第一，農村存在雇工；第二，有雇工但不存在剝削；第三，這種雇工經營有利于經濟發展；第四，這種雇工經營應該允許。1983年，農民吃飽飯剛剛有收入，又獲得自由，廣東剛剛發展起來雇工經營，屬于非農產業、鄉鎮企業剛剛起步的階段。真正在中央的文件里提出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鄉鎮企業，要到1985年。
1985年以后，我們承擔了他們委托的一個研究課題，是“農業與國民經濟關系的研究”。當時1984年農業大豐收，一方面，土地改革后農民可以自由種植，農產品剩余增加，之后農民需要出售剩余糧食，這就對農產品市場的購銷體制提出挑戰；另一方面，農民有了剩余資金之后，想要發展盈利高的非農產業，那時國家限制農民發展非農產業。這就是所謂的體制限制，上升到農民和國民經濟關系的問題，城鄉關系受到了挑戰。杜潤生當時把這個課題叫做“農民和國民經濟的關系”委托給我們研究，后來課題報告《我國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研究報告》獲得了農研室1988年度優秀成果一等獎，當時這個報告是由我主筆，揭示了改革開放前后農業與國民經濟的變動關系，并提出了一些創新的解決思路。
當時我們參加的很多討論，都是由杜潤生主持。當時學術非常自由，杜老說討論就沒有高低級別之分，平等地參與討論。
NBD：當時的國家相關機構里，是不是只有九號院風格相對比較開放、包容、平等？
馬曉河：當時不只是九號院，我所在的經濟所氛圍也很開放的。比如當時關于亞諾什·科爾內《短缺經濟學》的討論，非常開放。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改革開放的標志，實際上對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經過了一年，之后才提出了解放思想。
當時鄧小平等一批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在當時情況下要求解放思想，相當不容易。應該說解放思想大討論所冒的風險是大于土地承包的，有了解放思想才有后來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也是漸進式的，不是從上到下，而是從下到上的，先有基層的創造，再有上層的認可和支持。就是一個反對方和支持方協調博弈的過程，一步到位不太現實的。
稅費改革讓利農民
NBD：您在1998年提出應該實行稅費合一、統一計征的制度，當時您提出這一觀點的背景是什么？是為了解決哪些問題？
馬曉河：當時是因為農民負擔較重，工業化正好處于高漲時期，各地都在大辦園區、招商引資。1993年以后實行了中央和地方分稅制，中央和地方財政包干，都想發展稅源，擴大自己的財政收入。培養稅源帶來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資金不足，沒有錢還要干大事，那最后就要增加企業和農民的負擔。但當時的企業還不多，想要培養稅源，就要從企業少要錢，所以只能從農民多要錢。于是把農民的地拿來辦園區，跟農民收取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等各項稅費。政府收了錢就可以來搞公共服務、園區建設，所以農民負擔就越來越重。
稅費合一就是將農民當時承擔的各項稅費負擔合并征收，要錢要在明處，減輕農民負擔。2000年以后，我國農村稅費改革先在安徽做試點。說到這兒，還有個故事。2002年，在朱镕基主持的12個專家座談會上，朱镕基說：“今天我是帶著耳朵來聽專家們的真知灼見，沒帶嘴，不做評價，請大家今天自由發言不論順序。”當時我提出農民負擔太重，改革試點太慢，建議不要搞減稅減費，就直接取消農業稅。
當時，稅費改革開始在省級范圍全面搞試點，沒有省愿意進行這個試點，因為稅費改革政府是吃虧的，是為了讓利給農民。當時，安徽省主動提出進行試點，所以全面的稅費改革就是從安徽省開始的。當時我也去安徽省進行了調查，成效還算不錯。
NBD：在1982至1986年連續5個中央一號文件之后，自1987年至1990年農研室撤銷，一直到2004年，“三農”問題才再次以中央一號文件的身份出現。您也歷經1994~2011年8個中央一號文件起草工作，那么在您看來，中間這段時間為何“三農”問題沒再受到重視？
馬曉河：我認為這跟體制改革的重心轉變有關，其實從1985年以后改革重點就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了；其次，就是與中國的工業化有關，中國的經濟結構從以農業為主轉型成為以工業為主。1978年到1984年的土地制度改革為農業大豐收提供了條件，農業獲得豐收以后，勞動力生產力得到提高，剩余勞動力由隱性的轉變成顯性的，非農產業開始發展，這為中國的工業化經濟起飛創造了條件。
下一步應該重塑城鄉關系
NBD：今后農業農村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馬曉河：我認為下一步應該重塑城鄉關系，優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面現代化的內容首先就是農業農村的現代化，還有農民的現代化。重塑城鄉關系下一步有幾個問題需要關注：
第一，加快農業現代化，核心是人、錢、地。首先，人就是指要使一部分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必須使中國的城市人口達到75%以上。為此，除特大城市以外，其他城市應該放寬放開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其次，要提高農民的職業技能，由政府進行培訓，使留在農村的人變成現代職業農民；再次，要培養一批熱愛農業、熱愛家鄉的專業技術人才；第四、要鼓勵、吸引社會和城市人才到農村經營農業。
第二，政府應加強在農業農村方面的投入，加強現代化裝備投入，逐步達到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農民養老、醫療和農村的基礎設施都應該和城市保持一致。還要完善農村治理體系，加強領導和管理。另外，農民要想增加收入，除了進城之外，要加強農村三產融合，發展鄉村旅游等。未來的經濟發展，農村和城市的發展應該是融合發展，讓農民生活在農村不比在城市里差。
第三，土地也要加快改革。首先，農村的征地要按照市場化原則；其次，下一步應該進行土地承包權的人格化。宅基地和農村建設用地，農民有權不經過國家征地，直接進入一級市場，但這些都需要漸進式的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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