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2020年實現現有貧困線標準下的7017萬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是當下各級扶貧部門五年內的工作任務和戰略目標。“十三五”規劃提出了要“創新扶貧機制與模式，采取超常規措施”的科學論斷，精準扶貧對政策設計的“未來性”訴求日益顯現。作為對此論斷的回應，扶貧政策應采取內生性政策發展的系統觀點作為指引，兼顧扶貧系統的“存在”特質和“生成”機制，以此突顯政策行動者的主體能動性功效；在政策設計方面，要充分考慮政策的情境性和多樣性，以及相應的容錯機制和競爭/選擇機制的融入；在政策創新方面，“超常思維”應鎖定扶貧主體的主體與客體二元性、貧困性質的主觀性與客觀性、扶貧時限的長與短、扶貧范圍的點與面，以及扶貧理論與救助實踐的實質性結合，進而實現扶貧政策的延伸，保障救助工具的前瞻性和有效性，使扶貧政策不斷地在“漸進精準、動態修偏”的政策進程中得到修正和創生。
關鍵詞：精準扶貧；超常思維；政策行為人；政策系統；創新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省域尺度下基于災害風險影響的貧困動態分析方法及其干預機制研究”（7127304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層管理者戰略性‘意義生成-給賦’行為對組織變革壓力的影響效應與作用機理研究”（71472027）；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農戶行為視角下農業補貼政策減貧績效評價及扶貧政策轉型研究”（14BJY120）
作者簡介：郭勁光，1976年生。東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遼寧省百千萬人才工程“百”層次人才、遼寧省高等學校優秀人才支持計劃獲得者。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2項；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人口科學》等報刊發表論文100余篇。（遼寧 大連，116023）
到2020年實現現有貧困線標準下的7017萬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是當下各級扶貧部門五年內的工作任務和戰略目標。而目標達成的關鍵就在于貧困救助政策的科學化和有效性，這有賴于在地方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對政策進行重新的思考和定位，實現政策的創新并發揮更大的效力。進一步講，脫貧攻堅階段貧困救助的政策應當通盤考慮貧困現實，實現對扶貧需求的針對性回應。《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規劃》）指出，要“創新扶貧工作機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規措施”。那么，如何理解《規劃》所提出的“創新”和“超常規”？如何突顯政策從“常規”到“超常規”的轉向？如何將之付諸政策研究和政策實踐，并以此為基礎對現行政策進行創新和定位？本文旨在從政策科學與政策設計的角度對此進行解讀和回答。
『作為內生性發展的扶貧政策系統觀點』
自1984年我國正式實施反貧困戰略以來，扶貧力度不斷加大，扶貧政策和扶貧措施在不斷細化和調整，扶貧的主流模式也一直在改變，尤其是近些年來，隨著三農問題和新農村建設工作在國家層面的重視，脫貧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點，相應之下，作為貧困干預的政策相關工作則同時面臨著創新契機和挑戰。從貧困發生的實際情況來講，由于我國地區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發展不平衡和自然災害以及貧困個體生活方式與狀態差異的綜合影響，使得貧困救助的政策設計與實施工作的難度加大；另一方面，從貧困主體救助邏輯的角度來看，絕大多數的貧困救助以及貧困問題研究都帶有“經濟福利取向”，這種救助思路本質上講是一種間接救助模式，因為它必須關注的是經濟效益的對外溢出，無可否認，這一取向的貧困研究學者對于貧困研究中的重要因素都予以了極大的關注，如教育、基礎設施、家庭背景等。但許多統計數字也證明了在我國經濟績效大大提升的同時，扶貧工作績效并不是很理想，返貧現象客觀地存在。尤其是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速下滑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以經濟增長為政策作用機制的扶貧措施其執行效果必然會大打折扣。因此，從政策的角度進行扶貧探索，以政策創新開辟扶貧新空間恰恰是當下最為迫切的任務。
扶貧政策的存在價值在于作為手段和工具來幫助貧困者實現脫貧和發展的目的性追求。從政策構成的基本面來講，它包括了政策問題、政策工具、政策資源以及政策的作用對象等方方面面的要素。然而，在現實的扶貧救助政策中是不是這些政策要素都被充分地加以組織和利用來推動政策的發展了呢？政策要素間的組合狀態與政策系統的動態發展之間是否存在應然的關聯？盡管一般的具體貧困政策是針對具體問題的，但貧困作為復雜的問題系統，相應之下扶貧政策的設計也有必要考慮到與問題系統間的相互內在關系和結果的聯系。不難發現，自參與主義（participationism）的思維與實踐被引入到貧困救助以來，扶貧救助的諸多方面都得到了改觀。這是因為政策不僅起到配置資源的約束性效果，同樣發揮著協調的功能。政策的變化會帶來新的協調，引起政策人群互動方式的改變，因此會進一步帶來政策行為人在心智模型、未來預期、行為方式等多方面的變化。同時這一系列變化也會反饋到政策系統，這也是引起政策系統非線性變化的一個重要根源，所以一些當期有效或無效的政策，在未來也可能會表現出相應的負效應或正效應的發生。
作為人類社會的主觀建構，任何政策都離不開對“人”這一要素的關注。一方面，政策要由人（政策制定者）來設計、制定并組織實施；但同時，政策的作用對象同樣是人，或是與人有密切關聯的問題系統。人的特殊性在于人具有心智，心智對于人關于外在事物的感知、知識的建構、意義的構建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政策中行為人的存在會直接影響到政策系統的發展，它能夠從自下而上的角度更大限度地利用政策行為人的分散化信息，比政策的“外部人”更能發現新的政策創新的路徑，這種影響動力從政策系統的角度看恰恰是內生性的。
Slembeck認為，政策不僅是對問題的解決和工具選擇，同時還是關于思維與行為方式的選擇，在政策制定中要考慮到心理因素的作用。而且，Keith Smith在分析技術創新政策時同樣強調，“盡管政策是針對具體問題的，但由于社會經濟系統的存在，必須將經濟政策與系統中的內在關系和系統的性質、結構及動態聯系在一起。”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政策系統的微觀細節及其變動引起的政策要素的關聯與變遷進行關注。在既定的政策情境下，政策行為人一方面受到文化、資源、社會，以及政策本身帶來的結構性制約，但同時也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尤其是在不同政策長期作用的時間進程中，以往政策的作用影響會固化下來一些政策感知，這些政策感知會作為行為人自身積累的有益的政策知識使政策行為人的行為路徑產生依賴性的決策約束的同時，同樣起到能動的決策激勵的效應，這一點不容忽視。
懷特海在其經典論著《過程與實在》中論證了過程是現實世界的根本性的觀點，而且指出過程是有機體之間內在的聯系和持續的創造。筆者認為，政策研究不應停留于“存在”的研究，更應當關注政策的“生成”。其實，對于政策行動者在政策系統中對于政策“生成”價值的理解在經典的政策理論當中也不乏有所印證，比如由Sabatier和Jenkins Smith共同提出的公共政策支持聯盟模型（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就強調了政策系統中政策行為人的政策信仰對彼此間的互動與策略，進而直接影響到政策產出的實質性作用；再比如由Dye、Sharkansky和Hofferbert關于政策過程的漏斗模型（DSH模型）也同樣強調了政策系統作為結構性約束與行為人行為互動的雙重作用，其中，關于政策行為人行為因素的分析是其模型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扶貧政策的系統作用過程中，除了政策本體通過工具性約束和激勵對貧困者實施影響之外，實際上貧困主體作為政策行動者也會通過其行為決策和行為實施對政策系統進行影響，同時，也會基于其主體行為通過與其它政策行動者間的互動產生主體之間的深刻影響。比如，在我國一些偏遠的貧困農村地區，一些扶貧項目在推廣的過程中會發現，由于新的扶貧幫困項目的到來，當地貧困戶之間的彼此往來的次數較之往常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且，這種彼此間的交流和互動特別容易導致大家對于扶貧項目的集體一致性行為，或是普遍接受，或是普遍質疑。很明顯，這是扶貧救助中政策行為人的一種策略性行為反應，它必然是影響政策效果的作用變量。而且，Lawson在論述其作為社會理論的經濟學時提出，要將社會結構定義為時空延展中的規則、位置以及主體相互間的關聯。將此觀點引到扶貧幫困政策系統當中，則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政策構成都強調了規則，而對于社會學視野中強調的位置和關聯的缺失是很明顯的。而后者恰恰是將扶貧政策作為“活系統”的關鍵。而且，實用主義的代表者杜威認為，“進步意味著當前意義的提升”，公共福利的標準是“個體的充分發展”和“個人潛能的釋放”。那么，作為典型福利旨向的扶貧救助而言，也不應簡單地滿足停留于對于貧困線的超越，而應有更高遠的目標定位。我們有理由認為，在政策設計中應當進行必要的設計來給予和引導政策行為人積極的政策互動的實現，鼓勵和激勵貧困主體不僅要直接參與進來，而且要能動性地為政策帶來知識和創新，成為推動政策發展和政策深化的內在動力。
『政策設計的情境性、多樣性與機制選擇』
（一）政策的情境性與多樣性
強調政策情境性和多樣性是基于貧困問題本身復雜、多維特質的考慮。不難發現，傳統的政策設計與政策分析大多基于簡單的因果關系假設而存在，相應的政策往往致力于單一維度的選擇，以及一些在量上進行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的確定。因此，往往呈現出線性的問題解決設計方案。而本文以上的觀點闡述顯示了作為系統存在的政策的復雜性背后的非線性動力的存在，而這恰恰是系統“創生”的內驅力的所在。筆者認為，基于此情形，強調政策設計的情境性和多樣性是必然的選擇。
Michael Storper就曾用“情境化國家”的概念強調了對政策情境性和多樣性的關注；一些法國調節學派的學者甚至將政策（制度）作為符號化的社會關系和習慣，而符合化概念本身就帶有情境性的含義。傳統的政策過程往往將現實存在的創新和知識來源等“超常規”現象歸結為外生的擾動，像傳統的政策科學中的“政策系統途徑”不僅將政策系統視為“黑箱”來處理，還通過將大量政策要素歸為“環境”作用來簡化模型。Albert O. Hirschman認為，簡單的因果關系假設會存在四種可能的情境性忽視：其一是關于個體決策和行為基礎的世界觀的忽略；其二是市場、法律、規范、習俗等制度，組織以及工具技術方面的忽略；其三是對個體努力、自主行動方面的忽略；其四是某種程度的政治行為的忽略。當然，筆者認為，這些方面可能不同程度的在政策實踐中存在，但其意義更是體現于說明政策情境性的存在價值。情境的存在使得行為目標與行為手段的獨立性不復存在，目標具有暫時性和試驗性，而且行為目標是由行為過程形成和修正的，并在過程中逐漸明晰。“目標只有在與為獲取它不斷地設計和驗證的手段的相互作用中才是有機的和積極的……它們在互動中界定彼此形成問題的情境”。
另一方面，我國學者賀曉東在其論著中曾認為，“應把經濟結構理解為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組成的巨大經濟功能耦合網。在這個經濟功能耦合系統中，有一系列經濟規范制約著經濟活動主體的行為，并且依靠經濟規律、法律、政策、信仰以及傳統習俗等穩態的形成來維持經濟關系網的穩定性。”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同樣適合于本文對于扶貧政策系統的判斷，當然，我們的視角更集中于對于政策的認知，即在扶貧政策系統中，要關注功能分布與耦合；要關注功能穩定性的來源。基于此，我們認為，扶貧政策的設計與改進需要不同系統和政策維度間的銜接與融合，形成復合型的扶貧政策新系統。相應地，按照社會學家帕森斯的功能劃分觀點，要具備AGIL四大功能，即：適應功能（Adaption）、目標獲取功能（Goal 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以及模式維持功能（Latency）。適應功能，比如在扶貧移民過程中，新的居住環境下需要有相應的主動性政策干預來幫助貧困群體盡快有效地利用新的環境資源、拓展和更新生產、生活空間；目標獲取功能，則主要體現于政策設計上，尤其是在政策工具層面更多地考慮貧困群體救助目標達成的及時、有效性，考慮適度的政策激勵和目標達成的渠道和空間；扶貧救助的整體功能則體現了對于貧困多維性的綜合考慮，比如資源、環境、健康、教育、醫療方面的統籌規劃；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銜接等等，以促進政策回應度的提升；模式維持功能則更多地體現于對基本的結構維度的關注，尤其是在社區層面對特殊地區當地實踐知識（local knowledge）、社會資本和傳統、習俗的有效利用。
這里，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與傳統的政策學關于政策系統的劃分大多突顯功能劃分相異的是，筆者提出的政策系統觀點強調功能區分的同時，更加注重系統的功能耦合，更趨向于整體性功能的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者，整體性的概念意味著關聯，即政策的行為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目的性的相互關聯特質，同時也意味著其間的價值關聯的存在；二者，整體性恰恰在一定意義上也同時說明了異質性的存在基礎。很明顯，結構的存在意味著系統的構成和功能的區分，而且也表明了系統構成在各個不同結構部分具有相應的屬性、層次，尤其是針對特定致貧因素而設計的扶貧政策，會形成基于相應致貧因素的政策范式、積累體系和干預或調節的模式類型，應當被理解為在特定的政策形式中的實踐和過程，因而從扶貧系統的角度講也恰恰是系統異質性的一種表征；如果從系統歷時性的角度看，那么政策系統的確具有傳統政策學中所提到的明顯的階段特征，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每個政策階段政策要素的程序性處理所關注的內容差異性是十分明顯的。因此，強調政策的情境性和多樣性是在政策系統中為政策行為人提供更多可供選擇的結構性機會，雖然結構性的存在意義著沖突的可能，但“沖突本身也是創造力和系統動態的源泉”。
（二）政策的機制選擇
Pavel Pelikan和Gerhard Wegner曾有政策的“機會集”的觀點，認為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政策會導致政策行為人戰略性行為的發生，從而也就限制了其創造性行為的作用空間。為了改變此情形，接受并激勵政策行為人創造性行為，我們認為應當在扶貧政策的未來設計當中，體現出將容錯機制和競爭/選擇機制的適度融入。
1.容錯機制。Atkinson指出，變遷是由有期望的智慧的行為人行為的未來后果指引的，智慧是人類福利和進步的工具。“未來在我們的持續行為中展開，積極的心智重構了事物的狀態，而不是僅僅知曉它，我們對未來的知曉只能在不斷的試驗和修正中進行”。容錯機制，顧名思義就是要給予政策行動者一定的可接受的犯錯誤的空間。因為，無論從人的理性角度，還是從信息經濟學的完備信息角度，任何人都有失范的可能。而且，Stefan Okruch就認為，政策的過程是學習和試驗的過程，同時也是不斷發現知識的過程。很明顯，政策行為人在政策過程的系統進程中是不斷成長的，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作為知識的載體會不斷地為政策系統帶來并輸入新加工的知識，尤其是對于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人群而言，其當地的本土知識的價值與其它政策知識的有效融合將在扶貧效果方面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學習和試驗是相輔相成的，試錯和知識的增長是相伴的。對于“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觀點而言，任何實踐行動都將是有益的。因此，對于一個生態化的政策系統而言，這種觀點既是對政策行為人主體性的尊重，同時也是政策系統發展的工具性考量，這是符合系統發展動力需求的。
2.競爭/選擇機制。競爭機制與選擇機制的思考可以說是對政策系統情境性與多樣性的回應。不難發現，現實中大多數的政策學習都不是單單停留于模仿層面，而是或多或少地將根據“地方特色”加以適當的創新，而且，自由主義倡導者哈耶克就認為，競爭本身就是發現的過程；創新理論中著名的熊比特更是直接將競爭視為創新與模仿。眾所周知，我們現在的扶貧政策早已突破了之前實施多年的保護型扶貧方案，代之以開發型扶貧政策，其政策目標以實現和解決剩余貧困人口、改善農村基礎設施綜合生存條件以及貧困地區的環境與資源作為綜合的政策定位。開發型扶貧不僅關注到貧困者的經濟貧困，更關注他們的能力貧困，通過教育、培訓、就業等方式來保障貧困者的發展權和發展潛力。從這一角度而言，這是一次成功的政策創新。但是也有學者指出，開發型扶貧并未真正認清貧困的“公共問題”特征，更未從根本上觸及衍生貧困的政治、社會乃至文化等隱秘機制。在筆者看來這恰恰可以理解為在政策設計中還缺乏對于情境要素的關注，致使貧困主體只能在既定的政策空間中“被選擇”。無論是自上而下的政策，還是自下而上的政策，都應當是參與者在制度規則內有選擇自由的政策，在其政策系統內部都應是具有一定的政策張力的存在的，只是張力的大小和方向有異而已。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制度內差異化因素的共生存在，從而也就更能提高政策系統的活性。
『“超常思維”下的政策安排』
對于政策“未來性”的考量必然離不開對政策現實乃至政策歷史的批判性解讀。那么，扶貧政策的“超常思維”所蘊含的政策取向則主要是對貧困困境的問題回應。通過深入結合理論與實踐，探索并保障救助工具的前瞻性和有效性，這一切都將成為脫貧攻堅階段避不開的政策之道。
（一）有必要增強扶貧主體的主體與客體二元性認識，構建多維、協同的貧困救助平臺
政策主體作為政策系統中擁有并使用政策關鍵資源的一方往往在整個政策過程中承擔著設計、落實、監督和評價政策方案的主導角色。隨著扶貧救助工作的不斷深入，扶貧的主體多元化趨勢日益顯現。然而，無論是傳統意義上的官方主體或具有政府背景的扶貧主體，還是參與到扶貧工作中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非官方主體，從政策過程的角度對于政策主體的理解都未能充分地體現出主/客體二元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也就是說，作為政策資源分配的主導方所制定并執行的政策，有必要認識到其政策本身同時也是政策的作用對象——貧困主體——的客體面，這關系到貧困救助政策的包容度和有效性。對此認識的不足，在現行政策中則往往表現出政策漏出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未來政策的創新和定位內生的需要強調和突出貧困主體的政策主體價值，不僅要將貧困主體納入正式的政策議程，實現貧困主體的直接“政策參與”；而且還有必要將貧困主體的實際需求和判斷體現于政策實踐，從而實現貧困主體對救助政策的直接“影響和響應”；政府有必要為不同主體的扶貧救助提供支持平臺，出臺相應的協同扶貧政策，提高扶貧資源的利用效率。
（二）有必要兼顧貧困性質的主觀性與客觀性，設計全面、深入的救助策略
以往以貧困線來衡量貧困程度的做法充分體現了貧困問題的客觀性，也為扶貧救助工作奠定了基礎。然而，隨著貧困攻堅階段的到來，對于貧困的認識和定位需要更加全面化和深入化。扶貧政策中除了要充分考慮經濟水平、能力限制、低文化制約、生存環境惡劣等客觀因素以外，貧困主體自身對于貧困及其原因的主觀研判和感知是未來扶貧研究和實踐中的前瞻性要素。比如，在增收效果不明顯的市場條件下，貧困農戶往往會選擇保守型的市場參與策略，這實際上刻畫了貧困主體在參與市場過程中的主觀意識和行為，而這恰恰是影響扶貧政策效果的關鍵因素，站在扶貧對象的角度分析這一群體對于市場的判斷和態度，將其納入政策設計之中，才能幫助貧困群體獲得恰當的適應策略，提高扶貧的精準性。
（三）有必要考慮扶貧時限的長與短，努力實現全生命周期的跨代視角的生計救助
扶貧救助時限的安排涉及到貧困救助的成本以及遏制返貧的實際效果：時間過長則投入過多；反之，則會加大脫貧人口返貧的可能性。因此，至少要科學處理兩方面的時間問題：其一是扶貧救助政策的合理時限。比如，相關的補貼時限究竟應該為多久為適宜？這需要在政策設計中做出更為科學的判斷和解釋。針對不同致貧因素和不同區域限制的貧困治理時限，在政策資源的提供上也應有所差別；其二是針對不同的貧困家庭，要科學認定其家戶貧困的代際傳遞程度，倘若政策只瞄準了當期的貧困者，則很有可能在2020年脫貧目標實現的情形下再度產生新的貧困陷阱，造成政策執行的不徹底和暫時性執行的尷尬局面。相應之下，貧困家庭的子女及后代生計脆弱性問題應當成為新的政策窗口引起注意。在未來的扶貧政策設計中要體現出對貧困家戶全生命周期視角的關注，從跨代的視角解決生計發展問題，這才是政策長期旨向的所在。
（四）有必要關注扶貧范圍的點與面，有序推進生態、文化、經濟的同步可持續改善
致貧因素紛繁復雜，程度不一，脫貧攻堅階段在政策的設計上要充分考慮到政策介入的范圍和旨向。要將經濟推進的單一維度向包括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和文化傳承等方面有效銜接的系統推進方向轉變。比如，在以往對于地震災區的房屋援建，大多忽視了受災地區的民族區域特質，采用標準化、無差異的房屋供給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當地的文化習俗，給當地居民的生活也帶來了一定的不適應感，社區關系資本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不良影響。因此，從政策角度要同步關注這些方面，保障貧困救助改善效果的長期、可持續性；另一方面，救助政策也應當以面為方向進行切入點的選擇，循序漸進地將貧困主體的營養健康、教育、醫療、就業等多個政策焦點有機、有序地進行串聯，從而實現全面政策的遞進式變遷。
（五）有必要深化扶貧理論與扶貧實踐的實質性結合，引領扶貧救助向高效、科學化方向發展
長期、深入的扶貧研究工作儼然成為了扶貧救助實踐行動的知識源動力，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有力的政策工具。然而，貧困的特質和復雜性也同時決定了扶貧研究人員必須要走進貧困實踐，向扶貧工作者討教、向貧困人員了解并掌握第一手的問題資料，從交叉學科的視野探索和開發新型的扶貧救助方法；扶貧實踐工作者也必須從扶貧行動中跳出傳統的單一執行的責任范疇，改變思維定勢，及時地總結和提煉科學問題，形成有實際操作價值的研究需求。只有這二者實現了實質意義上的整合，才有望突破現有理論和方法的限制，豐富并創新扶貧思想，及時找到解決貧困的破解對策。
『結語：從“存在”到“生成”的“漸進精準、動態修偏”的政策進程』
任何政策系統都是相應政策行動主體行動的條件和中介，但同時，從本質上講又是主體建構的產物，它不會獨立于政策行動者的行為而存在。作為批判實在論代表的英國科學哲學家Roy Bhaskar就曾認為“制度的存在必須以人們特定的心智態度為基礎，具有外在于個體的結構和內在于其頭腦中的觀念的二維性。”因此，將制度或政策獨立于個體的觀點存在嚴重的缺陷。相應的，政策行動者的主體功能存在于政策系統之中，在政策認知、政策反思等方面成為影響政策效果、改變政策聯結和互動、創新政策空間的關鍵因素。
若是從系統演化的角度來審視政策系統變遷的事實的話，那么，不妨按照Kurt Dopfer的觀點來思考，他將演化的因果關系分成了結構和過程兩個重要維度。前者涉及了“結構因果關系”以突出系統各個部分加以協調以形成整體的組織行動的必要性；后者則為“過程因果關系”，相應地突出了系統歷時變化的動力學。那么對于扶貧政策系統的動態考察則必然涉及到基于貧困復雜性的直接回應：政策設計要突顯多維“治貧”視角下對多維“致貧”的綜合治理，這些結構維度的因果關系在政策系統中的糾纏與消除需要更為積極的政策干預行動，而且其發展空間在于從單一維度的精準到多維度精準的實現；常規的政策過程理論強調了政策作為有機體視角下的生命歷時性，但也同時忽略了政策系統內在的能動機理，因為其視角并沒有摒棄其機械式的階段特征的規定，既而會將問題系統割裂開來而缺乏相應的整體思維。而且，融合本文的觀點，真正有機的扶貧政策系統的應然狀態必然是突顯政策行動者主體能動性的系統，這個系統不僅強調作為結構的“存在”特質，同時強調系統的“生成”機制。只有這樣，扶貧政策才能不斷地實現“漸進精準、動態修偏”的修正和創生，才能使政策走向科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求索》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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