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深化縣制改革，彰顯中華民族偉大的自我創新能力
經常會有人對我講：縣域經濟是個偽命題。如果縣域經濟觀念成立，那么就有省域經濟、市域經濟以及鎮域經濟之類，如此，縣域經濟的概念還有什么意義！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對他們講：只有縣域經濟，沒有什么省域經濟、市域經濟之類。因為每一級地方行政層次有不同的管理職能，縣一級是經濟社會組織發展的核心，省級政府是理解貫徹國家意志，協調中央與地方和省轄內地方之間的利益。秦始皇統一中國，全面貫徹郡縣制，明確“郡以俸君，縣以牧民”的行政原則，“牧民”就是今天我們講的組織管理經濟社會事務。孫中山先生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明確指出：“縣為自治之單位，省立于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孫中山先生強調：“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他們會反駁說：那現在省、市、縣政府不都一樣在組織指揮經濟發展嗎！機構設置也差不多一模一樣，只不過行政級別不同而已，都是上面一級說了算。我只能這樣回答：這說明目前我國行政體制建設還不科學不完善，地方行政層級職能不清，導致機構雷同，行政效率低下。正因為如此，中央才反復強調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縣乃國之本”、“郡縣治，天下安”（句中“郡”非秦時郡縣之郡，而是唐時道、州下的郡，同縣一樣的地方行政建制），這是兩千多年中國大一統國家治理的共識與原則。我贊同楊小凱先生的觀點：沒有后發優勢，只有后發劣勢，制度健全與先進才是國家競爭的根本優勢。要壯大縣域經濟，推動國民經濟科學可持續發展，制度建設是根本促進和保障，尤其縣制！必須強調：制度建設絕不是模仿或復制，但學習與借鑒卻是必須的。回顧歷史，十七世紀時，中國是世界上公認的最強大的國家，當時中國的中央集權皇權宗法體制也是其他國家執政者仰視的。但工業化的歐洲國家只是學習了中國的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并沒有照搬中國的皇權至上制度。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今天讓中國知識界仰視的西方法制文明和民主體制。
中國向來喜歡以“四大發明”自詡，后來有學者指出，科舉制度也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因為科舉制度才催生了西方國家的文官選拔制度。科舉制度應該說中國的“第五大發明”。相對于科舉制度，縣制才是中國的一項更巨大的制度發明。縣制直接影響和促進了歐洲民族國家的地方行政體系建立，并成為世界上近現代國家的基本地方制度。應該是中國的“第六大發明”！但四百多年的變遷，工業文明不斷推動西方國家的制度創新，而作為縣制發源地的中國現在仍持續著原有的縣域官僚治理形態（此處的“官僚”是韋伯論述的官僚政治體制的“官僚”概念。“‘官僚制’這個詞原本并不是一個貶義詞，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個詞還帶有褒揚意味，它代表了一種理想的、高效的組織形式，用以取代傳統的獨裁政權。”“官僚制便是以它的中央集權、令行禁止的特征來表現出其優勢的”。丁煌《西方行政學說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p369）。由于縣制創新的落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出現了斷裂：高度發達與極端落后并存，是謂之曰“二元結構”，已經成為當前國家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必須盡快啟動和深化縣制改革！
凱恩斯先生曾經說過：社會心理決定了人類永久的經濟問題。喀麥隆著名思想家伊彤加·曼格爾勒·丹尼爾有句名言：“文化為體制之母”。
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仍叫中國，沒有加“古”字，而且正昂首步入現代文明。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幾次被異族征服過，但很快就恢復為中華民族的中國！憑的是什么？憑的是中華民族深厚的自我覺醒和自我創新能力！縣制是中國創造的，我們與時俱進的深化縣制改革，完善地方行政管理體制，以至來促進經濟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彰顯的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自我創新能力！
制度改革需要頂層設計，更需要理論指導，但歷史分析和實踐探索更加重要！我們要記著孫中山先生九十多年前的教導：“權之根本，不應當以中央與地方為對象，而當以權之性質為對象，權之宜屬于中央者，屬中央可也，權之宜屬于地方者，屬地方可也”。（孫中山《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同時，也要思考奧地利著名經濟學家伯姆·巴維克（Boshm Bawerk 1851-1914）一百年前說過的話：“在實際的社會政治領域中，由于技術上的理由，歷史－統計方法無疑是比較好的，因此我會不假思索地宣布，在經濟與社會事務上使用純粹的抽象－演繹立法政策，對我以及他人來說，都是令人厭惡的”。（伯姆·巴維克《政治經濟學上歷史方法與演繹方法的對立》（The Historical vs the Deductive Method in Political Economy），《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學會年鑒》（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一期（1980），p267）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思考基辛格博士的這兩句話：“中華文明的一個特點是，它似乎沒有起點。中華文明不是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作為一種永恒的自然現象在歷史上出現”。“在歷史意識中，中國是一個只需復原，而無須創建的既有國家”。（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 《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5，p001）
本書是國家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新時期中國縣制改革與縣域經濟科學發展的適應性研究》（項目編號：11YJAZH108）成果著作。完成這一課題過程中，我總想起費孝通先生《江村經濟》前言中的一段話：“中國越來越迫切地需要這種知識，因為這個國家再也承擔不起因失誤而損耗任何財富和能量。我們的根本目的是明確的，這就是滿足每一個中國人共同的基本需要。大家應該承認這一點。一個站在饑餓邊緣上的村莊對誰都沒有好處”。（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商務印書館，2005，p22-23）
2016-08-29于峻修堂書齋
（作者系嘉應學院縣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客商”研究所所長，經濟學教授。本文系《中國縣制與縣域經濟》一書的前言，該書為國家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新時期中國縣制改革與縣域經濟科學發展的適應性研究》（項目編號：11YJAZH108）成果著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 2016-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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