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來，國家對農業產業化給予了高度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九個五年計劃綱要》中，首次將“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納入國家發展計劃，并鼓勵土地使用權依法轉讓，逐步推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1998年，國家正式確認了農業產業化經營這種經營形式，并把培育龍頭企業作為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關鍵，要求各地和各部門加大支持力度。此后，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支持和優惠政策扶持龍頭企業發展，涵蓋財政、稅收、金融等各個方面，促進了資金、技術、土地、原料資源等生產要素向龍頭企業的快速集中。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明確提出，采取財政、稅收、信貸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扶持一批重點龍頭企業加快發展。“扶持產業化就是扶持農業，扶持龍頭企業就是扶持農民”，已經成為政府推動農業產業化的口號。農業產業化的過程，也正是資本大規模地向農業領域進軍的過程。
1、資本下鄉的制度性根源及資本積累的動力
資本下鄉如今已被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從農業發展本身來講，生產力的發展已與當下的生產關系之間出現了張力，農業有規模經營的需要。農藥、化肥的普及以及農業機械化的推廣，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大大提高了個體勞動生產率。按照當下的生產力水平，一個農民也許可以耕種2、30畝地，而如今“人均1畝3分，戶均不足10畝”的生產關系安排顯然已經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出現了不適應，規模經營已是呼之欲出。然而，今天的農業規模經營卻被逼著走上了資本化的經營道路，這種狀況的出現本身有其制度性的根源。
在集體時期，我們原本可以通過另一條制度化的路徑解決這對矛盾。人民公社制度下，集體內部有從農業中提取積累的機制，在積累到一定階段以后，便可置辦在地化的加工企業。如此，因生產力進步而解放出來的剩余勞動力可以通過本地工業吸納，同時將農業增殖收益留在農村，促使農村公共設施建設以及公共服務的發展。在這種模式下，一部分村民務農，一部分村民務工，在農業發展規模經營的同時也可以解決剩余勞動力問題，并促進農村工業化的發展。然而，分田到戶的實踐以及改革開放的話語，將這條農業規模經營之路徹底阻斷；在現有的家庭經營結構下，想要發展規模經營，就不得不被逼著向資本化道路上走。有人寄望于合作社，設想通過發展合作社來實現規模經營，這種希望在當下若非落空，便即扭曲：在農民分化之勢日益明顯的情況下，合作社被資本或者大戶主導幾乎是必然的，諸多“假合作社”案例已屢次對此證明。
值得提出的是，以農業產業化為表象的農業資本化過程并不是從政府推動土地流轉時方才開始，而在分田到戶的實踐以及80年代初生活資料、生產資料的商品化進程中已然肇端。資本有自身的邏輯和動力，若將資本下鄉純粹看做是政府推動的行為，則資本本身的動力被忽視了。以湘南一家涉足水稻種植的企業A為例，該企業原本以農資生產、經銷為主業，然而在越來越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下，A企業開始延長其產業鏈，從湘南幾個縣城流轉了幾萬畝土地從事水稻種植。因為掌控了土地，其農資銷售至少在其名下的土地上不會面臨競爭。而即便農業種植環節本身不盈利，企業也一樣能生存下去，其資本積累主要在農業上游或下游環節實現。這樣類似的企業在全國已不少見，湖北省大力推崇的“春暉模式”，也是類似的經營方式。略有差異的是春暉集團是以水稻加工為主的企業，其產業鏈是從農業下游環節向種植環節延展，而上述企業A則是由農業生產的上游環節向種植領域延伸。無論如何，資本積累的需要是這種經營方式不斷出現的根本原因，而政府對土地流轉的推動只是恰好成為資本擴張過程中的助力。因此，盡管政府的補貼和扶持也成為資本積累的一個特殊部分，但若將資本下鄉只看做政府邏輯或政績邏輯，則會對資本本身的經濟力量運作機制視而不見。
2、被改造和重新整合的“家庭農業”
資本下鄉并不一定意味著對“家庭農業”的徹底消滅，“家庭農業”的形式會被資本保留下來，以一種利于資本積累的方式。
盡管如上文所述，在資本下鄉的產業鏈中，資本積累主要在農業的上游或下游環節完成，但農業種植本身卻是維系整個產業鏈的重要環節。這一環節可以不盈利，甚至可以容許少量虧損，但卻一定要保持穩定，或者以盡量低的成本運行，否則整個產業鏈無法維系，資本積累也無法實現。資本在農業種植環節通常有兩種方式經營，一種是建立在雇傭勞動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大農場經營，另一種是所謂“公司+農戶”的縱向一體化模式。仍以上文所提及的企業A為例，其發展模式恰恰經歷了從“雇工大農場”的橫向一體化模式向“公司+家庭農場”的縱向一體化模式的轉型。橫向一體化的策略在今天有諸多不適應，尤其在南方丘陵地區，因無法實現全程機械化，故而在種植中不可避免地需要雇工，尤其在插秧環節，并因此產生的大量監督成本。
在最初的橫向一體化嘗試失敗以后，企業A逐漸轉向縱向一體化方式，通過控制農業生產的外部條件，對家庭農業進行整合。一方面，企業A通過與希望擴大種植規模的農戶（稱為“代管戶”，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以后更名為“家庭農場”）簽訂土地代管協議，土地在公司名下，由代管戶支付流轉費并耕種，農資也作為“套餐”提供給代管戶，接受農資套餐是與公司簽訂土地代管協議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企業A依靠政府補貼投資建立了全縣唯一的大型烘干中心，代管戶在收割后需將稻谷直接運到烘干中心烘干及當場結算。如此，代管戶盡管還保留了“家庭農業”的外殼，也并沒有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土地、農資都由他們支付并使用，卻在整個種植環節中受到資本的控制，且為了減少曬谷時遇雨的風險而不得不將稻谷賣給公司。這樣的“家庭經營”看似“獨立”，卻已與契約化的勞動力無本質差異。
家庭農業被整合，不僅僅是因為家庭經營本身的效率，還因為它在地方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人們對家庭農業效率的理解，往往認為是因為家庭成員的自我剝削，或不計成本的勞動投入。這種論述有一定的解釋力，但這只是故事的一個方面。這種理解仍是將“家庭經營”想象成“真空”中的家庭，認為但凡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一定是有效率的。然而，當資本作為外力介入農業生產時，這個問題變得更復雜、更值得琢磨。離開了地方社區的“家庭經營”是否還能保證效率，是值得考證的命題。A企業因近幾年來土地規模擴張速度極快，以致于代管戶極度短缺，在很多情況下不得不從外鄉鎮調代管戶去種植。而從A企業幾年來的經驗來看，外來代管戶往往是經營效率低而流動率最高的，相對而言，在本地發掘的代管戶則往往能在種植環節有贏利因而保持相對的穩定。村莊社會不同于工業廠區，在長期的共同生活和人情往來中，村莊已歷史性地形成了村莊社會關系網、村莊價值和規范。陷入到地方社會關系的資本，想要無視或繞開地方社會結構，無異于自欺欺人。熟人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內外有別”，當外來代管戶進入到熟人社會中時，被排斥、被歧視是必然的，無論是在灌溉用水方面還是在雇工管理方面。而本地代管戶的優勢在于，長期的共同生活使他們可以將雇傭關系化解到人情關系中，并巧妙利用村莊社會的面子競爭來實現勞動監督（如同時雇傭幾個插秧隊分片勞動，插秧隊之間會在速度、質量上相互競爭，從而免去了雇主對他們的監督），以內部人、“自己人”的身份去利用村莊公共品而不會被刁難（而外來代管戶要用水塘的水灌溉不僅必須向小組交錢，還可能面臨被人把水截走的風險）。因此，我們應當對“家庭經營”的效率進行重新闡釋和理解，從村莊社區抽離出來的“家庭經營”并不一定就會有效率，即便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家庭勞動力。
農業生產從來不是單純的經濟再生產，而更是村莊社會關系、社會價值的再生產。因此，在地化的家庭經營是嵌入在地方社會關系中的，其經營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這種嵌入性。這一點往往被人們忽視，因為農業生產在資本下鄉之前，本身就是在地化的生產。資本下鄉的外力介入，恰恰使得農業生產的嵌入性被凸顯出來。而應當特別強調的是，陷入地方社會結構中的資本在經歷了挫折之后，迅速調整策略，并通過最大限度地整合本地代管戶的方式，將商品關系化解到村莊社會關系中，從而最低成本地實現資本積累。
3、資本下鄉與農村分化
承上文所言，“家庭經營”的形式是被保留了下來，甚至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率地運轉；而這是否表示資本下鄉導致了企業與農民的雙贏呢？資本下鄉對村莊結構究竟形成什么樣的影響？
事實上，在這種縱向一體化的模式下，公司已從種植環節退出，而完全由代管戶管理，因此資本無需承擔種植環節的風險。而由于生產的外部條件，從土地、農資到銷售市場都被資本控制，代管戶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企業，所謂“雙贏”不過是資本為了確保產業鏈的完整而讓被整合的農戶分得一杯羹而已，能分得多少完全取決于資本，而農戶無置喙之地。
更進一步說，資本下鄉本身加劇了村莊的兩極分化。被整合的這部分代管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原來的“中農”演變而來，這些人因為有長期的耕作經驗，在村莊也有相當的社會關系基礎，是最合適的代管戶人選。所謂“中農”，是在村莊內部自然生長出來，在人情關系基礎上通過低價或免費流轉土地發展而來，其人情關系的邊界就決定了土地流轉規模的邊界。在今天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中農事實上也就是“去過密化”的小農，而因其集中了一定規模的土地，能夠在村莊獲得一份體面的生活。然而，資本下鄉的一個直接影響就是抬高地價，從而打破中農存在的基礎。一小部分中農或許有可能通過與大資本合作，被整合進資本積累的鏈條，有可能進一步發展成資本主義式家庭農場；而大部分中農卻會被排擠出去。即便“公司+農戶”能實現二者之間的雙贏，也只是一小部分農戶從中獲益，而大部分農戶失去了發展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下鄉使農民分化加劇。
當然，村莊社會的分化并不是在資本下鄉之后才開始，80年代以來的商品化本身已在推動著農民分化。在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商品化的過程中，農村勞動力市場、土地流轉市場已在形成，農業機械化的推廣更推進了農業資本化的發展，農業從傳統的以維生為基礎的種植模式逐漸轉向以利潤為導向的種植方式。在這個過程中，以簡單商品生產為主的傳統“小農”越來越被拋出農業生產；中農內部也開始出現分化，一小部分善于經營者逐漸擴大規模并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式家庭農場，更多人則被排擠出去。而資本下鄉正好加速了中農分化的進程，改變著村莊既有的結構。
4、小結
有人認為，資本下鄉進入到種植環節是競爭不過農戶家庭經營的。這種說法需要謹慎之處在于，資本是否需要和農戶競爭？資本究竟從何處實現積累？更進一步，農業資本主義是否一定意味著農戶家庭經營形態的徹底消滅？事實是，農業的資本化可能有多種不同形態，這是因為資本面對的是不同的地方社會經濟結構。于資本而言，如何以最低成本實現最大化的積累是最重要的，因此若能通過改造地方社會結構，重塑家庭經營形態而實現擴大再生產，資本并不一定致力于徹底排擠出家庭經營的形態，反而可能改造、利用它。
我們應當節制資本，尤其應當警惕如今農業資本化的發展。國家對農業產業化的鼓勵和扶持，恰好與資本擴張的動力相一致，成為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助力。資本通過對地方農戶的整合，使商品關系社會化，以最低成本維系農業種植環節的穩定性，從而使得資本積累在農業上、下游環節得以實現。然而，盡管家庭農業的形式被保留，其實質卻已發生根本的改變：生產的外部條件被控制，這些農戶也僅僅只有表面上的“獨立性”。更糟糕的是，資本下鄉勢必排斥勞動力，并因此加劇村莊內部的分化，使村莊內生的中農失去存在基礎，改變村莊既有結構。若放任資本自由發展，將對村莊造成毀滅性的后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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