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胤：我之前并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如果直接理解，鄉村建筑是已經存在于鄉村的建筑，而建在鄉村的建筑是之后添加的建筑，含有一些當代的意味。
UED：鄉土建筑和鄉村建筑又怎么區分？
羅德胤：鄉土是文化，鄉村是一種空間概念。鄉土包含傳統的概念，鄉土建筑是長期按照當地傳統而建造的建筑。鄉村建筑單純強調鄉村的空間概念，不那么強調文化意義。
UED：傳統村落在現代和傳統中怎樣才可以找到一個契合點？它的契合點在哪里？
羅德胤：傳統的東西存在了很多年，將來仍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被人們所需要的。傳統社會看重的文化以及宗族觀念是不會泯滅，而過去最大的改變是對個體的態度。傳統社會并不強調隱私的問題，在當代對個體的尊重以及隱私問題越來越關注。
在做建筑保護和改良的時候，我們要思考如何保護現代人的隱私權，如何讓他們感覺是自由的，而不是禁錮。這就要通過藝術設計、建筑設計、室內設計等設計方式的介入來找到其中的平衡點。我認為文化創意是需要智慧的，而不是簡單的照搬傳統。
UED：在傳統村落保護和改良方面，國內外有哪些案例是可以借鑒的？
羅德胤：歐洲現存的老房子有很多，大部分都可以在現代社會中找到它們繼續存在的功能需求。國外的傳統建筑適應現代功能的契合點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儀式性空間，它不會改變，比如教堂，代表了一種文化性很強的傳統意味；另一種是日常空間，為了適應現代人的需求而被改造成博物館、餐廳、住宅等。國內，比如何崴老師設計的西河糧油博物館，老糧庫不再具有庫房的功能，而是作為展覽、食堂、餐廳，這樣它就能夠在當代社會里面找到存在的理由。大家反復的使用，就可以產生經濟價值或者社會價值。被需要是很重要的，人是如此，建筑亦如此。
UED：現代的鄉村最迫切需要的什么？
羅德胤：這個問題不是從保護角度來講，而是社會學的概念，已經超出了我的專業范疇。如果社會學家回答這個問題會可能不一樣，我只能說我作為遺產保護人，在想辦法找到遺產保護在當地的社會能否存在某種功能，因此我要去分析當地社會的現狀，去分析在哪些方面是已經存在的，還有哪些方面是我們潛在的需求——這種需求是當地人實際需要的，但可能還沒有被發現。我們分析完之后給老房子找到與現代生活的結合點，這是我們做規劃設計的一種思維的習慣。
UED：郝堂村項目、莫干山項目成功在哪里？
羅德胤：這個恰恰是我下一階段特別想展開討論的一個問題，可能現在還沒來得及梳理。總的說來，它們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方式。莫干山在商業模型上已經很成熟，市場回報率非常高，大家很有積極性，有外地人來投資，也有本地人自己經營。其中就有出生在城市、但戶口在農村的 90 后年輕人，回到父輩們出生的地方去開客棧。隨著市場化推進，莫干山的創新不斷涌現，大家相互學習和借鑒，研究如何符合市場需求，這是非常成功的市場驅動的一種方式。郝堂村是另外一種方式，搞鄉村文化建設，甚至排斥市場，不主動追求市場回報。郝堂村首先從生態環境做起，垃圾分類、基礎設施，之后才是民居改造，從頭到尾都不提市場，而是強調建設一個大家都認可的理想的鄉村生活環境。莫干山是通過市場改變觀念，郝堂村是通過改善生態環境以及社會之間的人際關系來改變觀念，它最后市場回報率也很高。這兩條路都可以走。
UED：關于古村落保護，您認為這么多年來您感到最困難的是什么？
羅德胤：最困難的實際上還是如何找到合適的途徑來改變觀念。我們的做法是通過事件，比如某次講座或者某次大學生實踐活動，又或是通過示范，比如改造一間房子，讓大家知道這個老房子可以住得更高級，這樣就能夠改變觀念。不過落實到具體的操作環節，還是非常困難的。一個設計出來之后，大家意見會很不統一，縣領導的看法、鄉領導的看法、戶主的看法、設計師的想法很難一下達成一致，這是我們經常遇到的問題。作為規劃負責人，就要協調各方面的意見，什么時候該拿主意，什么時候替張三把李四說服，這種協調工作會比較麻煩。
UED：您最欣慰的又是什么？
羅德胤：最欣慰的是不管過程中間怎么爭論，最后都能夠實現，有的兩三個月，有的拖了半年多，但總能實現。只要實現我們想要的東西，原先的討論、爭吵，甚至很激烈的矛盾，都會消失掉。
UED：傳統村落除了發展旅游還有什么道路可以走？
羅德胤：道路很多，大眾化路線又分為產業化的道路和非產業化的道路。產業化的路很有效率，一旦形成產業，大家就會接受，而且會想辦法投資。非產業化的路也需要借鑒產業化的思維，要想辦法讓別人認同我們的觀念，所以我們就要進行策劃，讓村民能夠體驗過程并且體驗到原來這種方式是有用處的，這樣他們才會接受，這是一個文化創意行為。產業化的道路當中，也不只是旅游這一條。我認為一般來說旅游會是最直接、最高效的，很快就可以見到一種經濟上的效益，村民的積極性就會被帶動起來。
實際上所有旅游必然伴隨文化交換行為，想掙更多錢就要研究一下怎么做飯菜更好吃，要研究城里人口味是怎么樣，這就是交換思維了。學習別人的東西這就是一種文化行為，除了吃飯之外還要研究別的產品，比如采摘、爬山、摸魚、讓小朋友下地勞動的活動以及手工藝品，這些都是衍生出來的旅游產品，給城里人提供一種體驗鄉村文化的機會。仍然是旅游，但是已經往文化方向發展，也是一種互動。城里人和農村人開始互相交流，這樣才能互惠。
UED：鄉村應該怎么建設才能把年輕人吸引回來 ? 讓鳥回來？讓民俗也回來?
羅德胤：孫老師的步驟是先讓鳥先回來，年輕人其次，最后是民俗回來。這個路徑一般來說是成立的，一下子進入商業環境不太現實，所以要有一個緩沖，所有事情都涉及到誰投錢的問題。年輕人回來的前提是可以就業（當然還有別的問題，比如小孩上學），等這些人都回來之后 , 他們的生活就會慢慢地找回傳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就是民俗，像以前的過節、廟會、祭祀祖先。集體型經濟也會找回來。投入要有相應的產出，這個投入作為政府來說是可以接受，可能不是直接的經濟回報，但也是很好的結果。
UED：傳統村落的禮儀部分和日常部分的關系是怎樣的？
羅德胤：禮儀空間和日常空間實際上代表了普通人生活的兩種狀態。日常生活是很規律的，有時候甚至是枯燥的、勞累的，對于古代農民來說尤其是這樣。所以它需要節慶來調節，節慶讓生活回避掉這些日常的很乏味、勞累的動作，暫時放松、盡情享受那么幾天，這對人的生活來說很重要很放松，這是第一層意義。第二，禮儀空間伴隨集體的祭祀或者其他的慶祝活動，全體成員一起來做一件事情，這樣能夠增加大家之間的認同感，增加互相依賴的親密感，讓你覺得不再那么孤獨，從而有更強的能力去應付困難的環境和麻煩的問題。
實際上，禮儀活動是為了提高個體的生存和發展能力而設計的一種生活環節，在現代社會依然也一樣，獨自面對生老病死、家庭矛盾這些人類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是非常孤獨的。儀式空間是人類所需要的一種不可缺少的東西，現代社會可以倡導新的儀式，比如大家一起看球賽，這是一種新的民俗，但是這種新的民俗問題在于不一定能創造和培養得出來。這本身也是一個有成本的事情，春晚算是新的民俗，因為你有過節的心理需要。
已經存在的民俗，就不需要再創造了，只要連續使用就可以了。這些老的祭祀活動，只要去辦，大家就會參加，所以這種事件它成立的成本是最低的，那為什么不用呢？
UED: 建筑師是個很強勢角色，總是在不停地主導著建筑，但是何崴老師在做西河糧油博物館及村民活動中心的時候，弱化了自己建筑師的地位，讓村民更多參與，您是怎么看待的？
羅德胤：我們做規劃、設計，總在思考的問題就是怎么樣找到合適的辦法，以最小的代價達到目的。我的目的是什么？是實現一個理想的樣板房，來改變村民的觀念，讓他們意識到老房子是更好、更高級的生活狀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有時候要和村民討論，有時候就不能討論，因為他們的認識暫時沒有到這個地步，討論太多就會降低設計感，還不如不討論。
尊重當地文化和聽從村民意見，是兩件事。如果是為某一戶村民設計他家的住宅，我們會充分尊重和聽取戶主一家人的意見，會反復修改我們的方案，這就是我們在云南元陽縣改造哈尼族蘑菇房的時候做的事情。但是我們也經常會跟縣鄉政府說，第一個動的房子最好別是居民自己的，而是公家的房子，這樣設計師可以完全做主——在這個階段，我們需要保留設計師的主導角色。實際上糧油博物館是完全保留了何老師的設想的，他從設計角度談如何尊重當地的文化，但是他不太會去跟村民商量做成這樣好不好看。
我們在第一階段不能這么做，因為這是專業和業余的區別，也是城市和鄉村的區別。長期的城鄉差距，導致村民和市民之間暫時還不能很好的相互理解。并不是我們不尊重當地村民的意見，而是存在文化上的差異，要客觀的承認這個事實。
UED：您認為鄉村印象和現代精神矛盾嗎？他們如何才能夠協調？
羅德胤：鄉村是現代城市的互補，這一點其實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作為一個規劃師、設計師，要想辦法傳達這種信息，讓人們覺得鄉村既漂亮又好用，而且還有更高的品質。我們做的很多案例，骨架和墻體都是老的，但是我們會裝進很舒服的家具，比如柔軟的沙發和美觀的燈，這些東西都是古代沒有的，但是這些東西進場之后會讓現代人覺得很舒適。當你把這種東西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實際上就產現了新的美學。傳統和現代不是 180 度的矛盾關系，而是 90 度的支撐關系，要想辦法落在第一象限，不要落在其他象限。
UED: 當代的鄉愁“愁”的是什么？
羅德胤：習近平總書記提的鄉愁沒有單獨愁這個字，余光中的鄉愁是很美好的，能給你帶來一種美好回憶的略帶惆悵的情緒，沒有單獨說這個愁，單獨說這個愁就變成貶義詞了，很多人把鄉愁就變成了一個令人發愁的東西，實際上是有一種曲解。鄉愁是特別美好的，習近平總書記講“鄉愁”，是希望可以勾起大家美好的回憶、憧憬與向往，但是有的人落在實處，鄉愁確實令人發愁，我們也承認這種客觀現象，而且很大程度上從個人角度來說，沒有辦法阻止目前這種下滑的趨勢。
UED:您向往田園生活嗎？您理想的生活狀態是什么樣子？
羅德胤：田園生活人人都向往。我個人最喜歡就是能夠每天學到新東西，然后把它和以前的知識串起來，用它來指導我做將來的事情。這是一種學習思考的樂趣。當然我也很享受在美好的環境里面工作生活的狀態。比如說在這個四合院，干凈的環境也有一些現代東西，讓你覺得很有意思，在這個地方工作多開心，喝杯茶都高興。實際上這里面很有田園意味了，田園并不排除現代的東西，我們希望有現代的設施。
UED：設計師、建筑師、規劃師在鄉村規劃當中起到什么角色？
羅德胤：非常關鍵。回到我講的遺產保護層面，鄉村建設說到底是一個文化創意產業，要分析工作對象的特點在哪里，把特點挖出來放大，然后在現代的經濟社會體系里面找到能讓它發光發亮的點，再通過設計規劃去把這個點位落到實處，落到空間上、建筑上。怎么找？怎么設計？后期怎么宣傳？這些都是文化創意行為，需要動腦筋的，沒有太多的可以完全按套路的方法。
UED：馬未都說過“文明一定趨同，文化必須求異”，怎么既兼顧文明又做到文化創新？
羅德胤：實踐。馬未都先生說的話是強調文明的共性，人群足夠大，共同形成一種夠強的東西，這才是文明，文明是比文化更高級的狀態。文化可以是小群體的，不一定是文明。文化實現創新似乎很難，因為你絞盡腦汁都不一定找得到落腳點。它需要很強的訓練，在專業系統里面去學幾年，然后再出來摸爬滾打幾年，還不一定可以創新。這是需要有很強的訓練和眼界才可以做到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創新其實也沒有那么難。只要多去看、多去嘗試就自然會出現。先要模仿，模仿之后拿來調整。把創新落到實處必須非常小心，要多多實驗，不要大范圍的展開。為什么新農村會失敗，因為還沒有想透徹就大范圍展開了。如果在小局部上多做實驗，從中挑出好的來推廣，失敗的可能性就會小。所以多試、多做、多看，自然而然就能夠創新了，莫干山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UED：不同的村莊怎么才能找到對自己的身份的準確定位？
羅德胤：這就是規劃調研的重要性，要研究這個地方的地域特點在哪里。研究本身也是一個文化創意行為。鄉村的遺產保護在中國來說是這幾年剛剛起步，沒有成熟的套路可用，大家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不同地方涌現出不同程度的成功案例。對這些地方，我們要多去看，看它們為什么成功，哪些地方還做的不好，分析比較然后再總結自己的案例能夠怎么借鑒參考，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領域。
羅德胤系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住建部傳統村落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市?環境?設計》（UED）雜志第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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