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需要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很多人的共識。道理很簡單，如果集體經濟是個空殼，村莊沒有集體收入，那靠什么人提供農村的公共服務？作為一級組織，村莊承擔了許多功能，這些都是要用錢的。往小了說，村莊也有迎來送往，需要接待費用、辦公費用；往大了說，村莊也需要救助貧困、雇人干事，如果沒有錢，那么村級組織就很難運轉。
近年來，村干部的補貼多由財政資金來保障，上級也會撥付一些辦公經費，但是對于想干事的村級組織來說，這些錢遠遠不能滿足運行的需求，所以很多地方都提出要發展集體經濟，一些地方政府用財政資金直接投入貧困村，支持村莊建立集體經濟，增加集體收入。
村莊集體經濟不僅能支持村莊的治理，良好的村莊治理也是集體經濟存在的前提。集體經濟和村莊善治構成了一個事務的兩個方面：如果沒有村莊集體經濟，村莊治理就會面臨許多困難；如果沒有良好的村莊治理，集體經濟也很難發展，甚至可能影響鄉村的穩定。
集體經濟曾經是鄉村治理的一個難題。上世紀80年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發展起很多集體企業，但是大部分都被改制，變成了企業家私人的企業。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在于沒有一個良好的治理結構保障企業經營者的責任、權力和利益一致，經營虧損了，企業家沒有責任，經營盈利了，企業家也得不到應有的報償。從集體經營到承包經營，管理方式的改變沒有完全解決集體企業的治理問題，所以最后大都進行了轉制，賣給了企業的經營者。
此外，集體經濟的發展也充滿了風險。上世紀90年代，一些地方曾大力發展集體經濟，甚至提出“消滅空白村”的口號，但是發展的結果也不盡如人意。一種情況是，大量村辦企業經營不善導致企業破產，并形成村級組織的債務。另一種情況是，依托村內的資源，開發一些如石料、石灰等企業，不僅生產效率不高，而且污染環境。
再次，如果缺少規則和監督，村莊的集體收入可能被村干部亂用，從而引發社會矛盾。由于村集體收入的支配權力往往在村干部手里，監管難度較大，一些干部用村集體收入大吃大喝，甚至貪污腐敗，這種現象屢屢發生。即使是村集體收入沒有被亂用，但是缺少透明的監督機制，也容易造成群眾的猜疑，從而激化村莊內的矛盾。公開、透明和民主監督可以防止干部亂用集體收入，但是監督成本也會很高。
因此，如果不能完善村莊的治理，發展集體經濟就無從談起。現在一些地方意識到了集體經濟存在的風險，采取一些特殊策略來規避風險，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放棄集體企業的經營，轉而進行資源和資本的運作，比如村莊集體不再辦企業，而是經營土地資源，將村莊的土地進行必要的集中，然后轉租給外來的企業，村莊獲得相對穩定、風險較小的部分土地收益。在部分地區，村莊將村莊自有或財政補貼的錢統一貸給大型企業，從中獲得穩定收益支持村莊公共事務的運行。這種做法盡管可以規避集體經濟的市場風險，但是難以規避集體經濟中的道德風險。
發展集體經濟與村莊治理是相輔相成的，發展集體經濟切忌一哄而上，要避免當年“消滅空白村”的后果。
首先，要大幅度降低集體經濟的風險。發展集體經濟需要可靠的資金來源，財政補貼、集體的資源和農民的入股，都是發展集體經濟的可靠資金來源，舉債特別是高息舉債則是不安全的，會放大集體經濟的風險，所以在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特別謹慎依靠信貸資金發展集體經濟。為了減少風險，可盡量選擇比較穩定的產業和經營方式，避免風險較高的產業。各地在這方面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如入股大型龍頭企業，收益用于村內互助和管理村莊集體資源和資產等等。
其次，要有配套的治理體系。在發展集體經濟過程中，既要有負責任的村干部，也要有懂市場的經理人，更要有公開透明的參與管理機制，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增強村莊內部的信任。集體經濟管得好，就能成為鄉村治理的抓手，如果管得不好，就可能成為鄉村矛盾的焦點。因此在發展集體經濟過程中，必須要大力完善村級治理。
鄉村治理不會因為有了集體經濟而變得更容易，不是說村莊有錢就好辦事了。相反，有了集體經濟，就更需要完善村莊治理機制，集體經濟本身就構成了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之一。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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