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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鐵:用新理念處理好脫貧攻堅的重大關系

[ 作者:王思鐵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7-25 錄入:王惠敏 ]

原標題:用五大理念引領農村脫貧攻堅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這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影響將十分深遠。我國扶貧開發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期扶貧開發的重要戰略思想,為我們提供了方法論,明確了路線圖。深刻理解、全面把握、精準踐行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戰略思想,深入推進脫貧攻堅,應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處理好一些涉及脫貧攻堅的諸多重大關系。

一、以創新理念處理好五對關系

創新發展是“十三五”時期經濟結構實現戰略性調整的關鍵驅動因素,是實現“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下全面發展的根本支撐和關鍵動力。用創新理念引導脫貧攻堅,要用心處理好以下五對關系。

(一)脫貧與致富。脫貧與致富,是既有聯系更有區別的兩個不同概念。目前,脫貧指的是消除絕對貧困,是生存問題、公平問題,是政府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職責。脫貧必須采取特惠性政策做到應保盡保、應扶盡扶,必須全面兜底、精準扶貧,確保生存權;必須微觀,精準到戶到人;脫貧的責任主體應是以縣為單位的“塊塊”。致富是發展問題、效率問題;是市場規律、能力角逐的結果 用普惠性制度公平競爭,政府只能創造軟硬環境,提供發展條件,不可全部包攬;致富只可宏觀,針對大環境,搭建好有利致富的市場平臺;致富的責任主體應是從上到下各涉農部門的“條條”及社會各方力量。

(二)個體與集體。扶貧開發應既重瞄準個體,也重扶持合作。不合作難以抵御來自自然、政策、市場等的風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生產經營方式經歷了“合—分—合”的變遷,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必須實現從“組織農民”向“農民組織”的飛躍,讓農民由“被動參與”變為“主動合作”,成為合作組織的真正主人、主導和主力。1898年光緒曾發上諭“各州府縣力推農會”,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仍需要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努力。盡管至2014年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發展到128.88萬家,但貧困地區還是存在數量太少且體量太小的問題,依然需要下大功夫解決。

(三)死錢與活錢。加強貧困地區基礎設施投資是必須的,但要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還應推進政策性金融批量注入貧困地區,并大力發展互助合作式民間金融,把小錢變大錢,把死錢變活錢,讓農民在世界貨幣戰爭的“正規戰”中學會“游擊戰”,讓全國農村不再成為貨幣戰爭的盲區。在金融成為經濟的重要主導時代,中國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的農村沒有較大規模的“活錢”注入,財富的增長就不可能有大的起色。鼓勵和引導商業性、政策性、開發性、合作性等各類金融機構加大對扶貧開發的金融支持。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向金融機構提供長期、低成本的資金,用于支持扶貧開發。

(四)決心與匠心。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超常規的力度,眾志成城實現脫貧攻堅目標,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民族、一個貧困群眾。有決心也要有好的方式方法,要設定時間表,實現有序退出,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癥;脫貧摘帽要堅持成熟一個摘一個,既防止不思進取、等靠要,又防止揠苗助長、圖虛名。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加大資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實干,提高扶貧質量。

(五)傳承與創新。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既要堅持多年來積累的行之有效的經驗,更要堅持與時俱進創新扶貧開發方式。比如經驗傳承方面,要堅持政府主導、部門主抓、行業主幫、社會主動、群眾主體“五位一體”,綜合治貧。在政府主導上,要堅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兩個“重中之重”,加強組織領導;在部門主抓上,扶貧部門既要發揮好政府直屬局功能職責更要發揮領導小組辦公室統籌協調作用;在群眾主體上,發揮好決策主體、資產主體、受益主體的作用。在方式創新方面,特別需要圍繞“幾個精準”和“幾個一批”,探索精準施策方式方法,健全精準扶貧工作機制。

二、以協調推進處理好五對關系

協調發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全面”的重要保證,是提升發展整體效能、推進事業全面進步的有力保障。用協調理念引導脫貧攻堅,要用心處理好以下五對關系。

(一)近期與遠期。貧困是一個相對概念,是一種動態現象,既要打攻堅戰,還要打持久戰。中央明確提出,通過五年攻堅,到2020年實現“兩不愁三保障”,實現確保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確保貧困縣全部摘帽、確保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三個確保”,這是基于現行標準的確保。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扶貧標準會有所調整,每調一次就會有新的貧困人口出現,所以,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對貧困、相對落后、相對差距將長期存在。”決不能把扶貧開發當成一沖鋒就能徹底解決的短期行為,應充分認識到這是一個國家永恒的課題。

(二)扶貧與扶智。物質扶貧與精神扶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有時無從分出個先后。如果一定要分先后,按照恩格斯的說法,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戰國·荀況《荀子·榮辱》則說:“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大意是:饑餓了就想吃飯,寒冷了就想溫暖,疲勞了就想休息,愛好利益而厭惡禍害,這是人生下來就具有的本性。但是,口袋裝滿了,腦袋空著,口袋照樣會癟下去。所以,扶貧要扶志,要思想脫貧;扶貧必扶智,要大力開展教育扶貧,決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三)對上與對下。毛澤東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習近平總書記說:“各級干部也不能眼睛總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對上負責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將上級的要求與下面的實際結合,求真務實地做好扶貧工作。對下負責就是要瞄準貧困戶、貧困村、貧困區域的實際需求去雪中送炭。扶貧開發的對象是貧困群體,我們黨的宗旨就是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始終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因此,只有對下負責才是最好的對上負責,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能對下負責,就是對上失職。

(四)人口與區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發展是甩掉貧困帽子的總辦法。”還說“抓扶貧開發,既要整體聯動、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點、加強對特困村和特困戶的幫扶。”貧困問題,歸根結蒂是一個經濟問題,最終緩解或消除,還是要靠農村變城鎮、農業變工業、農民變市民的“三變”,最終也才能由貧窮轉變為富裕。精準扶貧本身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人口的精準、一個是區域的精準。扶人口,要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扶什么”的問題,這就是幾個精準、幾個一批。扶區域,在當前就是扶貧困村,當然還有個扶貧重點縣、片區縣的問題。

(五)主導與主體。我們的宗旨是全心合意為人民服務。脫貧攻堅是各級黨委、政府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責任。要充分發揮各級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嚴格執行脫貧攻堅黨政一把手負責制,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要強化政府責任,引領市場、社會協同發力,鼓勵先富幫后富,構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互為補充的大扶貧格局。但是,也必須看到,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要重視發揮廣大基層干部群眾的首創精神,讓他們的心熱起來、行動起來,靠辛勤勞動改變貧困落后面貌。

三、以綠色引領處理好五對關系

綠色發展是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是通往人與自然和諧境界的必由之路。用綠色理念引導脫貧攻堅,要用心處理好以下五對關系。

(一)溫飽與環保。在“溫飽”已基本不成問題,“環保”卻成了問題的今天,必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金山銀山“兩座山”的思想,正確處理好二者關系,決不能讓“環保”成為“溫飽”之后的“瘟疫”。就現實來說,目前“溫飽”問題容易解決,但“瘟疫”問題解決起來就比較難。雖然如此,辦法還是有的,譬如招商引資,如果引進來的項目會影響水綠山青,即使是金山銀山也應拒之門外。政府要嚴格落實責任終身追究制,避免“公地悲劇”成“公共悲劇”;應拿出真金白銀,盡快補齊環保設施和監管能力欠缺的短板;還應借鑒國際“碳交易”做法,要求發達地區給生態保護地區合理補償。

(二)利用與保護。貧困地區擺脫貧困走向富裕,離不開當地資源的開發利用。地下挖煤、開山采礦是實現脫貧致富的有效方式,但大開發并非只是簡單的挖掘地上地下資源,它既可以是人力資源的開發也可以是新興產業的開發,既可以是傳統技藝的繼承也可以是“無中生有”的再造。當務之急,應從開山挖地的開挖轉向無形資源的開發。就農民而言,比較于第一次創業是發展鄉鎮企業,第二次創業是進城打工,第三次創業則是鄉村旅游,因此,應從注重物的改造轉向人的改造,通過“人”的發展,解決“口”的問題。杜甫當年感嘆“國破山河在”,我們今天決不能讓“國在山河破”。

(三)現代與下代。不管區域還是個體的“貧”,既有歷史、政治、社會及自身條件等方面的因素,也與該地區自然環境差密切相關,生態環境差是造成貧困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開發式扶貧的含義之一,就是開發當地資源,進而擺脫貧困。我們今天的脫貧攻堅、消除絕對貧困,是當代人的事。當代人為自身的脫貧,要克服“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意識,樹立起從粗放扶貧時的“吃子孫飯”到精準扶貧時的“給子孫飯吃”的觀念,自覺提高精準扶貧“綠色”含量,把發展綠色經濟作為推進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抓手,這既是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的重要舉措,也是推動精準脫貧的需要。

(四)就業與移民。我們現在看貧困地區,總體說生態環境還是好于農村改革之前。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得益于農民外出務工,進而引發的自愿移民搬遷。所以,拓展農民進城務工,也是貫徹綠色發展的需要。“十三五”期間,全國計劃易地移民搬遷1000萬,其中四川116萬人。把生態移民搬遷與推進新型城鎮化、工業化結合起來,將居住在自然保護區、生態脆弱區、自然環境條件惡劣、基本不具備人類生存條件的地區的人口,搬遷到條件比較好的地方定居并重建家園,既是落實中央提出的綠色理念的具體措施,也是實現精準脫貧的重要途徑。

(五)受益與補償。一般來說,現在的貧困地區都是重要的生態環境保護區。保護這些地區的生態環境,受益的不僅是當地更是發達地區,所以,實施生態保護補償是一個重要方面。這是調動各方積極性、保護好生態環境的重要手段和內容。應按照國家有關“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要求,堅持“誰受益、誰補償”等原則,到“十三五”末,實現森林、草原、濕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點領域和禁止開發區域、重點生態功能區等重要區域生態保護補償全覆蓋,多元化補償機制初步建立,基本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體系,促進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四、以開放互動處理好五對關系

開放發展是中國基于改革開放成功經驗的歷史總結,也是拓展經濟發展空間、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的必然要求。用開放理念引導脫貧攻堅,要用心處理好以下五對關系。

(一)職能部門與涉農部門。改革開放來,我國農村扶貧經歷了3個不同階段。1986年以前是通過中央5個“1號文件”推行普惠式扶貧;1986年開始,縣以上政府成立了專門扶貧開發工作機構,進入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扶貧時期;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各涉農部門已由過去的“扶貧配合”變為“扶貧主體”,每年投入的資金比專項扶貧資金要大得多。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僅占分散于扶貧部門之外的其他部門中央財政綜合資金的11%左右。實施精準扶貧以來,各涉農部門均按照幾個一批的要求,實行“誰的孩子誰抱走”,開始以縣為單位整合涉農資金用于集中脫貧攻堅。

(二)政府部門與社會組織。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各級政府部門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層層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但是,政府決不能在攻堅戰中大包大攬,單打獨斗,應全面發動社會廣泛參與,可以進行榮譽激勵,可以花錢購買服務,也可以引進第三方等措施,讓一切愿意投身扶貧事業的個人、企業和社會組織能為、可為,讓各級政府部門和社會各類組織盡顯其能、相互配合、協力攻堅。

(三)財政投入與社會投入。扶貧需要政府主導,也需要社會主動。主導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財政資金的投入;主動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在于資金的投入。扶貧需要巨大的財力支持,但是,僅靠政府財政投入還遠遠不夠,應充分發動社會廣泛募集資金。我們通常說的社會扶貧,包括黨政機關定點扶貧、東西協作扶貧、社會各界扶貧三個方面。從目前情況看,前兩個方面的作用發揮得還是比較好的。但是,社會各界這一塊還有較大潛力可以挖掘。應構建一套完備的體制機制,引導更多的有識之士主動反哺窮人,把“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美德轉換為實實在在的扶貧行動。

(四)國內扶貧與國際合作。就國內扶貧來說,我們要立足于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打贏脫貧攻堅戰。但也要加強扶貧領域國際合作。過去,我們的合作由于國力弱主要是“引進來”,就是引進資金、項目和先進理念。譬如世行第一至五期項目等。現在的合作,因為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主要是“走出去”。就是通過對外援助、項目合作、技術擴散、智庫交流等多種形式,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和國際機構在減貧領域的交流合作;履行減貧國際責任,積極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全球減貧事業作出更大貢獻。當然,也要積極借鑒國際先進減貧理念與經驗。

(五)開發扶貧與開放扶貧。打贏脫貧攻堅戰,必須堅持開發式扶貧,但同時也必須堅持開放式扶貧。貧困問題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同時也反映于環境、文化、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政策等諸多層面。在這樣的背景下,實施開放戰略支持扶貧開發與發展模式創新,使得扶貧開發的主要工作模式正在從過往的政府完全主導的工作模式,向政府、社會組織、企業、社區、貧困群體多元主體參與的模式轉變,集聚更多社會力量參與脫貧攻堅。總之,開放式扶貧是減貧的重要理念,開放扶貧和開發扶貧是彼此融合,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缺一不可的。這一點,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五、以共享成果處理好五對關系

共享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也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必然選擇。用共享理念引導脫貧攻堅,要用心處理好以下五對關系。

(一)補齊短板與全面小康。這個關系,本質就是脫貧和共享的關系。脫貧和共享,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具體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永續執政的價值追求,是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短板的必然要求。重點就全面小康來說,覆蓋的領域要全面,覆蓋的人口要全面,覆蓋的區域要全面。脫貧攻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也是“十三五”時期最艱巨的任務。補齊這個“短板”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全力補好、補齊貧困地區發展滯后這塊“短板”,二是要全力補好、補齊貧困居民生產、生活條件落后這塊“短板”。二者不可偏廢,缺一不可。

(二)傳統窮人與現代窮人。如果我們把留在農村的貧困居民稱之為傳統窮人,相對而言,進城的農民工中的貧困者則是現代窮人。對解決基本生存而言,傳統窮人可以自食其力,譬如食物可以自己種采,煮飯可以自己撿柴,喝水可以自己挖井,走路可以多花時間步行,信息采集可以口口相傳。同樣的問題,現代窮人則必須支付必要的生活成本,食物必須出錢購買,煮飯只能買煤買電,喝水只能買自來水或礦泉水,走路必須花錢乘車,信息采集要花錢買電視機或收音機或耗費手機流量或買報刊。因此,必須在扶持傳統窮人的同時,為現代窮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特別是其中的高齡農民工,讓他們也按時脫貧。

(三)精準扶貧與粗放造貧。精準扶貧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期扶貧開發重要戰略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之一。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必須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5000多萬人口的脫貧,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但是,要看到現實中,有這么一種現象,就是精準施策不夠,甚至個別地方還出現了粗放扶貧而導致的“造貧”。譬如人民日報《“越脫越貧”呼喚精準扶貧》一文披露的,江西遂川縣大垅村曾令村民們興奮不已的扶貧項目,最終該村背負了100余萬元債務,成為“越脫越貧”的村子。總之,要珍惜民力,體恤民情,決不能使貧困農民自籌部分超越自身承受能力而更為貧困。

(四)功利扶貧與良心扶貧。功利扶貧的最大特點就是以貧困群眾為中心的扶貧思想極不牢靠,唯書唯上不唯實,急功近利,政績沖動,對上“忽悠”對下敷衍;精準扶貧不入腦,熱衷造“花瓶”、建“盆景”;花力氣搞出的亮點,成了不接地氣、不能示范、不可復制的“展板”。習近平總書記在《用權講官德交往有原則》一文中,提到領導干部要仔細算好“三筆賬”:利益賬、法紀賬、良心賬。良心是一個包括理性、情感、意志、信念等種種道德意識成分的整體。良心和道德是緊密相聯的,講道德首先要講良心,對黨和人民的忠誠,這是扶貧人良心的重要內涵。良心扶貧是扶貧人必須堅守的底線。

(五)特惠制度與普惠制度。專項扶貧是國家對貧困地區、貧困群眾的一種特惠的制度性安排,這是只有他們才能享受得到的。也就是說,專項扶貧資金以及由此而生的項目等,是財政二次分配給貧困居民的“特惠”,體現的是公平、共享的理念。因此,必須堅持精準扶貧方略,將其用到貧困居民的頭上,增強他們的獲得感,幫助他們盡快擺脫貧困。其他的涉農、惠農、強農資金以及由此而生的項目等,是一種普惠的制度性安排,這是農村里大家都能享受得到的。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不能因為貧困居民享有了扶貧的特惠,而剝奪或降低他們本應享有的普惠的權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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