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在的城市化率，即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大體比世界平均水平略高一點，世界水平是50％，中國是52％～53％。拿中國自己的情況看，已經取得很大進步。1978年，我國城鎮化率只有18％，所以這幾十年的進步很明顯。
但也要看到，我國城鎮化率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間仍然不相適應。在中國GDP的結構中，現在農業只占10％，可是戶籍還在農村的人口，要占到總人口的65％。想想看，如果65％的人口只占總國民收入的10％，只創造10％的產出，那國民經濟的失衡將非常嚴重。
幸虧人口和勞力已經可以流動，所以戶籍在農村但常年（6個月以上）在城鎮謀生的人口要占到總人口的47％～48％。不過，常住在農村的人口還是超過50％。也幸虧今天常住農村人，其實并不全部以農業為生，而是通勤模式，白天去附近城鎮工作，晚上回村里住。譬如常住上海郊區的很多人，其實是每天或每周到昆山、蘇州、上海市區上班。不過除了這部分在城鎮工作卻居住在農村的人，常住農村又主要以農業為生的人口，仍然有20％～30％。
這樣來看城鄉收入，就理解為什么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還要高出兩倍以上。問題在結構，源自占20％以上的人口只提供10％的產出。講到底，還是以農為生的勞力偏多。另外，常住農村卻從事工業、商業、服務業，并不是很經濟的配置，因為這些經濟活動不同于農業，非靠近農地、非散居不可。工商服務業，可以也應該在空間上集聚，匯攏需求，刺激分工。
相差兩倍以上的城鄉居民收入差，也是城市化持續推進的動力。人往高處走，總要向著可能獲得較高收入的地方移動。從趨勢看，通過重新配置人口勞力在城鄉的布局，可以持續釋放我國經濟的潛能。這是一個對基本趨勢的判斷。
簡單回顧這個趨勢的由來，不難看到改革是決定性的。1978年僅僅有18％的城市化率，甚至比1959年還低。我們這代人經歷的上山下鄉，其實是從城市向農村反向轉移勞力。知青上山下鄉當然受到不同程度的鍛煉，特別是體驗到中國農民的實際生活。
但對發展國民經濟來說，恐怕沒有多大好處，因為那等于是把人口從高生產率部門移向低生產率部門，人均收入的增長因此而被拖累。改革打開了城鄉之門。過去農家孩子除了考上大學和當兵，是沒機會進城的。當兵也必須當上軍官，否則農村來的戰士還得回農村去。改革首先允許農村人口進城鎮。
其次，勞力在城市之間也可以流動。闖深圳、闖海南，包括“北漂”，不少人來自其他城市。糧食過去靠配額，所以最早允許農民進城，在1983年中央“1號文件”里專門寫上一句，“要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鎮務工經商＂。這個限制后來通過糧食和農副產品的市場化解開了。
再就是住宅，允許出租，很多地方還可以買賣。這就幫助農村流動人口進城先有地方立腳，再慢慢融入城市。這些都是改革給國民創造的機會，基本邏輯是用法律保障公民尋找更高收入機會的自由。
經驗證明，只要增加了經濟自由，城市化進展就加快。因為城市集聚帶來較高的收入，會吸引更多人向城鎮移動與集聚。現在每年春運幾十億人次上路，應該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紀錄。問題是，老是這么流動下去嗎？一到春節，北京、上海和大城市就空了，小城鎮鄉村就熱鬧起來。過了正月十五，再來一個大換位。我們中國人是不是一直就這么過下去？看起來不會的。人口流動里已經出現了集聚現象，好像水流過后，沙石會沉淀下來。那我們就有興趣關注，流動中的人有多少會“沉淀”下來，他們更有可能會沉淀到哪里去？
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11年中國近79％的流動人口到東部地區，其中80％在大中城市，44.1％在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城市和四大直轄市。看10年間的變動數據，北京、上海、天津常住人口増長了37％～40％，而同期全國平均常住城鎮人口的増長只有5.8％。這說明大城市更具有“招人”的吸引力。全中國一起算，65％的流動人口被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吸收，29％被5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吸收。同時，數以千計的縣、縣級市或地級市，常住人口絕對減少，人口凈流出。流到哪里去了？到另外一些城鎮去了。
上述流動人口的變動趨勢，該如何理解？我認為最簡明的動力機制就是收入差。為什么大城市“招人”？講到底，還是去大城市能掙到較高的收入。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三倍左右，但如果拿大都市與落后省區的農村相比，收入差更大。警如上海與貴州比，上海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貴州農村居民收入的8.8倍。差那么多，還不來？過去不讓來，開放后太老的想來也來不了，但農村年輕人可以來啊。上海生活指數高，貴州農村生活指數低，但即便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農村勞力進入大城市的凈收入水平，還是大大提高。沒有這一條，招呼人家背井離鄉來城市，怕是做不到的。
大城市收入為什么高？第一原因是人口集聚、需求匯攏帶來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大家看城市分工細，農村分工粗。你到了村里一般看不到有人賣早點，農村人不吃早飯嗎？不是，但要自家做，因為村莊規模小，分工分不出一個早餐業來一一只有那么幾個人買早點，誰賣誰賠本。到了城市，早點就是大產業。是人口集聚細化分工，而分工細化是生產率提升之源。這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就講明白了的道理，到今天，在我們這里也管用。
城鄉收入之差，本質上就是生產率之差。在此之上，還要加上資源再分配格局，進一步拉開城鄉距離。人們議論很多的幾件事，好學校、好醫院、好的文化設施等，哪里多？大城市多。這里當然有分配方面的城市偏向。不過也要容我講一句，全國最好的醫生放在哪里比較合適？放在偏遠鄉村，還是北京上海？不怕挨板磚，我認為還是放在北京、上海比較合適。理由是那里交通便利，全國醫患者有需要到那里找，比較方便。放在偏遠農村，全國患者都受損。當然好醫生多多為善，真多得不得了的時候，城鄉配置無差異當然很理想。
不過，理想是理想，現實是現實。在城鄉收入差還顯著存在的情況下，允許人們對一時揮之不去的收入差做出積極反應，還是一條收縮城鄉收入差的可取路徑。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允許收入較低的農村勞力，到收入較高的城市務工經商，并逐步融入城市，也成為城里人。如此假以時日，農村減少人口分母，城市増加收入分子，漸行漸近消除過于夸張的城鄉收入差，是城鄉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問題是，雖然改革開放已經幾十年，但妨礙人口、勞力、資源在城鄉之間按經濟規律流動的摩擦系數還是太高。最大的問題，是城鄉居民的財產權利，尚沒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家知道，城市居民擁有的房屋是可以轉手買賣的，于是城市居民或多或少擁有分享城市用地増值的機會。城市居民的房屋可以用于抵押，便于得到金融服務。但是農村居民的房屋、土地既不能合法流轉，也不能普遍獲得抵押。中央政策早就說要増加城鄉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但是農村居民財產換手的法律障礙未除，財產性收入又從何談起？
城鄉間收入差距還有一個來源，就是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過大。不少城市居民與生俱來可以享受的公共服務，農村居民一輩子望塵莫及。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解決問題。但久拖不決，高速增長幾十年還不把這個題目提上日程，轉向主要靠內需的增長就是一句空話?，F在也有變化的苗頭，一方面部分農村居民移入城市，享受城里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那些人口大量外移的村子，經合理的集中居住，盡力擴大農村社區的集聚規模，也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務水平。不過更根本的是還需要統籌城鄉的財稅體制改革，否則所謂“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是無米之炊。
總之，在城市化這個大題目里，必定包含進一步改革的諸多內容。從我自己接觸過的研究來看，以下三大領域的深化改革無可回避。
第一是土地制度。現狀是三個圈：第一圈是農業用地，過去集體所有、集體耕種，包產到戶以后明確了家庭經營承包權，從政策到法律都有了比較完整的一套，余留一個“小尾巴＂，就是要不要隨農家人口變動而調整農地承包的數量？悖論在于，如果隨人口變化調土地，“長期不變、長久不變”就沒有真正落地。不隨人口變化調地不少人覺得不公平。解決方向是以確權保障承包關系長久不變，加大農地流轉，終結把人口作為再分配土地籌碼的過時體制。讓市場準則和市場機制在農地獲得、使用、經營等方面起決定性作用。
第二圈是城市用地，原來是無償劃撥，現在已經改為市場競價的新體制。但要繼續解決行政壟斷獨家供地所帶來的一系列新問題。方向是讓市場機制在更大范圍內發揮作用，特別是如何形成跨行政區的城鄉統一土地市場。其中，城市土地使用權轉讓的年期設計，要與將推行的房產稅制度相匹配。城市用地的二手市場，伴隨都市更新的進展要加快發育。
第三圈問題最大，就是原來城市很小，城郊、城外都是農村土地，但隨著城市擴大，這部分本來屬于農村農民的土地，究竟通過什么體制納入城市用地的范疇？現狀是一律用征地制度。本來憲法里限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用農村土地”，但實際情況是大量商業用途的土地也靠征地辦法解決。
在這方面發生大量沖突和群體事件，而征地的社會成本也水漲船高，難以維系。下一步改革，還是要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部署，逐步收縮征地范圍，逐步允許農村建設用地進入市場。
第二是城鄉公共服務。原則上沒有人反對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因為要反對也說不出口，城里人、鄉下人這樣的二元體制，總該在這代人手里結束。但是真正要改，牽扯的既得利益又委實不小。
光是開啟異地高考，沖突就很大。因為歷史原因，優質教育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小地方和農村人的機會空間就很小，想考北京、上海的好學校難度很大。當年我是從黑龍江省考到北京來的，來后才發現北京考生的錄取分數比外地的低。那怎么有平等可言？
另外義務教育，財政負擔是地方化的，安徽管安徽的孩子上學，貴州管貴州的。地方財力強弱有別，義務教育的水準差別也不小。所有這些問題怎么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加以解決？把各地城鄉之間差別很大的公共服務，調成一個大體相當、可接受的一體化服務體系，事關全體國民對國家的一致認同，因而是一場重大的現代化革命。
第三要改革城市管理體制。傳統上中國擁有管理農業文明版圖的長期經驗，歷史上的城市主要是行政網絡的節點。到了現代，因工業商業而起的城市越來越多，但城市管理體制依然是高度行政化的，或者說由行政主導。
到今天我們城市還講行政級別，究竟是縣級、地級還是省會級或直轄市級，一律由政府審批決定，不完全考慮城市所集聚的能量，更不考慮城市對其他地方的輻射力和影響力。現在很大的一個實際問題，是我國的城市化率剛剛過了50％，接著就出現了一個滿擰的現象：凡是人們樂意進入的城市，大都覺得承載力不堪負擔，要求管控人口流入。
但同時存在為數不少的“空城”甚至“鬼城”，房子蓋了一大堆，基礎設施也挺像樣，就是不“招人”、無人氣！這構成雙重的資源浪費。問題癥結在于，城市所穿的行政外套，與流動的人口和經濟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尋求優化配置，有不小的矛盾。如果要讓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方面起決定作用，那么有必要追問一下，這里是不是也包括城鄉空間資源的配置呢？如果也包括，那么，我們的城市管理體制就要大改。
本文摘自周其仁《突圍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三屆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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